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与协调：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11（2000）03－0001－06
新世纪，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乃至思维方式等带来了深刻影响，从而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引起了高等教育深刻的变化。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界要研究如下认识和实践问题，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矛盾与协调
江泽民同志在“五四”重要讲话中指出：“当今的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他强调“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对高等教育寄予厚望，提出了新的使命。什么是知识经济？高等教育如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迅速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强调高等学校要致力于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同时要大力推进高新科技成果的研究、转化和孕育高新技术知识型产业。而与此相伴随的是高等教育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迅速扩大规模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潘懋元先生在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开幕式上的发言提出：“知识经济主要的标志是高科技进入生产过程，所重视的是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方向是‘重心向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那么，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迎接知识经济挑战是什么关系”的问题。这一矛盾的协调，将是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的大学是培养少数精英人才的学术殿堂，这是由当时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决定的。在以知识为主要经济要素的时代，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多样化、多层次化和终身化，将成为未来大学的基本办学方针。这就要求大学在培养少数尖子人才的同时，培养大批生产和服务领域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成为同社会大众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化学习机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一般要求高中毕业后接受二年专业训练，其中1／3须具有大学学历，从事研究开发的人员比传统产业高出5倍以上。就是说， 知识经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高新科技进入生产过程，要求高等学校重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高新科技人才。同时，知识经济社会的基础上大批与高新科技产业相适应的、训练有素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应用技能型从业人员，要求高等学校大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一般科技人才和从业人员。因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加强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知识经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探讨知识经济的人才需求结构，指导高等学校培养出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各级各类人才，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二、教育的公益性与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矛盾与协调
教育就其本质看，它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和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进行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体力，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服务的人的活动。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目的按1993年2 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是国家，教育是国家永恒的事业，教育投入必须主要靠政府，以政府行为保证教育的正常运作。因此说，教育是国家的公益性事业，要贯彻教育平等原则，实现人人享有教育权的教育理想。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教育应产业化。教育可以是以教书育人为本质内容，以教育服务消费品为劳动产品，通过教育市场与社会各界和家庭交换，以获取特定价值补偿的新兴的第三产业。[1]也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 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的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2] 高等教育应作为公益事业。
但是，世界绝大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江泽民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与质量保证的矛盾与协调
世纪末以来，随着知识经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科教兴国”热的逐级升温，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突出表现就是“高等教育热”。“高等教育热”虽然能使更多的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高等学校目前的办学条件已到了无潜力可挖的全面饱和地步，基础设施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扩大规模中的短期行为对高等教育今后的发展能力带来一定的负效应；对高等学校的收费政策，国家放松了管理力度，但较少考虑到东西部地区的差别，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高等学校收费标准的提高，加大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非义务教育政策的放开，教育整体发展的协调难度加大，中等职业教育明显萎缩，初中辍学率上升；教学质量、办学秩序会产生问题和受到影响，会导致潜在的教学质量下降。[3]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往往同一时期很难兼顾。这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同时还要受到社会诸如人口、政治取向和科技发展等因素的牵制。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规模与质量交替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高等教育规模大发展时期，由于师资准备不足、生源质量的较大差别、对学生不同要求的迁就、以及校舍和设备的不足等，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规模扩张后，就需要有一段调整和整顿时期，也就是注重质量的时期，质量的提高又为数量的进一步增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总之，高等教育是在规模与质量的永恒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和提高的。
