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的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以马克思关于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为指针，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及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并从而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的社会跨越发展理论。作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的两个笔记（《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特别是《历史学笔记》。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够。本文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来研究，旨在引起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晚年史学研究的重视，并进而深化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
邓小平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1）]在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重大关系时，最重要的莫过于改革开放与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了。但我国学术界，在对以上关系的研究中，往往将它们分别进行，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从唯物史观理论的层次上揭示出它们的理论基础。本文将力图从科学历史观的高度，阐释它们的内在关系和理论基础，以便我们对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上升到更为自觉的理论高度。
一、特色社会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
在世界开放的时代，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一些主要的国家和民族所实行的一种政策。从这一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对当今的世界各国来说只是共性。当我们转换另一个视角，即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看，它就具有一种极为重要的时代历史意义。这就是说这种政策不仅具有富国利民的一般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它能成为一种建设新社会制度的催生剂，要建立这种新的科学观念，必须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作出说明。
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道路（以往我们熟知的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以往我国理论界研究得不够。这种社会发展道路，从总的方面概括为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社会形态的递进（它包括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更重要的是包括相互邻近社会形态的递进）发展形式，另一种是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形式。为了对它们建立起一种观念，我们可把这两种社会发展形式，前者表述为社会发展的宏观形式；后者表述为社会发展的微观形式。对于前者，我们是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即从一般理论角度用逻辑方式加以把握的；对于后者则不然，它是从实证的比较分析，即通过具体研究或“实事求是”的方法来把握的。
以往，理论界有的论者往往把五种社会形态递进的发展规律作为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来理解。应当指出，社会发展规律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它们之间具有密切地联系。但是，在今天把它们的区别辨析清楚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从前一种视角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合乎规律的，正如有人所谈的是“早产儿”。因此，对它的建设就失去了信心。现在我们从后一个视角来理解，这时，我们就会看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在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的指导下，所走的是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道路，它进行的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性的历史事业。这样，对它的建设和实现就充满了信心。因此，进一步辨析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局长具体道路的区别和联系，既是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实践的需要。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跨越形式呢？因篇幅所限，这里我们只着重论述马克思在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指导下，具体剖析社会跨越发展道路的理论。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及为这一著作写的“序言”中论述了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同样，马克思依据这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也论证了五种社会跨越发展的形式。关于原始民族向奴隶社会的跨越发展，马克思是在摘录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论证的。应该指出的是，摩尔根在《古代就会》中科学地论证了古希腊人从血统的民族制度向奴隶制的发展过程。他在该书的“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一章中，用事实证明说：“雅典（希腊人奴隶制中央政权的所在地——引者）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并著……雅典人已上升到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2）]马克思在摘录了摩尔根这一章的主要论述之后，又以专文，从另一古代历史学家舍曼的著作《雅典国家》探讨了其他原始民族向奴隶制的跨越发展问题。马克思写道：“根据舍曼的说法，霍普利特部落（雅典统辖的一个行政区——引者）是希腊的外来人；他们一度在克苏图斯统率下站在阿提卡（希腊人的居住地—引者）方面和优卑亚的加尔西顿殖民者进行战斗，并因此获得优卑亚对岸的杰特拉波里和大部分邻近地带作为移住地。”[（3）]摩尔根分析了雅典新政治制度建立后“声威并著”。马克思对于新政治制度的影响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希腊的外来人”不是靠自己民族的慢慢进化，而是在参加希腊人的征战，靠战功获得自然条件比较好的“移住地”，被雅典人划为一个行政区，使一个民族制度跨越到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中来。
希腊奴隶制度新建立之后，影响和带动其它部落进入新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具有偶然性呢？为了建立这种社会跨越发展形式的理论，我们且以马克思所说的古代迦太基[（4）]为例探讨跨越形式。迦太基原是古代西亚沿海奴隶制的城邦国家推罗，通过海上贸易在北非沿海建立的殖民地。推罗人通过移民建立起迦太基城，推行奴隶制。迦太基人通过经营海上贸易，后来这一迦太基成了地中海西部北非的奴隶制强国。据历史记载，在以后的发展中，迦太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它的母国——推罗，特别是在航海方面，在四世纪时，迦太基拥有地中海上的第一流海军[（5）]。
