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化、原因及其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出路论文,原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洲四小龙和石油输出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地区），二战后初期，经济发展水平彼此相差无几。但在几十年后，却分化为经济特征迥异的两种类型的国家（地区）。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和苦苦思索。因此，本文选择它们为不同类别国家的样本，借以研究和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化的原因和经济发展的道路。
一、亚洲四小龙和石油输出国经济上的分化
亚洲四小龙和石油输出国经济上的分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百分比变化对比。60年代以来， 亚洲四小龙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最低速度为5.7%（1992年）， 最高速度为11.9%（1987年），平均速度为8.4%（1960—1994年）。 石油输出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最低速度为1.0%（1988年）， 最高速度为5.0%（1960—1970年平均），平均速度为3.6%（1960—1994年）。由此可见，从60年代直至现在，前者持续、高速发展；后者波动、低速发展。而且，前者的持续高速发展，是得益于其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后者的波动低速，是因为低级的产业结构使其增长乏力，偶尔速度高一点，主要是得益于石油产量的增加，如60年代，借助于大量油田的发展，其经济较快发展，年平均速度达到5.0%（见表1）。
表1 亚洲四小龙和石油输出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百分比变化对比
平均
1960-1970 1977-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总平
亚洲四小龙
9.4 8.1
11.9 9.5 6.3 7.1 7.8 5.7
6.0 7.2 8.4
石油输出国
5.0 2.62.1 1.0 3.0 4.7 4.5 4.6
2.3 2.9 3.6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金融出版社《世界经济展望》，1995年5月，第127页；魏杰《四小龙腾飞之谜》，1992年版，第4 页；（美）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1992年版， 范国鹰等译， 第315页。
（2）生产结构变化对比。1965年前后， 亚洲四小龙和石油输出国在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并不明显，甚至可以说难分高低。如1970年，韩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为26∶29∶45；而早在1965年，沙特阿拉伯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就达到8∶60∶32。 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两者的产业结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1992年，韩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为8∶45∶47， 已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实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产业结构先进程度好似曾经领先的沙特阿拉伯，这时则为7∶52∶41，较之1965年时的8∶60∶32，并无多大变化。产业结构差距的拉大，不仅表现在上述的三产比例上，还表现在工业内部的制造业上。沙特阿拉伯的制造业，1965年占GDP的9%，1992年占GDP的7%；韩国制造业，1970年占GDP的21%，1992年占GDP的26%（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08—209页；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22—223页；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66—167页）。
（3）制造业结构变化对比。 由于制造业通常是工业部门中最活跃的部分，制造业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和经济实力，故在此将其单列进行比较。在制造业中，食品和服装等，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属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1970年对于亚洲四小龙和石油输出国来说，制造业的增殖，都主要是分布于劳动密集型部门，只是这时亚洲四小龙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增加比重普遍高于石油输出国。但到了1991年，情况就有了很大不同，石油输出国变化不大，如在机械和运输设备方面，阿尔及利亚，1970年为9%， 1991年为11%；委内瑞拉，1970年为9%，1991年为8%。亚洲四小龙同期变化明显。如在机械和运输设备方面，韩国，1970年为11%，1991年33%；新加坡，1970年为28%，1991年则高达52%（见表2）。
表2 亚洲四小龙和石油输出国制造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73页； 裴小革《台湾经济》，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表2。
注：有关台湾的数字，各栏目前列数是1966年的，后列数是1982年的。台湾各类别数字均表示在整个制造业中所占比重。
（4）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比较。 产业结构或生产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决定进出口商品结构及其变动趋势。石油输出国的生产结构以石油资源开发为主，且长期没有多大变化，因而从60年代直至现在，它们的原油及其它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始终占全部出口额的80—90%以上。进口则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约占70—80%以上。亚洲四小龙的生产结构不断升级，则出口结构也随之变化，如新加坡，1970年，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分别为70%和30%；1992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则分别为20%和80%。尤其是机械和运输设备的出口，由1970年的11%迅速上升到52%。可见，亚洲四小龙在战后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实现了压缩型工业化，由传统农业经济或转口贸易经济转变为现代工业经济。