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南论文,周口论文,商业论文,重镇论文,个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资料的匮乏，古代商业城镇研究中商业规模的估算十分困难。而对中等商业城镇（注：所谓“中等商业城镇”，是指那些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详请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一文对市场层级的划分。）的研究，困难就更为突出。因为这些城镇一则非国家税关之所在，无税收档案可资查阅；二则非通都大邑之所在，地方文献（如府志、州县志等）大多语焉不详，很少能有较为具体翔实的记载。不过，明清两代各省商人大多会在经商地点建立会馆，这些会馆的创建、增修都是由各帮商人集资而成，并多镌诸贞珉以冀永久。从而为我们保留了一批十分珍贵的商业资料。笔者从1991年开始，陆续对山东、河南、江西等数省几十个县、市的商人会馆遗存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一批清代商人会馆的碑刻资料。本文主要利用在周口调查时收集的部分碑刻（注：笔者此次调查得到郑州大学王兴亚教授和周口市博物馆杨子山馆长的诸多帮助，特附笔致谢。），并参考相关的方志、档案资料，对清代河南商业重镇周口进行个案考察。
一
周口（今周口市）是清代河南著名商业城镇之一，位于河南省东部。明代属开封府商水县，清代属陈州府，为商水、淮宁（今淮阳县）、西华三县所分辖。贾鲁河自西北而来与沙河、颍河在此交汇，穿镇而过，形成三岔河口。沙河以南属商水，沙河以北属淮宁，贾鲁河以西则为西华县所辖。
周口，又名周家口，明代称周家店。明末，周口已是从江淮至开封水路交通线上商船停泊的一个码头。隆庆年间刊行的商书《天下水陆路程》从淮安至开封的水路中记有“周家店”，这条水路由淮安经洪泽湖入淮河一经凤阳府、寿州至正阳关纳税后入颍河→溯颍河西北行，经颍上、阜阳、太和等县入河南界→再130里至周家店→从周家店转贾鲁河北上45里抵西华县城→再北行160里至朱仙镇→从朱仙镇起车，陆路40里至开封（注：[明]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五，淮安由南河至汴城水路。）。不过，此时的周口还只是个小码头。
周口的兴起约在清康熙年间，周口南、北两座山陕会馆都是康熙中叶创建的。据顺治《商水县志》记载：“周家口，在沙河南岸，明代居民不过百家”；永宁集，位于沙河北岸“东西五里，南北二里，商贾辐辏，称巨镇云”（注：顾治《商水县志》卷二《舆地志》。）。此时的周家口和永宁集还是两个各自独立的集市。康熙《陈州志》“乡村集镇”条将周家口列为“新兴”集市，而不载永宁集（注：康熙《续修陈州志》卷一《乡村集镇》。），估计此时周口的发展势头已超过永宁集。雍正十一年陈州知州董起盛奏请将陈州升府，其陈述的理由为：“陈州幅员辽阔，绵亘数百里，界连八邑，犬牙相错，河通淮泗，路达江楚。更有所属周家口一带地方，水陆交冲，五方杂处。一切刑名钱谷、稽查保甲，各处验勘难以悉举，事本繁多。”此项奏报很快获得批准，雍正十二年升陈州为府，并添设粮捕水利通判“驻扎周家口”，以加强管理（注：道光《淮宁县志》卷二《沿革志》；乾隆《淮宁县志》卷五《职官志》。）。到乾隆年间，沙河南岸的周家口与北岸的永宁集已经完全连成一体。乾隆《商水县志》记载：周家口集“旧在沙河南岸，仅有子午街一道，居民数家。国朝治平百年以来，人烟聚杂，街道纵横延及淮宁境，连接永宁集，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樯桅树密，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北通燕赵，南接楚越，西连秦晋，东达淮扬，豫省一大都会也”（注：乾隆《商水县志》卷一《舆地志》。）。嘉道年间，周口镇内商船停靠的码头埠口计有上齐埠口、下齐埠口、大渡口、小渡口、新渡口、王家埠口等六个（注：道光《淮宁县志》卷三《疆域志》。）。
