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圣旅程到交互时空
——以泰北中国游客的文化体验为例
龚浩群
[提要 ]学者们通常将旅行看作是现代社会中个人生活世界的过渡仪式，仪式理论这一分析模式的不足在于，它将作为旅行者的时空与作为日常生活的时空割裂开来，忽略了旅游过程中意义生成的语境所具有的交互时空特征。通过对泰国北部中国游客的参与观察，我们发现中国游客对于泰国的文化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有生活空间的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比较的结果。本文认为，出境旅游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旅游人类学和海外民族志研究关注的对象，我们应拓宽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在以仪式理论为基础的“神圣旅程”范式研究外，思考如何在交互时空的语境中分析游客的文化反思与意义生成过程，从而探索实现作为文化批评的旅游人类学的新路径。
[关键词 ]社会文化研究；旅游人类学；神圣旅程范式；交互时空；文化反思
仪式理论在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学者们通常将旅行看作是现代社会中个人生活世界的过渡仪式，它意味着行动者离开日常生活空间前往旅游地，然后再从旅游地返回到日常生活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旅游成为了超脱于日常生活空间，并充满意义再生产的神圣旅程。如何理解神圣旅程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游客在海外的文化体验日益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通过中国游客对日常生活与旅行体验的对比性理解，来审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将可能成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将以对旅游人类学中“神圣旅程”范式的回顾和反思为起点，通过文献分析和参与观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着重分析中国游客如何在对泰国北部文化进行体验的基础上展开对原有生活空间的反思与文化批评，并进而探索实现作为文化批评的旅游人类学的新路径。
一 、“神圣旅程 ”范式研究的提出与不足
格雷伯恩在《旅游：神圣的旅程》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神圣旅程”的概念。他认为，从时间维度来说，旅游与世俗的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具有了神圣性。他说：“我们的两种生活(神圣的、非一般的、旅游的生活和世俗的、日常待在家里的生活)对于普通人来说一般是交替性的，往往以仪式作为标记，标志着生命的开始和结束。如果下定义来说的话，可认为是以一种生活的开始标志着另一种生活的结束。”[1](P.23-24)此外，格雷伯恩还认为在西方，旅游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旅游让人获得自我更新的感受。对于格雷伯恩的研究，有中国学者认为，关于神圣旅程的理论倡导要回到旅游者的背景文化中去探寻旅游的本质，看到世俗社会与神圣旅程之间的反差与对比，而解释旅游本质的关键在于旅游体验。[2]
纳什对格雷伯恩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神圣旅程概念更关注的是旅游所满足的需要，而不重视影响旅游体验的社会因素。他提出，对游客的文化体验的研究应当强调游客的跨文化适应问题，游客对旅游地的态度的变化，旅游对个人性格变化的影响，以及游客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他们在旅游地的行为的影响等等方面。[3](P.42-55)纳什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他的表述中，游客同时受到客源地社会文化和旅游地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一说法当然没错，但是他忽略了游客的主体性和在意义生成方面的创造性。
总的来说，从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以上两位代表性人物的论说来看，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此类研究在强调游客的体验的同时，带有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的色彩，即仅仅从个体的生命经历的角度对旅游进行意义阐释，忽视了作为社会成员的游客对于自身所处社会文化的理解与他们对于旅游地社会文化的理解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二是预设了旅游与日常生活在时空上的分离，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旅游带来的生命体验改变日常生活的可能性。正如Amanda Stronza所指出的，人类学要么聚焦于游客的旅游动机，要么聚焦游客对当地的影响，而忽略了当地人的策略和主动性，也不太知道旅行带给游客的变化，我们很难知道游客在目的地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感受和行为方式，如何将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联系起来仍是难题。她呼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4]
