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彬[1]2007年在《江苏省扶贫小额贷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贷扶贫作为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倍受关注。诚然,信贷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手段在缓解贫困方面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但是,它却在实践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首先,穷人在金融市场中处于边缘地位,因为对穷人的贷款具有金额小、风险大、信誉差且无法提供担保、贷款使用监测困难(缺乏相关的财产和经济信息)等问题,金融机构由于其趋利性,就会放弃对穷人的贷款。其次,以往所采取的扶贫贴息贷款利益漏出严重,贴息贷款常被非贫困者攫取且还款率低。针对上述问题,各地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有益探索。其中,始于1998年的江苏省扶贫小额贷款通过借鉴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实现了扶贫贷款的直接到户和可持续运转。本文将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和扶贫信贷政策,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江苏省扶贫小额贷款的运行机制和特点,并以泗洪为例对江苏省扶贫小额贷款的绩效进行评价。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导言。这部分将严格按照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路线,分步提出研究的问题、文献综述、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在此基础上给出研究的框架。第2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和扶贫信贷政策。本章将对1979年来我国扶贫政策以及扶贫信贷政策的实践进行概述,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我国扶贫信贷政策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第3章;小额信贷的特点及启示。本章首先将简要介绍小额信贷的产生和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小额信贷在我国的发展和存在的不足,最后探讨小额信贷对我国扶贫信贷政策的启示。第4章;江苏省扶贫小额贷款运行机制和特点。本章首先对江苏省扶贫小额贷款的演变方式进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江苏省扶贫小额贷款的具体做法和特点。第5章;以泗洪县为例对江苏省扶贫小额贷款的绩效进行评价。本章将分别从金融机构和贫困农户层面分析江苏省扶贫小额贷款的实施绩效。第6章;结论及政策建议。本章将总结、提炼研究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政策建议。
刘芳[2]2016年在《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效应、运作机理与路径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目前,我国已进入扶贫开发工作的攻坚阶段,国家扶贫政策与模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发展到多元化扶贫与精准扶贫,扶贫战略也从“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在现行贫困标准下,要在“十叁五”规划期末消除所有贫困人口,不仅需要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更需要产业扶贫、科技扶贫和金融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的有效组合搭配。其中,金融扶贫既符合农户参与式扶贫的宗旨,又可根据农户需求提供特定金融服务,支持农户形成自我发展能力。金融资源还可支持并推动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和科技扶贫的落地施行。然而,现阶段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制与机制存在缺陷,将制约金融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深层结合,抑制金融减贫的实践效果。由此,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效应及运作机理,不仅为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制与机制创新提供重要依据,也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改革总体进程和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有力实施。本文立足于我国贫困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现状,研究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效果、运行机理及优化路径选择。将遵循“金融减贫问题提出→金融减贫理论梳理→贫困农村金融减贫考察-→金融减贫效应与机理计量验证→计量检验结果讨论→金融减贫路径选择政策建议”的研究路线展开。在梳理国内外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2742个贫困农户样本数据,以及2005-2013年集中连片特困区435个贫困县农村金融发展数据,分别采用Probit模型、系统GMM模型、PVAR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分析讨论贫困地区金融服务需求现状,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线性与非线性作用关系,长期和短期作用效果及其作用机理,并据以提出完善农村金融减贫机制的优化政策机制的思路。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农村贫困类型和致贫因素的转向影响和推动扶贫政策变迁和金融减贫演进。在贫困地区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背景下,缓解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抑制贫富收入差距加大、纠正贫困人群权利缺失和贫困阶层固化等问题成为国家扶贫战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金融减贫是在贫困地区由简单粗放金融服务模式向系统化金融减贫体系的转变,是金融减贫具体形态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过程,是金融减贫机制更好服务于扶贫开发战略总体设计的体现。如何让金融减贫贯彻“精准化”的宗旨,如何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如何创新金融服务产品与工具,如何引导信贷资金投向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和重点项目是亟须突破的问题。