从里社建制的变化中，我们也可看到周口的发展轨迹，康熙年间商水县所设“二十四地方”中有“永宁集地方”，而周家口尚无独立编制。乾隆初年增设七个“地方”，周家口是其中之一，所辖居民1919户；加上“永宁集地方”所辖1132户，共计3051户（注：乾隆《商水县志》卷一《舆地志》。）；以户均5人计算，人口为1.5万。据民国年间的统计，周口沙河南岸有居民4219户，20385口；沙河北岸1874户，9301口；二者合计共6093户，29686口（注：民国《商水县志》卷五《地里志》。）。不过此时的周口已是“连年生意冷落异常”，商业人口大多迁至周口以西京汉铁路线上的漯河（注：民国《商水县志》卷一二《丽藻志》。），人口数量比繁荣时期大大减少了。我们估计，周口最盛时全镇人口至少可达四五万，每年的流动人口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
乾隆—道光年间是周口商业最繁盛的时期，这从商人会馆频繁而大规模的重修和扩建可明显反映出来。其时，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湖广、福建等省商人纷纷来镇贸易，在周口修建了十余座商人会馆，大多规模宏大。先简要述之：
山陕会馆，又称关帝庙，有两座，分别坐落于沙河南北两岸。南岸会馆，“在周家口西偏沙河南岸，山西商人张在天等建”（注：乾隆《商水县志》卷二《建置志》。），时间约在康熙二十年前后，占地20亩。其建筑有戏楼、东西廊房、大拜殿等（注：周口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周口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9页。）。北岸会馆，位于沙河北岸兴隆街，坐北朝南，占地21000平方米。会馆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其后，康熙末年以及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曾多次重修和扩建。
安徽会馆，又称江南会馆，亦名草关帝庙。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建，占地约15亩。其建筑有戏楼、拜殿、大殿和东西廊房等，还建有一座长12米、高6米的大照壁，上雕二龙戏珠及各样花草图案（注：《周口市志》，第600页。）。该会馆曾于道光年间重修，道光十七年《江南会涫重修庙序》碑记言：“江南会馆由来久矣，墙垣颓败，屋宇渗漏……于是会中公同酌议捐修，遂于道光十三年八月动工，先修正殿以及火神殿，大王殿重新翻盖，并庙后二十余间砖墙瓦房，于十四年秋后落成。”（注：该碑现藏于周口市博物馆。）
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位于沙河北岸万寿街。其建筑有照壁、花戏楼、八卦亭、瓷牌坊、东西廊房、拜殿、大殿等，占地约30亩。湖广会馆，即禹王宫，位于沙河南岸，原占地约80亩，建有照壁、戏楼、石牌坊、大殿和东西配殿，大殿中祀禹王像。福建会馆，又名天后宫，位于贾鲁河西岸，原占地10余亩，建有大殿、配殿和僧房，祀天后圣母。覃怀会馆，即沙河北岸迎水寺，原占地30余亩，建有山门、东西配房、僧室、禅堂、大殿，塑有岳飞、张显、汤怀、王贵四人之像，故又名四圣会馆（注：《周口市志》，第599-600页。）。
除上述各地商帮所建的地域性会馆之外，周口还有两座行业性会馆。其一，专营粮食业的陆陈会馆，又名平王庙，在沙河南岸山陕会馆西侧，占地约8亩。该会馆有左、中、右三门，内建戏楼、拜殿、大殿、禅堂、僧室、大仙阁等，祀唐将张巡、许远。其二，油业会馆，又名大王庙，在沙河南岸山陕会馆东侧，占地约4亩，建有戏楼、拜殿、山门、龙亭、大殿（注：《周口市志》，第599页。）。该会馆建于乾隆中叶，祀宋末忠臣谢绪。会馆建筑今已无存，不过县令山西安邑人牛问仁所撰《周口南岸金龙四大王庙碑记》记述了会馆的创建过程，碑言：“乾隆癸巳初夏，问仁宰商水。次年甲午春，同乡张辑五等议建大王庙于周口颍水之南。乙未秋告成，属余志之……王（指谢绪）卒于封邱之金龙口，行四，故曰金龙四大王。我朝定鼎百三十年，屡著灵绩，夹河两岸多立庙祀。周口地界淮、商，贾鲁诸河汇入颍流，商贾云集。康熙年间都油增价，众商舟楫顺利，诸藉王休，咸思报之。粮油商人公议每千百抽存什一，乾隆初年计得四百余金，经营生息三十余年，又各竭力捐输，始得赞成其事。”（注：乾隆《商水县志》卷一○《纪事志》。）油业会馆的创建系经营粮油业的商人在康熙年间动议，经数十年抽厘集资，经营生息，至乾隆中叶才得以建成。从会馆首事张辑五与牛县令为同乡这一点来看，该会馆的商人可能也以山西为多。