游客的旅游经历是在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交互时空”的概念试图说明，神圣旅程与世俗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通过游客的旅游体验交织在一起：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来讲，只有将神圣旅程与世俗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将在异域的旅游地体验与日常生活体验并置，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旅游对于游客的意义，并由此对游客所处的社会形成反思与文化批评。也就是说，当人类学学者研究旅游现象时，应该看到游客的旅游地体验和日常生活体验的交汇和互文效果的形成——游客的异文化体验如何促成他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进行反思。
还有中国学者明确提出了对单线式研究或者单向度预设的批评。彭兆荣指出，旅游人类学中的单线式研究仅仅站在受力者——东道主的角度看问题，遮蔽了作为施力者的游客，割裂了双方角力的事实。[7]向玉成也指出，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在研究地域和范围的选择上大部分是关于目的地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采取单向度预设，主要关注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关于客源地和旅游中介系统的问题则颇为少见。[8]
笔者以为，强调游客的视角，强调对旅游客源地的研究，不仅仅是实现人类学整体观方法论的必要途径，也是实现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的现实路径。人类学学者容易通过对旅游文化商品化的批判来贬低游客的文化体验，然而，笔者认为，与专注于异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学者一样，游客在对异域的文化体验中也可能产生文化反思的能力，他们完全可能在对异文化的欣赏过程中发展出对于自身所处社会与文化的批评，即“将陌生的异域风俗与人们熟知的本文化相并置，或者对诸如家庭、权力以及信仰等给予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司空见惯的观念进行相对化”，从而起到重塑生活方向的作用[9](P.157)。因此，如果将游客视作追寻和生产意义的主体，那么，人类学研究可以基于游客的文化体验和文化反思来实现旅游人类学的文化批评功能。而游客的文化反思能力之所以被人类学学者忽视，与人类学学者过于关注旅游地的变迁，以及人类学学者较少对游客开展参与观察有关。
在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整体性视角方面，中国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孙九霞早在2007年就指出，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集中于旅游影响方面，而对旅游本质和特性、旅游者体验、旅游中的主客互动、旅游人类学研究方法等领域的关注明显不足。[5]杨丽娟则认为我国学界对旅游客源地和旅游中介者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应当从当地人扩展到游客、导游、旅游企业等等。她提出中国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对策，包括研究视野的入场域，观“前所未观”之象；研究方法的跨学科，释“客观研究”之器；研究思维打破旧有主客体模式，引入“介体”等维度。[6]
在清迈参加禅修课程的中国人也不在少数。我曾遇到一位在泰国北部参加国际禅修班培训的中国女孩，她来自成都，大学毕业后在公司做财会工作。为了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明了真实生命的意义，她从公司辞职，到访泰国等地进行禅修。在清迈，我访问了当地一所有名的禅修寺庙，该寺负责禅修项目的法师介绍说该寺庙的禅修中心早在1975年就有了，现在每个月都有两期为外国人开设的禅修班，每期10天，由僧人用英语传授禅修方法，课程免费，学习内容除了僧人开示之外，主要由禅修导师指导学员进行冥想。近年来该寺来自国内与国外的禅修人数不断上升，2016年有700名来自国外的禅修者，其中有200多名来自中国。在泰北，已经有不少开设国际禅修班的禅修中心，而禅修也已经成为泰北中国游客的“慢”文化体验方式之一。
