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月派小说“流浪意识”的文化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意识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四十年代一个独特的小说流派，七月派小说始终未曾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研究七月派小说的文章日增，可也大多限于其中某一部分作家作品，对七月派小说的整体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以“流浪意识”为开启七月派小说整体文化风格的钥匙，进而探索七月派小说家们对民族生存文化状态的独特思考，总结其现代性，使七月派小说真正在整体意义上于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取得一席之地。
所谓“流浪意识”，是七月派小说通过“流浪”意象营造的一种以坚持五四“人性解放”为前提的、对“个体”潜质不断探索挖掘的文学精神。综观七月派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尽管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却都多思且充满了焦灼感。七月派小说运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重视人物内部挖掘，表现“心灵真实”，所营造的一种以“流浪意识”为中心的文化基调，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因此，研究七月派小说，绕不开对其“流浪意识”的研究，也只有由此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将七月派小说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七月派小说家们以为“流浪”是现代中国人觉醒的一个必然过程。“流浪”意味着人类对一种熟悉生活方式的抛弃和对于未来世界的探索。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期，人类所依存的原有生存空间被破坏，却又暂时找不到新的前进方向，一切都在摸索中，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的灵魂处于动荡不定的“流浪”状态，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流浪”，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流浪”心态。另外，由于转型期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也会使社会某一阶层在结构上发生裂变，进而产生一个特殊的“流浪人”群体，也就是“生活流浪”。（注：参考夏锦乾《〈财主底儿女们〉与现代知识者的精神流浪》，《抗战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从“生活流浪”到“精神流浪”，是流浪者性格由原始的力的自然爆发，到对自在的精神自由追求的一个重要过渡。我以为，七月派小说家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流浪者，目的绝不仅是实施寻找一种人物典型，而在于以其为“桥梁”，架起自身创作与五四文化启蒙精神的联系，进而表现对民族生存文化的独特看法。路翎曾用诗意的语言描述这些流浪者：“流浪者有无穷的天地，万倍于乡场穷人的生活，有大的痛苦和憎恶，流浪者心灵寂寞而丰富，独在他乡唱着家乡的歌，哀顽地荡过风雨平原……”（注：路翎：《蜗牛在荆棘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难看出，七月派小说家之所以如此偏爱这些流浪者的原因正在于：他们在流浪者“寂寞而丰富”的心灵中，寻找到了与自身相契合的精神追求——“生命，就是斗争、创造、征服。”在七月派小说家的笔下，生命从来就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永远奔腾向前，如同滚滚洪流，充满着永不停息的奋斗。《我乡》中的“我”在由战地返回阔别四年的家乡时，面对饱经战火蹂躏的土地，牵系着自己美好童年回忆的老厨子成了炮灰，山水依然，而人事已非，心中涌动着“混合着黑色恐怖的欢乐和悲哀”，反思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再次离乡去寻求新的生活。（注：贾植芳：《我乡》，《〈七月〉〈希望〉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由流浪到返乡到再流浪的心理经历，显示的正是七月派小说利用离土——流浪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视角，表现四十年代一部分知识者面对战争，却又超越战争，从文化发展角度对民族命运的再思考。这种思考至今仍有其积极的意义。而这，才是这些流浪者们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我们研究七月派小说“流浪意识”的第一步。