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应汲取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质量下滑的教训，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更要强化全面质量意识，把质量真正视为高等教育的生命线，使高等教育以较大的规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又要保证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逐步提高。正如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指出的：“质量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中人们特别关注的部分。这是因为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与期望，最终取决于教学科研人员，课程与学生的质量以及基础设施和学术环境的质量。提高质量包括许多方面，高等教育提高质量的措施和主要目标，应当是高等学校和整个体系的自我完善。”[4] 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亟待高等教育学术界加强研究和指导，以保证高等教育质量不因规模扩大而下降，而且要千方百计提高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的质量。
四、就业教育与创业（新）教育的矛盾与协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文件中说：“高等教育培养未来的毕业生不仅是求职者，而且还应该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就业创造者”。[5] 培养创新人才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重大责任。我们不仅要培养现代科技前沿或顶峰的创新人才，也要培养善于结合我国国情改造旧产业，开拓新产业的创新人才。为此，高等学校一定要抓好传统教育模式的改革，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高等学校是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和进行知识创新及孵化知识创新企业的重要场所，是唯一能涉及和联系到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创新和生产全过程的机构。它拥有一流的科研、人才和技术，是高新技术的辐射源，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依托。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将彻底改变在农业经济时代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在工业经济时代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的就业教育形象，它将以新的姿态融入经济社会的中心，“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树立“抗衡历史倒退”，“支持新生事物”和成为“社会的带路人”[6]的创业教育新形象。 究竟如何实施创业教育，又如何处理好创业教育与传统就业教育的关系，这需要高等教育学术界进行探讨。比尔·盖茨大学未毕业就去创业，并成功的创办了微软公司成为世界首富和知识经济的“标本”性人物。那是不是我们的大学生就要放弃学业去创业呢？我看完全不必要，这不又回到“弃学经商”的老路上吗？比尔·盖茨是一个特殊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我国高等学校兴起的大学生创业计划，大力倡导大学生“弃学创业”的思想和做法是不足取的教条主义。我们的高等教育学术界要加紧研究，给创业教育以指导，以免南辕北辙。
五、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服务的矛盾与协调
1927年6月，国民政府采纳蔡元培等人的提案， 依照法国教育行政体制，实行大学区制，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组织法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在地方设大学区，以省为单位，每省设立国立大学一所，总管本省内一切学术教育事宜，并先在江苏、浙江两省试行。蔡元培把教育部改为大学院的目的，是为了矫正教育部的官僚习气，促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政治影响力无所不在的国度中，在“伦理政治型文化”的传统氛围中，蔡元培的设想最后以失败告终。[7]大学区制在政治民主、 教育普及的法国可以行得通，照搬到中国却与中国政治、文化不相融合。70年以前，中华民国就认识到高等学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到了已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等学校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制衡，仍是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原则层面上的一个中心问题。[8] 高等学校作为一种学术性的社会机构，在管理体制上，必然存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种类型。改善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正确认识和对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性质与作用，协调两种权力的运行，是办好高等学校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关键。在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高等学校职能的拓展，对高等学校的管理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完全依靠行政权力管理高等学校的时代正在过去，加强学术权力管理高等学校的需要日益迫切。另外，就是高等学校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矛盾和对立，更多地表现为行政权力的滥用。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受制于行政管理人员。行政机关在制定政策时过多地照顾本群体的利益，把教学和科研人员作为管理的对象而非学校的主体，很少征求或根本不征求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意见，使行政管理成为“管治”而非服务。我国高等学校内部不同程度的存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观念淡薄的现象，使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名实不符。笔者认为新世纪对高等学校内外部管理应强化其学术权力，将行政权力逐步转化为行政服务，从而保证高等学校各种社会职能的充分实现。
六、高等学校的有限职能与无限扩展的矛盾与协调
高等学校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这三大职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扩展的。从单纯的培养人才到开展科学研究，再到直接为社会服务，这三大社会职能的重要程度也跟其产生的顺序相一致。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处理、传播与应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那么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职能于一身的大学，特别是那些教学科研型的大学，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知识信息的创造与加工；教学过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知识信息的传播，也是通过教学相长刺激科研灵感与发展科研能力的动力；而大学利用其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进行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和为社会上的企业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咨询与服务则是知识信息的共享与应用。