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天使”：现代女报告文学家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家论文,天使论文,报告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语言是历史的化石。“History”给我们所暗示的是， 历史是关于“他的故事”（His+story）。在男权中心主宰的社会里，无论中外，一部文学史似乎也就是有关男性作家创作的编年史。在文学史的瀚海中，女作家寥若晨星，只是作为点缀而存在其间。这正如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家黛·史班德在《男人造语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妇女自由发表她们的作品，只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争得的权利。在此之前，公开发表作品是男作家的事情，妇女只能私人写作她们的日记、书信和传记，她们的读者至多也超不出她们周围的朋友和熟人。女性在父权中缺席或缄默的情形，一直到二十世纪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男权中心部分地开始解构，女性渐次建构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在文坛，女作家开始与男作家一起，描绘现代文学异彩纷呈的图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显示独特的意义。这种意义或许还带有某种“革命性”。发轫于近代，发展于现代的报告文学，是一种现实性极强的、具有直接的社会功能的文学样式。作为一种社会性写作，“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的社会。”〔1 〕从事这种特殊文体的写作，需要本是“屋里的天使”、受三纲五常约束的女性走出家庭狭小的空间，介入社会博大的天地；由闭锁的私人写作转向传播的社会写作，以报告文学作为自己向社会“发言”的特殊方式。女性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并取得卓然可观的实绩，这实是现代女性解放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女性所谓“真正的天职：丈夫与家庭”以及所谓“温存”、“柔顺”等一系列有关的观念，并非全是生理特性所规定，而是男权社会所派给的文化的产物。其实女性也与男子一样，具有评说社会、指点江山，论断是非、设计人生的需要与使命。只是这种需要和使命，在很长时间内被忽视和剥夺了。在中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之时，女性的这种需要与使命，方始为社会所认可，所赋予。或者可以这样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造就了现代女作家，尤其是女报告文学家。现代卓然成家的女报告文学作者，如谢冰莹、胡兰畦、丁玲、杨刚、陈学昭等莫不受到民主革命、个性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这些女作家大多出生于世纪之初，成长于二三十年代。时代的革命使她们得以产生“人的觉醒”，冲决封建专制的牢笼，肩负爱国救亡的责任，与男子一样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的社会生活。谢冰莹在“五四”新风的熏陶下，敢于蔑视封建礼教陈规，抗拒父母的婚姻安排，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言行“出格”而为家庭与学校所不容，但她并不向命运屈服，而是勇于挑战性别歧视和社会纲常，毅然从家中出走，报名参加中央军校女生队，投身北伐革命。与谢冰莹一样表现出强烈的性别反抗与社会反叛品格的丁玲，被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称为当时“叛逆的青年女性”中的一员。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少女丁玲就随王剑虹（瞿秋白第一位妻子）等，不顾社会冷眼，剪去长辫，游行讲演，为时辈中鹤立之人。