第二,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存在先抑后扬的“非线性关系”,在短期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呈现负向冲击,而长期则具有正向激励。分别运用GMM模型与PVAR模型分析,从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不同层面进行检验,均得出一致性结论。从GMM模型分析结果可知,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一次项系数均为负值,二次项系数则为正值。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脉冲响应揭示出,短期内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作用为负,到达峰值后逐渐缩小趋向于零并呈现微弱正向趋势。第叁,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作为中介变量,无论金融发展规模还是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总间接效应之和均为负值。面板数据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间接效应,金融发展的直接效应更为明显。从金融发展规模角度衡量,间接效应相对直接效应的百分比仅为41.4%。而从金融发展效率角度衡量,两者之比为1:1。此外,以金融发展效率作为自变量,收入分配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7.59%,而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占比为22.4%。第四,贫困地区金融需求和供给呈现数量和结构错配,抑制了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从供需数量分析,贫困农户潜在借贷需求较高,但实际满足率较低;资金需求数量较高,但贷款额度较小;贫困农户还款积极性有所提高,但扶贫贷款仍偏离最需帮扶的贫困群体。从供需结构分析,贫困农户高消费性贷款偏好与金融机构生产性贷款倾向存在错位。以建房置业、子女教育、婚丧嫁娶和健康医疗为主的消费性信贷,会形成贫困群体未来收入的负向支出,甚至加剧了经济贫困程度。尽管从短期来看相应信贷支出对农户贫困程度纾缓起到积极作用。第五,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未充分体现“包容性”和“普惠性”,对贫困农户的金融“排斥”倾向阻碍资金流向贫困群体。计量结果显示,收入水平、资产状况、生产性支出比例是影响贷款获取、正规金融机构支持和贷款金额的共同因素。上述诸种因素也正是贫困农户短时期难以改变的叁方面金融抑制诱因。创新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体制与机制,推进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和普惠性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第六,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脆弱难以自发演化出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市场体系,信息不对称和运行成本制约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的延伸,进一步造成农村金融市场垄断和金融服务水平低效。农村信用社占据着农村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空间存在很大局限;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民间金融在贫困地区虽具有发展优势,却有依托亲友的关系型融资偏向。如何通过政策机制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民间金融既相竞争又相融合的优势是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亟须突破的问题。第七,贫困地区经济结构转变、扶贫方式转化和农户金融需求分化呼吁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制与机制变革,这种变革动力会内在驱动农村金融作用于贫困减缓的行为轨迹,扩展金融减贫的正向作用路径与空间,实现金融减贫的阈值跨越。基于打破贫困农村金融市场垄断性、满足农户金融需求多样性、纠正金融服务减贫的低效性和适应农业生产高风险特征等设想,提出完善农村金融减贫机制的政策路径为:构建部门合作机制,保证金融政策和扶贫政策体系的协调统一;积极推动贫困地区增量金融机构发展,发挥各类金融机构的互补作用;因地制宜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贫困地区多元化金融需求;克服金融排斥偏向,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完善金融保障措施,发挥金融与财政政策合力;依托保险与资本市场,心实现金融减贫可持续性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突破金融减贫作用机制定性规范分析的局限,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法,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置于同一系统,反映彼此作用的层级关系和作用方向,量化测度金融减贫直接与间接作用效果,深究金融减贫效果欠佳的机制本源。二是构建贫困农户、金融机构微观主体和县域金融发展叁维视角,以需求、供给和整体效应叁个层次,逐层剖析金、融减贫实施效果、运作机理及体制机制弊端,提出优化农村金融减贫机制的政策路径。叁是与以往研究多采用不同省份贫困程度与金融发展指标验证两者作用关系不同,本研究直接定位于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结合435个贫困县样本数据和田野实地调研经验,对金融减贫的非线性和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使理论分析与计量验证进一步“瞄准”贫困地区空间与贫困群体。四是基于索洛生产函数,诠释贫困、中等收入和富裕人群的生产与资本累积过程,并由此构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摆脱贫困的路径实现机制,结合系统GMM和PVAR分析方法,整体测度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果。五是从贫困特征和致贫因素转向角度,厘清扶贫策略和金融减贫政策的演进逻辑,进而结合贫困地区经济结构转变、扶贫方式转化和农户金融需求分化等因素,思考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的改革方向与政策机制设计。
