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与叠加——增长极的两种成长模式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启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8）05－0081－04
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出现在不同区域，以不同强度在不同区位形成极点，通过辐射形式向外扩散，对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产生影响，在一定经济环境或经济空间中形成“推进单元”与周围经济环境相结合，对其他经济单元施加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影响来产生“支配效应”，通过自身的创新与增长来诱导其他经济单元适应性的改变，形成不同于以前、具有特色的新型产业集聚，形成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1]（p307-320） 因环境的差异，增长极有两种主要成长模式：漂移与叠加。
一、增长极漂移
漂移主要是借助地理学上的板块学说思想，认为增长极会发生位移从一个区位漂移到另一区位，通过辐射作用来引领产业的新陈代谢并促进结构的升级。增长极在某一区位萌芽并不一定会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力量，因为受到各种力量均衡作用，会出现增长极萌芽、成长与拉动区位的错位，在成长过程中增长极是漂移。增长极漂移主要受以下因素的诱导：
第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场扩展，诱使生产布局改变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形成增长极的漂移。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贸易的发展，靠近大海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最佳区位选择，经济中心由农业水地结合的平原转向手工工业与贸易结合的沿海地区，引领国际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市失去了以往商业中心的地位，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利维亚，尤其是尼得兰的安特卫普、英国的伦敦，迅速成长成为新的贸易港口和欧洲经济中心。英国在世界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通过工业革命成为引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等环太平洋地带，受广阔亚太信息产品市场的吸引，迅速形成以硅谷为增长极的信息产业聚集，引领美国经济增长的中心由传统的东部向西部转移。
第二，区位要素禀赋的改变对产业形成吸引力或离散力，诱使增长极从其他区位漂移过来或者从本区位飘离。受资源稀缺性的影响，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增长极，会随着资源枯竭而出现市场萎缩和成本上升，原来产业所吸引的依附性生产要素会向其他更具发展潜力的产业转移，在该地区出现产业衰退而其他区位形成新的增长极，因此，受生产要素的成本的驱动，增长极的漂移时常发生。建立在煤铁资源基础上的德国鲁尔、英国曼彻斯特都因煤铁资源的枯竭而逐步丧失原有地位；“亚洲四小龙”在经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后，要素禀赋优势由劳动力逐步转向资本，伴随人力资本的上升而不得不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在国际分工布局中形成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中心。
第三，创新能力的变化引起增长极吸引力的改变，导致增长极壮大或萎缩，在竞争压力下发生位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盈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的能力和速度，市场竞争要求企业不断降低价格和推出新产品来吸引消费者，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利润来源的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科技创新主要源于区域科技知识存量和创新文化的推动，发展潜力巨大的技术在某一地区出现以后形成以这种技术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并辐射周边的地区，增长极的持续成长取决于科技创新的可持续能力与宽容创新失败的文化环境。区位的科技存量和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增长极的壮大和萎缩，科技创新能力的削弱导致区域发展竞争力的衰减，可持续性发展的中断导致增长极发生位移。英国在蒸汽机技术上的突破和持续发展促进了纺织业、机器制造业、铁路运输业和煤炭业等产业集群形成，为英国赢得“世界工厂”的美誉，电力技术的落伍致使英国从工业生产世界第一的宝座上跌落下来。
第四，制度的变迁使得某些区位对特定产业的发展形成吸引或制约，增长极也会发生位移。制度变革和产业政策的优化在某些特定的地区位形成适合特定产业发展的区位优势，通过成本的下降来提升利润空间，整个社会实现生产要素布局的重构，在新的区位形成增长极和经济增长带。[2]（p279-284）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通过解散封建财阀、农地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实现制度上的根本变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约二十年的高速成长期中，GDP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政策致使大批犹太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从德国逃离到美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移民，为美国成为世界的科技和经济中心创造了条件，二战后美国的核技术和航天工业发展的基础都是由德国人来奠定的，制度上的失误导致德国落后并在这些领域不得不长期追随美国。