此外，周口还有不少由手工业工匠建立的行业性会馆或庙宇。如：府君庙为毡坊业同业会馆，系寓周怀庆毡坊业营建；鲁班庙为木泥业营建，每年农历六月二十日有庙会；老君庙为铜铁业营建，每年二月十五、十月十五为会期；酒仙庙为酿酒业营建，以杜康为酒业“祖师”。又如：机神庙为机坊业营建，缸神庙为印染业营建，葛仙庙为纸作业营建，嫘祖庙为丝业营建，孙膑庙为皮革业、制鞋业营建，等等（注：彭大海：《周口庙宇“拾零”》，见《周口文史资料》第五辑，第96-107页。）。
清代周口所建诸多会馆中至今完好保留下来的只有沙河北岸的山陕会馆一处，现为周口市博物馆。整个建筑为三进院落，沿中轴线由南向北，前院有照壁、山门、钟鼓楼、铁旗杆、石牌坊、碑亭、前拜殿、大殿、东西配殿，东西两边廊房分别为药王、灶君、财神、海仙诸神殿；中院又称春秋阁，沿中轴为戏楼、后拜殿及春秋阁，两边为东西廊房和看楼；后院东侧为马王殿、老君殿、瘟神殿，西侧为客舍和僧房（注：《周口市志》，第598-599页。）。该会馆保存有多块碑铭，其中，乾隆四十八年《重修关圣庙诸神殿香亭钟鼓楼并照壁僧室戏房及油画诸殿铺砌庙院碑记》、道光二年《山陕会馆春秋阁院创修牌坊两廊看楼客庭工作等房铺砌甬路院落碑记》、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记》、光绪三年《山陕会馆碑记》等较详细地记载了会馆历次重修和扩建的经过。根据碑文记载，我们将该会馆创建、重修和扩建过程列为表1。
表1可见，山陕会馆从康熙三十二年创建，至咸丰二年最后完工，时间持续达150余年之久。其间重修和扩建工程进行了十余次，每次都开支浩繁，如嘉庆五年至七年修建春秋阁和歌舞台，耗银二万余两；嘉庆末至道光初的增修也费银二万余两；道光十六至十八年的工程，又开支26000余两（注：据嘉庆七年《创建春秋阁各行商抽分毫厘碑记》、道光二年《山陕会馆春秋阁院创修牌坊两廊看楼客庭工作等房铺砌甬道院落布施抽积银钱碑记》，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记》、《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等碑。）。如此频繁的扩建修缮工程，充分显示了山陕商人的经济实力。
表1 周口山陕会馆建筑年表
咸丰年间周口迭遭战乱，“三次焚毁，几至于尽”，所幸会馆得以保留。其后，山陕商人逐渐复业，又再次集资，于光绪初年对会馆“重加修整”，使之焕然一新。此后，再未见有大规模的修缮，这显然与周口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光绪末年京汉铁路开通，在周口以西仅百里的漯河设立车站，漯河很快取代周口成为豫东南的商品集散地，周口“连年生意冷落异常”，各地商人大多迁往京汉·铁路线上的漯河了（注：民国《商水县志》卷一二《丽藻志》。）。
二
清代周口商业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其地理条件。颍河、沙河与贾鲁河在该镇交汇，东南流入淮河而达于江南。贾鲁河，俗名小黄河，发源于开封府新郑县，经朱仙镇过扶沟县东北，汇溱、洧二水，由西华县毕家口入淮宁境，迳刘家埠口、李方口、彭家埠口，下至周家口入沙河（注：乾隆《淮宁县志》卷二《河渠志》。）。颍河发源于河南府登封县，由禹州、许州，经临颍入西华县，至周家口与沙河合流，东南流入安徽境；沙河发源于汝州之鲁山县，至郾城与汝水合，至周家口与颍水合，自此沙河既颍水（注：雍正《河南通志》卷八《山川下》；民国《太和县志》卷三《水利志》。）。这三条水道在周口交汇后，东南流经沈邱县入安徽太和境，“迳界首集、税子铺、旧县集……出阜阳界牌集，至颍上八里垛达于淮”（注：民国《太和县志》卷三《水利志》。），再经由运河而达江浙，周口因此成为河南东部与江南地区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