方昕[3]2010年在《小额信贷激励机制与微观信贷政策创新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主要从国际小额信贷经典机构的历史发展和理论研究两个层面入手,剖析总结小额信贷的激励机制,构建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核心支柱,并指出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创新是其实现高还款率进而实现商业可持续的关键所在。在此研究框架基础上,着力分析中国微观信贷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以及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分别提出微观信贷政策的改进和创新策略。一、本文首先回顾了小额信贷机构在国际和国内发展的主要历程。提出以下观点：1.国际小额信贷经历了对低收入人群的有效触及、实现高还款率、收益覆盖成本、寻找商业渠道资金实现金融可持续四个发展阶段。2.国内小额信贷发展以扶贫为切入点,有许多有益的尝试,但缺乏对小额信贷核心激励机制的有效把握和借鉴,因此难以发展壮大。3.格莱珉银行实现商业可持续运行的关键是其极高的贷款回收率,而高还款率的关键是格莱珉独创的小额信贷激励机制,今天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成功小额信贷机构都或多或少受到格莱珉的影响,格莱珉银行的信贷激励机制是其最值得借鉴的地方。4、格莱珉银行小额信贷的主要特征：主要针对乡村没有土地或土地极少的赤贫人口；反高利贷；合理的激励机制；垄断性的市场基础。二、通过对经典案例的历史回顾总结以及对现有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理论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了构建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四个核心支柱,即垄断性市场结构、团体(联保)贷款、动态激励机制以及信贷员模式。垄断性市场结构是其激励机制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条件；信贷员模式则是其激励机制具体实施的组织形式；团体(联保)贷款和动态激励机制分别是早期和后期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核心。1.垄断性市场结构是小额信贷激励机制产生和维持的重要基础。2.团体贷款(联保、小组贷款)机制是早期小额信贷机构的经典模式,而当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对市场的进入深度和覆盖面达到一定程度后,动态激励机制逐渐取代早期的团体贷款模式,成为实现商业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核心激励机制。3.信贷员模式是小额信贷机构在组织形态上与其他金融机构的最大区别,也是小额信贷激励机制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叁、在完成了从理论上对于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总结以后,本文着重就中国的微观信贷政策进行分析和反思。首先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当前信贷政策的总体格局以及微观信贷政策面临的困境,然后分五章对农村小额信贷、地震灾区农房重建贷款、助学贷款、促进就业小额担保贷款、扶贫贷款等五项重要的微观信贷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并辅之以案例。本文研究并提出以下观点：1.我国微观信贷政策面临的现实困境是：社会期望度长期高于金融业可供给水平；传导渠道的行政化与作用机制的市场化之间存在冲突；分散化经营模式导致经营成本较高；微观信贷政策相关产品的贷款回收率普遍不高；金融机构普遍缺乏积极性,政策实施成本高；法律基础缺失导致其他行政力量的介入,政策激励机制出现扭曲；微观信贷政策效应难以评估。2.中国微观信贷政策在具体金融业务形态上都表现为小额信贷；微观信贷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应的贷款业务回收率过低,违约风险和贷款损失严重,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导致微观信贷政策相关信贷业务违约严重、回收率低的重要原因是政策理念落后,缺乏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改进和创新微观信贷政策的关键在于充分借鉴运用小额信贷激励原理,设计正向激励机制,实现相关业务的商业可持续。3.完善激励机制、改进我国农村小额信贷政策的设想是：依托个人征信系统,建立完善农户征信体系；依托现代化支付工具,鼓励构建跨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动态激励机制；充分借鉴国外成功小额信贷机构的激励机制,努力提升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业务经营管理水平；逐步放松利率管制,稳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不断完善普惠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完善风险补偿机制,激励金融机构积极发展农户小额信贷4.作为非独立经济主体的小额信贷,助学贷款创新政策、改进激励机制的设想是：借款人主体身份的完善——从非独立经济主体向独立经济主体的演变；从“一次性”政策到动态激励——构建非独立经济主体与独立经济主体之间连续行为的正向激励机制；财政补贴应防止对激励机制的扭曲和误导；完善对高校的正向激励机制。5.重构和创新就业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的设想是：重新明确政策定位、重新明确借款主体和重新设计激励机制；在激励机制创新方面：明确借款人还款义务；明确贷款银行的风险管理责任；财政资金介入要充分考虑正向激励,尝试建立信贷信用保险机制；改变“一次性”政策做法,建立动态激励机制。6.重构扶贫信贷政策框架的设想是：调整扶贫贴息贷款管理方式；改革信贷扶贫贴息模式；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借鉴经典小额信贷机构的经验做法。总体来看,借鉴国外经典小额信贷机构的成功经验,改造和创新微观信贷政策的激励机制,切实提高微观信贷政策相关信贷业务的资产质量,就成为提高中国微观信贷政策有效性的一个现实选择。而在充分履行金融业社会责任和积极探索现代金融运行规律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成为微观信贷政策创新的核心理念,这也就是本文希望得出的最终结论。四、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1.从激励机制角度对小额信贷进行研究和总结,提出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核心支柱。以往对小额信贷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方面,即重点关注小额信贷机构如何实现可持续运行以及监管当局如何创造适宜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直接切入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运行的关键因素进行研究,专门就其信贷激励机制进行总结分析,创造性地将市场结构和信贷员管理模式与信贷激励机制结合起来,提出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核心支柱。2.从激励机制角度对微观信贷政策进行系统反思,提出微观信贷政策相关信贷业务不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激励机制的缺陷。借鉴小额信贷激励机制的成功经验,创新性地提出政策改进的建议。3.从资料收集的角度,收集整理微观信贷政策的相关情况,特别是收集整理汶川地震灾后农房重建贷款的资料。微观信贷政策的系统总结和反思是一个在金融管理部门内部一直在进行但尚未完成的课题。本文的研究以及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但系统收集微观信贷政策的实施效应、面临的困境等资料用于研究,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另外,特别要提出的是,汶川地震灾区农房重建信贷政策的相关资料,作为学术研究,肯定是第一次,因为相关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一些事关激励机制的完善与坚持,事关此项贷款业务能否实现较高还款率的重要工作仍在进行中。4.在微观信贷政策的创新改进方面,提出要在遵循现代金融运行规律和履行金融业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平衡,这可能是今后中国微观信贷政策发展创新的主要方向,也是本文研究想要得出的结论。
