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在香港———种“大众文化”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存在主义论文,大众论文,在香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许多年以后，西西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如是总结：“对我来说，《我城》是一个分水岭，以往我写的是存在主义式小说：《东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图》等等，都相当灰色，结局或者主人公发疯了，或者死亡。一句话，生命好像没有意义”(198)。《东城故事》写于一九六六年，根据此文，那是一个“存在主义的时代”，但对存在主义“似懂非懂”。很快，西西便发现“这些存在主义式的小说，我觉得都不是我应该走下去的路，我想写一个比较快乐的，同样‘存在’，但用另一种态度”(西西200)。这种转变固然与六七以后香港经济腾飞及社会转型、作者的自我风格形成等等有关，但饶有兴味地，是什么促成了这种最初的追随？或者说，是什么令“存在主义”风靡一时却又使人似懂非懂？所谓的“存在主义时代”，又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一、“存在”之场域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香港的文学杂志、报刊大量涌现与“存在主义”有关的文章，有研究曾以《好望角》所载小说为例，探讨“存在主义”影响下香港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面向(杨彩杰24-35)，并在附录部分罗列了《中国学生周报》、《文艺新潮》、《香港时报·浅水湾》、《好望角》的部分相关评论、小说。以《中国学生周报》、《文艺新潮》和《香港时报·浅水湾》以至《好望角》来看香港彼时的存在主义风气，大致方向不错，但恐怕失之片面。“存在主义”在当时的流布亦远远超越这个范畴。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文学资料库是目前收香港报刊最全的数据库，网络搜索系统收录了香港从二十年代起至今的期刊杂志，笔者首先以该数据库为基础，以“存在”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查找取存在主义含义的篇章。由于在大量翻阅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对存在主义的译介主要针对齐克果(Sфren Aabye Kierkegaard)、加缪(Albert Camus)、萨特(Jean Paul Sartre)展开，并且，有大量介绍莎岗(Fran
oise Sagan)的文章将其归为存在主义式的，因此再以“卡缪/谬”、“加缪/谬”、“嘉缪/谬”、“沙/萨特”、“萨泰”、“沙/莎冈/岗”、“祁克加/伽德”、“祁/齐克果”为关键词在各字段进行搜索，查取相关篇章。合此两项发现，有关文章发表的集中时期是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不仅文章数量大幅减少，对存在主义或相关人物的名称使用也有了专业化、学院化的倾向，因此，将篇目的选取截至八十年代。最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再对《文艺新潮》、《诗朵》、《新思潮》、《香港时报·浅水湾》、《好望角》、《大学生活》进行了穷尽式查找。合以上三项而形成一个香港存在主义报章总目，以该目所涉篇章为场域进行分析，能大致了解存在主义传播的情况，并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观察存在主义思潮之影响。
从这一统计结果发现，有关存在主义的译介、讨论和创作，涉及以下27种报刊：《文艺新潮》、《新生晚报·新趣》、《香港时报·浅水湾》、《好望角》、《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文艺季》、《水星》、《文汇报·文艺》、《华菁》、《文艺世纪》、《文艺伴侣》、《当代文艺》、《纯文学》、《海洋文艺》、《盘古》、《四季》、《大拇指》、《文美月刊》、《开卷月刊》、《南北极》、《华实文艺丛刊》、《八方文艺丛刊》、《诗风》、《新晚报·星海》、《星岛晚报·大会堂》、《读者良友》。