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性别固然是有差异，但两性也的确会混杂。在每一个人身上，性别总是在两极间摇摆，男性或女性的外表，往往仅由衣服来维持，而衣服底下却遮盖着与表面截然相反的性别。”〔2〕事实也许并不如伍尔夫所说的那样绝对， 但考诸现代女报告文学家的生平及其个性，我们可以发现她们大多没有所谓的淑女风范，有的是与男子比肩的阳刚之气。她们并不就范于社会对女性行为的规范，在她们身上表现出与其“表面截然相反的性别”。谢冰莹曾有自述：“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我完全像个男孩子，一点也没有女孩的习气……”〔3〕写作《东南行》和《美国札记》的杨刚也是这样。 “杨刚是一团烈火”。〔4〕胡绳、袁水拍说她“慷慨直言，朗声大笑。 在她的风度、性格里，通常所说的女性的东西很少。”〔5 〕所谓“女性的东西”，其实并非全是女性本性的真实体现。现代女报告文学家所体现的鲜明的个性，是个性解放的时代产物，是其人性的真实溢露。正是人物能反抗传统的性别观念，以崭新的姿态立身于社会，才使她们能有别于当时多数的女性，成为风雷激荡的时代的急先锋和观察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杨刚、丁玲、谢冰莹等写作报告文学，是时代影响、社会责任驱使和个人性格逻辑发展的一个结果。
时潮澎湃，“人的觉醒”使现代女作家成为“社会天使”，投身急激多变的社会生活洪波，是特殊的社会生活与人生经历造就了现代一批女报告文学家。谢冰莹是现代第一位有成就的女报告文学作者。《从军日记》就是这位“女兵”参加北伐战争的见闻录与自叙传，是现代第一部反映北伐革命风貌的报告文学。参加北伐时，作者年仅21岁。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叩击冰莹热血沸腾的心。“坐在细沙如粉的地上，靠着膝头”〔6〕写出的《从军日记》，是一部“丝毫假都没有的写真”〔7〕集，它从作者见闻的侧面，生动真切地再现出北伐革命的声势，农民运动的威力以及当时社会的十色图景。作品连载于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由孙伏园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在当时的文坛和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者在《怎样写〈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中曾说：“没有伟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确实，《从军日记》正是作者冲破樊篱、投身革命的直接产物。作者以大胆反叛的行为，为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幅富有光彩的“女兵”画像：“一位拄拐杖的老婆婆说：‘我长到八十多岁了，从没有见过这样大脚、没头发、穿兵衣的女人。’”〔8〕与《从军日记》的情况相似， 大革命时期曾是四川第一个妇女联合会主席胡兰畦的《在德国女牢中》，也是以作者亲历的革命斗争作为报告内容的。胡兰畦1929年在何香凝等的帮助下留学德国，在留德学生中组织反帝同盟，进行反帝反法西斯的宣传活动，于1933年被德国当局拘禁，后由宋庆龄、鲁迅等以人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上海德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后，才获释放。《在德国女牢中》写的是作者“旅欧时期的一段重要经历——三个月的德国女牢生活。”〔9〕作者以独特的身份与独特的视角， 揭露了希特勒上台初期德国独裁政治、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妈妈坐牢，小孩也一齐坐牢……”，“只有管监牢算是最好找的工作”，由于作品题材具有某种特异性，所以一经发表便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部分内容译成法文，发表于1934年法国著名的《世界报》上，后又译成英、德、俄、西班牙文出版。在“延安还拿它作过教材”。〔10〕《在德国女牢中》所获得的成功，与其说是写作艺术的成功，毋宁说是题材本身造就了它特定的价值，而题材本身又来自作者特殊的斗争经历。革命者胡兰畦成就了报告文学者胡兰畦。