这个进程比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少用了70多年（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34—235、232—233页；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48—249、246—247页；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88—189、190—191页）。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在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四小龙和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差距拉大了，经济上分化了。一个仍然是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国；一个则由传统农业经济或转口贸易经济演变为现代工业国，成为工业制成品生产和出口国。一个是和发达国家进行垂直国际分工；一个是在许多方面业已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若干方面展开竞争，并与其进行水平国际分工。而且这个分化是在初始阶段，彼此经济水平差不多，经过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之后完成的，是在石油输出国自然资料丰富，亚洲四小龙自然资料贫乏的巨大反差条件下实现的。
二、亚洲四小龙和石油输出国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因
亚洲四小龙和石油输出国在经济上分化的最明显的标志，是他们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上的巨大差异，即前者已从传统农业经济或转口贸易经济转变为现代工业化经济，后者则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那种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落后的单一经济结构上。造成这种分化的因素固然很多，如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和地区政策等外部条件，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遵循比较优势演变的一般规律，不断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不断演变并遵循一定的规律的。比较优势演变规律可以概括为两条，即跳跃式演变规律和渐进式演变规律。比较优势的渐进式演变规律，是指比较优势循序渐进地发展变化，它有两种具体表现形式：一是与产业结构升级相一致的演变规律，即农业享有比较优势—→工业享有比较优势—→服务业享有比较优势；二是与工业化进程相一致的演变规律，从产品的要素密集度角度看，即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资本密集型产品优势—→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优势。
从理论上说，比较优势的渐进式演变，主要是由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劳动分工规律决定的。生产力由低向高的不断发展，社会劳动分工的逐渐深化、细化，导致产业结构的规律性变化。产业结构的规律性变化，内在地包含着比较优势的渐进式演变过程。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理论的基础上，曾进一步分析和论证了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和产值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即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逐步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有序转移，第三产业的产值在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比较优势的渐进式演变规律的第二种具体表现形式， 可以借助表3和表4进行实证分析。从表3和表4中可以看出，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收入水平越高，比较优势层次越高。分别考察各国情况，其比较优势也是由低向高演变的，如新加坡，1972年，农业产值还占GDP的2%，而到1992年，农业产值为零，这里的生产要素全部转向了二、三产业。
表3 GDP的分布（%）
国家农业工业 制造业
服务业
1970 1992
1970 1992
1970 1992
1970 1992
低收入样本国家
埃塞俄比亚56
48 14 13 98 30 39
尼泊尔 67
52 12 18 48 21 30
中等收入样本国家
菲律宾 30
22 32 33 252439 45
突尼斯 20
18 24 31 101756 51
墨西哥 128 29 28 222059 63
韩国
268 29 45 212645 47
高收入样本国家
新加坡 2 0 30 38 202868 62
德国
3 2 49 39 382647 60
日本
6 2 47 42 362647 5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66—167页。
注：下带横标数字系指定年份以外的数字。
表4制造业增殖的分布（%）
食品、饮料
纺织品和
机械和运 化学品其他
国家和地区 和烟草 服装 输设备
1970 1991 1970 1991
1970 1991 1970 1991 1970 1991
低收入样本国家
埃塞俄比亚46 48 31
20 0 224
21
27
乌干达 40 61 20
12 2 346
34
19
中等收入样本国家
菲律宾 39 36 8
11 8 813
12 32
33
突尼斯 29 20 18
17 4 6138 36
49
马来西亚 26 11 36 8 359
12 54
37
韩国
28 24 15913 1611 14 34
38
高收入样本国家
新加坡 12
4 5328 524
10
51 31
德国
13 10 8432 419
72
38 33
日本8
9 8534 4011
9
40 3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72—173页。
注：下有横标数字系指定年份以外的数字。
比较优势的跳跃式演变规律，是指比较优势类型的跳跃或跨越，它从较低层次的比较优势起步，越过常规中必经环节，径直走向较高层次的比较优势。纵观人类历史长河，可以看出，各个国家或民族都受着跳跃式演变规律的支配。在该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具备的时候和地方，比较优势和跳跃式演变的现象就会重复出现。例如，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到资本密集型工业，再到技术密集型工业，是公认的工业化一般进程。但香港未经过明显的资本密集型工业阶段，而直接由劳动密集型工业跃入技术密集型工业。印刷排版技术，先是铅字人工排版，后是计算机排版，计算机排版又分为第一、二、三代。中国的“华光”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则一下越过国外第一、二、三代计算机排版系统，直接跨入了更高境界。这种比较优势的跳跃式演变现象，其实从一系列落后国家转变为先进国家的历史事实中，更能得到证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曾经是落后国家，它们之所以由落后跃升为先进，就是因为它们在各个领域创造了比原先进国家更多更高的比较优势。