从这份名单来看，几乎没有什么左派的报刊参与其中，即使在左右对垒已不那么明显的六○年代，也只有《文汇报》、《新晚报》可以算作正统的左派报纸，而罗孚主编的《文汇报·文艺》和风格较为普罗的《新晚报》却都非属意识形态强烈，此间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视野颇值得玩味。其中，篇目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几种重要的现代主义文艺刊物、副刊，「友联」旗下分别针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中国学生周报》和《大学生活》，以及立场中立、颇受市民阶级欢迎的《新生晚报》之“新趣”版。以上报刊中《文艺季》、《文艺世纪》、《文艺伴侣》、《当代文艺》、《四季》、《南北极》、《华实文艺丛刊》、《新晚报·星海》各只有一篇且不是非常重要，因此将这几种以外的报刊按每五年的文章数进行统计。
根据对上述报刊“存在主义”文章的统计，有关存在主义的篇章主要集中于1956至1969年，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1957年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及1964年萨特拒领诺奖的事件。在通讯技术未至今日发达的五六十年代，香港作为英殖民地及自由港的特殊政治、地理优势，使得大量的英美报刊在港流通，而本地报刊的许多文章便直接译自这些报刊(如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泰晤士报[The Times]等等)。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西方文坛第一盛事，自然也引起本地文人的关注，尤其是现代主义刊物以及有右派背景的一些报刊。不过有趣的是，本地的译介并非唯诺奖是瞻，每年对诺奖进行追踪式报道，而是特别关注在一些引起争议话题或富于先锋性的作家身上。可以想见，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和萨特，早年都积极投身社会运动，但又因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此后加缪车祸死亡，萨特拒领诺奖，这些事件一方面加深了香港知识分子对存在主义的想象，一方面则为二人形象添加了几分传奇色彩，在吸引大众眼球的同时成为存在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加缪死后，1962年1月10日，《新生晚报·新趣》便有文章纪念加缪逝世二周年；1964年1月3日、1月10日，《中国学生周报》又以两个整版出“加缪纪念专辑”；1965年1月3日、4日李英豪又在《新生晚报·新趣》连发两篇散文纪念。如此频密的逝世纪念，可以想见加缪并非一个一晃而过的名作家，一个诺奖得主，而是具有相当认知度的公众人物。
几乎是完全的，自从罗曼罗兰逝世以后，继承了他英雄的血统，在拉丁的地土上一个真正的斗士，以一种更稳重、更坚忍的新英雄姿态出现。他自比拟为深化施栖佛斯里的巨人，日推巨石上山。他的刻苦，他的沉痛，他的视势力为快乐的精神，对于处身于一个苦闷而又无所适从底时代里的年青人，是一针强心剂。(夏亭3)
或许从这段文字可以一窥加缪的公众形象：浪漫主义式的英雄，引导年青人冲破苦闷环境的新英雄。这种形象与存在主义的距离显而易见，但这种积极正面的导向却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更是那些主要面向中学生、大学生的报刊乐于提倡的。值得一提的还有莎岗，她以十九岁处女作《日安忧郁》而名噪一时，不过此后她的创作便没有走出爱情文艺故事的模式，以文学史地位而言实不足与萨特、加缪或其他存在主义作者相提并论，更算不上重要的存在主义作家。但莎岗与《日安忧郁》的女主角一样，生性浪漫不羁，花边新闻不断，遂而成为又一标志性人物而被频频报道。昆南如是描述莎岗成名作的优点：“描述当代法国青年男女寻求纵乐的心理，而且染着一点存在主义的味道”(岑昆南3)。几乎同时间的，《中国学生周报》的另一篇文章对莎岗的描述，或许阐释了这“存在主义的味道”是什么：“她变本加厉的允许她自己成为‘荒谬的神话性的成功’的牺牲者，她生活于萨特式(Sartre)的人生观中：‘人家要我成什么样子，我就变什么样子’，她跳舞、狂歌、酗酒、逛夜总会，然后，拖个疲惫的身体返家，偶或福至心灵地为下一本将要出版的书涂写一两笔”(高堂4)。在这个描述中，存在主义的关键词“荒谬”与关键人物萨特以及纵乐的行径相互纠缠，存在主义亦被贴上了不羁、纵乐、虚无等标签而成为六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符码。