“流浪”，最外的一层是“离土”，离开这片祖辈生活了数千年的土地，由最初为了生存，到其后为了精神上的自由，流浪者们艰难地走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依附，走向未知的新世界。土地，在这里成为极具文化内涵的意象，不仅指可以实际利用的土地，更象征着一种传统文化精神。“离土”从深层含义上讲是对一种传统文化的艰难告别。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中一再重申：中国的社会，从基层上讲是乡土的，乡土性作为中国社会的本质属性之一，决定了这个民族对于土地的重视与珍爱。土地也由此成为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主要力量。传统文化中“安土”思想的根深蒂固，极易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某种排斥一切进步的现代意识的自我封闭性。如彭柏山《皮背心》中的长发，对于那件从财主王大爷的皮袍子上裁下来的皮背心的钟爱，源于“他是想穿起来像王大爷，作为一种报复”，（注：彭柏山：《皮背心》，《侧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暗示着一个农民对“安土”所带来的富足生活的幻想。正因为如此，长发才会“没有勇气，怕死”，而没有和“队伍一伙去”。如路翎《燃烧的荒地》中的张老二，即使在家败人亡、恋人被夺的情形下仍没有放弃对土地的幻想，仍“渴望着田地”，甚至“因了田地，因了耕作的苦工而对他的仇人妥协着。”（注：路翎：《燃烧的荒地》，《路翎文集（三）》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个民族的进步最初正是从对自身性格缺陷的清醒认识开始的，可是由“安土”形成的这样一种封闭性，却使人们对原有生活模式产生惰性，满足于当前的生活，自然也就无法冷静地去思考这种生活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离土——流浪成为恢复民族生命力的最好药方。长发最后在皮背心被抢、并遭财主毒打的结局中，痛苦地意识到“这儿没有他立脚的地方”，独自向“高山那一方走去了”。张老二终于打破了自欺欺人的对田地的依恋，在精神上达到了“流浪”的自由状态后，愤怒地举起斧头，向罪恶的兴隆场的“统治者”砍去。
七月派小说家以流浪者为基点开始对现代生存文化的思索，是对五四启蒙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它在大胆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倡导的是对独立“自我”的追求。长发的“走去”并不仅只是单纯革命意识的萌芽，张老二的爆发也并不只是一般阶级斗争的结果，他们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最终背离更象征着他们内心中“自我意识”的萌发。七月派小说家们主张作家通过主观精神的“扩张”，“拥入”到客观对象中去，挖掘人的感情世界。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七月派小说，特别是其中的乡土风味小说，从本质上很接近五四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它们所共同关注的是对“国民奴役创伤”的剖析。但与五四乡土小说不同的是：七月派小说对人物内在心理意识，甚至是潜意识的挖掘深度和残忍度大大强于前者。例如路翎那篇在风格和内容上都和鲁迅《阿Q正传》很相似的《罗大斗的一生》，罗大斗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虽然远未及阿Q形象的底蕴深厚，但作者对其痛苦的、毫不放松的，且带有几分神经质的“灵魂拷问”，正表明七月派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习惯于揭示人物复杂而多变的情绪世界。七月派小说对“人”真实心理的重视是高于一切的，有时甚至超越了人物的社会身份。他们执着地关注着个体人格的自我实现，抗拒着“人”对世界奴役的驯服融合。七月派小说中极力突出“人”本体所具有的“文学感”，故鲜有性格发展单纯的人物，他们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生存体验的最大张力，在秩序与人的不和谐中寻找“自我”的真正位置。寻找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恰是“流浪意识”的中心，人要“通过实践的活动来达到为自己（认识自己），因为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目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文集》。）。七月派小说家以为：每个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生命的原始冲动，甚至连《罗大斗的一生》中可怜而又堕落、软弱而又卑劣的乡村小地痞罗大斗也不例外。但只有“流浪意识”的疏导才能缓解这些人物盲目的“力”的发泄，将其凌乱无章的思想给予理性的沉淀，进而在表现“原始强力”震撼力的过程中，将对人的“欲望苦闷”的演示推进到启蒙的高度，进而从个人与环境对立的悲剧结局中反观民族文化心态的不合理性，使民族的新生从深层心理开始。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它在四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的文学特点。
