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禀赋、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资源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以来，资源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迅猛增加，当今时代已经深深烙下了自然资源极度稀缺和资源高价的印记，国际资源供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并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的国际资源供求格局下，无论是资源丰裕的国家，还是资源匮乏的国家，都把自然资源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对于资源丰裕的国家而言，凭借其丰富的资源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与资源需求大国展开博弈以寻求最大的利益，使得其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资源丰裕国的国际地位也得以迅速提升；对于资源匮乏的国家而言，自然资源在其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升，并成为其外交诉求的重点，资源外交在其外交中的地位迅速攀升。以美国为例，美国全力推行“能源独立”战略，一方面加大对油气等能源的开发和生产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开发替代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减少对国际资源的依存度，使得美国的能源自给率逐步提升，部分能源(如天然气)还能实现出口。从我国内部来看，我国原本就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资源供给不足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发展对国际资源的日益依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势头，但这种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资源能否支撑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在当前的国际资源供求格局下自然资源已成为实现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那么，这是否与“资源诅咒”命题相矛盾，或者说，“资源诅咒”命题不成立。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扩展：第一，从资源生产与资源消费两个不同角度来探讨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从实证角度检验资源生产和资源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回答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究竟是“福音”还是“诅咒”；第二，内生性是已有“资源诅咒”研究文献中较少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们首先采用Durbin-Wu-Hausman方法对模型中的内生性进行检验，并采用IV和差分GMM估计方法对文中的实证研究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文章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回顾，第三部分提出本研究的三个理论假说，第四部分实证检验资源生产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实证检验资源消费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大量文献对“资源诅咒”命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尚存争议，但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论支持“资源诅咒”命题。本部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回顾。
1.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自Auty[1]提出“资源诅咒”命题以来，Sachs & Warner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资源诅咒”命题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在考虑制度安排、区域效应、价格波动及地理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后，研究结论支持“资源诅咒”命题[2-4]。此外，Wood & Berger[5]、Gylfason et al.[6]、Hamilton[7]等学者的跨国经验研究尽管对自然资源的度量口径有所不同，但其研究结论均支持“资源诅咒”命题。与已有“资源诅咒”研究文献用经济增长(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不同的是，Althammer & Schneider认为应该用实际财富增长(存量)作为解释变量，作者基于122个国家1995～2005年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资源诅咒”命题在石油和天然气丰裕的国家中显著成立[8]。国内学者徐康宁和邵军基于197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并有制度落后、排挤人力资本、“荷兰病”是资源阻滞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机制[9]。
2.一国内部数据的经验研究 Papyrakis & Gerlagh基于美国1986～2001年49个州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自然资源通过投资、对外开放、教育和腐败等因素来阻碍美国的地区经济增长[10]。国内方面，“资源诅咒”命题在我国内部是否成立，徐康宁和王剑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研究，作者以中国1995～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在控制研发经费投入、教育经费投入和对外开放度等因素的影响后，研究结论支持“资源诅咒”命题，并认为密集而过度的资源开采引致的制造业衰退和制度弱化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11]。胡援成和肖德勇基于面板门槛的回归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是制约我国省级层面“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入能够有效地解决“资源诅咒”现象[12]。此外，罗浩[13]、邵帅和齐中英[14]、张景华[15]、孙永平和叶初升[16]、李强、徐康宁和魏巍[17]等学者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资源诅咒”命题在我国是成立的。与此相反的是，不少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支持“资源诅咒”命题。丁菊红和邓可斌控制海港距离、政府干预等因素后的研究结论表明，“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并不明显。[18]李天籽的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度并不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是通过降低外商直接投资、教育、创新水平间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是最主要的传导机制[19]。邵帅和杨莉莉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本身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资源丰裕地区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明显制约了城市经济增长[20]。方颖、纪衎和赵扬利用中国95个地级市或地级以上城市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城市层面上不成立，并得出资源丰裕城市对省内其他城市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21]。