1）用于烟气净化系统，如用于石灰制浆、飞灰螯合固化，但其用量太小；代替半干法冷却水，但因浓缩液具有一定腐蚀性，对管道、阀门有一定腐蚀作用，不能稳定运行，设备有腐蚀、结垢等风险。
二 、近二十年来赴泰中国游客的人群特征与行为方式的变化
自1988年中国政府允许公民赴海外旅游以来，赴泰中国游客的人数不断攀升。1988年，赴泰的中国游客为三万三千余人，到2006年赴泰的中国游客突破百万，到2012年，赴泰中国游客达到278万，中国成为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游客的人群特点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以期为清迈地区的旅游业从业者和政府部门提供参考，清迈大学社会研究所在2014年发表了研究报告——《新时期中国游客的行为方式：对清迈中国游客的案例研究》④。该报告以2013年回收的248份由中国游客填写的有效问卷为基础，对该群体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来源地、赴泰次数、出行方式、旅行动机、探访城市、景点选择、消费水平、住宿方式、餐饮喜好、购买物品、交通选择、娱乐方式、对清迈的评价以及面临的问题等等做了较为细致的统计和分析。更有意思的是，该报告将此次问卷分析的结果与2005年由该国另一所研究机构关于中国游客行为方式分析的结果进行了对比⑤，从而让我们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变化。
本文的案例来自笔者对泰国北部中国游客的文献研究与参与观察。2012年，电影《泰囧》在国内热播之后，泰国北部城市清迈受到中国游客的高度青睐。②2013年，赴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超过300万人次，中国游客为泰国带来的旅游收入达1000亿泰铢(约合200亿元人民币)以上。2014年1月28日，中国公安部宣布全面放开中国公民免签、落地签出境，中国公民前往包括泰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地区)可以直接放行，大大方便了中国人游泰国。根据泰国旅游和体育部的数据，2017年赴泰旅游的外国游客总数超过3500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量超过980万人次，占比最高。③无论是针对亚太地区而言，还是整个世界，中国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在清迈，我遇到一位边开车边听中国歌曲的双条凳车司机，他说每天都跟着收音机学一些中文会话。我还拜访了中华总商会清迈分会的主席成先生，他说正是该商会帮助清迈市政府在全市推广中文标识，以方便中国游客。在我住的旅馆里，有免费的中文清迈导游地图，我在上面发现了有趣的“泰囧庙”。其实这所寺庙的真实名称是Buphalam寺，因为电影《泰囧》在此地取景而为中国游客熟知。随后我拜访了位于塔佩门外的“泰囧寺”，从功德簿上来看，有来自中国各地的游客为寺庙捐赠并留下了姓名和他们许下的愿望。可以说，中国游客已经成为清迈城市空间中非常醒目的群体。
从问卷的情况来看，女性游客的比例为62.5%，男性游客的比例为37.5%，也就是说女性游客人数明显多于男性游客。30岁及30岁以下游客占据了总人数的44.4%，31-40岁的游客占据了总人数的27.4%，41-50岁的游客人数占5.6%，而51岁以上的游客只占人数的3.6%。可以说，清迈的中国游客相当年轻化。从学历上来看，该群体中的90%以上都拥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在职业分布中，来自私营企业的员工和专业人士是人数最多的群体，其次是销售人员、公务员、学生和自由职业者等。这一群体中月收入在5000-10000元的占31%，月收入在2000-5000元和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人数基本持平，都约为27%。从游客来源地看，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四大城市的人数占据前四位，占总人数的42.8%，其次还有来自成都、昆明和厦门等中等城市和其他城市的游客，这一群体中只有五位来自农村。可以说，这次问卷调查涉及的中国游客大多数属于年轻的城市中产阶层。从出行方式来看，绝大多数人是和家人、朋友或情侣一起出行，并且96%的人选择了自由出行，只有1%的人选择跟随旅行团。在吃住方面，受访的中国游客相当接地气，例如在住宿方面，接近一半的受访者选择了居民区内的民宿，在饮食方面，泰餐和清迈地方饮食占据了前三位，中餐只排在第四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问卷调查中占总人数四分之一的游客并不是第一次到泰国，而且总人数中高达98.8%的人表示还会再来泰国。
该报告对清迈中国游客的行为方式进行了调查，并与2005年由该国另一所研究机构关于中国游客行为方式分析的结果进行了对比，从而可以看出从2005年到2013年期间赴泰中国游客行为方式的若干重要变化。该报告将这些变化总结为：中国游客较之前与当地人有更多的接触，更关注地方文化，不再是局限于吃喝玩买的“浅游”。从以下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游客的旅行如何由浅入深：
方法3：蒸发鉴别法。取一干净、干燥的玻璃片，然后分别在不同位置滴等量水样，待其完全蒸发后，白色残留物多的水样为硬水，反之为软水。