七月派小说中的许多流浪者被安排成了与一个或一群“安土型”人物形成直接对比的态势，以显示“浪浪意识”对“原始强力”的超越。《卸煤台下》的许小东，曾是一个时时作着“怀乡”的梦，似乎“没有这个感觉就无法生活”的人，他心中的这种“还乡情结”与其说是出于对故乡的热爱，不如说是出于对传统生存方式的眷恋。许小东这种“归土意识”的执着，是与我们民族性格特点分不开的。鲁迅曾论及中国人安土恋家心理的强固，说：“我们的古人，对于现状实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因而他极深沉地感慨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家庭为中国之根本》。）安土重迁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中国人生命中的“原始强力”，剥夺了我们民族生命系统中新鲜、活泼的部分。而一个失去了生命活力的民族要获得新生是艰难的。流浪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这种民族颓废倾向。对比起许小东，流浪者孙其银在精神上始终是个强者，他在作品中始终是作为许小东隐藏的“保护者”出现的，并以其对生活不屈服的态度感染着对方，特别是在许小东那只在精神上支撑着他“心地胡涂、胆小地做工”的锅被永远打碎之后，许小东面对生存窘境，开始理解并向往孙其银的生活，模糊地意识到“还有别样的生活，他应该去过”。最后，在生活残酷打击下成为疯人的许小东，终于意识到“飞”——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大家才会好起来，在那一声声“像孩子呼喊失去的母亲”一般凄厉的“带我去吧”的叫喊声中，完成了对于传统生活模式的背弃与对“流浪意识”的最终肯定。
“流浪意识”挖掘出在许小东们心底隐埋许久的“原始强力”，驱动他们最终走过停滞的传统生活模式，也指引着充满了“原始强力”气息的蒋纯祖、张振山、陈福安、孙其银们在不断漂泊的过程中开始了对自我、对生活清醒的认识。《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张振山承认自己的身上还有“昏的”“自装骄横”的一部分，认识到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不能完全靠力的爆发来解决，从而认真地思考起社会、人生。被称为“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规模最宏大，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注：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路翎文集》（一），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这个在1937年纷飞的炮火中大踏步地向着时代热潮奔去的青年知识者，是以旷野上的流浪真正开始自己的性格历史的。在“疲倦、饥渴、昏迷”中怀抱着求生欲望而独自流浪的蒋纯祖，最先明白的是生命的可贵，由此推进为肯定世界上一切生命形式自由存在的合理性而产生对人类“无视别人的生命”的作法的厌恶，并呼吁人们学会理解别人的生命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人物能够在狂热中兼有冷静，在偏激中透出真诚，孤独而执着地与种种压抑人的个性发展的势力作战。蒋纯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在五四时代过去后仍坚持不懈地从五四角度来思考现实生活中种种问题的知识者之一，他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比较“纯净”的，较少时代的功利色彩。他以一种由“流浪意识”带来的对生命的最直接感受，勇敢地对当时流行的“服从方式”质疑，并大声疾呼：革命应对个性尊重。在这样的疾呼声中，蒋纯祖把一个在三四十年代以后中国极少有人深刻思索的问题摆到人们的面前：革命应以怎样的方式推进才不至于以个性解放为牺牲呢？只有始终以五四精神烛照着自己前进道路的蒋纯祖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提出，正说明七月派小说并不单纯描述集体对个体的压制，而试图在群体革命与个体解放之间探求协调与统一的路径，这同时也标志着蒋纯祖对五四文化启蒙精神的发展。
相对于同年代大量产生的表现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无情忏悔“个性意识”的作品来讲，蒋纯祖的形象无疑丰富厚重的多。正是在“流浪意识”的支撑下，他坚持对人生的深层思考，对“自我”的理性分析。从上海到南京到武汉，再由武汉到重庆到万县到石桥场，“流浪”成为蒋纯祖生命中永恒的诱惑，他宁愿放弃友谊，放弃爱情，孤单地与一切身边的人为敌，也不愿放弃对生命自由境界的追求。在流浪的过程中，他开始艰难地与“自我”中“自私、傲慢、虚荣”告别，开始了解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所面临的敌人不仅是那些“时代的、机械的、独断的教条”，还有自身的弱点。认识到现代知识者要“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真正的个性解放，不但要和封建主义做残酷的搏杀，而且要和身内的残留的个人主义的成分与伪装的个人压力做残酷的搏杀”。