因此，大学是这样一种社会机构——能够很好的整合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这种各个环节上的整合作用，也是知识经济对大学的职能、作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9]1997 年10月4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把大学称作“知识工厂”， 认为未来的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创造源、人才的培养库、文化的传播者，也将是经济的增长源和高新技术的辐射源。因此，大学不仅要致力于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和承担科技前沿重大课题的任务，还应是知识创新、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直接参与并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大学不仅要把教学、科研职能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还应充分发挥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职能，而不再只是为社会服务，要使现代大学实现教学、科研、经济（包括社会发展）三大职能的一体化。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和科学研究的基地，更是参与社会变革、乃至于引导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大学的研究成果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教授“下海”经营各类公司在美国层出不穷，“硅谷”的发展进一步证明美国的大学已成为知识经济的发动机。而大学作为“思想库”对政府的决策影响日甚，同时大学也日益成为国际性的文化交往的重要渠道。
知识经济的挑战要求大学必须确立“知识传播、知识创新、知识物化融为一体”的现代大学职能观。作变“知识传播体系”，大学要转变“应试教育”的落后模式，使学生主动接受知识，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作为“知识创新体系”，大学要发现、创造新知识，要在多学科的交叉中促进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形成。作为“知识物化体系”，大学要千方百计使新知识、新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人类创造和积累更多的财富。
以上可见，一方面大学的社会作用越来越重要，已影响到企业、政府等社会部门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大学就是一个社会部门，其职能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也不允许涉及更多的领域。笔者认为，充分发挥大学的职能与无限制扩张大学的职能是有区别的。高等教育学术界应足够重视对此问题的研究，以指导新世纪我国迅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七、高等教育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矛盾与协调
随着我国日益走向强盛，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国内外人士认为，新世纪将是东方文化逐步成为主流文化的世纪。不论是提出中西文化“整合”，还是提倡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或“兼容并蓄”，归根到底就是要弘扬民族文化，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实现高等教育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
关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关系，我国学者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走国际化与民族化结合的道路。这是因为：（1 ）民族化是国际化观念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民族化作为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碰撞的一种整合机制，是国际化得以发生、发展的必要条件，二者互相补充、相互支持。（2）国际化是民族化的进一步发展， 但这种发展只能是内在于民族化的历史性演进，一旦脱离民族化的土壤，任何美好的设想与愿望都有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3 ）西方国家通过教育国际化向我国学生灌输西方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从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10]
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指出：教育国际化的力量与民族化的目的，几乎是高等教育中无法回避的对立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们是否承认这种现实，而在于去发现两者在多大程度上相互抵触，又在多大程度上相互调合与合作。他认为：教育国际化的复兴并不意味着教育民族化终结或毁灭；相反，教育国际化发展之日，也是教育民族化发展之时。他提醒人们注意，教育国际化是在教育国家化、民族化的基础上发展的，脱离国家教育目的去追求国际教育的理想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11]
新世纪，我国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要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加强国际间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趋势之一。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要重视对高等教育民族化与国际化关系的研究，我们反对固步自封的所谓民族化，也反对全盘西化的国际化，坚持民族化基础上的国际化与国际化趋势下的民族化是我们所倡导的方向。
八、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求真”与“求用”的矛盾与协调
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20世纪走过了“工作研究——学科建设——问题研究（为实践服务）”三个时期。目前，高等教育理论界有一个共识：“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合理取向应是认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由此，提出了中介性理论研究和为实践服务的问题。我认为，提出这些问题为时尚早，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并没有形成，其层次还没有达到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水平，仍处于工作层面。新世纪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要全面展开，一方面要从理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实践，推动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从实践中抽象出一般原理，加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完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新世纪，高等教育理论要处理好“求真”与“求用”的关系，必须走出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小学科，走出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小天地、走出高等学校研究的小视野，坚持走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学术研究与改革实践、学术界与政府、学者与大众、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12]新的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高等教育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要抓住机遇，把“求真”与“求用”结合起来，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共同发展。
[收稿日期] 1999－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