凤阳关是河南东部与江南商品流通必经的税关。据该关档案记载：“凤阳关设立正阳镇地方……商贩经由要路河道有四：一曰淮河……凡豫省粮食、杂货自光州、固始及周家口等处从正阳、新城、怀远、蚌埠、长淮、临淮、盱眙出口，渡洪泽湖走清河境入运河南下者，俱由于淮。”（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以下简称档案）：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兼管凤阳关监督凤阳府知府尤拔世折。）又：“凤阳大关，坐落寿县之正阳镇……凡豫省米豆自西而东来者，俱在大关报税后，即由洪泽湖而至下江高邮州之邵伯镇投行发贩。”（注：档案：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三日李质颖奏折。）正阳镇，位于安徽寿州西南，颍水与淮河在此交汇，由光州、固始和周口输往江南的粮食均在此报关纳税，然后由淮河经洪泽湖入运河南下。光州和固始县在河南省最南部，其所产粮食由淮河上游支流东北行入淮河；周家口在光州以北数百里，这里集散的粮食系由颍河东南流入淮河，故周口的腹地范围不包括光州、固始，其涵盖的主要是河南东部陈州府和开封府的大部分地区，汝宁府的北部，以及河南中部的部分州县。计有：陈州府属淮宁、西华、商水、沈丘、项城、扶沟、太康，开封府属祥符、尉氏、通许、郾陵、郑州、中牟、新郑、洧川、禹州，汝宁府北部的上蔡、西平，许州所属临颍、郾城、襄城，以及南阳府东北部的叶县、舞阳等，共计20余州县。
周口的商业主要是河南东部与江南商货的转运贸易，其输出商品以陈州、开封一带所产农副产品为主，输入则以江南所产绸布、杂货为主。乾隆年间的档案记载：“凤关税钞米豆居十之七八，杂货止十之二三，全赖上游豫省陈州、汝州、光（州）固（始）等处出产米豆以及风（阳）、颍（州）、泗州各属所产粮食年岁丰稔，客商运往江苏货卖，而下江杂货亦藉回空船只顺便贩运，往来纳税，上下流通，钱粮始能丰旺。”（注：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管理凤阳关税务庐凤道王懿德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6辑，第565页。）光绪《凤阳县志》记言：“向来河南货物由颍河、涡河舟运至此上岸，陆路至浦口发往苏杭；亦有苏杭绸缎、杂货由浦口起旱，至长淮雇船运赴颍、亳、河南等处。”（注：光绪《凤阳县志》巷三《舆地志》。）下面我们来做些具体考察。
粮食是周口集散的最大宗的商品，主要由颍河南下经淮河销往江南。周口的陆陈会馆应是经营此项业务的。据上引凤阳关档案：“凤关税钞米豆居十之七八”，其粮食主要来自“上游豫省陈州、汝州、光、固等处出产米豆”，以及安徽“凤、颍、泗州各属所产粮食”。据统计，从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至二十五年三月的九个月中，陈州府属淮宁、西华、商水、沈丘、扶沟五县共输出粮食223600余石（注：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河南巡抚胡宝瑔折，载《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这些粮食主要是在周口集中运往江南的。遇到河南灾歉年分，周口也从江淮输入粮食。如乾隆四年七月河南巡抚尹会一奏报：“祥符等属两次被淹……民间仰食维殷。而邻省舟揖可通者惟江南、山东二省。江南则由淮河之正阳关以达于陈州府之周家口，山东则由运河之临清关以达于漳、卫二府之楚王、道口等处。”因而奏请凡“彼地商贾装载米、麦、粮食等项贩至豫省粜卖者，其经由之正阳关、临清关免其收税”，以鼓励商人贩运粮食至河南歉收地方。此项奏报经户部议复，很快得到批准，朱批：“依议速行，钦此。”（注：[清]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七《河南疏六》。）