存在主义在香港的“存在”，与该思潮在欧洲发源时的哲学情境迥异，报刊杂志的文化生态极大地影响了该思潮的传播和发展。事实上，由于存在主义思想相当符合战后社会的精神需要，德法存在主义借文学、戏剧在世界各地都广为流传，在五○年代的西方世界已成为风尚，甚而催生出源起于美国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和“嬉皮运动”(Hippies)。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作家实已经留学渠道而对存在主义哲学有所了解，如鲁迅、冯至、罗大同等；六○年代的台湾地区，则视存在主义为有关当局反共政策下重要的现实叛逃空间，并因美援文化和学院教育大放异彩(邱郁伦59-72)。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地区则完全不同，直接取自西方报刊的报道自然吸取了同时代西方社会的价值评判，但也因信息渠道的驳杂而使历时性发展的西方思潮呈现“共时性”特征。存在主义这样一种艰深的哲学思潮被不断地连结日常生活情境乃至公众心理而获取其功能，从而完成一种“再编码”，脱离其纯粹的凝视意味而进入大众美学的范畴。尽管不乏对其哲学内涵的讨论，它还是相当程度地偏离了它原来的哲学背景，作为一种文学潮流与流行文化而大行其道。到最后，亦反过来影响本地的艺术家和文学家们的理解，就如西西所言，成为她沉浸其中的“时代”特征。
二、“精英”姿态：“先锋”or“时尚”？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大众文化的具体化和乌托邦》以及其他有关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讨论中都提及这样一个论点：现代主义与当代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辩证对立和深刻的、结构上的相互联系(詹姆逊244)。詹姆逊高屋建瓴地从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无处不在的商品生产形式出发，提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模式，即在理解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对内容不同的加工形式的基础上，探索其对社会和政治焦虑与幻想的改造。在此有一个前提相当明确的，仍是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与分离。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语境中，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却呈现出纠缠不清，乃至互为彼此的状况。1963年3月1日《好望角》的创刊词中，昆南如是描绘他们创办这个刊物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处于现代社会中，人们似乎渐渐感到文学艺术陌生起来，或者他们认为所谓文学艺术已被科学时代所淘汰，发觉不接触什么‘存在’，‘意识流’，‘抽象’等等，一样舒适地，快乐地生活着；宁愿服膺那种群众文化的潮流(MASS CULCUTURE)[……]”(岑昆南1)。在此，昆南以与大众文化对立来划定“文学艺术”的界线，而他自己，以及后文所指出的“无畏地先后出版《诗朵》、《新思潮》、参加计划《文艺新潮》、《香港时报》文艺版、以及主办青年画家个展，国际绘画沙龙”的“我们”，即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的成员，通过这则创刊词标明了一种多少带有精英姿态的立场，然而正是这种借取通俗文化标明自身身份的叙述，暗示了它与大众文化的同构型。
一般认为，香港较早引介存在主义的期刊是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创刊号的首篇文章《法兰西文学者的思想斗争》便提到了“存在主义”：“在街道上，流行的字成为萨泰[即萨特，笔者注]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人不过孤独地‘生存’在一个上帝已死去的世界里，没有一些价值。[……]但至少现时，存在主义已流为一种哲学式的时尚。”(翼文4-5)“哲学式的时尚”一词非常准确地点出了“存在主义”在当时这批文学爱好者心目中的地位和意义。《文艺新潮》从第二期开始分别翻译了萨特(Jean Paul Satre)的小说《伊特斯特拉土士》、《墙》及评论《论杜斯·帕索斯和〈一九一九〉》，加谬的短文《论政党及真理》及著名的小说《异客》，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小说《士绅们——爱的插曲》，①无一不按照趋新、求新的原则来选文。