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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和衰退中，美国人都处于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中。但是，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制定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要接受一个被误导的原则。
“我们现在都是现实主义者”
并非如此。可能是实用主义者，但并非“现实主义者”。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让很多人很兴奋，尤其是那些认为前总统布什因为危险的理想主义而否认现实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奥巴马赞扬过老布什的现实政治。而白宫官员最近告诉《华尔街日报》：“奥巴马很喜欢旧式的、冷战结束时期的、智者的一代。”老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认为奥巴马的当选是因为“偏向现实主义”而否定了小布什的政策。
当然外交政策确实应该植根于现实之中。美国人都同意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美国应该让手段同目标相符合。明智者会不同意这个观点？这就是实用主义。但“现实主义”的意义要深远得多：用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者的话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管理国家间的关系”而不是“改变国家的性质”。
毫无疑问，如今让现实主义看上去如此可行的，是对伊拉克战争的怀疑以及相信这场战争是利用武力“施加”民主的一部分这样的观念。我认为，伊拉克战争的目的恰恰相反，应该是消除国家及国际安全的威胁。无论这场战争的进行正确与否，它不应该是关于民主实行的，而同再次塑造一个独裁者或是延长美军的驻扎时间相比，在战争后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则是最现实的选择。在阿富汗，塔利班倒台后人们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做出了相同的选择。许多现实主义者不仅支持了这样的选择，同时甚至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来进行“国家建设”。
现在并不是重新讨论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否要用武力来改变国家的性质，而是是否以及如何让这些改变和平发生。有关这个问题，现实主义者和他们的批评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实用主义的偏好不应该同一个贬低国家内部变革重要性的特定外交政策原则混淆起来。
“奥巴马是一位现实主义者”
这一点还不清楚。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比如我本人，并不认为商业式管理“国家间关系”就应该忽视诸如“国家性质”这样的问题。在现实中，国家内部的因素会极大地影响到国家的对外行为，因此这也需要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从奥巴马的言辞来判断，他似乎也同意这一点，而不是照搬现实主义教条。在莫斯科，这位美国总统特意在俄罗斯领导人面前说：“那些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将存活并蓬勃发展，只忠于自己权力的政府将不会长久存在。”在开罗，他也表示：“人民所支持和选择的政府为所有那些掌权者制定了单一的标准。”而在加纳，他则是更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没有人希望生活在一个法律屈服于暴政和贿赂的社会中。那不是民主，那是专制，而现在结束这些的时刻到了。”
我喜欢这样的观点，但一些现实主义者并不如此。
奥巴马早期的行动也并未显示出教条式的现实主义。他支持巴基斯坦的民主，而在伊拉克，他的政策是具有前瞻性的，而非向后看。美国干预伊拉克的国内局势，同时也让伊拉克人自己面对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内阁并不太支持伊朗的大规模改革运动。很明显，那些改革者会被认为是美国的代理人。不可否认，奥巴马政府的谨慎是反映了同伊朗开展有关核项目谈判的顾虑。并非这些谈判不重要，而是谈判结果将会根据美国所拥有的筹码而成功或者失败。而现在正是奥巴马政府能够增加筹码的时刻。
奥巴马似乎也在缓解人权问题的影响。由于政府想要积极“重启”同俄罗斯的关系，东欧的领导人，包括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和波兰前总统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在一封公开信中提醒奥巴马“当美国屈服于‘现实主义’，我们这个地区就会遭受苦难”。在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一样。美国在影响中国国内发展方面的能力显然是非常有限的，奥巴马政府还宣布将不会让人权问题成为妨碍两国合作关系的障碍。
因此现在很难对奥巴马是不是现实主义者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但是，希望奥巴马及其团队能够证明他们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能够了解国家的性质且不忽略民主改革是提升美国利益的巨大力量。
“外交政策事关国家利益”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家利益又是什么呢？没有人会损害国家的利益，只是现实主义者和他们的批评者在国家利益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分歧严重，而这样的分歧并非现在才有。