在河南粮食输出中，大豆占有很大比重。乾隆四十七年因陈州府属淮宁、商水等六县，汝宁府属汝阳、上蔡等七县“俱被水成灾，产豆无多，客商无从贩运”，以至凤阳关“过关米豆粮载南下者甚属无几”，税收缺额甚多（注：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管理凤阳关税务庐凤道王懿德折。）。大豆运往江南，主要用于榨油、磨腐之用。豆饼也是江南大量输入的商品，周口油业会馆经营的油，以及榨油所出之豆饼、菜饼等，估计也会有一部分输往江南。此外，山陕会馆的商人也有一部分经营此业者，在道光十八年抽厘碑中油行列名商号有16家，抽厘为76.12两，又有零厘头银284.15两，合计为360余两，占行商抽厘总额的3.5％（参见表2）。
表2 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碑所列行商抽厘统计
酒曲也是周口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收麦踏曲，然后贩运外省销售，主要也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的，虽屡禁而不止。河南巡抚尹会一对此有一系列的奏报。如：“豫省本系产麦之区，每至收成，西商挟其厚赀在于码头集镇开坊踏曲，如祥符之朱仙镇、陈桥，陈州府之周家口……内黄之楚王，浚县之道口等处，皆渊薮也。”（注：尹会一：《抚豫条教》卷三《禁止贩曲》。）又言：“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赀，乘麦收价贱之时，在于码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踏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百余万块不等，车载船装贩运他省，是豫省之曲实为各省之用。”（注：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五《河南疏四》。）
周口山陕会馆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碑碑阴镌有此次捐资抽厘的行商字号共计320家，分属于杂货、麻、油、丝、布等15行。我们将其分行列为表2。
表2所列320家行商中，抽厘最高者为562.52两，其次为540.06两，再次为470.43两；此外，超过100两者还有20家。抽厘最低者仅3两，另有三两零二分、零四分、零五分、零六分、零七分等数家。除这320家开列名号的行商之外，各行均另有“零厘头”银数两、数十两乃至数百两，总计为1631.49两。所谓“零厘头”，我们估计应为抽厘不足3两的行商累计而得，因为在列名商号中没有抽厘低于3两者。如果这一估计不错的话，那么这批小商人、小商号的总数至少超过500家。
表2可见，山陕商人经营的行业中，白米行列名商号13家，抽厘77.81两；此外零厘头银71.74两，合计为149两零，仅占行商抽厘总额的1.45％。这里所谓白米行估计是专营大米的行业，河南本地产稻不多，周口的大米可能是从南方输入的。麻行，列名商号21家，共抽收厘金200两，与零厘头银合计为380余两，占抽厘总额的3.77％。麻，周口附近数县均有所产，其输出方向既有南下，亦有北上。同、光年间开封的“麻商巨擘”恒隆号麻店，就经常在周口进货（注：民国《通许县志》卷一四《艺文志》。）。丝行，列名商号9家，抽厘101两，与零厘头银合计为304两。此外，竹木、药材、皮毛制品等也都是周口输入或中转的商品。不过从抽厘金额来看，山陕商人中经营此业者可能为数不多。如周口的药材业估计主要由河南本省商人经营。沙河北岸的覃怀会馆，应是怀庆府商人所建。该帮商人向以经营怀药著称，康熙年间即在汉口建有专营怀药的怀庆会馆，乾隆时改称覃怀药王庙（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五《建置志》。）。颍河上游的禹州是河南重要的药材市场。禹州药材大会创设于乾隆二十六年，以“每年夏孟、秋仲、冬十一月”为会期。该药材会原设在密县洪山庙，因“山路崎岖，药物难运”。乾隆初年，禹州绅商之“首事”者“请众商迁禹作买作卖，往来脚运俱听客便”，将“密邑洪山庙药栈请至禹”。由于“禹州道路平坦，搬运较易”，药材大会很快发展起来，山西药材。洋广药材等“十三帮”药材商汇聚于此建立会馆（注：据禹州《十三帮创始碑记》、《永禁开设车行碑》、《山西药材社捐银碑》、《洋广药材人和社捐银碑》等，该碑现藏禹州市博物馆。）。