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制约蒙古族聚居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主要因素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267(2000)04-0017-06
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趋势来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迫切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创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诸多原因，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在新的发展层次上不是因改革开放而缩小了，而是出现更加拉大的趋势。针对上述状况，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旨在振兴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经济，缩小并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这种前提下，内蒙古蒙古族聚居地区也面临着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要实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没有外部和内部因素的有机结合是不可能的。本文将对这种内部因素进行一些粗略分析。
一、蒙古族聚居区的现状与现代化
我们要谈及现代化问题时，理应对它的概念有所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不言而喻，对现代化这个词人们并不陌生，只是对概念的理解上，众说纷纭，说法不一，或者搀杂着不少模糊观念。“现代化”是一个既复杂又有严格理论体系所构成的概念。其基本概念以定式化的形式已被社会学家们所公认。所谓的现代化应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四个方面的现代化。按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的提法，现代化（近代化）首先在西方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形式开始的文化现代化，接着就是社会和政治现代化，而最后则是经济现代化。近代日本为了在短期内赶上西方，先在经济领域内开始了现代化。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几乎都跟日本如出一辙，把经济现代化放在首位。〔1〕
我国在经济领域内所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被举世公认。但是，如上所述，因发展不平衡，蒙古族聚居区的经济现代化虽有一些缓慢发展的微弱趋势，其实就整体而言仍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除民族地区城镇里感受到一些经济现代化的气氛外，在蒙古族聚居的农村牧区几乎难以看到这种迹象。
蒙古族聚居区的经济主要由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等三种不同生产经营区域所组成。〔2〕虽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到目前为止，新的经济潮流未能改变原来所具有的属性，其经济性质基本上属于半自然半商品形态之中。当然，这种三类经济区域不是自古有之，而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背景下随着蒙古族社会历史的变迁而逐渐形成的。在这种局面形成中既有主动的一面，又有被动的一面。所谓主动的一面是指这种经济区域受经济发展规律制约下自然形成的状态；所谓被动的一面则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生存环境的作用下被迫形成的状态。一般来讲，游牧区的形成是属于主动因素，而半农半牧区和农区是应属于被动的因素。在那些历史上发生的“放垦、开垦”和“抗垦”狂潮中〔3〕，广大牧民失去原来“赖以维持生计的牧场，造成部分地区牧业的破坏和牧民的失业破产”〔4〕，从而被迫挤进丘陵和沙漠地带，并通过多年演化形成今天的经营区域。这种具有先天性“缺陷”的经济区域，大约集中了内蒙古蒙古族总人口的74.9%以上的居民，而牧区的牧民人口仅占16.3%左右。〔5〕从人口比率上来说，“农业已成为蒙古族的主导经济”，因此，用“牧民”来表述蒙古族普通百姓的方式，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虚拟的代名词。
内蒙古自治区是以蒙古族为少数、汉族为多数的民族地区。这种人口结构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做经济统计的客观依据。可是，我们通常的做法，不论“少数民族”，还是“多数民族”，往往合为一体，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准绳。这里所包含的两层意思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统计出来的数字只能代表多数人的实况；二是在内蒙古，新兴经济发展区域也是大都集中于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城镇，而蒙古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用说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就在内蒙古自治区内与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城镇相比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对农牧民收入进行统计时，仅占蒙古族总人口16.3%的牧民收入，在统计栏里以牧民实际收入的名义被登录时，实则代表了整体蒙古族收入。而占绝对人口多数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蒙古族将以抽象收入者身份出现在统计栏里。很显然，在这里占“少数民族”多数的居民真实情况无意当中被忽略，并成为“被遗忘了群体”。如果我们只注重宣传和影响上的功效，不重视他们的存在，那么，我们的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工作将偏离主流，更无从谈起他们的现代化问题。
