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优势促老工业基地贫困社区治理能力提升
芦 恒
近年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城市的贫困棚户区改造问题，特别是对于东北地区城市基层治理而言，大量由工厂大院演变的连片贫困棚户区及其回迁社区的秩序重建与党建问题，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稳定民生问题以及党建创新的重中之重。早在2004年，李克强总理还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就大力推动以辽宁省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城市棚户区改造民生工程。
东北的棚户区改造问题与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单位社会转型有密切关系。以前国有企业工人聚居的大部分单位社区随着社会转型中企业的衰落和破产也随之衰落，成为老年人多、残疾人多、低保户多的“三多贫困社区”，逐渐成为城市棚户区改造的重点对象。与此同时，与商品房小区相比，棚户区改造后的回迁社区更容易成为物业公司不予提供垃圾回收、卫生保洁等公共服务的“弃管社区”。这些民生问题突出的贫困社区给基层社区党建和治理带来了新的课题。除了外部“输血式”的扶贫，如何激活单位社区自身的单位传统，也成为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展基层社区治理和党建的独特视角，同时也将从社会治理和基层党建方面夯实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社会基础和党建群众基础。
1 国企改制背景下单位社区的棚户区化
一是公共服务设施衰败化。破产企业自身完全不能维护社区内基本的公共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再加上低收入的下岗居民无法承担物业费用，市场化运作的物业公司不愿接管，导致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的衰败化。
二是内部异质化和阶层分化。1998年国家正式取消单位福利分房制度，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使得单位内部居民依据个人的购买能力的不同开始分化。一类居民买断单位房产权，另一类居民因具有购买其他商品小区住宅的能力，开始逐渐搬离原来的单位大院。通过这种“过滤”方式，形成了几类群体：将原来单位房出租的“食租阶层”；在棚户区拆迁计划之前提前购买并获得产权，平时将棚户区出租给外来居民，拆迁时获取赔偿款的“拆迁房食利者”群体；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商品房的“留守居民”；进城租住廉价棚户区住房的农民工群体。
2 单位社会优势与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面对单位社区治理存在的诸多困境，东北老工业基地遵循“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思路，在深厚的单位社会传统之中探索破解之道。现有的城市社区治理常从“问题”入手，较少挖掘社区自身的独特性，但若只从问题入手，容易治标不治本，为此不妨从“问题视角”转换为“优势视角”，积极挖掘单位社区自身的优势资源，分析社区中群体自身在群体特性、行动模式等方面存在的优势和潜在能力，以实现贫困社区治理创新。
激活国企组织优势，实现单位人再组织化
学校通过宣传栏海报宣传学校最新的动态，表扬和鼓励那些在创新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教师和学生，以此来动员学生融入科技创新队伍中来。同时学校还应该把创新纳入办学理念中，对师生不仅要求其诚实严谨治学，更重要的是懂变通、会思创，不断地在技术上创新。同时设立科技展览室和科技创作室，来呈现和保存创新成果。如科技展览室里摆满学生和科技辅导员的各种发明创造作品和一些高科技模型，创作室准备充足的用于手工制作的材料和工具，让辅导员和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地参观和创作。
单位社会的基本特点在于其本身是一个组织型社会。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内部的党、政、工各级人员都被划分到各类委员会性质的组织之中进行统一管理。这种高度组织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动员组织传统，这些组织形式并非冷冰冰的外在之物，而是通过单位体制的成熟与发展，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内化于单位人的认知与行为之中，形成的一种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单位惯习”。此类组织性优势可以被进一步利用，成为衰落单位社区治理的重要组织性资源。
国企干部的治理经验是单位社区治理的重要优势。尽管东北地区由于国企改制问题形成大量连片棚户区，但大部分棚户区少有大规模的集体反社会行动，也无邪教组织渗透。在面对社区内部分化和矛盾、社会原子化、公共性危机等社会风险时，大多数具有国企工会管理经验的社区书记和主任能够通过运用各种国企管理经验化解各类风险。
根据上述，分别采用Graham法和公式估算了我国八座已溃水库的生命损失，并与实际发生情况进行比较，详见表3所示。
激活单位管理优势，发动原国企干部参与社区治理