我们使用的是50mm f/1.8的镜头。焦距较长（50mm及以上）的定焦或长焦镜头最适合这种拍摄手法，因为它们可以压缩画面中的各种元素。定焦镜头对焦速度更快，光圈更大，可以更好地控制景深。
在人们进行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旅游地的安全性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个要素。唐山大地震后，虽然唐山会有小震，但都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对于唐山进行地震遗址开发，以地震为主题名片进行对外宣传，安全性是有保障的，进行旅游开发是可行的。
第二，出行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05年的调查中一半以上的游客选择跟随旅行团，由导游来安排所有行程，自行出游的人数只占19%；而到了2013年，跟随旅行团出游的人数下降到了5%，自行出游的人数占到了90%以上。
第三，在景观的选择方面，以清迈为例，在2005年的调查中中国游客选择的景点主要有素贴山、骑大象、因塔罗山和木雕村；在2013年的问卷中，60%的受访者表示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感兴趣，40%的受访者对自然景观感兴趣，还有27%的人对探险感兴趣，他们选择的景点中仍然将素贴山和骑大象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是与此同时增加了许多历史文化景点，例如作为游客首选景点的古城门，著名的清迈大学，包括辛哈寺、大佛塔寺、隧道寺、花园寺等等在内的古寺，以及夜市和博物馆等。
今年以来，全省制造业投资呈现恢复性增长，增速保持在两位数，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提供了有力支撑。1-10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5%，增速高于全部投资增速8.1个百分点，高于工业投资6.5个百分点，拉动工业投资增长11.2个百分点。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成为助推制造业投资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四，在消费方面，从购买物品来看，在2005年的调查中中国游客首选购置的物品是珠宝，其次是加工过的水果和时装；而在2013年的调查中，中国游客首选的是具有泰国特色的布艺制品尤其是布包，其次是木制品和银器。从娱乐消费来看，在2013年的消费中出现了学做泰餐(10.9%)、学习泰语(8.9%)等新的消费项目，而过去中国游客热衷的观看人妖表演的人数比例只占8.1%。
第五，从游客的主观评价来看，在2005年的调查中，有约37%的中国游客愿意再次回到泰国，而在2013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高达98.8%。在2005年的调查中，中国游客对泰国之行的正面评价包括物价便宜、让人感觉好、环境好、风景美、气候好、好玩和欣赏古寺；在2013年的调查中，中国游客强调当地人友善、风景好和饮食可口。
从这份研究报告来看，赴泰中国游客的消费和文化体验方式在近年来发生了变化，赴泰中国游客对他们的旅行体验有非常积极的正面评价。这一调查结果与世界范围内中国游客在出行目的和出行方式方面的转变是一致的。例如根据中国旅游局官网发布的信息，多国旅游管理部门认为近年来中国游客偏爱自由行，兴趣多样化主题化，开始注重文化体验。⑥
笔者在清迈的观察也印证了上述结论。首先，从笔者的实地观察来看，来自中国的中青年城市中产阶层仍然是清迈中国游客中的主要群体。其次，寺庙等历史文化景观确实是中国游客的游览重点。2017年7月22日下午两点，笔者去参观清迈国家博物馆。该馆收取的门票因人而异，泰国人每人收取20铢，外国人每人收取100铢。管理员问我是哪国人，然后拿出一个小纸片做记录。管理员告诉我当日的外国来访者中最多的是中国人(23人，包括笔者)，其次是日本人(3人)、美国人(2人)以及零星的韩国人、荷兰人等。笔者认为，随着中国游客出境游的频次增加，中国游客已经开始逐步开始了深度的文化体验，并更有可能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形成文化反思。
中国游客与泰北地方社会的文化冲突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2012年之后大量涌入清迈的中国游客带给当地民众很强的“文化震撼”，小部分中国游客的某些不恰当的行为方式经过媒体的放大宣传，引发了当地社会对于中国游客的一些负面评价。不过，近两年来情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在清迈访谈到的出租车司机、旅店老板等人认为中国游客比过去更懂规矩，待人更礼貌，也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地的社会规则。
三 、中国游客在泰北的文化体验 ：交互时空与文化反思