3.传导机制研究对于丰裕的自然资源是如何制约经济增长的解释，即“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现有文献主要有“荷兰病(Dutch disease)”效应、制度弱化和对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等几种解释。一是“荷兰病(Dutch disease)”效应，又称去工业化，该模型由Corden & Neary在1982年建立，其基本思想是自然资源会通过自然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的共同作用来抑制本国的制造业衰退[22]。Matsuyama认为，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具有“干中学”的特征，因此，要素从制造业转移到初级生产部门将降低制造业的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衰退[23]。Sachs & Warner[2]、Hausmann & Rigobon[24]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荷兰病”的作用机理。二是制度弱化。Barro & Sala-i-Martin的研究认为，由于资源开采所带来的高额利润，使得资源丰裕的地区容易滋生寻租、腐败等行为(即制度弱化)，这种制度弱化现象将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25]。Tornell & Lane[26]、Torvik[27]、Andersen & Aslaksen[28]、Kolstad & Wiig[29]、Bhattacharyya & Hodler[30]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从制度弱化角度阐析了“资源诅咒”的作用机理。三是对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在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人们容易忽视资本积累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Gylfason的研究表明，很多资源丰裕经济体容易忽视对教育的公共支出，自然资源通过挤出人力资本积累而抑制经济增长[31]。同时，Gylfason & Zoega基于资源丰裕国家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通过降低投资率而阻碍经济增长[32]。国内方面，徐康宁和王剑的研究表明，密集而过度的资源开采引致的制造业衰退和制度弱化是产生“资源诅咒”的主要原因[11]。李天籽的研究结果显示，丰裕的自然资源通过降低外商直接投资、教育、创新水平间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是最重要的传导机制[19]。邵帅和杨莉莉认为，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产业依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实证检验了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产业依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产生“资源诅咒”陷阱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源丰裕经济体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20]。
三、假说的提出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经验研究可知，尽管“资源诅咒”命题是否成立尚存争议，但绝大多数学者的经验研究还是支持“资源诅咒”命题，其传导机制主要有荷兰病、制度弱化、对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等。从我国资源禀赋分布来看，煤、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战略资源集中分布于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以焦炭、原油和天然气三种重要资源为例，2011年全国焦炭产量中有21％来自于山西省，50％左右的原油产量来自于黑龙江、陕西、新疆三个地区，75％以上的天然气产量来自于陕西、四川和新疆三省。对于资源丰裕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其经济发展水平却比不上资源更为匮乏的东部地区，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负担，初步的经验观察表明我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资源生产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资源生产诅咒”命题在我国省级层面显著成立。
尽管学界存在“资源诅咒”观点，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不是“福音”而是“诅咒”。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自然资源不仅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更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在现有“资源诅咒”的研究中，对自然资源的度量是个难点，已有文献主要从资源开发(生产)的角度对自然资源进行考量，认为资源生产对地区经济增长会产生阻碍作用，即“资源生产诅咒”，但缺乏从资源消费角度对自然资源进行考量的文献。那么，资源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是否同样存在“资源消费诅咒”命题？国内外大量文献对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Lee[33]、Apergis and Payne[34]、吴巧生等[35]、李国璋和霍宗杰[36]、史亚东[37]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资源(能源)消费是实现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并有学者研究认为，能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阻力为0.58，即能源的限制使得我国每年增长速度要降低0.58个百分点[38]。直观上来看，资源消费与资源生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可以是资源消费大省(如上海)，资源较为丰裕的地区，其资源消费量反而较低(如山西、新疆)。以2011年能源消费为例，全国能源消费量前五的省域依次为山东、河北、四川、广东和江苏，除四川之外的其余四个省份均为资源较为匮乏的东部地区，初步的经验观察表明，资源消费量越高的省域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更高，资源消费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资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消费福音”命题在我国省级层面显著成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资源生产(开发)对地区增长具有阻碍作用，而资源消费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资源生产和资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资源生产诅咒”和“资源消费福音”命题并不矛盾，资源生产和资源消费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的原因在于资源的跨区域流动。
四、“资源诅咒”的检验
1.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资源禀赋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资源诅咒”命题在我国省际层面是否成立，我们将资源禀赋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下标i代表省际截面单元，t表示年份，NR代表自然资源丰裕度，Z代表其他控制变量，
用于控制不同省份的固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ε为随机扰动项，
为待估参数。
2.变量定义
由于我国不同省(市、区)的宏观数据具有较大差异，为使不同省域宏观经济数据具有可比性，本部分选取的指标以相对指标为主。