（注：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路翎文集》（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很独特的时代，频繁的战争预示着社会大变革的到来，文学作为时代的先声，义不容辞地应担当起为新生活的到来作准备的工作。可在事实上，四十年代的文学并未能真正完成这一任务，过于紧密的对时代的追随，既表明了四十年代现代知识者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同时也造成了他们创作上的局限。在以往的评论中，基本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小说作为四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主潮，可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无论是赵树理的小说，还是所谓的“新英雄传奇”，解放区的小说创作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弱点，那就是对民族主义的强化所带来的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在表现社会政治文化形态时，因对故事化、通俗化的强调而流于“赞美式”的平面化写作，失去了对平凡人物心理挖掘的深度，使其在深层意义上背离了五四文化精神。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讲，强调吸收异域新潮以剖析民族主体精神的五四文化精神，应该是文学现代化进程不可缺少的文化背景，偏离了五四文化精神，也就必然带来文学发展的危机，由解放区小说直接导致的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主题的单一正说明了此点。而七月派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解放区小说创作这一弱点的弥补，他们注意吸收西方文化营养，拨开纷繁的时代尘埃，直指“人”的意识世界，以“流浪意识”作为中心性美学基调搭构起其叙事空间，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七月派小说家们以“流浪意识”为参照，“从生活本身的泥海似的广袤和铁蒺藜似的错综里面展示了人生诸相”（注：胡风：《饥饿的郭素娥·序》，《路翎文集》（三），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七月派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大贡献，也使其在各类题材的创作中都能表现出独特的一面。关注女性命运，是五四以“人的解放”为主题的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七月派小说在继承五四这一传统的同时，又充分发挥自己的流派特点，摆脱了在此之前小说作品中对农村妇女的描写模式，成功地塑造了郭素娥（《饥饿的郭素饿》）和小玉（《走夜路的人们》）这样一些“饥饿”的妇女典型，使其成为现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从女性本体出发，探讨现代中国女性生存文化的人物形象。在郭素娥和小玉的身上，我们处处可以发现欲望被压抑的痛苦。她们同是美丽而强悍，对生活、对情感有着强烈的要求，且同是敢于“大胆而坚决地向自己承认”这种渴望的现代女性，而顽强地以女性的方式对生活作着强力式的反抗。郭素娥厌倦鸦片鬼的丈夫，带着“赤裸裸的欲望与期许”，走向张振山，在丈夫带人捆绑她的时候，她“燃烧”着“吼叫”：“你们不会想通一个女人的日子……她捱不下，她痛苦……”（注：路翎：《饥饿的郭素娥》，《路翎文集》（三），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小玉嫁了生理有缺陷的丈夫，因而热恋着银堂，即使在公公请族长对她施行家法时，她强硬地回答：“我到刘家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我过的不是人的日子。”（注：冀汸：《走夜路的人们》，作家书屋出版。）郭素娥和小玉是七月派小说中极具“原始强力”的女性形象。路翎曾谈到他创作郭素娥的目的在于“‘浪费’地寻找的，是人民的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可他同时也意识到“事实也许并不如此——‘郭素娥’会沉下去，暂时地又会转为卖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注：胡风：《饥饿的郭素娥·序》，《路翎文集》（三），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原始强力”毕竟只是一种初级的人对环境的反抗方式，它远未能达到可以帮助现代中国人获得新生的地步。正是因为此，七月派小说家们才安排了郭素娥要求张振山带她走和小玉怀孕后独自出走的情节，以“流浪意识”为牵引人物走向新生的力量并加重其形象的文化内涵。郭素娥和小玉虽然“悲惨地献出了生命”，可她们却“扰动了一个世界”，（注：胡风：《饥饿的郭素娥·序》，《路翎文集》（三），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魏海清在为郭素娥复仇的过程中，以鲜血弥补了自己人格的