社会学家王宁早就指出，旅游反映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既爱又恨的矛盾纠缠心理，是现代生存条件下好恶交织的产物。一方面，旅游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生活水平提高等的庆祝，另一方面，旅游又反映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无声批评和不满，是对现代生存条件下的异化、生活程式化、都市环境的恶化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负面后果的暂时性和周期性的逃避和解脱。对旅游的社会学研究不仅有助于从更广的角度来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揭示现代性及其生存条件的结构性矛盾。[10]笔者部分同意上述观点，不过，旅游对游客而言不仅意味着对现代社会的消极逃避和解脱，也意味着对现代社会的积极反思。此外，我们还应该在具体的时代语境中来探讨现代性问题。如何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中来理解中国游客在异国产生的观念与行为，也应当成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首先，重视预算编制，在预算编制中，重点关注经费支出数据，确保这类数据编制的合理性和有用性。其次，预算执行过程中，加强对经费开支数据的监控和审核，针对实际经费开支情况与预算数进行对比分析，查找原因，及时提出改进建议。最后，重视预算管理，有条件的事业单位，比如自收自支型事业单位，可以将经费开支情况与绩效考核相挂钩，严格经费管控，对经费超标行为严厉打击，防止资金浪费。
为了理解中国游客在清迈的文化体验，笔者分别于2017年7月和2018年1月在清迈对中国游客进行了短期的参与观察，包括参观了古寺庙、清迈国家博物馆等“景点”，参加中国游客的一日游项目，参与泰餐烹饪的小组学习，并与当地的禅修中心负责人、导游、烹饪老师、双条凳车⑦司机、出租车司机和其他旅游业从业者进行了交谈。笔者认为，中国游客在泰北的文化体验中突出了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反思，具体表现为：以生活节奏“慢下来”为诉求的对当代中国都市生活方式的反思；以信任感建构为诉求的对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不信任感的批评和反思；对泰国人“知足常乐”的评价则体现了中国游客对于中国社会中出现的欲望与焦虑的反思。
(一)“慢下来”：中国游客的时间体验
在清迈的饭馆或者双条凳车上随处可以遇到中国游客。来自东北的一对夫妇带着上高中的女儿来清迈旅行，他们是第一次来到泰国，没有打算去其他地方，就在清迈住上一周然后回国。夫妻俩都表示非常喜欢清迈，还会再来。事实上，不少中国游客将清迈作为他们来泰国旅游的重要站点，甚至是唯一站点。清迈吸引中国游客的独特之处除了自然和人文景观，还在于它是一座去除了大都市喧嚣的清新小城，人们在这里可以“慢下来”。
通过以上的多种技术措施，实现土墙日光温室的升级改造，使土墙温室在充分发挥保温蓄热能力强的优势的基础上，快速的进行升级改造，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使用年限，提高投资效益和节能能力。
一对从湖北宜昌来的情侣一共在泰国旅行一周，在清迈住两天，去清迈周边玩丛林滑索等娱乐项目，然后会去曼谷和帕塔亚。他们认为跟团游没意思，自己啥也不操心，也就跟没来过一样。大清早我在米粉店遇见他们。在等米粉的时候，我说老板娘“真磨蹭，米粉上得太慢”，这位男士却说：“不用着急，到了清迈，就是要慢下来。”事实上，“慢下来”不仅是中国游客的主观体验，当地人也试图将“慢下来”建构为清迈的文化特点。例如泰餐烹饪班的泰国老师就说：“大家在中国工作太紧张没有时间做饭，到了清迈可以慢慢来，学着做做饭。”在笔者参与的一日游过程中，泰国导游大伟也特别向游客强调清迈所代表的兰纳王国的历史，将清迈塑造为与曼谷不同的、有着独特历史和文化的城市。清迈自13世纪以来就是兰纳王朝的首府，直到19世纪末兰纳王朝才被正式并入暹罗(1939年改名为泰国)的国家版图。泰国人也常常将清迈视作较少遭到现代文明侵蚀、保留了古老历史和风情的独特地方，是泰国中产阶层抒发乡愁之地。[11](P.39)中国游客涌入清迈之后，更加强化了清迈作为与现代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小城印象。在老城闲逛，在咖啡馆小憩，学习泰餐烹饪，或在劳累之余体验泰式按摩，中国游客在这里感受到了令人放松的节奏。“慢下来”既体现了中国游客对于平时生活中重重压力的逃避，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于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我国的旅游人类学也亟需拓展。杨丽娟认为我国学界已有的旅游人类学研究过于集中在民族、族群或乡村、村寨，限制了旅游人类学研究中“人”与“地域”类型的多样化，甚至会过滤掉有中国特色的问题。[6]笔者以为，仅仅在国内拓展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还不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频繁互动，出境游已经成为醒目的社会现象，①出境游理应成为未来中国旅游人类学界关注的重要现象之一。