报告文学是一种政治色彩浓郁的文体，被国际报告文学大师基希称为“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不仅对于世界的剥削者说来，即对于作家自身，也是一种容易招致危险的东西。”〔11〕因而这种文体常为明哲保身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所不取。现代女报告文学作家之所以敢于写作报告文学，是因为她们作为革命者承担着更多的社会批判、社会优化的责任。杨刚、胡兰畦、丁玲、曾克、陈学昭等先后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种特殊的角色，使她们的报告文学别具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战斗功能。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写作报告文学是她们的一种特殊的革命方式。
报告文学或曰新闻文学。现代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女作家，她们大多与新闻有着密切的关系。杨刚、子冈可谓职业新闻工作者。 杨刚1939年接萧乾任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1944年夏赴美留学， 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建国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子冈于1938年至1951年任《大公报》、《前进日报》记者。 谢冰莹抗战期间主编过《黄河》杂志和《新民报》副刊《血潮》。丁玲主编过《北斗》，编辑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陈学昭经戈公振介绍，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1942至1944年入《解放日报》。曾克是刘邓大军的随军记者。新闻工作以及与新闻的关联，使这些女作家具有新闻的职业与文体意识，能从新闻视角看待现实生活，写作具有新闻价值与功能的作品。同时，由于她们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有的是业已知名的作家，所以她们写作的新闻作品，文学性强，作者能用文学的手段处理新闻题材。这样也就由一般的新闻作品转型为新闻之有文学的报告文学了。李庚曾说：“在发展我们的新闻报导、特写的文学性方面，子冈有她的贡献的。”〔12〕我想其他女报告文学家大体上同子冈一样。
二
朱丽娅·P·斯坦利和苏珊·J·伍尔夫在《女性美学》中认为：“妇女独特的角度和阐释方法要求有一个文学体裁，这种文学体裁反映、捕捉和体现我们思想的特性。”〔13〕作为“时代的回声”的报告文学，无论是哪一类作家都应该遵循这一文体所具有的某种“公共写作模式”，优秀的报告文学应真实迅捷正确而又艺术地报道有价值的现实生活，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但是由于报告主体与客体有异，所以报告文学也呈现出气象万千的景观。检视现代女作家的报告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她们的作品，除总体上也展示出这一时期报告文学所共有的时代色彩，和与男性创作同构的基本特征外，在作品的叙事视角与话语方式等方面，有着她们自身“独特的角度和阐释方法”。
“同性情结”——选材取事的女性关怀倾向。现代女报告文学作家，基于对自身命运的切身感受和对女性本质力量的发现，她们对女性及其生存状态、女性在现代社会中角色形象等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在题材择取方面有一种重视反映女性人物与妇女生活的倾向，而且由于她们是同类观照，所以作品表现尤为真切。谢冰莹从军北伐，据她所说是为了“献身革命和解除婚约”。这两者在冰莹当时是互为因果的，即只有解除婚约，才能献身革命；而只有献身革命，才能解除婚约。父母包办婚姻成为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谢冰莹心中的桎梏，而一旦挣脱这一桎梏，作者自由的身心就自然更多地关注妇女的人生和妇女的解放。《从军日记》有半数篇章写到妇女，作者以十分欣喜的心情实录妇女运动所呈现出的新景：“妇女运动在湖南已闹得天花乱坠了……城市的妇女通通剪了发”，“乡村的妇女都有组织，个个都加入了妇协”，“她们已经觉悟到自己是一个人，应由奴隶的位置换过来做人了。”