以上说的是氏族或部落向奴隶制跨越发展的例子，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跨越发展的例子中，马克思十分重视英国和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在早期的著作中，指出“英格兰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6）]在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中写有专章“英国被诺曼人所征服。征服者威廉（1066—1087年）”[（7）]。诺曼人是英国的来外人，他们的故土是英国一海之隔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社会发展处于氏族社会阶段。该民族善于航海，经常向外侵略。法国和英国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公元10世纪初在法国建立诺曼底公国，11世纪初征服英国，征战者威廉自立为国王。威廉为了奖励随同他征战的将士们的战功，实行土地分封制度，于是，把他的军事组织变成了以土地分封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组织。对于这一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作了如下的概括：“英国封建主义起源于那些亲自参加国王的征战并因其个人效劳而被奖以公有土地中的地产的‘军人’、‘义勇兵官兵’或者‘大乡绅’。后来这种封建性分配地产的作法大大地加强了，因为大部分贵族效法国王的榜样，也用这种分赐采色的办法把他们的佃农同自己联系在一起。”[（8）]那不勒斯指的是公元11世纪下半叶南意大利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西西里封建王国。该王国的建国方针是由诺曼征服者的首领罗伯特·基斯卡德制定的[（9）]。这里，也可以看到封建制度的跨越发展，也有其不同的形式。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发展，马克思非常重视美国的历史。美国是在英国13个北美殖民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1775—1783年的独立战争，宣布独立。对于它的跨越发展马克思这样写道：“美国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这种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移民。“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11）]这些移民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想来发财的商人和各种投资者，另一种是到异地寻找生活出路的工人。于是，在这里建立起与他们的需要相适应的交往方式。我们知道，美国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超过了它的母国——英国。
关于社会主义的跨越发展问题，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就是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以上我们用史实简单阐释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问题。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出，这是在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或者说是在阐述自己这一发现之后，运用这一科学历史观研究世界历史，进一步发现和阐释人类历史上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工作，比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在时间上还要长，工作量还要大，更为艰巨。
二、改革在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地位
以上我们探讨的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我们理论界的一些文章和专著，对这一科学历史观的阐述是不全面的。根据以上的分析，现在我们可以有理由说：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问题，是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社会发展的演进和跨越这两方面来理解，唯物史观才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艺术整体”。
今天，我们重视探讨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以前，理论界多是孤立地研究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而且把跨越只局限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由此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生一定程度的怀疑，提出马克思晚年的“困惑”或“反思”。今天我们的研究则表明，社会的跨越发展，它是内在的和改革密切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在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改革既不是其他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富国利民的一般政策，也不是有人所理解的东方经济落后民族的特殊措施。改革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或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在实践上是必须贯彻的建国方针。因为它对一个新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里我们着重谈一下马克思关于改革在社会跨越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因篇幅所限，我们把马克思这一方面的理论简单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跨越发展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最主要的是本民族或国家所处的世界历史条件，简单概括为国际条件或发达的“历史时代”。比如马克思所说的，美国“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二、以跨越发展同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进行比较，看出这种发展的不同内在机制。马克思分析说，依次演进“这种发展非常缓慢；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延续下去。”[（11）]而跨越发展则不同，它是“异常迅速”的，它是借助于已经发达的历史条件，或通过移民，或通过外来征服，或通过一定的新的“建国计划”，打破或改革以往阶段的利益关系，建立或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跨越发展，对于以往发展阶段的各种关系，特别是财产利益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这时，跨越发展要想达到“异常迅速”，不改革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三是观念的转变，即现在所说的精神文明建设。马克思通过分析以往的历史指出：“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以致人们在以后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12）]。以上的分析表明，跨越发展在国内改革方面要求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物质领域的，另一个是精神领域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是物质领域或是精神领域，其关系是多方面的，它们的改革也是多方面的，这是要进一步通过具体的政策、法制来进行。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跨越发展与改革的内在关系的探讨，是对以往历史的复杂过程的理论概括。在以往历史上，这些过程是自发进行的。今天，我们建设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的改革理论，是在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导下提出来的，是自觉进行的。今天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是要把我们各个方面改革的实践，提高到科学唯物史观的高度。
