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增长的交易费用理论解释——基于中国1991～2003年数据的验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财政支出论文,费用论文,理论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财政支出是政府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之后，作为政府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支出在政府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张引起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财政支出不断膨胀趋势的原因，形成了许多富有见地的实证理论解释。
瓦格纳认为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即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后人称为“瓦格纳法则”。皮库曼与威斯曼对英国1890年以后的财政支出历史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认为在正常年份财政支出呈现一种渐进的上升趋势，但当社会经历激变时，财政支出会急剧上升；当这种激变时期过后，财政支出水平将下降，但不会低于原来的趋势水平。布朗和杰克逊构建了财政支出增长的微观经济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膨胀的微观因素。还有学者提出官员行为增长论、多数票规则增长论和选举权扩大增长论等理论解释。但是，影响财政支出增长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因素，既有的模型不可能包括影响财政支出增长的所有因素。本文提出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的角度重新解释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
二、财政支出增长的理论解释——基于交易费用增长的角度
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应以“市场失灵”为标准，从纠正和克服“市场失灵”现象出发加以界定。按照这种思路，西方经济学家将公共财政的职能归结为：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财政支出正是政府为了完成其职能而支出的一切费用的总和。无论是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还是稳定经济，其实都是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向社会提供的一种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是一种消费者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活动。
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①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同样可以归入到交易活动中：首先，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纳税人支付公共产品的价格(税金)，政府利用税收收入供给公共产品；其次，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是政府间的交易活动，下级政府是上级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上的代理人，为本地区供给公共产品，满足地方公共需要；再次，同级政府之间在供给外溢性的地方公共产品上也存在着交换关系。因此，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也是一种交易，交易费用是客观存在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中的。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分析，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六部分。(1)搜寻信息的费用，即供给者为了获取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公共产品特性、所需成本等信息所花费的成本。(2)谈判、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权利和责任的费用。例如在民主机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以手投票”机制来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品种和数量的，在公共产品的特性和选民的消费偏好、价值取向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要通过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的原则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必然带来较高的契约达成费用。分级财政体制下在决定由哪一级政府供给哪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成本(税收)如何在政府间进行分担上的政府间多重博弈，也必然带来较高的契约达成费用。(3)履行契约、收回成本的费用。(4)排他费用，即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所发生的费用。(5)监督供给者按所签订的契约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费用。(6)避免消费者退出契约所发生的费用。
财政支出的规模决定了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多少(道尔顿、萨缪尔森都用公共产品供给规模解释财政支出的规模)。交易成本是一种资源的耗费，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减少财政支出用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规模。政府供给公共产品通过财政支出弥补其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由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都是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分析财政支出规模必须考虑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假定，F表示财政支出的规模，PC表示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TC表示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成本，那么F=PC+TC。在技术条件、原材料成本等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假设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变，那么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就是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成本。如果政府完成维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职能，在生产成本没有变化、交易成本增加的条件下，必须不断增加财政支出的规模。
三、我国财政支出与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现状
(一)财政支出的规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绝对规模不断膨胀，由1991年的3386.62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4649.95亿元，增长了7.28倍。而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却经过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由1991年的15.63％下降到1996年的11.87％，1996年以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快速增长，到2003年已经达到21.12％(见表1)。
(二)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一个内涵广泛、复杂的范畴，完全意义上的交易费用的测算的确非常困难，在目前的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下是无法完成的。但如果我们借鉴诺思等人的做法，将国民经济部门区分为转换部门(transforming sectors)和交易部门(transaction sectors)，借助于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外在性的交易费用(针对转换部门而言)，即交易部门(专门为经济主体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是完全可以测算出来的。其数量应该等于全部交易部门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即交易部门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其价值表现形式就是交易部门的增加值。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产生的外在性的交易费用进行测算。