第五，历史偶发因素和人们共同预期的综合作用。原始创新的出现多具有偶然性的特点，主导性产业形成源于某项新技术或历史偶然事件所形成的新企业，新企业出现后围绕这个企业的积累开始发挥作用。但积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随环境和时间发生变化导致积累的继续或终止，于是经济增长会在一个地区继续或者转移。[3]（p37-42） 一般说，知识含量高、原创性大的技术，其集聚地形成的偶然性因素就大，如果很多人预期这个地方在未来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这种产业会成为未来的主导产业，这种技术代表技术的发展方向，并按照这种信念来采取相应的措施，增长极逐步形成并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相反，原始创新在特定区域形成，区域形成不了足够的支持和信心，会导致以新技术为核心产业集群继续漂移来寻求更加适合的发展区域，形成技术发明地与受益地的错位。[4]（p145-149） 日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信息技术中的失误就是经典例子。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够吸引到大量先进技术和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是世界普遍看好的新兴市场和未来的经济中心。
因此，环境、市场、要素、技术、制度以及心理预期会影响增长极成长，并对增长极形成离心力，使增长极在成长中会发生漂移，出现区位的变化。
二、增长极叠加
增长极漂移源于离心力的突显而出现的区域发展机会非均等化，若从整个世界经济长期演变来考察，世界经济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美、日、西欧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增长核心；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增长中心也一直在沿海地区，因此，经济增长更多是源于原有增长极的继续成长，在原有区位吸引力的作用下，形成增长极的叠加。叠加主要是增长极利用已有的基础，结合产业发展的新要求，通过变革来实现增长极的低成本成长，引领区域经济的继续发展。增长极叠加主要源于以下因素：
第一，成本最小化成长战略的作用。首先，增长极在某一区域植根并发展，形成与特定产业相联系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并成为投入成本的沉淀，增长极发生漂移后，造成原有公共产品投入的巨大浪费；原有区位培植新增长极需要重置公共产品，造成部分公共物品闲置和社会财富巨大浪费；叠加能够利用原有公共物品，通过补充和完善原有公共产品来适应产业发展的新要求，以较低成本实现经济的增长。其次，某些产业必须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实现效益，在原来增长极基础上叠加，通过规模化发展来降低生产成本。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服装制造商被亚洲的低成本生产者所打败，就业衰竭并出现了工厂的倒闭，在信息化技术引导下，美国的牛仔裤制造商利维·斯特劳斯公司，在全公司建立现代化的生产信息网络，利用信息化的优势迅速实现了发展，随后整个服装行业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了重新武装，推行的快速反应（Quick Response QR）战略，QR把纺织链上的所有的参加者——从下游的制造商到上游棉花种植者——都通过计算机信息交换联系起来，通过缩短顾客对于需求的反应时间，将消费者兴趣、口味的变化及时地反映给生产环节，减少时间的耽搁，该战略的推行使美国纺织工业集中的南部诸州，南、北卡罗来纳州、纽约州、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传统高档服装制造业在原来集聚地区得到重生，其中华盛顿州有近50家企业的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
第二，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路径的依赖要求增长极叠加。技术创新源于科技知识存量，知识存量比较丰裕的区位往往是创新活跃的区位，支撑增长极的产业在技术上都带有一定的相关性和路径的相似性，易于在原有技术基础上形成技术创新并带动产业升级。[5]（p122-127） 脱离原来的技术和产业基础到新的区位形成新的增长极的成功案例相对较少，主要受制于科技人员的数量和知识结构，而在传统产业区位科技人员集聚地进行技术创新时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在原有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形成叠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硅谷，工程师们离开原来的半导体公司并成立一些新的公司来生产一些资本产品，如扩散烘炉、进步复拍相机，试验设备以及其他原料和零部件，如光罩、试验用模具和专门的化工产品。这些独立的设备和服务需要从巨额花费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了半导体工业的持续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强化了行业地区集中的趋势。在美国的其他地方难以获得上述专业化的配套服务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共享，硅谷以其专业人员的快速跳槽而著称。20世纪70年代，硅谷电子公司平均每年雇员的变动为35％，而在小公司，则高达59％，很少有技术人员会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这种经常性的流动，使得今天的同事可能在明天会变成顾客或者竞争对手，今天的老板可能会成为明天的下属，这些关系是超越部门和职业的界限的，由于知识传播的机制，使得在硅谷的公司比其他的任何地方的公司更加容易与技术发展的前沿保持一致。因此，硅谷作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地而能够长盛不衰。
第三，搬迁和交通运输的成本决定带动成熟产业发展的增长极只能是叠加发展而不宜实施漂移方式成长。距离影响经济活动的发生以及频繁程度，并对收入的分配产生重大影响，距离因集聚而缩短促使生产成本下降，离集聚中心的远近是决定单位资本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远离产业集聚中心的企业成本上升而工资水平下降，工人和科技人员一般不会离开已经形成的增长极；尽管交通运输工具的进步促进了运输成本的下降，但下降的幅度和空间是有限的，研究显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均承担10％从价运费，会使得产品的增加值减少30％（与零运输成本的相比）。[6]（p176-178） 搬离已经形成的增长极会使企业产生搬离成本和远离消费市场的运输成本。即使在信息技术的背景下，距离对经营活动也会产生影响：很多商业活动中的面对面接触是成功的基础；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活动大多具有本地性，距离越远，活动的频度越低，人们通常更加了解周围的环境，自然会选择比较近的交易者，所以交易量会随着距离增长而缩小。比如说，像互联网显然已经降低了贸易的成本，但是在1999年美国超过40％的汽车购买是通过互联网来搜索信息，但是只有3％完成了网上的交易，说明尽管互联网能很好地提供信息，但信息并不是完成交易的唯一的条件。因此，尽管新技术降低成本但增长极的漂移成本依然高昂。