例如，获得全国时代楷模、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中国小巷总理”之星等称号的党委书记、社区主任吴亚琴所管理的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被誉为“零犯罪、零家暴、零吸毒、零矛盾升级、零非正常上访”的和谐幸福社区。长山花园社区成功治理的最大法宝在于其采用了一种“单位人再组织化”的治理模式，该社区是破产企业宿舍区，在面对居民大面积失业，集体行动频繁之时，社区居委会通过转接党组织关系的方式把原单位的老党员、退休职工代表的“单位人”纳入到社区党委组织的领导下，仅在2003年就接收了194名退休党员和退休职工，统一设岗定责，发挥相关组织的管理作用。社区还选举出5名德高望重的原单位老党员担任社区自治管理委员会成员。此外，社区还以这些老党员为主体设立了监督委员会、居民议事会、“红袖标”义务巡逻队、居家养老志愿服务队等多种组织。可见，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内大量国有企业家属区而言，衰败的只是外在的物理空间；对于碎片化的单位人而言，重新在社区内部营造出一种“类单位”的组织环境，能够激活单位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激活单位时代链接党、政、工的组织连接机制，成为国家、社区、居民之间良好的沟通桥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经费是为了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由财政预算安排的拨付给各级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的公用和人员经费。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将该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为规范管理，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安全，各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部门的费用核算不能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管理与核算混淆，也不准挤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2018年财政部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补助金额为2717230万元。
例如，长春市重点改造棚户区原南关区长通街道永宁社区党委书记、社区主任孟玉文就是国企干部管理贫困社区的典型代表。1998年，长春市开展城市社区“两调”聘任工作，优先聘任拥有技术职称、工会主任、车间主任等大中型国企管理干部为社区党委书记和社区主任。在长春市文具厂破产后被优先聘任为永宁社区党委书记和社区主任一肩挑的孟玉文，曾为圆珠笔生产车间主任，在20世纪80年代带领班组圆满完成提供圆珠笔纪念品的重要供货任务。她谙熟基层组织管理经验，具有相对较高的管理水平和基层动员经验，总结出“千家走户法”“千顺万捋法”“精细管理法”“重构社群法”等基层社区管理方法，也有一套“单位熟人社会”的处事方法，在解决大型群众矛盾，社区日常管理科学化、群众路线、社区动员等方面沿用车间单位治理逻辑，成功化解社会转型风险的同时帮助居民找工作、办理低保等改善生计、适应风险，甚至鼓励下岗女工自建养老院，一方面让重残老人和孤寡老人免费入住，另一方面低价服务周边社区老人，最终成为区政府扶持的重点民营社会服务机构，逐渐从解决生计的适应风险模式转换为社区内部互助共赢的社区发展模式。
由此可见，为更好地创新对传统、老旧社区的治理模式，我们须重新认识国企破产后的下岗国企干部对于社会稳定和基层社区治理的重大贡献，也应重视并系统梳理原国企干部参与管理基层贫困社区的宝贵经验，重新认识“单位制度”对于中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
激活单位社区认同优势，重塑居民家园感
单位背景的社区自身是一个相对封闭且同质性较强的生活共同体，这类社区的居民因为来自同一个单位，认同感较强。以家属大院为标志的单位社区除了是封闭的空间集合体之外，还是一种充满“家园感”的社会空间。
虽然这两位学者对这种现象持批评态度，但不可否认，这就是事实。人们实际上更多的使用的是“增强权能”的精神方面的含义。因此，如果简单的解释什么是“增强权能”，我们就可以采用陈树强的说法，即“增强权能”就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2]
新时期衰落单位社区治理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重新塑造一种“单位家园”的情感空间，激活单位人久违的家园意识，通过党员组织、居民自治组织、新闻媒体、社会工作机构等中介力量，开展各类关于单位记忆与家国记忆等重塑人们“单位认同感”与“社区家园感”的活动。例如2013年长春《城市晚报》和《新文化报》开展了“穿越长春”活动，收集了人们关于长春老街道、老工厂、老单位生活的照片和故事，一个个关于“厂世界”的回忆录和照片重新激活了单位人对于单位社区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此，我们在社区治理中应充分发挥这些单位记忆的重要作用，将客观存在的单位社区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内在的“优势动力”。
【本文作者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责编：李 懿/唐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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