“慢下来”不仅是中国游客对泰北当地社会节奏的体验性描述，还意味着对于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导致的社会压力的释放，也反映了中国游客试图回归自我和寻求生命意义的努力。旅行者的时间体验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旅游人类学往往将旅游看作是现代消费主义的表现形式，而忽略了旅行者对于现代社会进行反思的主观能力。笔者并不否认旅行作为休闲时间制度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时间制度的反结构(anti-structure)”[12]，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旅行者具有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的时间制度进行反思的能力，旅行者的时间体验有可能带来新的行动选择。
(二)信任感建构：中泰之间的比较
泰国学者在对中国游客进行研究时，更多关注中国游客的消费选择，并没有对中国游客的主观体验进行直接的参与观察。笔者试图通过参与中国游客的活动来探究中国游客对泰国社会与文化的理解。虽然说大多数中国游客选择的是比较程式化的大众旅游路线，但是他们在旅游过程中产生的对于泰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双向思考很值得研究者关注。
2017年7月24日，笔者以游客身份参加了一家华人旅行社的清莱一日游活动，和其他九位中国游客一起游览了清莱的白庙、蓝庙和黑庙，还和其中的两位游客一起参观了长颈族村落。一天的行程让我感受到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泰国导游如何建构兰纳文化，中国游客如何通过泰国来反思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文化的展示，还有文化的再生产。
第一，2005年的调查显示，当时赴泰中国游客选择的主要目的地分别为曼谷、帕塔亚和普吉岛；而2013年的调查显示，清迈成为赴泰中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其次分别为曼谷、帕塔亚、阿瑜陀耶、巴蜀、素叻他尼、清莱、喃奔、喃邦、素可泰、乌汶、乌隆及普吉。可以看出，中国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化，而且深入到了泰国不同文化区域，一些处于泰国不发达区域但具有文化或自然环境特色的地方也受到了关注。
这次行程的导游是位年轻的泰国男子大伟，他的汉语说得不错，也很幽默。车上有十位游客，除我之外还包括：一位母亲和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一位在韩国留学的女研究生晓晓，她是北京人，走过不少地方，去过印尼和柬埔寨；三位从绍兴来的中学老师，其中两位是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另一位比较年轻，她们随另外两家人昨日从曼谷自驾到清迈，中途还去了大城。一对从四川成都来的姐妹，姐姐艳红曾经在曼谷和清迈地区教了两年中文，会说一些泰语，对泰国比较熟悉。还有一位以玩家自称的中年女性李大姐，是从广东来的中学老师，去过很多国家，她随身携带的长镜头专业相机表明她的玩家身份。
在共处的将近十二个小时当中，一路上大家会彼此交流在泰国的文化体验。艳红因为曾经在泰国生活过两年，对于泰国的社会与文化有自己的独到看法，并感染了其他游客。艳红特别强调泰国人的善良。她回忆说自己刚到泰北的时候，去集市买东西，拎着大包小包走路回家，总会有开车或骑摩托车赶路的本地司机停下来，主动提出送她一程。她觉得在中国很难遇见这种情况，即便遇到这种情况，自己也不敢轻易搭乘陌生人的车；而在泰国，人们都乐于帮助他人，她也就习惯于接受帮助了。
(一)客源地的社会文化与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在游客的主观体验中交织在一起，游客所形成的对于异文化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们对自身所处社会与旅游地社会的比较，也就是说，旅游体验是以游客对自身所处社会的感受和思考为参照而形成的。因此，要探讨游客的旅游体验和文化感知，就必须突破神圣旅程范式中将神圣与世俗、客源地与旅游地、旅游与日常生活二分的思路，积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本文所提出的交互时空概念试图分析客源地与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如何同时在旅游体验中呈现：从时间维度来说，旅游并没有与日常生活之间形成断裂；从空间维度上来说，旅游时的所见所感与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
有意思的是，泰国导游大伟在他的沿途讲解中试图贯穿泰国人的佛教价值观。例如他告诉大家在寺庙许愿的时候，第一要许下健康，第二要许下财富，第三要许下做一些好事，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大伟试图建构泰国人的道德话语，而这与中国游客在当地社会的体验是相吻合的。可以说，我接触到的中国游客并没有因为语言障碍和不熟悉环境而对当地人产生不信任感。相反，他们充分肯定了泰国人的诚实、善良和值得信赖。
(ⅰ)如果c*(t)≠0，即则与上面情况2)相同.但当Κ≥0时，一般解(17)右边还要添加一项Φ1(z)；当Κ<0时，当且仅当c(t),a(t)+ib(t),G(τ),g(τ)间要满足-2Κ-1个实条件时才有解，且有唯一解.