彭雅婷[4]2016年在《我国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研究》文中认为金融扶贫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使得贫困户脱贫,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大,一味的财政政府并不能解决数以亿计的贫困人民的问题,贫困地区急需通过金融扶贫来实现脱贫致富。要以整区推进的方式进行金融扶贫,才能有效的撬动启动资金,使得贫困户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得可贷资金,而金融机构也能在实现社会绩效的前提下,满足财务绩效。利用市场化手段,着重提高被扶贫对象的主观能动性,是我国未来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的重要方式。为此需要构建完善的金融扶贫体系,发挥大型商业性金融、微型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有效协调开展扶贫工作。并且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不应过多干预金融扶贫工作的开展,而应该有效引导,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与贫困户的主观能动性。本文通过借鉴国际微型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成功经验,得到一系列的启示,通过武陵山区的贫困现状以及以怀化市M县为例进行实地调研,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金融扶贫竞争主体缺失、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信贷产品设计不合理、农村法律法规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充分是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的难点。因此,政府在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中应该重点加强政策完善,发挥引导和激励作用。各个金融机构应各司其职、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好自身在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的角色。贫困户要培养信用意识,转变金融观念。金融环境的监管以及法律体系的构建都应更加完善。
苏静[5]201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持续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消除,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突出障碍。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农村反贫困事业,并且将农村金融视为缓减农村贫困的主要力量和基本政策工具。为了促进农村金融有效地发挥减贫功能,政府先后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基于“改革存量,发展增量”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新思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新政”,力图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缓减的良性互动。为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一方面不仅可以为检测、评价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现实依据,也可以为相关部门进一步挖掘农村金融减贫向纵深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进而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效农村金融减贫模式的形成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展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研究理论,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首先结合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和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机制;然后在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农村多维贫困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前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最后,结合国外典型国家农村金融减贫的实践与经验,就中国农村金融减贫的政策优化策略及其实现路径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在阐述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界定相关概念、提出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对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典型事实和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理论分析框架,就农村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间接机制以及通过金融服务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直接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各机制作用于贫困减缓的传导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二,在阐释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从需求与供给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利用参数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收敛性。研究发现,伴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高,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明显拓展,但是农村依然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并且不同程度的存在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结构上的“错配”。同时,各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发展动态均存在显着差异。