早在70年代，分歧的焦点在于“缓和”政策，即忽视原苏联的执政而与其共存。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1975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拒绝会见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素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缓和政策的反对者，比如里根总统和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他们并不反对同原苏联的谈判。但他们认为谈判的态度要更强硬，而且必须伴随着迫使原苏联实行内部改革的压力。
在美国政府工作期间，我参与了许多回合这样的辩论。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是否要保留国务院人权事务局。现实主义者认为这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制造出来的一个令人厌恶的东西；其他人则认为它能够更现实地让美国在同原苏联竞争时保有在主要问题上施加压力的能力。同样，在80年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想要在菲律宾和韩国推行民主的计划不仅仅遭到现实主义者的抨击，也遭到了通常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者且经常同专制政府打交道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大使的批评。而在柏林墙倒塌后，现实主义者都反对北约接纳新建立的东欧各民主体为北约成员，并不愿意支持乌克兰和其他原苏联国家的独立。
如今，在国家性质改变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很多好处——不仅仅是原苏联的和平解体和南非的种族解放，同时还有许多其他存在更大安全隐患的国家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型——的情况下，很难理解现实主义者为什么还能对他们的信条如此自信。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漠视这样的问题会损害国家的利益。
事实上，老布什执政期间许多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成就——解放科威特、统一德国、在巴拿马重建民主以及拯救索马里——都是在考虑了国际道义本质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大胆行动。尽管前国家安全顾问、现实主义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这些行动都是“天真”且“过分”的，但仍然不能抹煞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在这其中的功劳。
同时，政府一些最让人后悔的失败——海湾战争后对萨达姆屠杀什叶派伊拉克人的坐视不理、未能解决南斯拉夫的战争、反对乌克兰独立以及不愿与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沟通——都被归咎于现实主义的顽固不化。
鉴于我赞同斯考克罗夫特对海湾战争的看法，也同意布热津斯基对北约扩容和干涉波斯尼亚的支持，所以我不知道究竟自己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呢，还是我让他们变成了理论家。但我明白，忽视一个国家的性质就是忽略同美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本质现实。这样做是不符合现实主义的。这属于武断，甚至是空想。
“现实主义意味着同不喜欢的国家打交道”
确实如此，但我们同样也可以推动改革。毕竟，那就是里根所作的。他同原苏联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谈判并获得了真正的突破，同时他又将原苏联划归“邪恶帝国”，有力地对抗其外交政策并不断施压敦促其实行内部改革。当然，里根在人权问题上确实也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态度，但这反映的是原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进步，而不是美国的漠视。最终，是原苏联内部的改革，而不是武力操控之下的谈判结束了冷战。
美国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确实有不少，但推动改革通常总是其中之一。残暴的政权不会因为美国的好言相劝而改变它们的行为。其实，美国在支持盟友上一贯软弱的形象在同诸如朝鲜及伊朗这样的国家谈判时是一个巨大的劣势，因为这些国家很快就能发现这个弱点。这些国家会举行谈判——如果它们这样做了——那是它们发现这样做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因为美国采取了低调姿态。要赢得这样的合作就需要施加一些影响力。比如，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放弃了核武器项目，并不是因为布什政府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而是害怕美国人真的会同其建立友好关系。有时候，改变的压力来自于国家内部的人民或是精英，这可以成为美国影响这些国家的最好筹码。
推动国家性质的改变会因为美国同这些国家的共同利益而变得愈加复杂——比如，美国在阿以和平问题上同埃及的关系，或是在全球经济问题上同中国的关系。改革的问题有时应该在无声无息中进行，但却不应该被放弃。那样会让那些通常能够带来美国所希望的变革的发起者失去信心。
“美国人不能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听起来很熟悉。如今经常听到阿拉伯世界在这样说。当里根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在韩国推动民主改革时，许多韩国专家认为，这个国家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民主政体，而且当时也没有完全准备好。现实主义者称这个说法是“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人在本质上是不同，他们更偏向于专制而非民主。看到如今许多有关阿拉伯世界的类似评论，回想一下美国是如何在菲律宾成功推行改革并最终获得和平民主转变，而不是“强加”其价值观，这是非常有用的。