缺陷。银堂最终抱着“鄙弃过去的自己，向未来求新生”（注：冀汸：《走夜路的人们》，作家书屋出版。）的信念坚韧而沉默地走向原野。
七月派小说家们由“流浪意识”对“原始强力”的理性沉淀，不仅充分展示了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生形态，更深刻显示了一个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挣扎的民族的复杂心理。路翎曾在他的《财主底儿女们·序》中说：“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亟待毁灭，也亟待新生、创造的时代，一切东西，一切生命和艺术，都是达到未来的桥梁”。（注：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路翎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种时代的焦灼感与危机感，促使七月派小说家们担负起为明天开路的责任心，他们始终忠实地关注着现实，却又始终积极地寻找着民族超越的途径，热情地探索着现代中国人与社会，或者说是现存社会文化条件相契合的问题，进一步完成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再审视。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的林青史们，不愿被动地服从不合理的“命令”，而将战斗机会一次次地放过，宁愿冒着被所谓的军纪——社会现存秩序处罚的危险，毅然投身到一个“神秘的炮火连天的世界里”，在摆脱了一切秩序所给予他们的精神枷锁之后，“流浪意识”所给他们带来的生命的自由状态使得他们寻找到了自我的终极价值，完成了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林青史们对不同层次死亡的选择折射出他们对不同生存方式的选择：服从秩序就必须容忍自我的丧失，高扬自我又必须受到秩序的惩罚。他们最终选择了肉体的死亡——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尊重自我生存意愿而心甘情愿放弃对外在生命形式的珍惜。在林青史们的心中，正义的死亡所给予人们的神圣感、完美感是高于单纯肉体所带来的快乐的。从被严家炎先生称为“现代小说中写悼念写得最动人”（注：严家炎：《论七月派小说的风貌和特征》，《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的那段写林青史们在战斗后悼念高峰和其他牺牲者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这种情绪，面对正义的死亡，“人类进入了勇敢庄严而宁静的世界，他们的灵魂和肉体都静默下来，赤裸裸地浸浴在一种凛肃的气氛里面，屏除了平日的偏私、邪欲、不可告人的意念……”（注：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4)，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死亡洗涤了人性中丑恶的部分使得生命重新放射出圣洁的光芒，林青史们正是在与死亡无声的精神交流中，领悟到了平时不被注意的为凡俗生存需求所遮蔽的生命的另一面，从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生命境界。七月派小说家实际上是在写自己对死亡的态度：他们不回避死亡，在死亡的痛苦感受中体会生命力的碰撞。七月派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几乎都在动荡不宁的流浪中进行着对民族悲剧文化精神的探求，他们对悲剧心灵的体验是极端的，甚至是病态的。例如七月派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可以从自虐或被虐中体会快感，《程登富和线铺姑娘底恋爱》中，程登富看见自己心爱的姑娘被人夺走时，“一个痛苦的浪潮在他的心里掀起来……他爱憎这痛苦，变得严厉，并且觉得自己是高贵的”（注：路翎：《程登富和线铺姑娘底恋爱》，《在铁链中》，1949年上海海燕书店出版。），这样的描写固然容易导致情节的失真，却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七月派小说家们对“悲剧型”生命体验的认同。战争对一个民族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场“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更是一场浩大精神革命的前兆。七月派小说家们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点，他们没有将“民族
精神的重筑”简单理解为传统爱国主义的回归；而是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观念，对传统文化中虚假的民族乐观主义进行再批判。这其实也是一种“流浪”，在对民族常态感受的背景中，七月派小说家们尝试着离开正常的思维轨道，逆向思考民族文化，力求为其注入新鲜的现代因素。无论这种尝试深刻与否，都是极具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