第叁,分析了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现状及其成因,并利用fgt贫困指数就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就中国2001-2011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基于fgt贫困指数与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强度整体上呈现逐步缓减趋势,但地区差异显着;基于新构建的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以及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大维度的贫困,且各维度贫困程度整体上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经济贫困对农村总体贫困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分别是社会贫困、环境与生态贫困;从贫困程度的地区分布来看,农村总体贫困程度以及各维度贫困程度均表现为东部低于中部,中部低于西部,各维度贫困程度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且经济、社会维度的地区差异明显大于环境与生态维度的地区差异。第四,在比较分析框架下借助状态空间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缓减的总体效应显着,并且大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动态变化趋势;(2)中国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并存,且两大效应在时间上均呈现结构性变动特征:农村金融缓减农村贫困的效应中平均有45.83%的比例来自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平均有54.17%的比例来自于金融服务的直接效应;其中1986—1992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70.17%,直接效应占比为29.83%;1993—2010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8.14%,直接效应占比为61.86%。第五,借助pstr模型识别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非线性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影响的pstr模型,并基于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与贫困强度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1)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2)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这种抑制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对贫困深度的影响以门槛值之后的抑制效应为主;对贫困强度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但均不显着;(3)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第六,采用PSTR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多维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贫困缓减的效应均存在差异:(1)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只有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才能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和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有效带来了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下降;(2)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同样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但无论处在哪种发展水平区间,都无益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以及农村居民生活与医疗条件的改善;(3)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整体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已经凸显,但是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与潜力。
接家东[6]2017年在《我国农村反贫困模式创新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或匮乏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始终困扰着人类,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大阻碍。可以这么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人类不断与贫困或匮乏作斗争的历史。贫困不仅是目前我国农村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必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甚至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必须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经历了由最初采用发展经济学角度,到后来采取社会政策学角度的过程。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农村反贫困模式的研究与党和政府实施反贫困政策的进程几乎是一致的,基本上沿用了国外学者的研究角度,也经历了从采用发展经济学角度到采用社会政策学角度的研究路径。人类为了与贫困作斗争,很早就对贫困现象展开了思考,给出了自己对于贫困问题的理解,它们推动了贫困概念由基本贫困或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由物质贫困到社会贫困(包括权利贫困)和精神贫困、由收入贫困到资产贫困、可行能力贫困和消费贫困的演变。而在对于贫困概念以及不断变化的贫困现象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反贫困理论,其中,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是形成于对于收入贫困的反思和研究过程之中。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提出了以资产社会政策理论为核心的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为当代贫困问题的研究展现了新的思路。