如第一期封底为第二期重点文章所作的广告，形容《伊特斯特拉土士》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的法国存在主义派代表作”(“第二期要目预告”封底)。之后第四期的法国文学专号，译作《墙》的广告语是“存在主义派宗师萨泰又一刻画人性与生死的名作”，可见对于存在主义的定义实际上是源自对萨特本人存在主义身份的体认。再看第七期译介波伏娃的《士绅们——爱的插曲》，在标题的上方有一行小字：“一九五四年法国龚果尔奖膺选小说”，选文标准立现，对于风格流派，却没有非常一致的标准。在译介论文《论杜斯·帕索斯和〈一九一九〉》时马朗在文尾添加了附注，有关为何选择译介该篇，他这样写道：
譬如本篇，本来不一定适宜翻译介绍，因为首先杜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在中国并不如汉明威等闻名，一般人未读过他的小说，虽然萨泰认为他是“这时代最伟大的作家”；第二这篇论文艰深难懂，包括萨泰对心理学、哲学的见解，我自己就觉得它莫测高深之处很多。然而，探讨之下，我相信我们学习写作之人，一定可以从萨泰的评论中多少领略到现代小说的特出点和把握题材的新角度，以及研究小说的几种科学方法，还有对于阅读杜斯·帕索斯作品的话，则更是一种导引。何况《文艺新潮》正在举办小说奖金，而不少写作的朋友都努力在探讨创作新路径的时候，小说作法的论文倍觉需要，因此把这种论文陆续介绍出来似乎是不无小补的。(马朗36)
马朗虽然认为此文“艰深难懂”，但却因萨特的身份和地位而肯定之；其次有关“学习写作”的两个目的，一是了解现代小说的特点，二为题材的新角度，最后更直接托出其良苦用心乃辅以创作新路径。可见萨特的哲学思想、评论理念以及杜斯·帕索斯作品的价值皆在其次，而重要的是如何从中借取灵感来探讨创作新路径。《文艺新潮》对文学创作的刻意求新可说开一时之风气，为后继的现代主义副刊、杂志如《香港时报·浅水湾》和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的刊物《新思潮》、《好望角》继承，并惠及受这一系列刊物影响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求新是这批文艺爱好者突破传统、渴望发展的途径，同时却也是彼时大众媒介吸引民众眼光的手段。1960年，《新生晚报》“新趣”版《十三妹专栏》从4月22日至5月5日短短半个月时间，就接连三次发表了与“存在主义”有关的文章。有研究指出，《新生晚报》是“属于‘客观’、‘中立’、‘追随读者口味’的一类”(樊善標178)，“与《星岛日报》的新旧派文艺副刊相比，‘新趣’版的吸引力并非高级的文化品味，而在于刻意迎合小市民阶级对社会万象的窥秘好奇心理；与《文汇报》、《大公报》这些左翼报纸比较，‘新趣’版则避免指向具特定的制度、意识形态，引发愤恨的情绪”(樊善標194)。《新生晚报》“新趣”版的这种风格一直延续至60年代，就4月22日所刊的《越俎代庖，泛谈“存在主义”之文艺思潮及发源》来看，同一版内，上有武侠小说连载《白马记》，右有今圣叹“今日怪论”《论戴高乐“有床瞓”》，左有殷史言情小说专栏《一段情》。“存在主义”夹在这一众“俗文逸趣”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时趣一种。十三妹开篇即以自谦的笔调行讽刺之实，一上来就把行内其他作者骂了一通；兼拉扯上武侠小说理论，普罗读者自然也就将“存在主义”与武侠小说理论等量齐观了。进而十三妹才提出为何要谈“存在主义”这个问题，前面的只能算是“引文的引文”。
可是直到我提笔来写文为止，竟无一个肯正式首先来谈它，来给方块读者介绍它！这实在是我自售方块以来所遇到所感到的最大遗憾！因为“存在主义”在今日的西方文化界，或勿宁直截了当说西方文艺界，那一股声势以及影响之所及，已不下于当年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潮流！
面对着这么一种波涛澎湃的文艺思潮，我们能不能接受，该不该接受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个人以为的是，我们必得知道，应该知道有这么回事儿。(“越俎代庖”5)