中国游客产生的信任感并不完全来自对作为“黄袍佛国”的泰国的刻板印象，游客的日常体验成为他们构建信任感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中国游客是在对中国社会与泰国社会的比较中来完成信任感建构的，从而对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信任危机构成了潜在的批评。
(三)知足常乐：另一种价值观体验
中国年轻的城市中产阶层日益成为境外旅游的主力军，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国内经受着激烈的竞争环境和生存压力的挑战，境外旅游可能带给他们另一种价值观体验。清迈在近年来成为许多中国游客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并非偶然。与喧嚣嘈杂的曼谷不同，清迈更像是一所前现代的城市，如前文所说人们在这里可以“慢下来”，同时还能体会到悠然自得、“知足常乐”的心境。
均衡在摄影创作中的应用……………………………………………………………………………………………李 强（1.63）
“知足常乐”是中国游客关于泰国人的深刻印象之一。在前文提到的清莱一日游过程中，中国游客艳红发表了她对泰国人性格特点的看法。她认为泰国的国家福利好，孩子的教育免费，公共医疗免费，房价也低，所以泰国人生活压力小，不需要存钱，有钱就花，比较乐观和注重眼前的生活质量。事实上，艳红的观察并不一定全面。在泰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高，家境稍好一些的人家都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上学，泰国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也是十分醒目的。要理解中国游客对于泰国人随遇而安的理想化看法，就需要体察他们在中国社会目前发展阶段中所承受的各种压力。
2017年7月26日，在泰餐烹饪班上笔者认识了来自上海的白领磊磊。磊磊毕业于国内某重点大学的新闻系，在一家外企工作。她为了避开上海的高温天气，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独自来清迈玩三天，她说清迈这样闲散的地方就适合独自旅行。烹饪课中间休息的时候，磊磊在厨艺馆的院子里很有感触地说，清迈人的生活过得悠闲，拥有这样一个厨艺馆也挺好的，不像在国内大家都想着“非要怎样不可”，在这里“日子过得去就行”。“非要怎样不可”表述的是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人们在追赶人生目标的同时可能失去了对于生活的美好体验；而“日子过得去就行”是对泰国人另一种价值观的解读，在磊磊看来，泰国人的知足心态使得他们更容易在生活中寻找到安宁和幸福感。
可以说，中国游客对于泰国社会可能会形成一些理想化的看法，这些看法并不一定符合客观事实，但是，他们的看法无疑是在对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离开了中国游客对自身所在社会的反思和批评，就无法理解他们在泰国的旅游体验和文化印象。
四 、作为文化批评的旅游人类学 ：方法论的思考
本文以泰国北部的中国游客为例，分析中国游客在泰国的旅游体验和文化反思。笔者通过文献分析和参与观察，发现中国游客在出境游中越来越注重文化体验，而中国游客对于泰国的文化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比较的结果。泰北对于中国游客而言，意味着远离城市污染和紧张压力的桃源；中国游客眼中的泰国人诚实友善，这使得泰北成为一个远离旅游欺诈的理想地点；中国游客还在泰北体会到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可以说，中国游客迈出了欣赏他者和文化反思的第一步。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是指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到正式开庭审理之前，为明确案件争点及确定诉讼资料以交付正式开庭审理，当事人和法院等诉讼主体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方式和手续进行的诉讼活动以及相互关系的总和。〔1〕
本文试图提出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超越神圣旅程的理论范式，在交互时空的语境中探讨游客的文化反思与意义生成路径。就此本文提出以下看法：
李大姐去印尼爪哇岛支教教中文一年刚回来，她对东南亚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东南亚人爱干净，再穷的地方卫生间都没有异味”，“人厚道朴实，讲诚信”。她认为中国现在真的是强大了，不管到哪里当地人都会说一点中文，而且东南亚的物价真便宜。她愿意选择自由行和在地方跟团的方式出行，认为今天的行程紧凑，价格实惠(“才两百多人民币，在中国连车费都不够”)。李大姐特意问我报团的价格，发现我在旅行社直接报团，和她通过旅店老板报团的价格是一样的。她认为泰国人厚道，如果在中国通过旅店老板报团，旅店老板很可能要收回扣。来自绍兴的三位女老师也认为泰国比较安全，很少有欺诈游客的现象，当地人也不会强买强卖，这些方面都比国内的旅游景点好得多，让人感觉比较放松。