在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将国民经济分为16个行业：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的生产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探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科学技术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中的邮电通讯业部分、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部分、金融及保险业全部、房地产业全部、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咨询服务业部分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商业性服务的交易部门(私人部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则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公共产品的交易部门(公共部门)。我们认为，测算出的公共部门发生的交易费用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只提供了1991年之后的各部门增加值资料，所以，本文的样本区间只能从1991年开始。由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或其他公开出版物没有公布全部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数据，所以，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部分、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咨询服务业部分的增加值的数据只能采用推算的方法。1991～2003年间，批发零售贸易业从业人员占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约为93％，信息咨询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约为5％，我们暂且用从业人员比重代替其增加值占所在大行业的比重，于是有计算公式：公共部门的绝对交易费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增加值。我们以财政支出作为公共部门每年供给的公共产品数量，那么公共部门单位产品(公共产品)交易费用=公共部门交易费用/财政支出。
1991～2003年公共部门相对交易费用与绝对交易费用如表2所示，1991～2003年公共部门交易费用的绝对额是不断上升的，公共部门的交易费用由1991年的662.1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3 138.46亿元，上升了4.74倍。公共部门单位产品的交易费用则变化较大，1994～2003年间呈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由最高的0.220 815亿元下降为0.127 321亿元。
四、交易费用引致财政支出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用于分析的数据全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来，见表1、表2，样本数据为1991～2003年的年度数据。我们用TC表示公共部门发生的交易费用，FC表示政府财政支出。将序列TC、FC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和数据的剧烈波动。其中，LNTC表示TC的对数，△LNTC表示其一阶差分；LNFC表示财政支出FC的对数，△LNFC表示其一阶差分。
(二)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按照协整定义，两变量序列均为同阶单整序，才考虑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对各变量分别进行ADF和PP检验(本文所有的检验都用Eviews5.0软件完成)，检验结果见表3、表4。
由表3、表4可见，LNFC序列在1％、5％、10％显著性水平上都是非平稳的，而所有变量的对数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三)变量的协整检验
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满足协整的经济变量之间不能相互分离太远，一次冲击只能使它们短时期内偏离均衡位置，在长期中会自动恢复到均衡位置。Engle Granger(1987)两步法通常用于检验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我们可以对两变量数据进行EG两步法协整检验。由于两变量序列LNTC、LNFC均为一阶单整，具有相同的整形阶数，故可以考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我们对残差序列E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得检验统计量值-4.245296，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时的临界值-3.259808；对残差序列E进行PP单位根检验，得检验统计量值-4.382016，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时的临界值-3.259808，因此可认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表明序列LNFC和LNTC具有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财政支出和公共部门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而且它们之间呈现同向的变动关系。
(四)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告诉我们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以解决此类问题。我们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为4，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在25％显著性水平，财政支出和公共部门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是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但财政支出不是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增长的原因。
(五)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
利用上述结果，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波动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部分是长期均衡，差分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根据模型的参数估计量，短期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的变化会引起财政支出水平波动的同方向变化，如果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增长变化1％，将引起财政支出增长0.240478％，E(-1)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短期波动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其估计值-0.012506表明对财政支出变动的调整幅度较大。
五、结论
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是引致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通过对我国1991～2003年的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协整分析及实证检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观点。本文所选取的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和政府财政支出都是含有一个单位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通过协整分析，我国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和政府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与政府财政支出是正相关的。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可以看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由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对政府财政支出变化影响很大，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增长率每变化1个百分点，政府财政支出变化0.240478个百分点。而由模型误差修正系数具有的反向修正机制可知，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变动受到协整方程的约束，对长期均衡关系的偏离会在下一期得到修正。也就是说，如果上一年度财政支出额偏低，则本年度财政支出额就会相应增高；反之，如果上一年度财政支出额偏高，本年度财政支出额就会调低，从而保证了财政支出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不会明显偏离均衡状态。
注释：
①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交易是普遍存在的，康芒斯将“交易”的概念和正统经济学中“生产”的概念相对应，将“交易”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间的交换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类型覆盖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