三、开放在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同志说，在我国搞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确定了，怎么搞呢？他说：“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13）]我们以上研究的国内改革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开放。这不仅是从思想路线上讲要求我们有开放的思想和理论认识，也是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意义上讲的。它包含两层意义：一、无论是对内开放，还是对外开放，它们都是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内在要求；二，对外开放是由“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要求的，对内开放又是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必须对内实行改革政策的必然要求。
根据马克思的探讨和人类历史上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开放对于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重要作用。为了易于明了起见，我们着重阐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任何历史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跨越发展都离不开国际条件。这种国际条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环境，而是指的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虽然，这种发达的历史时代，其水平和内容各异，但它对跨越发展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是必备的。缺少或离开这种国际条件，跨越发展就不可能进行。这就是说，跨越发展，对外封闭是不行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方向。但是，以前的努力成效不大，甚至吃了苦头。邓小平同志总结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指“文化大革命”——引者），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所以，他又说，我们“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14）]从愿望上讲，都是想建设社会主义，但前者是不成功的，而后者却日益显出其成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开放的方针，适合科学的历史观。
其次，要具体分析“发达历史时代”的内含，善于利用机遇，把这种内含同本民族或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从马克思探讨的历史上各种形式的跨越发展中，我们看到，各个发达历史时代提供的内含是不同的。在古代的希腊，提供的是“声威并著”的新的奴隶制度；对于中世纪的英国，是由于善于航海和贸易的强悍民族的征服；对于现代的美国，重要的原因是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的移民。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由于一定的机遇，使跨越发展的国家或民族这一主体同发达历史时代提供的内含具体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历史的跨越发展。
以上我们探讨的历史上各种跨越发展，其跨越发展的主体同国际条件提供的内含的结合是自发进行的。今天，我们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来分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发现这种结合是自觉的，是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上的一种自主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显示了这一方针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又具有创造性。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容易理解，不必再说。关于创造性这里着重指出两点：一个是关于发达时代内含的认识。今天，发达历史时代的内含是什么。邓小平同志正确的指出，是三样东西，即外资、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15）]这种东西为何引进呢？和历史上发生过的被迫征服或移民不同，我们采取主动开放的政策，主动开放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这可以说是一个创造。第二个创造，是把开放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联系起来。这就是把国际条件提供的内容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具体结合起来，这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又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16）]这两个创造性，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第三，改革与开放的相互制约关系。一般的说，改革与开放之间是有辩证关系的。但只这样说还是不够的。问题是要寻找到在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它们辩证关系的内在机制。这个内在机制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开放辩证关系的机制不是由什么人主观任意选定的，它是由我国的国内条件与国际环境客观决定的。从逻辑上说，首先，市场经济是由于我们的开放政策与“发达的历史时代”所提供的内含（资金、现代技术与现代化管理）的关系所决定的。在这里，市场经济明显地表现为我们沿海开放城市与世界相联系的主要的和有效的手段。其次，市场经济作为我国开放的手段，它又制约着国内的改革。这种制约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国际环境所提供的内含的运用、作用的发挥是要通过市场经济的运作形式来进行。这就是说，要求我们国内的企业和有关的管理部门，按照或参照国际的先进水平实行现代化生产和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和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我们的开放，不是单方面只从国外吸收或引进什么，它的重要的一面，是要马我们的产品和物资打入国际，或者说，根据国际上各方面和各层次的不同需要，发挥我们的长处，提供和满足国际上的需要。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对国内的企业和有关的管理机构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反过来，又促进开放的发展。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市场经济是一种手段。
以上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及其内在机制——市场经济，是跨越发展的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自觉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将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注释：
（1）（13）（14）（15）（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117、269、65、63页。
（2）〔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25页。
（4）（6）（9）（10）（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25、125、794、124—125、124、124页。
（5）《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0页。
（7）（8）《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199—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