怀庆府药商也在禹州建有怀帮会馆，而且在禹州药材业十三帮商人中规模最大，当地民谣有言：”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帮会馆一个殿。”（注：引自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表2所列320家行商中，以杂货行所属商号为数最多，共计180家；其实力也是最强的，前述抽厘超过100两的23家，全部为杂货行的行商；180家行商共抽收厘头银7518两零，再加上零厘头银共计7915两，占抽厘总额的3/4以上，估计其年经营额可达80余万两（详见下节）。那么，所谓杂货究竟包括那些商品？档案资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如乾隆二十一年凤阳关开列的几类商品税收中有：粮食银比上届少收28585两，茶、麻、烟、纸、糖、果等银比上届少收11491两，绸、布、子花银比上届少收4140两，钉、铁、油、碱等银少收342两，豆饼、菜子等银少收10497两，毡、皮等银少收172两，等等（注：档案：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安徽巡抚高晋折。）。乾隆二十二年征收税银中，粮食银比上届少收17323两，茶、麻、烟、纸、糖、鱼、果、菜等银少收19753两，钉、铁、油、碱、瓷器等银少收2780两；而绸、布、子花、红花、线货、故衣等项比上届多收银3565两，菜豆饼、芝麻、菜子等项比上届多收银8256两，毡皮毛货等项多收银836两（注：档案：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安徽巡抚高晋折。）。以上档案中所开列的商品除粮食之外，还有茶、麻、烟、纸、糖、鱼、果、菜，钉、铁、油、碱、瓷器、绸、布、子花、红花、线货、故衣、毡皮毛货，菜豆饼、芝麻、菜子等等。其中，毡皮毛货当属皮行经营，豆饼、菜子、芝麻等货或当由前述陆陈会馆、油业会馆经营，麻、布、烟、果、鱼也各自有行，至于茶叶、纸、糖、瓷器、钉铁、碱、绸缎、棉花、线货、故衣等，大概就是所谓杂货之类了。同治年间开封府郾陵县有记载言：该县输入商品中“铁器自河内清化镇来，磁器自南阳舍（赊）旗店来，杂货自淮宁周家口来”（注：同治《郾陵文献志》卷九《风俗》。）。直至民国年间太康县纸张、糖类、绸缎、布匹等货仍有相当一部分系由周口转运而至（注：民国《太康县志》卷五《商业》。）。《西华县续志》记载了民国年间该县三条通航水道往来运输的商品：（1）沙河，是该县河运最为便利的河道，在县境内长达90余里，上通郾城、襄城，下接周家口，东南可达皖北，商船往来，帆樯相望。运输以粮米、杂货为大宗。（2）贾鲁河，上通新郑，下达周家口，在县境内长65里，上游新郑、长葛、禹、密等县所产大枣、条香、煤炭、石灰，下游由周家口南来之竹木、杂货及本境之五谷均由此运输。（3）颍河，自□湾以下至周家口一段70余里可通航，其输出品以柳制之簸箕、篮筐及五谷、果品等类为多（注：民国《西华县续志》卷七《交通》。）。民国年间，漯河已取代周口成为豫东南的商品集散地，周口的商品流通量已不如清代，但其所记商品和流向仍可资参考。
三
以上我们对清代周口商业的发展脉络、商品流通概况分别进行了考察。那么，像周口这样的商业城镇，其商业规模究竟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里，我们拟依据周口商人会馆碑刻资料，对清代中叶该镇的商人商号数量及其经营规模作些具体考察。
周口山陕会馆的历次扩建重修，一般都采取集资方式，分别向行商、坐贾募集。道光二年碑对此有一个较具体的说明：“斯举也，共计费银贰万两有奇。所从来者有二：一则出之于吾乡之铺户也，开设有地而子母常权，承帝之庥，当思酬帝之德。于嘉庆十四年挨行募化，量本金之大小为捐数之重轻，统计得银壹万陆千贰佰两。一则出之于吾乡之行商也，来往不时而懋迁有术，既为山陕之人，应预山陕之事。于嘉庆十四年仍循往例千钱抽一，至道光元年共得银壹万贰仟玖佰两。”（注：道光二年《山陕会馆春秋阁院创修牌坊两廊看楼客庭工作等房铺砌甬道院落布施抽积银钱碑记》。）据此，我们可对行商的经营规模做一大致估算。据该碑所言：此次集资从嘉庆十四年至道光元年，共计12年。行商系按千分之一的比例抽厘，12年共抽收厘银12900两，平均每年1075两，以1‰的抽厘率折算，平均每年的经营额为107万两。至于坐贾捐银，系“量本金之大小为捐数之重轻”，共计捐银16200两，但其认捐比例不详。如果从经营特点来考虑：行商每年往返于途，其在周口停留、储货均有赖于会馆；但另一方面，行商只有部分时间在镇逗留，而坐贾则是全年在镇经营，二者对会馆的依赖可谓各有侧重。我们姑且假定坐贾的捐资比例不应低于行商的抽厘率，即其捐资数额也大致相当于实际经营额的千分之一，坐贾捐银16200余两，以12年平均，折合年经营额135万两。这样，行商、坐贾合计年经营额约为240万两。