(1)被解释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通常可以用GDP(人均GDP)或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表示，本文皆在于考量资源禀赋对地区经济发展究竟是“福音”还是“诅咒”，其衡量标准在于居民收入是否得到了显著提高，因此，我们用人均实际GDP表示经济增长，以1993年为基期运用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用Y表示，单位为千元。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自然资源。由于资源禀赋涵盖的内容太多，以至于很难用一个指标来囊括其所有内容，因此对资源禀赋进行度量是个难点。徐康宁和王剑[11]用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和采掘业从业人员与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来表示自然资源禀赋，也有学者用采掘业职工收入占地区职工总收入比例[18]和采掘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19]来表示自然资源。这里参考徐康宁和王剑[11]、邵帅和杨莉莉[20]等学者的做法，用采掘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比例来度量资源禀赋，即NR＝采掘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总数。
此外，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现有文献的经验研究，除资源禀赋变量外，我们引入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产业结构等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计算方法见表1。
3.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部分以1993～2011年我国省级层面数据为样本，由于西藏缺少进出口贸易等数据而被排除在样本之外，重庆数据并入四川，因此，文中的省级面板数据包括29个截面单元1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共计551个样本观测值。为保持样本数据的一致性，如无特别说明，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报告各省(市、区)从业人员数据，因此，这里先算出1993～2010年我国各省(市、区)从业人员的年均增长率，将2010年从业人员数乘以年均增长率得到2011年各省(市、区)从业人员数据。文中的所有数据处理均在STATA 11软件中完成。
4.估计结果
表2中模型(1)～模型(4)给出了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初步估计结果。文中选取的是省级面板数据，所以首先应该判断究竟是使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这里采用常用的Hausman检验方法进行判断，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2)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1)、(3)、(4)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显示，资源禀赋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自然资源与地区经济增长呈弱负相关的关系。
模型中投资、对外开放、产业结构等解释变量均表示为投资、进出口贸易、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因此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人均GDP之间具有较高相关性，这就可能引致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模型的内生性进行检验，如果内生性问题真的存在，那么模型(1)～模型(4)的估计结果将不再稳健，可能会发生向上或向下偏倚，应该选用IV、2SLS、GMM等方法进行估计。这里采用Durbin-Wu-Hausman方法对模型(4)进行检验，其原假设为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得到检验统计量为27.36，并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中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采用IV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将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Anderson、Cragg-Donald和Sargan检验都证明了工具变量设定的合理性，回归结果详见表2中的模型(5)～模型(6)。回归结果显示，自然资源系数为负，并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诅咒”命题在我国省级层面显著成立，从而验证了假说1。可见，在当前自然资源极度稀缺和资源高价、国际资源供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福音”，而是“诅咒”，摆脱“资源陷阱”依然是我国资源丰裕地区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此外，资本、对外开放、产业结构等变量均显著为正，这与理论预期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的数量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显著为正，表明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人多力量大”命题并不成立，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将表2中模型(5)～模型(6)和模型(3)～模型(4)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可知，绝大部分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资源诅咒”命题依然成立，但各变量的系数值明显变大了，说明内生性问题导致静态面板模型估计产生了明显向下偏倚，即低估了各变量(包括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五、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资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资源消费纳入到Mankiw、Romer & Weil [39]的模型中。此外，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将对外开放变量(OP)引入到模型中来，并结合面板数据的特点，我们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2.变量定义及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由于本部分选取的指标以总量指标为主，所以经济增长用地区生产总值(GDP)，以1993年为基期运用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用Y表示。
(2)解释变量 资源消费用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表示，单位是万吨标准煤。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等变量的衡量见表3，资本和对外开放同样以1993年为基期运用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3)数据说明 本部分以1993～2011年我国省级层面数据为样本，由于西藏缺少进出口贸易等数据而被排除在样本之外，重庆数据并入四川，因此，文中的面板数据包括29个截面单元1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共计551个样本观测值。为保持样本数据的一致性，如无特别说明，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由于四川、湖南等省份存在部分年份数据缺失问题，这里根据各省统计年鉴进行补齐。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文中的所有数据处理均在STATA11软件中完成。
3.估计结果
(1)静态面板估计结果