〔14〕《从军日记》对妇女的观照是多角度的，作者一方面对妇女开始有“人的觉悟”表示热情的礼赞，另一方面对她们尚有的不幸寄予同情并作出深沉的思索：“沿路的车水姑娘与婆婆，都是用她们的小脚不住地踏着车轮旋转”，“这时我想她们那小脚的痛苦，尤其是在这样努力工作时的痛苦。”“‘裹脚’确是女子之最大不幸，同时在这个自求解放时代她们尚且甘愿做十八世纪时的奴隶，这是女界莫大的耻辱，数千年来洗不清的耻辱。”〔15〕作者由一微观的事象生发出深刻的议论，深切地期望妇女能“自求解放”，由“奴隶”“觉悟到自己是一个人”。妇女的解放首先是妇女自我的解放。谢冰莹观察妇女问题并不孤视独论，而是能见其背景，察其实质，将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作者在《从峰口至新堤》中写到有一处使她“不满意的地方，就是环绕新堤居住着的人家，十分之九是‘窑子’”。见此景象作者设问：“我想一个个活泼的少女都跑到堕落的路上来——这是谁的罪呢？”“我们要将她们的罪恶归咎于社会的经济制度，我们要想援救她们，要想洗尽她们的羞耻与罪恶，就只有根本推翻现社会的经济组织，取消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与旧社会奋斗”。这样的话语于1927年出自21岁的谢冰莹之口，足以显示出作者思想的深刻与精警。冰莹性别反抗的行为和她在《从军日记》中对妇女问题所作的深刻思考，使她成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的启蒙者。
在现代女作家中以“女兵”称名的，除谢冰莹外，曾克也可算是一个。这可从她的《在汤阴火线上》、《走向前线》、《挺进大别山》等报告文学集的篇名得到印证。高长虹曾以《新星》为题评论曾克的作品：“不是报告文学的写法，已经是一种艺术的写法了。”“用很少的几笔画出人物的姿态、性格来。”〔16〕重视对人物的报道，是曾克报告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作者叙写的人物，不仅有血洒战场的将士，而且更有根据地寻常的百姓。在这些寻常的人物中，女性占了多数。《铁树开了花》、《钟声》、《乡居生活》、《船家娘》等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与《从军日记》着重于反映妇女解放主题不同的是，曾克的许多作品着重于展示妇女解放后新人物的风采。《劳动的妇女们》〔17〕是作者写“亲眼看见的新社会新人物”〔18〕作品中的代表作。这篇作品以质朴而充满热情的笔调，勾勒了劳动妇女可感可敬的群像：“一张张被山风吹得发红的脸，一个个健壮结实的身体”，“迈动着大脚板，挺着胸”。战争炼成她们钢铁的意志，卫国同样也成为女人的使命：“妻子和母亲，动员和鼓励了她们的丈夫、儿子，送他们参了军……她们就挺起胸膛，担当起他们遗留下的一切工作。”；“她们这小小的八十几户人家的村庄里，竟送出了五十多个青年男人到了抗日的八路军。”“烈士的母亲范三女”四个孩子“两个牺牲了，一个失去了音信”。舍小家而顾大家，牺牲自我而“血沃中华”，这里凸现的正是中国脊梁式的大写的女人。
曾克在叙写妇女新人物时，并不只取某种单一的色彩，而是将人物置于某种自我矛盾之中，对其作本色化的展示。写“妇救常委”李凤英，没有写她的“妇救”工作，而披露了她个人某种私情和心路：“男人参军以后，连一封信也没有，我孤伶伶的，拉把一个孩子，就在这个空房子过了七年。”后来遇到八路军的营长，“营长是个好人，常到俺家照照，看见我困难，有时帮助俺挑些水，日子长了，俺两个就发生了感情，后来他提出要和我订婚。”面对感情上的纠葛，人物“心里就像结个疙瘩”，但她终于“把营长那方面回绝了”。因为她觉得“伢走的时候，俺两人感情可好哩，他放心我在家里等他，才早早的就参军走啦。人家为国家为百姓在外面抗战，应该等着伢……”。在现代报告文学中，这样写正面人物的私情是很少见的。作者通过反映人物感情的波澜，将两性之间儿女情长的“小感情”，推衍成既符合人物感情发展的自身逻辑，又体现出时代特征的“大感情”。这样人物既具有活的人性，同时人性又具有现实的时代特征，将人性与时代性有机地融于一体，从而使人物表现显得更真切，也更为动人。