后来,孟加拉学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基于其资产贫困概念提出了以小额贷款理论和社会企业理论为核心的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丰富了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我国农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就开始了反贫困战争,至今已有将近70年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以基本制度建设为基础的反贫困阶段(1949-1977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的反贫困阶段(1978-1985年)”、“以区域开发援助为导向的反贫困阶段(1986-1993年)”、“以八七攻坚计划为内容的反贫困阶段(1994-2000年)”、“以贫困村为瞄准对象的反贫困阶段(2001-2010年)”以及“以精准与攻坚为特征的反贫困阶段(2011-2020年)”六个发展阶段。我国农村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反贫困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和各具特色的反贫困模式,可以划分成叁种基本类型,即宏观或国家层面的反贫困模式、中观或地区层面的反贫困模式以及微观或县域层面的反贫困模式,依凭这些反贫困模式,我国农村的反贫困斗争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尽管我们将我国农村反贫困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但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绝对主导下的我国农村大规模和大力度的反贫困行动则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我国农村反贫困行动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主导和积极推动,也离不开全国人民、特别是贫困地区人民的努力奋斗以及贫困地区人民所采用的多种多样的行之有效的反贫困模式。我国农村几十年反贫困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主动承担责任、领导并积极推动;其次,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配合并分类施策。我们认为,总体而言,造成我国农村开发式反贫困模式(包括1986年至1993年的区域开发式反贫困模式和1994年至2000年的全面开发式反贫困模式)“造血功能”不足的深层根源在于这一反贫困模式过分重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忽视他们的资产建设。而这一深层根源也是我国农村开发式反贫困模式的一大弊端。只是到了2011年至今我国农村开发式反贫困模式的这一弊端才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克服。基于尤努斯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理论来反思我国农村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我们认为,它们尽管大多复制于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但与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不足。首先,资金来源多元但运行独立性相对较差;其次,运行效率相对不高。我国农村反贫困模式,无论是开发式反贫困模式,还是小额贷款和社会企业反贫困模式,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因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等存在不尽完善之处以及我国农村贫困地区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况而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村反贫困的最终成效。我们基于谢若登和尤努斯的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以及国内学者有关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思想的积极成果,建构了以资产概念为核心、以资产社会政策一般理论及其具体实施机制(个人发展账户、小额贷款和社会企业)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它强调资产社会政策、小额贷款和社会企业作为叁种基本的资产反贫困模式,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构成资产反贫困模式的综合体系,在具体的反贫困实践中协同地发挥作用,因而它是对谢若登和尤努斯的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的一种积极的推进。我们基于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进一步建构了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的建构是我国农村反贫困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农村几十年反贫困战略的一次提升,更是对我国农村多年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一种积极回应。我们建构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即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又有丰富的经验基础(即多种资产建设的成功经验),既有现实存在的客观依据又有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既有发展理念的指导又有具体路径的设计。我们认为,要顺利而成功地建构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始终秉持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理念,严格遵守制定的建构原则;(2)坚持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地位,重视地方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创新作用;(3)发挥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尊重和激励贫困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4)资产建设多种模式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协同地发挥综合作用。总之,我们要建构的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指的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正确领导与积极推进、地方各级党委与政府主动配合与分类施策、其他社会组织与贫困农民积极参与的以及资产社会政策、个人发展账户、小额贷款、社会企业等多种反贫困模式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各方协同作用的反贫困模式。”