周口山陕会馆道光十六至十八年的大修，共用银26000余两。此次集资从道光丙戌至乙未年，即道光六年至十五年，“阅九载”。集资方式仍旧是坐贾认捐，行商“计金抽厘”（注：据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记》、《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二碑碑文。）。九年时间行商抽厘共10290两，折合年经营额114万两；坐贾捐银16270两，按同样的方法折合年经营额180余万两。行商、坐贾合计，年经营额为290余万两，与嘉庆年间相比又有增长。
我们还可做进一步的分析。从道光六年至十五年的九年间，杂货行180家行商抽厘以及零厘头银共计7915两零，平均每年为879.46两，以1‰的抽厘率折算，平均每年的经营额高达879000余两。以同样的方法折算，麻行的年经营额为43000余两，油行为40000两，此外年经营额超过10000两的还有丝行、布行、京货行、西烟行、强行、果行、白米行、山货行等，年经营额不足万两者则有鱼米行、竹木行、皮货行和药材行，其中药材一行的年经营额仅只600余两。各行合计共10290余两，九年平均为1143.53两，折合年经营额114万余两。表3是道光十八年碑所载杂货等15行行商抽厘及其经营额折算，请参见。
表3 道光年间周口山陕会馆行商各行抽厘及其经营额折算单位：两
道光十八年碑所载行商中，抽厘最多者为新盛诩562.52两，其次为龙兴歧540.06两，再次为瑞龙西470.43两。九年平均，新盛诩每年抽厘为62.5两，以1‰的抽厘率折算，平均年经营额为62500两；以同样的方法折算，龙兴歧、瑞龙西两家行商的年经营额分别为60000两和50000余两。这里，我们以年经营额超过万两为大商号，年经营额在1000两至10000两之间为中等商号，年经营额不足1000两者为小商号，将这320家行商进行分类统计（见表4）。该表可见，年经营额在万两以上的大商号，除前述年经营额5万两以上的三家之外，还有20家，合计23家，占总数的7.2％；年经营额在1000—10000两之间的中等商号共计114家，占总数的35.6％；年经营额不足1000两的小商号共计183家，占据总数的57.2％。还需指出的是，前文我们估计所谓“零厘头”应是抽厘不足3两的小商号的累计数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这批小商号的年经营额当在300两以下，其总数至少超过500家。这样一来，经营额不足1000两的小商号所占比例可能会高达80％—90％。
表4 道光年间周口山陕会馆320家行商抽厦及其经营规模的分类统计
*义德诚、义德兴共抽银16.47两，本表以各占1/2记入小商号。
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记》碑碑阴镌有164家坐贾捐银数目，其中八家首事董合盛、李源发、李玉成、王恒吉、路成盛、刘兴盛、牛公盛、李玉盛各捐银陆佰肆拾陆两肆钱肆分，八家共捐银5170两零，占坐贾捐银总数15312两零的1/3。这八家首事应是周口最具规模的商号，其年经营规模估计都应超过万两，如果按上述行商抽厘比例折算则超过50000两。其余商号共计156家，捐银11107两零，其中捐银在100两以上的42家，捐银10—90两者75家，捐银不足10两者39家。现将其分别列表如下（见表5）。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推算这些商号的资本数量和经营额，但从捐银数量仍能大致区分出其商业规模的大小。
表5 道光年间周口山陕会馆坐贾捐银的分类统计