(二)交互时空的概念对研究者提出了方法论上的新要求。首先，研究者需要同时对客源地和旅游地的社会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看到交互时空的生成过程。在大批中国游客赴国外旅游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有海外民族志研究基础的学者加入到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来。其次，研究者需要对游客的旅游行为开展参与观察，通过观察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互动，见证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游客对意义的选择与文化反思的生成。再次，交互时空的概念需要突破方法论个体主义，亦即研究者不仅探讨旅游对于作为个体的游客的意义，而且需要在游客所来自的社会和东道主所在的社会之间开展比较，看到二者在游客的主观体验和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三)交互时空的概念突出了游客在客源地社会文化与东道主社会文化之间进行意义再生产的重要地位，从而为作为文化批评的旅游人类学提供了可能性。笔者以为人类学学者不可低估游客进行文化比较和文化反思的能力。事实上，旅游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成为游客通过“泛文化并置”而实现文化批评的有效途径，即“对常识加以分解，对意外事物进行描写，置熟悉的事物于陌生的事物”，从而将自身所处社会进行陌生化[9](P.191)。中国人类学学者可以通过中国游客的眼睛来重新认识异域社会，并通过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反思来重新认识我们自己。这样一种作为文化批评的旅游人类学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上的文化反思性，既包括游客的文化反思，还包括人类学学者基于游客的文化反思而形成的新的反思。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我们对游客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比如尝试对游客进行追踪研究，不仅参与他们的旅游过程，还真正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从而对游客的文化反思及其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生成有更深入的把握。
(4)加强信息沟通。强化信息搜集能力，不断提高信息化技术在工程造价中应用。可以建立价格信息数据库，或以往设计方案的数据库，并进行整理分析、定期汇总，通过网络进行工程造价全过程的动态监控和管理，使工程造价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道路。
总而言之，本文中来自泰北中国游客的案例试图突出游客的旅游经历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互为交错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突出游客的文化反思能力，从而为探讨如何实现作为文化批评的旅游人类学提供抛砖引玉式的参考。
高校文书档案具有真实性，必须是准确、客观和真实的，必须与其所记述的各项活动相符合，而不能是虚构、伪造和假冒的。文书档案还具有服务性，能够直接为学校管理服务，材料来源于管理之中，反过来又服务于学校科学管理。
注释 ：
①2016年，中国出境游超过1.35亿人次，占到全球国际旅行中11%的流量，全球旅游者每消费5美元，就有1美元是中国旅游者的贡献。来自原中国旅游局官网http://www.cnta.gov.cn/xxfb/jdxwnew2/201711/t20171107_846246.shtml，2017-11-07。
②中国人留给泰国清迈市民的印象并不乐观，关于这一点笔者将撰文另述。
③《2017年泰国旅游业持续增长，中国游客贡献最大》，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116/c1002-29768767.html，2018-01-16。
④葛冉晚·桑空、贾格瑞·德娃瑞、甘佳娜·吉让：《新时期中国游客的行为方式：对清迈中国游客的案例研究》，清迈大学社会研究所，佛历2557年(公历2014年)。
伍姓湖的地表水来源有三处，分别是涑水河、姚暹渠与湾湾河。山西省水文总站曾于1957—1987年间设立伍姓湖水文站，分别在涑水河郭家庄段、姚暹渠常旗营段、湾湾河常旗营段与涑水河涧西村段设立测验断面，并在马铺头村设站观测伍姓湖水位，现存有可靠的水文资料。但该站1958年全年停测。因此本次考证依托伍姓湖水文站和张留庄水文站资料进行，野外调查围绕伍姓湖设立四个调查河段，分别是涑水河郭家庄段、姚暹渠常旗营段、湾湾河常旗营段与伍姓湖容积段。
⑤阿让崇·玛尼宋：《中国游客的行为方式和看法对清迈旅游业的影响》，载孔敬大学《管理学研究》，佛历2551年(公历2008年)第1期。
⑥《洛杉矶中国游客偏爱自由行，兴趣趋多样化主题化》，来自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overseas/2017-10/31/c_129729744.htm，2017-10-31；《中国游客成新西兰第二大金主，游客重视文化和美食》，来自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02916127_697774，2017-11-07。⑦双条凳车是将小型面包车改装后，在车厢内放置两条长凳，从车身后面上下车的城市交通工具。清迈没有由政府运营的公交线路，双条凳车都由私人运营。尽管存在语言沟通障碍，不少中国游客还是选择便捷实惠的双条凳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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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2—002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7ZDA155)、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一般研究项目“中国-东南亚交互人类学体系的内涵与建设途径研究”(CCSIC2017-YB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龚浩群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泰国社会文化研究、宗教人类学、中泰之间的跨国流动和海外民族志方法。北京 100081
收稿日期 2018-09-30
责任编辑 王启涛 刘立策
标签：社会文化研究论文; 旅游人类学论文; 神圣旅程范式论文; 交互时空论文; 文化反思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