寻找典型——构思立意的基本策略。报告文学写作中，具有新闻性运作的某些特点，其显见者即是作者比较注重求取对象的新闻价值。新闻价值直接受控于事实的时效性、重大性、典型性以及趣味性等。与男性作家相比，女作家在获取并报道重大新闻题材方面，由于受到自身和客观条件的多方面限制，往往会有“相形见绌”之处。她们有新闻的敏感，能接近于重大新闻，但从报告文学写作的实情来看，她们似乎并没有直入重大新闻的核心，对一些重大新闻题材仅作软性的报道。《从军日记》所写为北伐，但由作品主体看，写的仅是北伐的“边缘”，是一种侧写而已。曾克的《挺进大别山》与刘白羽《英雄的四平街保卫战》、华山《踏破辽河千里雪》等同属表现解放战争的军事报告文学，但曾著没有刘、华作品的那种雄壮浩势。女报告文学作家较少正面直接报告重大题材，这并不是她们的缺失。从思维机制角度而言，女性似乎并不取优于宏大，但却见长于精微。反映在报告文学写作中，她们善于提取生活中细小却有典型意义的质料，以小见大，以少总多地再现生活的人事场景，并从中提炼出重大的意义。她们往往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对象去求取其内在的新闻价值。这样，寻找典型，加以再现，就成为女报告文学作家构思立意的基本策略。
彭子冈是《大公报》资深女记者。她的许多作品从题材本身而言都较见小，如《晚秋杂写》、《愁城记》、《北平小事》、《重庆的米和煤》等篇主要写的是社会见闻杂事或是凡人“小”事，但作者颇具慧眼，能从形态微细的材料中洞察其意蕴的重要和深刻。《擦鞋难童献金救国》〔19〕主人公是“八位陌生的小朋友”，他们将擦皮鞋所得“十八元一角五分钱”很郑重地捐献给国家。人物之小，“献金”之少，原本并无特别的报告价值，但在特定的抗日救亡背景中，就具有了某种典型意义。八个孩子“一脸笑，一脸汗，一脸灰尘，就像在战壕里啃馍馍的永不沮丧永不屈服的中国大兵，就像终日与生活搏斗一身汽油味的小工，他们是抗战中的中国儿童最好的典型。”“献金难童”之所以被视为典型，是因为在作者看来，他们同抗敌的士兵与工农一样，也怀有“保卫中华的壮志”，这一典型同样也昭示了“中华民族不会亡”的希望。
丁玲先以小说创作成名。奔赴延安后，火热的生活也激发出她写作报告文学的热情。《彭德怀速写》、《田保霖》、《袁广发》等优秀作品，确定了丁玲在现代报告文学史上的席位。丁玲曾经说过：“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只要写出人物来了，写出时代来了，写得动人，写得能启发人、能感动人、能教育人，就是好作品……”〔20〕这里所说的“写出人物”、“写出时代”等，其实也就是写出典型。小说家的丁玲善于选择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原型，提取原型中最具有个性特征与时代共相的材料加以真实而又艺术地报告，使生活原型转化为报告文学作品的典型。丁玲笔下的田保霖、袁广发等正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丁玲在报道袁广发〔21〕这一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时，就注意从人物特殊的经历和事迹中，寻找对象不同于他者的“闪光点”。作者将“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作为全篇表现人物的“总眼”，并用具体的典型的细节加以实证。袁广发原是负伤七次的八路军营长，他本可居功而生，但主动要求去织布；食堂没有伙夫，他自告奋勇，“做了两个月的饭”；他自己不会泅水，但眼看集体的纱被冲走，就奋不顾身跳到“水势又急又险”的河里；由营长到工人，“他用打仗的精神”学习技术……，丁玲就是这样，不是用概念而是用一系列个性化的材料——“细节链”，完成了对袁广发这一典型人物的艺术再现。我以为丁玲的有些报告文学是小说化的作品。这些作品比较注意运用多种手法设计人物造型，力图再现人物的某种典型性，其间有一种小说味溢出。
由女作家的报告文学可以看出某种倾向，这就是她们较少地从大势角度报道重大新闻题材，似乎也不擅长于叙写新闻事件，但她们对表现具有典型意义的寻常人事却颇为得心应手。在寻常中发现典型，这需要有一种智者的眼光；将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原型转化为作品中的典型，这又需要作者有一种合乎报告文学文体规定的“典型转型”的艺术手段。现代女报告文学作家对于典型的追寻以及对其成功的艺术传达，造就她们的报告文学的某种优长。