以“文艺复兴”作比，自是十三妹的噱头，不过她很快又调转笔锋，对“存在主义”思潮抛出“能不能接受”和“该不该接受”的问题，进而直陈自己的态度是首先要了解。短短数百字，已抛出一大堆文学术语，普罗大众明不明白每一个确切实指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连串的插科打诨、抛砖引玉中造成一种“与世界接轨”的幻象，并且以颇为生动的语言吸引读者的注意。十三妹以《新生晚报》“新趣”版的《十三妹专栏》而成名，其知识面和文笔都受到追随新思潮的编辑刘以鬯的注意，是以《香港时报》“浅水湾”一经刘翁接手，便邀请十三妹撰写专栏《十三妹漫谈》。事实上，十三妹是先在《香港时报》“浅水湾”发表“存在主义”的文章《关于“存在主义”的文艺思潮》和《续谈“存在主义”的反响》之后，才开始在《新生晚报》上发表上述文章的。刘以鬯在多处回忆文章中，都提及作为主编对“浅水湾”编辑方针的大力改革：“[……]在此之前，《浅水湾》是综合性副刊，走通俗路线，目的只在争取读者，藉此稳固报馆的经济基础；由我接编后，我毅然删去《浅水湾》的商业性，来一次大革新，改为高水平的纯文艺副刊，不登消闲文字，只登严肃文艺作品”(8)。同马朗、昆南他们一样，刘以鬯十分注重这种与“商业性”划清界限的自觉，因而，十三妹在横跨两界所运用的“两支笔”，以及她在此间所扮演的暧昧复杂的角色便尤为值得探讨。如前所论，从《新生晚报》“新趣”版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十三妹推介西方新知的态度；另一方面，“从十三妹专栏的各篇文章，都明显看到她对编者编辑方针的支持，对同版作者的欣赏”(张咏梅75)。但若从文笔以及谈论的姿态来看，十三妹又是地道的“大众”姿态。在“纯文艺”的“浅水湾”中，十三妹依然是自谦的态度，却少了“新趣”中的那种戏谑调侃，只有生动的用词还保留着，比如她介绍“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时写：“这是三十年来国际文化界的一股新的思潮运动，其‘巴闭’之处颇有当年欧洲‘文艺复兴’那一种气概与声势”(“关于‘存在主义’”10)，这一个“巴闭”差不多是全文中唯一一个采用方言而带有幽默色彩的词汇。基于这样不同的文风，对于“存在主义”的态度，在两个副刊的文章中亦有着显见的差别。对比“新趣”中几番欲扬先抑，顾左右而言他，实在不断地借“抖包袱”而引起读者对“存在主义”的兴趣；在“浅水湾”中，十三妹的态度却有所保留的：“也许我太守旧了，或者应该说我对它知道得太少，更毋宁说我对它似乎不能完全接受。所以直至今日，我仍以怀疑的眼光在看它”(“关于‘存在主义’”10)。于是，“存在主义”这种新思潮在以十三妹为代表的香港文化人笔下呈现两种面貌：一种是较为严肃的，带有反思性质的文艺思潮；一种是较为通俗的，带有猎奇性质的时髦文化。当然，二者实质上密不可分。
在笔者查到的文章中，借取存在主义使用“存在”一词的十之八九，但鲜有系统地对“存在主义”思潮的历史、哲学内涵、文学表现进行论述。大多文章为泛论，或取某一所谓有“存在主义”特色的作家、作品甚至现象进行论述，更有甚者借“存在”与“哲学”之名而撰写小品式的调侃文章，与“存在主义”全无瓜葛。②这种情况在存在主义风靡一时的六○年代屡见不鲜。可见先锋也好，流行也罢，这批现代主义者所标榜的“精英姿态”都不自觉地为消费文化裹挟；无论对存在主义的理解有多少，谁掌握了最新的文化符码，谁就拥有话语权。
三、从时间的共同体到空间的共同体
如果，“存在主义”在香港的兴起只是民间文艺爱好者的推动，恐怕难有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在此颇值得注意的是友联出版社两大报刊的参与。1963年5月16日、6月1日，《大学生活》借创刊八周年纪念之机，分上下两期出版了存在主义专号，并假《中国学生周报》于1960年5月3日、5月10日和5月17日连续三期刊登广告。而《中国学生周报》亦是大量发表有关“存在主义”讨论的阵地。《大学生活》的自我定位是“一本纯学术性质的月刊”(《中国学生周报》广告)，从刊名也可以看出其针对的读者群为大学生，与《中国学生周报》之面向中学生相互补足，而刊登的文章比之《中国学生周报》也更为学术和文艺。最初，友联出版社的“反共”政治指向极为明确，不过研究证明，《中国学生周报》到五十年代后期已经在编辑方针上逐渐脱离了最初的政治理念束缚，不断转向以学生需求为主导，至于六十年代，一方面由于读者群的更替，编辑需要重提爱国、民族主义等问题；而另一方面，新一代青年编辑代表了香港青年的声音，要求紧接西方文化思潮，③这就使得刊物呈现出非常丰富、复杂的面貌。《中国学生周报》与《大学生活》同属于友联出版社，还共同设有活动部和编辑部(卢玮銮 熊志琴4)，因而编辑、作者时有重叠、交叉的关系，参与的多为新亚、崇基的师生(郑树森165-66)，二者的发展方向也大同小异。