1983年菲律宾反对党领导人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Aquino)被谋杀后，里根政府开始公开向总统费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施压要求实行改革。现实主义者认为这将导致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就像之前在伊朗所作的。一旦美国明确表示不反对改变，民主改革者就变得更加大胆了。1986年，联合的反对党赢得了公开的选举，而当马科斯想要取消这个结果时，来自美国的压力和菲律宾“人民的力量”迫使他下台。这不是“将美国的价值强加于他人”——这是将美国的筹码放在天平上改革的那一端。
如今我们常常听到现实主义者说，穆斯林并不需要靠美国的支持来建立民主，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然而，当奥巴马在开罗大学的重要演讲中宣布他会解决民主问题时，听众立即给予了热烈掌声。他有关民主的简短讲话后来又被掌声打断了两次——同时还有人高喊：“奥巴马，我们爱你。”尽管总统提到在提升民主时会碰到“分歧”，但阿拉伯听众仍然用他们的热情来欢迎这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
在阿拉伯世界中心，有那么多听众踊跃倾听美国总统有关民主的演讲，这是任何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应当考虑的重要事实。奥巴马政府想要在政策上同其前任拉开距离，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推广民主改革。
“推行民主非常不利于稳定”
并不见得。选举，即使是有缺陷的选举，也可以成为推动独裁国家改变的积极催化剂，就像菲律宾的马科斯事件和伊朗最近发生的事件。当然选举并非灵丹妙药：布什政府就因为诸如哈马斯和真主党这样的恐怖组织通过选举获得权力而相当沮丧。仅仅只有选举并不足以自动产生能够保护自由和提升容忍度的政府。但是，如果推行民主改革是有风险的，那么什么都不做同样也可能带来危险，同时更会损害到美国的声誉，因为人们发现美国在占领期间无所作为。
在推行民主过程中要切记“不破坏”准则。伊朗王朝的衰亡使伊朗和美国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同样在阿拉伯世界中，美国必定存身于两种威胁之间：一方面，极端主义者将会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寻找机会；而另一方面，美国对阿拉伯独裁者的支持会最终导致对美国的敌视。几十年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偏向于支持阿拉伯世界的稳定而不是民主。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做的结果：一种表面上的稳定催生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反美国主义。在所有的反对遭镇压后，改革的力量就转入了地下——而这正是激进主义盛行的原因。囚禁民主改革者，如埃及的艾曼·努尔(Ayman Nour)，并不是打击极端主义的方式。
我们的目标不是革命，而是渐进型改变。这是获得真正长期稳定的最好办法。最重要的是，当改革的机会出现了，就像如今出现在伊拉克、黎巴嫩、摩洛哥以及其他地方的机会，美国就应该大力支持改革者。当然，美国也会需要一些阿拉伯独裁者的帮助来和平解决可能引发更大反美主义的阿以问题。但是，那些领导人在任何和平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不会为他们带来任何自身利益，至少不会是在美国所推行的改革中。
“保罗·沃尔福威茨是一个空想家”
不，我仅仅是保持现实。我常被说成是各种各样的人，而空想家还不是最糟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乌托邦”在希腊语中意为“不存在于任何地方”，但如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相信民主的人。在东欧，铁幕的长期存在是因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民主现实主义者”——在对抗着原苏联的威胁。在亚洲，上千万的人身处自由政府的领导之下，而这种情况在70年前根本就不存在。在亚洲，负责任的政府被越来越视作获得更好治理、甚至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而在拉美，要解决平民主义独裁者所带来的威胁并不是要回归右翼的专制，而是要支持自由民主制度。
如今，我们甚至在灾难深重的伊拉克看到了民主的萌芽。最近听到一名伊拉克政治家说，他将会通过谈判来解决具有争议的选举问题。这样的言论是鼓舞人心的。这在阿拉伯世界中是一种新的趋势，而且也是伊拉克向其邻国传递的信息。奥巴马政府也看到了这一重要的进展。
目前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去担心伊拉克依然脆弱的局势，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宣布成功。但我们不应该让过度的谨慎——或是为了证明过去的正确性——蒙住了我们的双眼，而看不清目前的有利现实。
奥巴马常常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前路漫漫，但终究归于正义。”这的确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韩国在朝鲜战争很多年后才开始踏上如今的成功之路，而中东的道路可能会更长，可一旦它获得了正义和真正的稳定，那么世界会变得更加安全。这样的成就将会归功于那些追求真实现实主义——民主现实主义——的领导人。
选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9/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