正因为客观存在着比较优势演变规律，并且支配或决定着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所以，是否按照该规律办事，也就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成败的一个根本原因。亚洲四小龙遵循比较优势演变的一般规律，不断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最终形成了一个现代产业优势群。石油输出国则没有遵循比较优势演变的一般规律，没有创造更多的新的比较优势，更没有建立一个现代产业优势群。关于这一点，可用双方经济发展的实证资料来加以证明。
从石油输出国一方看， 作为“石油王国”的沙特阿拉伯， 直到1992年，他们的非石油工业产值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才上升到10%，其工业企业产品出口额仅32亿美元，占该年出口总额的6%。 高收入国阿联酋，除了作为其经济支柱的石油及石油加工业外，其它民族工业至今极为弱小。非石油工业产品出口，仅有化肥、服装、饮料、纸制品等。可见，截至目前，石油输出国除了石油资源优势外，其它新创造的比较优势很少，而且多为竞争力不强的初级产品，基本没有技术密集型产品优势。
从亚洲四小龙一方看，韩国比较优势的创造，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50年代，奠定国民教育的基础，完善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铁路、通信、电力、水利等基本设施；60年代，发展轻工业并促进出口；70年代，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与此相应，各种比较优势相继形成。到1988年，纺织品出口141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23.2%； 电子工业产值占世界电子工业产值的4.8%，居世界第6位，电子工业产品出口151.62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25.9%，超过了1/4；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总额为39.37%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6.5%；生产钢1910万吨，超过法国、英国，居世界第7位，钢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9.9%；造船工业多年保持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造船承揽国和船舶出口国地位。新加坡和香港在进入80年代以后，也创造了自己的独特优势，如新加坡目前已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脑磁盘驱动器生产国，其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77%。香港的电讯、录音及音响器材、电动机械及电器、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在世界市场上很有竞争优势，这三类产品在香港产品出口总值所占的比重，由1981年的18%，增至1991年的23%。
通过以上关于亚洲四小龙和石油输出国经济上的分化及原因的分析，在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必须尊重和遵循比较优势演变规律，不断推动比较优势类型的转换，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
三、出路：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创造
（1）充分认识和发挥政府在比较优势创造中的作用。
比较优势的创造主体有很多，也可分为若干层次，如政府、企业、个人等。笔者无意否定企业或个人在比较优势创造中的作用。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政府无疑应该而且能够担负更多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通过政府干预促进本国产业成长和优势形成。政府干预能够促进比较优势形成这一思想的雏形，几乎在重商主义那里就可能看到。1791年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首次提出了促进幼稚产业成长的思想，后由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加以发展和系统化。他们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幼稚产业保护论。这一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广为流传。美国政府曾按照这一思想，建立了高关税壁垒，以鼓励和促进正同英国争雄的纺织品、黑色金属和其它工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对其钢铁、汽车、造船和电子工业实行了强有力的保护措施，直到这些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了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时，才放松了保护。
通过国家干预促使本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在当前发展中国家还有特殊的原因。第一，不发达经济在发达经济的巨大压力下，无法通过微观市场主体在市场上的自由竞争而从容地、自由地发展。第二，市场机制发育不足，需要国家干预去弥补。在上述两个特殊原因，即生产力和市场组织都处于相对不发达状态时，经济中的风险使不确定性往往很大，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尤其是这种发育不足的市场机制，难以形成缩短赶超发达国家过程所需的有效投资，有可能使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达不到理想状态，也就难以形成比较优势产业。因此，为更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全面提高和增强各种现代产业部门，特别是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产业部门，就成为政府干预必要性的基本原因。
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实行产业倾斜政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表现为比较明显的产业结构渐进性转化的过程。然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都使其很难再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利用后发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在较短时间内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既有必要性，又具可能性。因此，各国政府根据各自的国情，选择能够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经济起飞的主导产业，并实行向主导产业倾斜的政策，以尽快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类型的转换。第二，建立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结构类型的转换，必然伴随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而能否有效地控制这种变化的方向、范围和程度，保持经济环境的基本稳定，就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因此，政府干预应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制定必要的经济法规，形成稳定、公平的竞争秩序；二是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如严重通货膨胀，经济大起大落等重大经济失衡现象。第三，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既加速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又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避免引起社会动荡。