《大学生活》的“存在主义”专号，邀请了数位重要的教授和台港两地小有名气的知识青年撰写文章。彼时“存在主义”已经《现代诗》的引介在台湾掀起风潮，从《大学生活》的篇目来看，这一场大规模的讨论还是从台湾引入并进行响应和展开的。发表文章的几位教授如牟宗三、劳思光、李达生、洪耀勋和胡秋原等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台湾方兴未艾的“中西文化论战”，且居于较为保守的一方，主张有批判地吸收和改造西方文化思潮。年轻一辈较为瞩目的便是后来主张“文化回归”的台大哲学系学生包奕明(即包错石)、对“存在主义”颇有研究的台大医学系学生王尚义以及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的理论干将李英豪。与台湾“中西文化论战”的背景全然不同，香港的高等教育界和文化界保持着相当暧昧的政治中立，既有反共恐共的心理，亦对殖民政府的文化控制企图抱有警惕心。《大学生活》有关“存在主义”的文章中，老一辈多结合中国近代史以讨论当下的生存情境，尤其是牟宗三和胡秋原，尽管二人对“存在主义”的立场截然不同——牟氏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性体验与启悟认同“存在主义”，而胡氏以“存在主义”非理性而否定之。共同的流亡经验以及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地域性想象，使得他们都站在一个整体性的“中国”立场上讨论时境。《大学生活》的编者，其政治立场与老一辈大致相同，但又有微妙的变化。“存在主义”专号开篇的“为专号说几句话”中，编者如是引出“存在主义”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个文化出了毛病的时代。在此病态的文化中，自然地会产生出荒谬的人和荒谬的思想；因此就难免被人称为这是荒谬的时代。因为很明显的，联合国就是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出出的荒谬剧。在两大集团势力尖锐的冲突之下，一些号为自由、民主、反极权的国家，为了要争取盟国，却不惜牺牲其理想，而援助一些名义上是自由民主实质上则行其独裁之政的国家，这不是荒谬吗？[……]于是才有存在主义的兴起。存在主义所揭露的是整个时代的病患”(“为专号说几句话”4)。编者把“荒谬”这个概念与冷战背景相联系，将时代语境置入“存在主义”重要的话语结构之中，令读者感同身受并以切身经验来体认复杂的西方思潮。但这里对冷战格局整体的批判态度与友联初成立时一边倒的立场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这种试图脱离于左右两大阵营，对两极争霸的整体局势报以否定的态度一方面反映了新一代香港年轻人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也与后来港英政府一直试图履行的“不得罪国共两方以维持自身殖民统治”的统治策略遥相呼应。再看下一段对“存在主义”的辩解，否定流行的观念，即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以为是悲观的、消极的、颓废的思潮”，而强调“存在主义是一种运动，一种行动的哲学。就这一行动本身来说它是积极的”(“为专号说几句话”4)。这种论调在当时介绍和讨论“存在主义”的文章中可谓主流，把“存在主义”一分为二，一方面是认识与了解“现代”社会本质的重要特征与标志，另一方面又刻意强调其积极因素而追随，以寻求救世良方。专号的下期开首有另一篇编者所撰写的短文《从悲情显光辉》甚至直接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发出呼声，将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尼古鲁民族(黑人，笔者注)模拟，以近代以来的受迫害和流亡史引出“存在主义”的处境，最后落实到“这时他将会为自己的存在而考虑其处境，而谋其出路，而发出人性的光辉”。(“从悲情显光辉”4)吊诡的是，尽管对国际局势表示否定和不满，但“西方”仍然是“现代化”唯一的标准，编者在“为专号说几句话”的最后还是借镜西方以谋出路，不自觉地将“东方”——在此当然指的就是香港——纳入“前西方”的时间意识中。
下辑李英豪的《存在主义诸面之研讨》则从另一个面向表明了年轻人的态度，他强调从个人生命体验的角度去理解“存在主义”，强调个人和自我的价值。与老一辈对政治问题、民族国家念兹在兹不同，李英豪的论述毋宁说是“去政治化”的。与闭口不谈错综复杂、剑拔弩张的政治局势相对的，是对时代的都市化、现代化情境的反复考虑。他认同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的“存在主义是我们这时代的思想表现；而现代艺术则为这一时代的形象及直观的表现”，因而认为“存在主义非纯是哲学上的问题，而是个人存在最真实的问题，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急切问题，它非纯属心理上或价值上之压缩，而具有更形而上和浪漫性之压缩；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唤醒[……]人的存在处境，在现代的工商业及机械文明来说，是悲惨的”(李英豪54)。