在内蒙古，蒙古族的聚居区是以本民族为主形成的（城镇除外）。这种聚居形式为本民族的传统思想、语言文化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存在与延续提供了一种天然的“隔离区”；这种自然封闭状态，不仅为各民族之间交流造成了障碍，而且，也为蒙古族人口向城镇流入加大了困难。在地理环境上还是在民族权益上，处于“邻居”状态的城镇是不可避免的目标，只是因为自身的适应能力有限而被“拒于门外”而已。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强调的泛民族照顾和保护愿望与这种聚居模式之间好像存在着一种不约而同的东西——“落后形态”。特别是将讨论他们的现代化问题时，这种现象似乎表现得更加突出。
二、从历史上的变迁看蒙古族与现代化
在蒙古族聚居区实现现代化，将遇到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传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一种保守的力量，是现代化的阴力、包袱”；〔6〕另一方面，传统既可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基地，又是促进现代化的催化剂”。从这种意义上讲，传统是不能抛弃的，而是如何使传统走向现代化才是真正目标。这并不等于全盘接受传统，而是把它的合理部分作为载体，注入现代化基因，促其内化作用，使合理基因得以新生。这就是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历史上蒙古族曾经创造了人们难以想象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奇迹”，因而获得“东方神秘民族”之称。所谓的“奇迹”可喻为“过去的现代”，对现代而言，它已成为今天的“古代”和遥远的过去。但是，我们对它不能一概而论，应对它所蕴藏的有价值的东西吸收和升华，使之为今天的现代化服务。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不同的是，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帝国以重商闻名于世，“至少在蒙古统治者的心目中没有贱商的观念。”〔7〕当时在蒙古人管理下的中亚商业贸易路已成为“把金条放在头顶上走路也不会受到危险”〔8〕的安全通道，为中亚各地商人进行商品贸易交流提供了便利。有名的西征也正是“为了保护与游牧民族关系至深的商队”〔9〕而爆发的。蒙古人之所以重商的主要原因就是无论皇帝、贵族，还是一般百姓，其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等无不依赖商品交流。
开放意识在蒙古族中也自古有之。蒙古人刚兴起时，其文明程度基本上处于半开化状态之中。但是，当接触和支配比自己拥有高度经济文化的民族和国家时，采取了灵活的因地制宜、鼓励商品经济发展的措施，并在其所支配的世界帝国实行类似现在“WTO经济贸易组织”〔10〕的经济自由政策，从而开辟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商品大交流时代。正因为得益于中亚贸易的意大利诸城，在中间贸易中获得巨大利润，进而促进了近代文明的先声——文艺复兴，以及尔后的大航海时代的产生。〔11〕以上事实表明，蒙古人为近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曾经起过很大的间接促进作用。中世纪蒙古人所创造的这种人间“奇迹”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们的“积极向上，胸怀宽广，放眼世界”〔12〕以及“竞争性、扩张性、创造性的精神”〔13〕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精神风貌正是今天现代化所必须的。它作为一种遗传基因，不是因岁月久远而遗失，而是仍被传承在现代蒙古人的身躯之中。如果开发并促其产生以往的能量，将成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这种辉煌中走过来的蒙古族人，在人为的迫害和愚弄下到了近代，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开始走上了漫长的衰落之路。自清朝中叶至建国前，类似因宗教而出现的欧洲“中世纪的黑暗”那样，蒙古族也经历了因宗教而发生的黑暗年代。“清朝为了削减蒙古人的锐气，提倡喇嘛教，从而加速了衰落。”〔14〕正是这样受到喇嘛教熏陶的广大牧民，在“活佛”的感化下，其精神世界向“天国精神”异化，口诵着妙咒，以变成“活佛”作为摆脱人间痛苦的唯一“灵丹妙药”。1935年春，日本学者小林高四郎到内蒙古考查旅行时看到以上情景，情不自禁地提出：“这样一个民族怎么能够征服世界呢？”〔15〕的疑问。这是一个对当时蒙古人所给予的恰如其分的感叹。与此同时，那些王公贵族在清政府的“优待”下，满足于冠冕堂皇的“爵位”，远离草原，远离自己的封地，一年四季几乎都在京都醉心于奢侈豪华的生活。当从牧民身上搜刮的钱财不足以供其挥霍时，以惊人的利率借高利贷。〔16〕当债台高筑无法偿还时，不惜出卖草原来补偿亏空。这样，当牧民的精神世界被“佛爷”控制的时候，那些居于经济地位的王公贵族的政治生命却被清朝皇帝控制了。另外，文字的发展、普及和一个民族的繁荣强盛是分不开的。成吉思汗时期虽然创造了蒙古文，但是这种文字除了只限于少数王公贵族和官方文书中使用外，一直没有在平民百姓中得到推广和普及。清代，文字的功效在那些掌握者的变通下，反而成为对广大牧民进行“精神鸦片”工具。喇嘛们利用文字传播“精神毒素”，王公贵族用文字学习和训练效忠皇帝，服从君臣之道的封建伦理道德。在这种“文字”的双向功效下，一个民族的启蒙和教育完全处于封杀状态之中。
由于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对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制造几乎处于空白。游牧民族是以迁移作为主要经济手段，从而对物品的储备并不重视。这是因为东西多了自然造成移动时不便，因此只能是按需准备。对其他民族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只知道享用，却不知道学会其制造技术。这是由游牧民族的自负心理造成。对他们来说用不着劳心去创造，即使自己不生产物品照样垂手可得。当然其方式有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有时可采取战争手段来实现。这种习性经长年累月地积攒和沉淀后自然而然地转化成讨厌劳累的惰性，逐渐成为一种民族心理。本文不能不认为，即使现在在不少蒙古族人中这种心理仍为根深蒂固。经济现代化所要求的基本功偏偏是以学科学、学制造为内含的，如果我们仍不改变这种“厌劳心”的懒惰习气，很难适应经济现代化的新时代。