安徽会馆也保留有一块道光年间重修会馆的捐资碑，即道光十六年《江南会馆重修庙序》碑。该碑碑阴镌刻有捐资商人商号82家，共捐钱171千200文。其中捐钱最多者为李元发，捐钱10千文，不过仅此一家；另有捐钱8千文者6家；捐资最少者不足200文，曹义兴、公盛明等5家共捐钱900文，平均每家仅180文。表6是这82家商人商号捐资额的分类统计，请参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82家并不是捐资商人商号的全部。该碑所列捐资来源共有四项，即：“收众山客乙千零二十七千文，收本镇门面厘头钱四佰六十六千四佰文，收捐布施钱乙佰七十乙千七佰文，收黄铜行捐钱五十八千乙佰文”，四项合计共捐钱“乙千七佰二十三千三佰文”。其中第一项所谓“众山客”，从字面看当系指来自山区或经营山货的客商，共捐钱1027千文；第二项“本镇捐门面厘头钱”，当系指在周口开设铺面者按一定比例所抽收的厘头银，共466.4千文；其三，收捐布施钱171.7千文，此项捐款与碑文所列的82家商人商号所捐之钱数大致相符，应就是；其四，黄铜行所属各商号捐资58.1千文。四项捐资中只有第三项开列了捐资商号82家。以捐资数量推论，我们估计在周口开设铺面的商号和黄铜行所属商号应也会各有数十家；至于“众山客”，更应是徽商中数量最多，或者经营规模最大的。这四者合计，在周口的安徽商人商号数量当不会低于200家。
表6 道光年间安徽会馆82家商人商号捐资分类统计
据山陕会馆道光十八年的两块碑，我们已知在周口的山陕商人中仅有名号可考者，就有坐贾164家，行商320家，合计为484家。如果加上抽厘不足3两的众多小商号（数量至少可达五六百家），数量当超过1000家。这还仅仅是北岸的山陕会馆，不包括沙河南岸的山陕会馆所属商号。（注：就现有资料，我们还不清楚这两座会馆构成的区别，为避免重复只计算一处。）安徽商人商号估计有200家，再加上江西、湖广、福建，以及河南本省商人，我们估计在清代中叶周口的鼎盛时期。全镇的商人商号数量可达1500—2000家，至少会超过千家。
四
以上我们对清代周口商业的发展脉络、流通概况、商业规模分别进行了考察。明末，周口已是从江淮至开封水路交通线上商船停泊的码头之一，清代随着河南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周口借助其地理位置的优势，逐渐成为河南东部与江南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枢纽。其输出商品以陈州、开封一带所产农副产品为主，输入则以江南所产绸布、杂货为主。咸丰年间周口屡遭兵燹，商业大受影响。清末京汉铁路通车，各省商人陆续迁往漯河，周口商业渐趋式微。
乾隆一道光年间是周口商业的鼎盛时期，这从诸多商人会馆频繁而大规模的重修与扩建可明显地反映出来。道光年间，全镇商人商号数量估计可达1500—2000家，至少超过千家。前面，我们依据山陕会馆捐资抽厘金额折算，嘉庆年间该会馆所属商人商号的经营规模在240万两左右；道光年间又有增长，达290万两。周口除沙河北岸的山陕会馆之外，南岸还有一座山陕会馆，此外还有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湖广会馆、覃怀会馆、陆陈会馆、油业会馆等共计10余座。就目前的资料而言，沙河北岸的山陕会馆可能是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个。不过，周口输出的大宗商品中，粮、油等项主要都不是由该会馆经营，而另有专营粮、油的陆陈会馆和油业会馆；至于覃怀会馆当以经营药材为主。这里，我们姑且假定北岸山陕会馆的商业规模占全镇的1/2，把嘉、道年间周口全镇的商业规模估为500万—600万两，应不致是过高的估计吧。
在古代商业城镇研究中，对商业规模的估算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量的概念，我们对商业城镇的研究显然很难深化。有鉴于此，笔者利用目前所能收集到的一些零散数据，尝试性地进行了一些估算，希望能抛砖引玉。更准确、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资料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