双向视角——抒情氛围的营造。报告文学是一种纪实性文体。通常而言，这种纪实是主体对客体的真实叙写。因此，作者在作品中往往是作为一个“述他”的叙述者出现的，其任务是把所见所闻的信息客观地报道给受体。但报告文学对事物的反映，又不可能是排除主体性的被动式的运作，被观照的报道对象必定投射着作者的主观色彩。同时，报告文学所纪之实不仅为客体之实，而且作者自我的行状与心境也可成为作品纪实的对象。这样报告文学中的叙述主体，不仅是一个“述他者”，而且也可能是一个“自述者”。报告文学中存有的这种双向叙述情形，在现代女作家创作中体现为一种普遍的类的共相。造成这种共相的，有作品生成的背景原因。作者不仅是题材的采访者，而且也是亲历者、参与者。如前所述，现代女作家的许多作品带有明显的“自叙传”性。双向视角的普遍采用，也与女作家的心理特性有所关联。埃莱娜·西苏曾指出：“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存是不能阐述的，它必须去感觉，它必须使自身被感觉到。”〔22〕好敏善感是女性的心理特征。这种敏感也是双向的，即既“感觉”于外，而又“被感觉”于内。我以为正是由于女作家写作背景与主体心理的某些特异，影响着她们对作品叙述的设计。与这些特异相应，她们常采用双向视角，既对外观照客体，又对内体察主体。这样较之于采用单一视角叙述的作品，在内涵上就显得更为丰富。
敏感见于细微。女作家在观察事物时，常留心于对象的细节处，于细节处显出人事物景的神韵或特征。陈学昭这位以《中国的词》获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型作家，她的报告文学也有词那种体物精细，传情细腻的特点。这是《延安访问记》〔23〕中写洛甫（张闻天）居室的文字：“小小方格的木窗，糊上些白纸。”里面“有一只铺——几块木板搁在长凳上成功的，——一只旧得已拐脚的书桌，好像旧家庭的帐台，还有一只与这只桌子成对的椅子与茶几，一只只有一个靠手的藤椅，一些书籍……就是洛甫先生的窑洞里唯一的摆设了。”这里采用了取物写人的侧笔。取物很细，以镜头式描写示人；细节处又用特写强化（书桌之“拐脚”，藤椅之“只有一个靠手”）。这样细致而具象地写出了人物——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洛甫简朴的人生状态与品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作者一方面给人展示在延安所见的可敬之人、可喜之景，另一方面又道出自己心中所感的可喜之事：“我想我所欢喜延安街上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空气罢。在延安的街上，你尽讲，尽笑，从国家大事，以及你私人的感情事情，你尽讲，大声的讲，是可以的，没有人在你旁边，背后偷听，没有人盯你梢，你放心，不用怕，也不用东张张，西望望。”这里所写的是作者主观的感受，但它十分真切，因为这是她置身其间所得的亲身感受。
女作家在设计作品的双向视角时，往往立定一个观照的基点，据此对客体与主体作两面观照。《一块巧克力糖》是《在德国女牢中》的一个章节。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巧克力好象是一块胶，它把我的心灵紧紧地和它的主人们粘在同一阵线上。”在这一章节中，作者以感激之情叙写“同我坐牢的妇女们”对于“我”的关切和劝慰。一块巧克力糖作为一个典型细节，富有表现力地反映出革命者之间的真挚情谊：“本来德国工人就已穷得不可开交，再抓到牢里来，其悲惨情景就不言而喻。”“她们很难得到的一块糖，自己舍不得吃，倒拿来送给我，而且还要叮咛地说：‘吃呀……’。”而作品更具感染力的，是作者对自我涌动的情感所作的描写。这种情感涌动体现着女性意识中的那种敏感：“我的神经受到很大震动，拿着这块糖，又淌下泪来……我感到流泪的无聊，就使劲把眼睛闭起来，但是眼泪反像开了闸的河流，胸膛里的气也逼得很紧。于是，我干脆放声大哭了。”这是一块巧克力在作者内心所造成的情感冲力。这种情感冲力又导致女性那种“夸张式”的情感宣泄：“我”把巧克力剥开“送到唇边”，“黑利，我热烈地吻你！白发的老太婆，我热烈地吻你！穿灰色裙的女孩，我热烈地吻你！我热烈地吻你们，斗争中的一切战士们！”作者以这种煽情的语式叙写自我，营造出作品强烈的抒情氛围。这种抒情氛围使作品产生召唤性的吸附力，读者于此能同作者一起获得一种诗情的冲动。
我们说女作家的报告文学较多地采用双向视角，这并不意味着两种视角是对称运用的。双向视角在作品中是不平衡的，有时以内视为主，有时则全以外视观照。从总体而言，作品更多的采取外向的“述他”视角，内视角则多见于穿插。内视角的“自述”，并不只是叙事性话语，有时较多地采用非叙事性话语：抒情吟诵，述怀明志，哲思精议。这种写法，既使作品的表达方式有所变化，对叙事是一种有机的调节，又强化了作品的主体性，使读者能直接感受到作者的意志情怀。杨刚这位女革命家，自称“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24〕，但她决不是不为所动的冷面人物，只是其人其文所表现的并不是私情的感慨，而是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虑和关怀。