表4中模型(1)～模型(3)给出了资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初步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模型(3)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显示，资源消费系数为正，并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消费是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资源消费是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福音”，而非“诅咒”，从而验证了假说2。可见，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源生产和资源消费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方面，资源生产并未成为促进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阻碍了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生产诅咒”显著成立，其传导机制在于资源开发所导致的“荷兰病”、制度弱化、对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等；另一方面，资源消费是实现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资源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消费诅咒”并不成立。此外，劳动、资本、对外开放等变量均显著为正，这与理论预期相符，但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不显著。
(2)考虑内生性的GMM结果
内生性是宏观经济研究中较为常见且棘手的问题，这里同样采用Durbin-Wu-Hausman方法对模型(3)进行检验，其原假设为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得到检验统计量为57.72，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中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这里采用差分GMM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将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其工具变量。表4中模型(4)～模型(6)最后三行报告了GMM估计自回归(AR)检验和过度识别的约束检验结果，结果显示，AR(2)和Sargan检验值的伴随概率值均大于0.1，表明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扰动项也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说明模型(4)～模型(6)采用差分GMM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是有效性的。将表4中模型(4)～模型(6)和模型(1)～模型(3)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可知，所有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资源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各变量的系数值明显变小了，说明内生性问题导致静态面板模型估计产生了明显的向上偏倚，即高估了各变量(包括资源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资源诅咒”命题是否成立学界尚存争议，但大多文献支持“资源诅咒”命题成立。本文分别从资源生产和资源消费的角度探讨了自然资源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以1993～201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在控制劳动、资本、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等因素后，实证检验了资源生产和资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源生产并未成为促进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阻碍了地区经济发展，“资源诅咒”命题显著成立；与资源生产不同的是，资源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消费是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资源消费诅咒”并不成立，资源生产和资源消费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来看，自然资源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资源生产地区而言，自然资源开发通过“荷兰病”、制度弱化、对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等传导机制而阻碍地区经济增长，自然资源是“诅咒”；对于资源消费地区而言，资源消费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自然资源是“福音”。此结论的实际意义在于，在当前自然资源极度稀缺和资源高价、国际资源供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福音”，而是“诅咒”，摆脱“资源陷阱”依然是我国资源丰裕地区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资源消耗国，资源不足问题业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积极开展与资源供给国间的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面对资源约束的应对之策。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大页岩气等非常规资源的开发力度，增加资源(能源)的自给率。重要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将对我国资源安全带来冲击。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成功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就我国而言，页岩气资源储量丰富，但尚未掌握页岩气开采的核心技术，尚不具备大规模开发的条件。因此，目前我国应加大页岩气等非常规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力度，同时加强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我国的资源(能源)自给率。
(2)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煤炭消费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占70％左右，而且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比较低的。因此，为了应对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源不足问题，一方面应通过推进资源税改革和发展煤炭工业循环经济来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应调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支持太阳能、风能、核能和生物能等新能源产业发展，进而促进我国能源效率的提高。
(3)摆脱“资源陷阱”，加快推进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升级。资源型城市应依托其资源优势，延长产业链条，优化经济结构，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另外，政府应当给予资源型城市一定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进程。
(4)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我国当前以要素投入为主要驱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大量资源投入是维系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要素。因此，要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矛盾，应彻底转变我国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实现以资源和环境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模式向以技术和人力资本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
(5)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积极开展与资源供给国间的合作。在利用国际资源方面，应采用贸易与开发并举的多种方式，特别是加大与资源丰裕的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能源)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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