三、“双语”教育与现代化
英国十七世纪启蒙思想家洛克认为，人刚出生时犹如一张白纸，要填写什么内容将要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所受教育不同造成的。〔17〕从这一理论出发，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只是由于教育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彼此间的差别。当然我们不能笼统地认为，只有教育才是消除差别的唯一途径。实则存在差别的真正根源远不至于此。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消除和缩小差距的过程中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近代日本虽说把经济现代化放在首位，其实普及国民教育也是明治维新时期重要的国策之一。当今他们所拥有的成就中，教育功能所起的比重远远超于其他功能，因此，可以说，良好的普及教育体系是一个民族振兴的关键。
自解放以来，蒙古族不仅在政治和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同时，还拥有主体民族所没有的许多保护和照顾政策。特别是适应我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振兴民族经济、缩小与主体民族之间差别的重要政治制度保证。现在，对民族地区来说经济问题仍是根本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那样，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发展问题。要发展经济首先遇到的是培养民族人才的问题。这里所指的人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才，而是要塑造和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劳动者和各方面人才，同时，它的内含应是以适应主体民族文化为主的现代主流社会，以便求得个人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即培养所谓的“社会人”。在社会学上，“社会人”就是把一定社会中的文化规范及社会价值体系，在个人人格中产生内化作用，以造成市场经济主体——人的发展和现代化，从而完成向“社会化”的过渡。实现这一过渡就要涉及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才进行什么形式的教育问题。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其教育形式正是从这一特点出发，把“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作为进行国民教育的重要途径的。在这种情况下主体民族教育基本上与“国民教育”相吻合的，而对少数民族成员来说，不仅接受本民族的“单一民族教育”，同时，也有必要接受主体民族的“单一民族教育”，此二者的总和便是“国民教育”。更具体地说，就是“多元文化教育”或者“双语”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少数民族成员向“社会人”过渡，实现他们的社会化。
如同以网络为象征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时代潮流一样，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全国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市场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为了适应这种时代要求，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双语”教育的功效，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这是因为，少数民族经济现代化，唯有全国化才有可能；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必须掌握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实则“双语”教育并不是今天的话题。建国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一直在坚持，可谓成绩斐然。这里所指的“双语”教育是承接过去“双语”教育的基础上须对其内含进行改革，以培养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为目的，即培养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为目的，这应是新概念“双语”教育的内含。
在过去几十年的少数民族教育中，虽说本民族教育较为普及，但是，“双语”教育一直步履维艰，未能取得明显效果。若说其有一定成就，只限于一部分少数民族大中专生以及居住城市的少数民族当中，对其余少数民族成员来说效果甚微，没有明显的进展。因为对于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而言，当接受“双语”教育时，心理上容易造成一种无意识的抵触和忽略。加之我们工作中的不完备性，都会影响“双语”教育的顺利实施。以往经验表明，如果完全意义上的“双语”教育能到位，可以把少数民族成员培养成与主体民族成员几乎相同，甚至在某些方面超于他们的优秀人才。这是因为在“双语”教育中，两个民族心理和思维模式相互碰撞、交融后“优生劣汰”把两个民族优秀的东西择而留之，然后转化成具有复合心态的“社会人”。
随着市场经济浪潮向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进，人们的思想意识也被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吸引，正在受激烈的震荡。以往那种安逸、无知、寡物欲的封闭社会心态，逐渐被竞争、求知以及物欲所代替。在这种大环境的驱使下，人们特别是少数民族成员逐渐意识到，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手段，必须提高和完善适应主体民族文化社会的能力，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接受以全球化所必须的“外国语”教育。这种客观要求便是对少数民族成员进行“多元文化”教育，以适应时代潮流。