她认为报告文学“集中于消灭个人的感慨。以整个生命的悲壮、伟烈、奇迹、精美，作为写述的对象。爱与恨、乐与忧、悲与喜，没有丝毫的掺合和折合，整个的联接在一个总的生命与美的创造上面。”〔25〕她的作品，如《东南行》〔26〕中《辛苦了，台湾兄弟们》等篇就满蕴着“悲壮、伟烈”的民族情感。首节《望祖国》起句即以沉郁顿挫的语调领起全篇：“当我们在海这边自由地生活的时候，我们底兄弟姊妹们正在对海做敌人底奴隶。台湾海峡日夜涌腾着的不是海水，正是中华女儿争自由的血潮。”这里倾泻出的是作者对同胞的关爱和对日寇的仇恨，它为全篇立定了叙事述怀的总基调。同时，这种用“我们”语式述说的话语，开篇即将读者纳入作品之中，从而易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心灵的共鸣。这为作品造就了更大的表达张力。
题材择取的女性关怀，构思立意的典型追寻以及作品叙述的双向视角等，这些只是现代女作家的报告文学从总体上显现出的一种倾向化特征。这些特征显示着这一群体与同时期男性创作若干区别。但就现代女报告文学家群体内的每个作家而言，她们的作品又是颇有差异的。如冰莹热情，曾克质朴，胡兰畦幽默，陈学昭细腻；丁玲作品有小说味，子冈之作别具杂文式的芒刺，而杨刚“风格是深沉而热烈，雄奇而豪迈。”〔27〕这些差异，也是造就现代女作家报告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代有众多的女作家从事报告文学写作，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我想，这既是历史的馈赠，时代的风云际会召唤了女性久已消泯的人的意识；又是知识女性自求解放、自强进取的结果。由家庭走向社会的女报告文学作家，她们的作品不仅真实地报告着现代历史的若干侧影与进程，而且也清晰地记录着她们自身人生的行踪与心路。
注释：
〔1〕周立波《谈谈报告文学》，《读书生活》第3卷12期，1936、4、25。
〔2〕〔13〕〔22 〕分别转引自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7、257、2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阎纯德《20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谢冰莹》，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4〕〔27〕阎纯德《20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杨刚》。
〔5〕《追忆杨刚》，《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7〕〔8〕《从军日记·寄自嘉鱼》，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
〔9〕〔10〕胡兰畦《在德国女牢中·再版自序》，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1〕《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贾植芳译，见《论报告文学》，泥土社1953。
〔12〕《跋〈时代的回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4〕《从军日记·一个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
〔15〕《从军日记·从峰口到新堤》。
〔16〕《新蜀报》副刊84期，1940、3、31。
〔17〕见《曾克散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18〕曾克《〈新生命的检阅〉前记》，《曾克散文选》。
〔19〕见《时代的回声》。
〔20〕《漫谈散文》，《丁玲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1〕《袁广发》，《丁玲散文选》。
〔23〕《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0。
〔24〕《桓秀外传·代序》，出处同〔5〕。
〔25〕《沸腾的梦·抗战与中国文学》，出处同〔5〕。
〔26〕《东南行》，桂林文苑出版社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