第四，市场关联性决定了叠加是维持增长极生存与持续成长的重要战略选择。产业持续发展有赖于需求和消费市场的稳定，产业在某一区位成长会形成相对稳定的消费群体和固定的原料供应商。当地市场需求的一部分来源于企业雇佣的劳动者，企业的集中也意味着消费者市场的集中与扩大，企业销售量扩大和利润增加，会促进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增强，形成市场扩大和消费增加的稳定良性循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和事业组织是商品和服务的重要购买者，政府采购决策虽然受到公众监督和供应商之间竞价投标，但是他们的采购并不像所有采购者一样都非常关心利润，地方政府或多或少的地方保护主义情结，使得每个国家和政府都有选择特定供应商的倾向，他们会更多地采用多种形式的公开招标来使本地供应商中标，离开特定区位企业很难获得原来市场。[7]（p231） 企业需要购买原材料、零配件、辅件、物料和劳务，产业集聚地的供货商比较集中，通过生产链的衔接，形成产业链条和供货市场相结合的完善布局，在新区位形成完善布局需要时间和成本，会让企业失去原有的商业联系，新增长极是难以形成的。
因此，带动成熟产业发展的增长极成长更多的是依靠叠加战略在原有基础上形成的向心力带动经济继续成长，以比较低的成本带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三、增长极成长模式的启示
漂移和叠加作为增长极的两种成长模式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第一，市场的成长性是决定增长极漂移和叠加的基础。区位是否具备承接增长极植根和叠加的基础是市场容量，没有市场的吸引力，仅靠政策等人为力量来促进增长极成长是不可能，也是不可持久的，所以，培育和扩大市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市场的拓展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紧密相连，因此，经济发展和消费者购买力提高是基础，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的拓展在邓宁的跨国公司研究中给出了证明：（见表一）
第二，加快科技创新的发展。科技创新是增长漂移和叠加的关键，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要求科技发展与时俱进。不同时期引领产业的技术不同，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产业的发展潜力和区位竞争力。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英国因为率先在蒸汽机技术上的突破，确定了英国的领先地位；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在电力技术和重化工业上的突破，促进了两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崛起；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的领先，使得美国成功地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经济中不利的局面，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地位的回升。科技创新形成的新产业带动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同时，新技术也为传统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使得原有产业能以更低成本发展，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并延长原有的产业链，以提供更高质量的商品来维持顾客的忠诚来确保市场的稳定。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增长极植根与区位科技存量和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增长极形成多是在技术存量大的区位，美国作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一百多年来保持经济的领先地位主要是来源于美国的科技存量的增加和教育的发展，新专利从1901年的2.5万项增加到1999年的16.8万项，因为科教事业的发展使得美国在代表世界最高科教水平的诺贝尔奖的获得上也独占鳌头。（见表二）因此，通过教育的发展增加了科技的存量，培养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劳动者是吸引增长极植根的重要条件。
第四，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增长极的植根与发展。17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极经历了几次重大变迁。它先在英国形成，然后转到欧洲大陆，再转到北美大西洋沿岸及五大湖地区，目前正向亚太地区转移。这一历史路径深刻表明，最能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和以市场经济制度为总框架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如私有产权制度、股份制、竞争制度、银行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当一个地区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后，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会产生大飞跃，促使深度挖掘经济发展潜力，使经济实现超常增长，取得超额利润，但经历一段时间后，如果原有制度保持不变，其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将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也进入到比较成熟阶段，经济增长会恢复到常态，实现稳定增长。[8]（p378-281） 但这时如果一个新的地区承接了这种制度，由于经济发展起点较低，其分工和专业化的动态比较利益就很高，经济发展潜力就大，从而可能实现经济超常增长，并吸引国内国际资本争夺新的超额利润的产业集聚，于是在新的区位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如果在原来的区位上进行制度的再次创新，形成比原来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上的安排，结合区位原有的经济基础，将会实现经济的再次飞跃发展。因为，在不同制度下，经济发展各因素的组合方式和发挥出来的生产力是截然不同的，人是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能动因素，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却是由制度决定的，正如诺斯指出：“教育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资本产出系数的提高等，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非发展的原因，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因此，通过制度的变革，建立一种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