（2）比较优势创造的方向。
创造比较优势，有一个方向问题。确定和找准比较优势创造的方向，需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成功在于务实。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国际分工格局是客观存在的。各个国家在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中，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它只能从这个特定位置出发，而不能完全摆脱这个特定位置的制约。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身实际，在国际横向比较的基础上，找准自己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动态地看自己目前和将来适合参与哪些国际分工。第二，根据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确定本国新的产业发展方向。科学技术和经济结构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总是先从先发国家开始，然后波及到各类后发国家。这种经济和技术在国家之间的传递，就是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一种历史机遇。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根据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动，及时调整和修正本国的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第三，根据市场需要及其变动趋势，确定比较优势创造方向。
至于比较优势创造的具体方向，可从以下三个层次或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资源、初级产品优势。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矿物资源和农产品非常丰富。如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63.88%， 许多经济作物，如黄麻、天然橡胶等，都是发展中国家的特产。但是，产品优势并不等于市场优势。如中国的镁砂，占世界出口市场的85%，有能力控制该产品的价格水平。可由于国内无序竞争，结果导致镁砂世界市场价格的一落再落，这实际上已丧失了自己的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维护和保持自己的资源优势，必须把已有的产品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并切实获得应有的比较利益。第二，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制造业是工业部门中最活跃的部分，一国制造业的水平，是其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发展中国家欲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能单靠资源优势，而应借助该优势，将其提升和转化为制造业优势，第三，高技术产业优势。高技术产业优势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高层次的比较优势，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地位的关键因素。所以，有能力的国家都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科技革命过程中，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等国家关系，比其它时候更容易发生戏剧性变化。正由于科技革命来临的时候，各国作出的反映或反映程度不同，因而先进的会变为落后，落后的会变为先进。发展中国家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科技革命面前，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并勇于向高技术及其产业化方向进军。
（3）改善条件，突破限制，创造优势。
发展中国家创造比较优势，目前的主要困难是受着一系列不利条件的制约和困扰，如资金缺口、人口压力、技术落后、体制不顺、经济单一、政策失误以及外部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等等。解决了这些问题，其经济就会出现转机。所以说，目前发展中国家应该走的路子，就是努力从这些不利条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进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如从资金方面看，按照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但发展中国家大多存在资金缺口。资金缺口的解决，有两条途径：一是适当提高国内储蓄率，进行自我积累；二是引入外资。在资金缺口得到弥补后，还有一个合理、有效地使用资金的问题。利用自我积累资金中的国际贸易收益创造比较优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把暂时的外贸收益转化为长远的贸易利益，把外贸收益引起的经济增长转化为经济发展。利用外资创造比较优势，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发挥外资的造血功能。再如从人口角度看比较优势的创造，可归结为一句话：人口数量下来，人口质量上去。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必须相互适应，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在一定时期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物质财富的增加部分被增长更快的人口抵消了。 人均DNP呈现负增长，严重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人口数量必须下来。人口的质量对比较优势的意义更大。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认为， 完整的资本概念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物质资本存量的多寡，处于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人力资本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重要。这一重要观点已被众多国家的实践证实。所以发展中国家创造比较优势，必须通过教育，把人口质量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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