这种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深刻真切体会颇为典型，尤其对出生于香港、成长于五十年代的香港青年来说，殖民地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及艰难维持的政治中立策略导致他们强烈的政治冷感和政治疲劳，并且缺乏民族国家的整体感。与他们休戚与共的，是个人的失落、感伤和无根感，且这种无根感并非来自于流亡经验，而是来自香港这个殖民地的都市经验。因此，当一再地以“时代的特征”、“时代的潮流”这样的措辞来赋予“存在主义”正当性时，为青年大众所接受的“时代”就非诸教授带有鲜明政治烙印的民族国家想象，恰是那种与个人感伤相联系的、符合青少年浪漫气质的情调，是变动中的现代性、都市性，并为六七暴动之后的身份认同建构埋下了伏笔(李英豪“存在主义诸面”52)。王尚义那篇脍炙人口的《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加缪、海明威与我们》一开头，就以文学本质反映论来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从而介绍“存在主义”：“我们知道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谓文学表现时代也就是文学表现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当一个旧的价值标准已经动摇、瓦解，而你透过自我的体认建立了一种新的价值标准，你便是个生客，是旧时代的陌生人，整个世界对你陌生，你会觉得一切怪诞、荒漠、而格格不入”(王尚义15)。王尚义乃流亡台湾的青年知识分子，1962年仍就读于台大医学系，翌年毕业后便入院并于同年底病逝，死时年仅二十六岁。他生前热爱文学与哲学，尤专攻“存在主义”，多次投稿发表在台湾《文星》杂志；死后著作结集便以上文题目为标题，由文星出版社出版。至1966年水牛出版社再出王尚义作品精要集《野鸽子的黄昏》，后更因1967年董芳明命案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乃至一度被列为禁书(邱郁伦82-91)。王尚义富于感染力的写作一度在台湾掀起“存在主义”风潮，亦同时因其文其书在香港发表，而感染到香港年轻的文学爱好者。1964年10月3日、4日，李英豪在《新生晚报》“新趣’版《四方谈》专栏连续两天发表专文悼念王尚义，其英年早逝且富传奇性的经历便成为了李氏颇为浪漫地解读“存在主义”的一个实例(李英豪“悼念王尚义”5)。翻看六十年代初有关“存在主义”的文章，大多着眼于个人的感伤经验和虚无感，与都市体验和被殖民体验相关联。在文学方面，热爱文艺和追随西方思潮的青年人更是沿着形而上以及浪漫感伤的路线理解“存在主义”，奉萨特、加谬的作品为圭臬，甚至十分宽泛地将海明威、卡夫卡等现代主义作品也当成是“存在主义”作品来吸收。
这种被符号化与浪漫化的“存在主义”，与西方“存在主义”的哲学内涵相去甚远，它连结着彼时香港青年大众的共同生存经验，事实上，正是詹姆逊所言的“对社会和政治焦虑与幻想的一种改造工作”(255)，尽管，它常常以一种“去政治化”或“调侃政治”的面目出现。这种作为“大众文化”的“存在主义”在六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较为肤浅的、不成形的流行风潮，而在潜移默化中，就如西西的回忆所写，成为那一代文艺青年最初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在这种消化、吸收、变异的过程中，在与“通俗文学”不断拉锯、不断自我体认反省的过程中，呼之欲出的，是有关自身的建构问题。
①《伊特斯特拉土士》、《墙》及《论杜斯·帕索斯和〈一九一九〉》均由马朗翻译，分别载于《文艺新潮》1956年第一卷第二期、第一卷第四期及1957年第一卷第十一期。《论政党及真理》由罗谬翻译，载于《文艺新潮》1958年第二卷第十四期，《异客》由马朗、余庆翻译，载于《文艺新潮》1958年第二卷第十五期。《士绅们——爱的插曲》由罗谬翻译，载于《文艺新潮》第一卷第七期。
②如莎苓：“男女之间的存在哲学”，《香港时报·浅水湾》，1961年5月3日。
③参考吴兆刚：《五十年代〈中国学生周报〉文艺版研究》。香港：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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