魏亮[7]2018年在《南陵县小额信贷支持“精准扶贫”的效果研究》文中提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为群众谋取更多福利,更是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金融是精准扶贫最有效的方式,特别是针对农户的小额信贷,更是在农村精准扶贫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国小额信贷发展于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农村进行了土地承包改革,部分农民看到了发家致富的希望,对小额贷款的需求也日益增多,我国部分金融机构对此开展了小额信贷业务,而国内学者对小额信贷的业务也逐渐增多,目前,针对小额信贷的研究已成为农村金融研究的方向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力打好扶贫攻坚战。在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中,金融扶贫特别是小额信贷在精准扶贫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小额信贷不仅在市场经济中开辟了新的扶贫渠道,对农村金融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缺乏资金是贫困的核心问题。一方面,贫困人口本身就缺乏资金,由于缺乏资金,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也容易带来相应的风险,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贫困。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贷款投放,即使贫穷人口拥有更多的生产技能,在没有一定的发展资金注入情况下,纵然拥有摆脱贫困的坚强意志也很难摆脱贫困。小额信贷的出现使“贷款难”和“贷款贵”的现状得到了相应缓解。当前,新型小额支农贷款存在供需矛盾、产品种类不多、服务方式单一、结构不合理、银行金融机构缺乏投放积极性等问题。在机制制度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难以适应目前“叁农”发展的要求。近几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各种激励措施,中国人民银行以及监管部门也不断地出台有关加大新型小额支农贷款投放的政策文件或指导性文件,大力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向小额支农领域。另外,南陵县贫困人口数量较多,由此深入分析当前南陵县小额信贷业务发展环境的问题,对于促进精准扶贫,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最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小额信贷在南陵县金融扶贫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主要采取了创新精准扶贫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扶贫模式、加强贫困村项目融资对接等方式发挥作用。2017年度南陵县各金融机构对基本符合金融扶贫贷款条件的贫困户进行了贷款投放,共计新增扶贫小额贷款4956万元,这些资金对于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摆脱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深入分析了当前南陵县小额信贷业务发展情况,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南陵县的小额信贷在支持精准扶贫中也出现了一些制约性因素,具体表现在小额信贷扶持不均衡、审核不严谨、贷款期限短利率高、有效抵押缺失、信贷风险防范能力弱、开展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少、小额信贷扶持的扶贫开发实体类型和数量少等方面。分析了这些制约性因素发生的原因,在政府层面原因方面:主要是扶贫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精准识别方法落后、法律规定模糊等;在金融机构内部原因方面:主要是资金来源缺乏可持续性、管理水平与人员素质低以及信用认识不高、贷款审查不严等;在扶贫主体的原因方面:主要是存在贫困户还贷能力差、小额信贷机构不愿意扶持、扶持的精准扶贫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不规范导致还贷困难、农业生产投入大周期长与贷款期限短易产生矛盾等。在结合金寨、田东等县金融扶贫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发挥南陵县小额信贷支持精准扶贫的对策:充分认识小额信贷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拓展小额信贷支持精准扶贫工作资金来源渠道、完善农村信用体系、深化农村改革夯实农村金融创新发展基础、提高小额信贷业务风险管理水平、优化小额信贷业务授信方案、政府加大金融扶贫扶持力度等。
赖可立[8]2017年在《屏南县金融扶贫现状、问题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有效形式。屏南县是23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也是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承担扶贫开发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本研究以屏南县小额信贷扶贫为视角,探讨屏南县金融扶贫的现状、问题和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屏南县金融扶贫存在的现状包括:金融服务机制不断创新、扶贫信贷投入量持续增长、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加快、贷款担保体系逐渐完善、金融扶贫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然而,在对屏南县小额信贷金融扶贫绩效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屏南县金融扶贫存在着参与信贷扶贫的金融机构主体有限、贫困户贷款有效需求不足、扶贫资金整合不足、金融扶贫潜在风险仍然存在、金融扶贫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为此,本研究提出鼓励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参与信贷扶贫、激活贫困户贷款有效需求、促进扶贫资金有效整合、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加快金融扶贫队伍建设等对策。