四、蒙古族人才流向与现代化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表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启蒙和觉醒首先由本民族的知识层开始。很显然，在旧传统、旧观念占支配地位的落后社会里，要是让民众觉醒和摆脱其羁绊，主要依靠本民族知识层的带动和领导，否则，这个民族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例如，二十世纪初发生的大革命运动，实际上由知识分子创办的“一本杂志”〔18〕开始的，仅这一例充分证明知识分子作为本民族的精英，不仅承担着启蒙和教育重任，也肩负着振兴本民族经济的责任。但是，我们对少数民族人才流向稍做观察，可以发现不少与本身职责违背的现象。它不仅不符合政府的愿望，也不符合少数民族地区急需人才的客观现实。实际上为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国家曾实施许多有益于培养和造就人才的措施，使得数以万计的可用人才脱颖而出，在客观上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但是，现在所时兴的人才流向倾向是以个体形式不断地溶于经济全国化，或者城市化中，使得原来所具有的集体意识趋于淡化，甚至在许多方面不得不依附于个体的现象已成主流。这是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新变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民族地区人才主要集中于民族地区的城镇。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也是一个很难做出结论的问题。以本民族语言文字为核心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是培养和选拔民族人才的主要场所。这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拔本民族最优秀学生，送往各种民族大学和技术学校；二是剩下来的学生们几乎全都回到自己的原来居住的农村牧区。那么，那些被选拔的学生们完成学业后，应该到哪里去呢？理应回到少数民族聚居区，为本民族服务才是正确流向。与此相反，以高度文明、经济高度发展为支撑的现在城镇对人才的吸引力远远高于农村牧区的吸引力，加上以物欲化为基调的现代城镇生活更使人们为之向往。这样少数民族人才也不例外地把自己的首选职位往往放在城镇。这时处于封闭和落后状态的民族聚居区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不断地推出优秀人才送往城镇，使得他们“壮士一去兮”，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就职的。在这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作为民族大本营的农村牧区就失去知识分子的启蒙、开导，在旧传统和生活习惯的束缚下更趋于贫穷和落后。这样不用说什么经济现代化，连温饱都成了问题。此外，少数民族人才会集城镇另有原因。在国家的各种保护和照顾政策下，有许多为少数民族服务的行业和部门，诸如教育、出版、报刊杂志、体育、艺术以及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等都集中于城镇，使得客观上需要由民族人才来行使其职责。在广义上讲，这些行业和部门为提高民族素质，发展民族文化等工作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在这些行业和部门当中也有一些为一种象征和名义而存在的东西，有时甚至正在成为落后和愚昧的温床。这些不合情理的现象无疑为经济全国化、现代化相矛盾。特别是在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不是要求象征和名义，而是要求实在的功效，否则将无情地被淘汰。不管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对民族本身有无功效，他们所进行的城镇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活恰恰来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全国化成就所带来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有投入到经济全国化洪流中才有丰厚的问题。在经济全国化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众正面临着选择。也许那些奉若神明的所谓传统和习惯正是阻碍思想解放，发展经济的绊脚石呢。特别是那些一边过着城镇生活，一边提倡保护这个、保护那个的人更让人迷惑不解。实则那些处于贫穷落后的群体不是冠以陈旧传统“祭坛”的守护者，同样拥有追求基于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活的权利。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去思考问题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思维上的不理智和偏向。
集中于城镇的少数民族人才虽说大都从事于带有民族色彩的职业，实则与民放聚居的大本营形成一种自然隔离状态，在启蒙和带动方面只属于间接的，尚未形成直接、有效的机制。从发展眼光看，民族人才的这种去处无疑是进步现象。不过整体民族还处于贫穷、落后，需要民族人才的时候，他们的职能应表现出双重方面，就是既有被同化的一面，又有为本民族服务的另一面。现实中，往往前者功能大于后者，因为他们所具备的素质为这种现象提供自然趋向，从而与本民族需要人才的客观要求形成矛盾状态，为振兴民族经济造成困难。这种现实表明，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未能形成大量吸收本民族人才的有效机制，也未形成自然吸引的条件和基础，也许以上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认为以上所述和分析皆为制约蒙古族现代化进程的原因，正确与否还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