唐文浩[9]2011年在《农村小额信贷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贫困群体长期处于资金需求不旺与资金供给不足的两难困境,由此导致其发展路径的堵塞,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小额信贷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扶持有能力的贫困人群自我开发、自我创业,使其生产、生活进入良性运转。然而目前扶贫实践中,小额信贷的需求与供给都出现了问题。首先,在需求方面,由于贫困农户相对于其它农户有其自身的脆弱性,在从事生产与其它活动中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因而贫困群体在做借贷决策时,出于风险规避的需要,会受到来自于各方面资源条件的限制,从而产生小额信贷需求的约束。在供给方面,农信社作为小额信贷投放的主力军,其目前小额信贷供给与贫困农户的实际信贷需求差异日益扩大,造成了小额信贷的目标客户上移以及扶贫绩效不断下降,最终导致其扶贫功能不断弱化。本文基于贫困农户视角,通过对样本地区—江苏省洪泽县实地调查,对目前我国小额信贷扶贫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需求方面,首先对样本地区贫困农户小额信贷需求状况进行描述分析,然后从贫困农户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叁方面特征着手,利用计量统计方法,对影响小额信贷需求的特征指标进行分析,得出贫困农户实质上小额信贷需求的意愿十分强烈,但是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的抑制,形成了需求约束,其中物质资本影响最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有一定程度体现；在供给方面,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贫困农户对目前小额信贷发放现状满意度与小额信贷扶贫绩效两个评价维度出发,对样本地区农村信用社扶贫小额信贷供给现状及绩效进行研究,发现了目前小额信贷的额度、贷款手续及期限,严重与贫困农户的实际需求不符。通过以上两方面探讨,形成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解决其扶贫功能弱化的问题。总之,小额信贷扶贫是否有效开展直接关系到我国“十二五”扶贫计划能否顺利实现,因而通过政策对象—贫困农户的视角,对目前小额信贷扶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并给出政策建议,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秋良[10]2006年在《新时期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贫困同人口和污染一起构成人类社会的叁大难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得中国长期饱受农村贫困问题的困扰。改革开放之后，为了缓解十分严重的农村贫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国的农村反贫困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3年的2900万左右，贫困发生率也由30％降低到3％左右，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然而，中国农村的贫困标准还很低，脆弱的生态环境、薄弱的基础设施以及并不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各项制度制约着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进程，中国农村反贫困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新特征，分析农村反贫困的各种制约因素，探讨如何进一步减少或消除农村贫困不仅关系到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还将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小康社会的整体战略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从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出发，首先对贫困及反贫困的含义进行了界定，介绍了各种贫困测算指标及适用范围，并深入探讨了反贫困的相关理论。其次，借鉴世界各国的反贫困经验，并回顾了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历程。接下来，本文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四个方面，即：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分析及反贫困政策的转变、制约中国农村反贫困的相关因素、经济增长和投资扶贫的减贫效应以及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元农村反贫困模式。 在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分析及反贫困政策的转变上，本文认为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的日益分散化、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但相对贫困问题突出、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贫困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生态贫困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相应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也逐渐实现由救济式向开发式、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以及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参与的转变。 在制约中国农村反贫困的相关因素分析方面，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投入要素以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和制度结构在内的环境条件要素都是制约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因素。 在减贫效应的研究方面，本文重点考察了经济增长和投资扶贫的减贫效应，并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增长和扶贫投资是有效缓解农村贫困的重要手段，缓解贫困不仅
参考文献：
[1]. 江苏省扶贫小额贷款研究[D]. 郝彬.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2]. 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效应、运作机理与路径选择研究[D]. 刘芳.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3]. 小额信贷激励机制与微观信贷政策创新研究[D]. 方昕.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4]. 我国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研究[D]. 彭雅婷. 湖南农业大学. 2016
[5].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 苏静. 湖南大学. 2015
[6]. 我国农村反贫困模式创新研究[D]. 接家东. 吉林大学. 2017
[7]. 南陵县小额信贷支持“精准扶贫”的效果研究[D]. 魏亮. 安徽大学. 2018
[8]. 屏南县金融扶贫现状、问题及优化研究[D]. 赖可立. 福建农林大学. 2017
[9]. 农村小额信贷扶贫研究[D]. 唐文浩.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10]. 新时期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D]. 文秋良. 华中农业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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