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音研究中的审音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音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2）02－0092－08
一 关于审音法的定义
最早提出“审音”这个概念的应该是清代的江永，他在评论顾炎武古韵研究得失时说：“《古音表》分十部，离合处尚有未精；其分配入声多未当，此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注：《古韵标准·例言》）可见他明确地认识到审音在上古音研究中的重要用处。江永的学生戴震把审音法提到很重要的位置，他说：“仆谓审音本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为断；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断为合韵。”（注：《答段若膺论韵书》）依戴震的看法，审音是可以起决定作用的方法。
清人所说的“审音”是个笼统的概念，近代、现代学者才对这一概念作了具体的解释。
王力先生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把清代古音学家分为“考古派”和“审音派”，审音派的特点是“以等韵为出发点，往往用等韵的理论来证明古音”。“最大特色就是入声完全独立，换句话说，就是阴阳入三分。”王先生对两派的划分包含着研究方法的标准，但不完全以研究方法为标准：“用等韵的理论来证明古音”是研究古音的方法，“阴阳入三分”则是审音的结果，是审音派学者所分韵部的一种特征。
唐作藩先生对“审音派”和“考古派”的区别有更明确的衡量标准，他说：“入声韵配入阴声韵部，还是独立出来与阴声韵阳声韵三分，仅仅是两派在古韵分部上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其实质，则是能否运用等韵学原理与今音学的知识，对古韵进行等呼即洪细开合的分析，以考察其配合关系，并把古韵看作一个系统，进一步认识和掌握古音体系。”又说：“精通等韵和今音，能运用等韵原理，进行古今音比较即由今音上推古音，从系统上观察古韵，分立阴入阳三类韵部，这是审音派的本质特点，也是认定审音派的原则、标准。”（注：《论清代古音学的审音派》，《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这不仅是对“审音派”的特点加以界定，也是对传统音韵学里审音法的说明。
以等韵学的知识分析上古音是清代古音学审音方法的主要特征。江永、戴震等“运用等韵原理，进行古今音比较即由今音上推古音”，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以中古的开合四等为上古韵部区分韵类，其二是借助于等韵图分析上古韵类的对转关系。开合四等本是中古音的韵母分类，学者们以这些类别为基础去分析上古音的韵类，说明他们思想上有古今音对应的观念，有语音变化以“类”为单位的观念。从上古文献材料能够研究出韵部这种大类，但不能再细分出韵部之内的小类；在没有直接材料的情况下，根据音变“以类相从”和“古今对应”的普遍规律，将中古音类上推，可以说是最明智的办法。顾炎武等人只重视入声韵和阴声韵的联系，把入声韵字归入阴声韵部，不能准确地把握语音的系统性；江永等以上古文献材料证明了阴、阳、入三种韵部都有对转关系，入声韵有其独立性，但那些材料所反映的对转细节并不明晰，而中古韵图的阳声韵与入声韵的对转是非常细致、非常有系统的，江永等人借助韵图的阳入配合关系，以入声韵为枢纽，把上古的阴阳入三类之间的对转条理都清楚揭示出来，这是建立上古韵母系统的一个重要步骤。近代以来的上古音构拟把这种系统性当作重要根据，充分显示了这种结构规律的重要性。
除了以等韵原理上推古音以外，清人用过的其他一些方法，如江永把“侈弇洪细”作为划分韵部的一种标准，孔广森、江有诰以邻部合韵关系证明古韵的分部，也可算作审音法。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音韵学科自身的发展，审音法的外延扩大了，在清人所创造的方法之外，补充了更多的重要方法。这一时期人们对审音法的定义也有诸种不同的说法。如罗常培先生说的审音法是“对于一个语音现象，都用生理的或物理的道理来解释它”（注：《音韵学研究法》，《出版周刊》新80、81号，1934年。）。周祖谟先生说“若论审音之法，要不外四种，一曰反切，二曰等韵，三曰谐声，四曰现代方音……”（注：《陈澧切韵考辨误》，《问学集》575页， 中华书局1966年。）冯蒸先生把传统音韵学里的审音法与现代音韵学的审音法加以区别：“传统音韵学者运用审音法主要表现在能否运用等韵学知识。”“现代学者除了要根据等韵原理审音以外，还主要是根据现代音韵理论审音。这里的现代音韵理论是指下列六门学科：普通语音学、音位学、历史语言学、方言学、类型学和汉藏比较语言学有关音韵理论的集合概念。”（注：《汉语音韵研究方法论》，《汉语音韵学论文集》24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各家对于审音法的不同定义可以使我们形成一种认识：审音法是具有共同基础的多种方法的总称，其外延不是固定的，究竟应该把哪些具体方法包括在内，并没有一定的标准限制。并且，到目前为止，人们都只从原理上对审音法作了解释，或对个别具体方法有所分析，但还没有全面地、系统地对审音法加以总结以及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按照笔者个人的心得对主要的审音方法加以归纳，通过实用例证的分析把这类方法的内容具体化、条理化。
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我们先给审音法下一个新的定义：根据音系结构规律和语音发展规律来研究古音，检验文献材料的考据结果，决断音类的分合，就是审音法。运用音系结构规律来审音，就是以古代一个音系内部的共时结构关系为根据来分析某项研究成果是否成立。语音结构有其系统性，从一个共时音系的结构性特征出发，可以验证“考古”结果的正误。比如，以对立互补关系作为系联法的补充来检验系联反切下字的韵类分合，以阴阳对转关系检验上古韵部的分合，以邻部合韵的多少检验上古韵部的分合，这些就是针对音系内部的结构关系而运用的方法。运用语音发展规律来审音，就是以不同时代的音系的对比来验证某项古音研究成果是否成立。语音发展有其规律性，某一时期的音系必定与它前后的音系有联系；若各音系的差别不是地域的差别而是历时的差别，应该能够从发展规律得到解释。在这样的前提下把不同时期的语音材料互相对比，来分析某项考古的正误，也是很有效的方法。比如从开合侈弇的条件推论上古韵部的分合，以魏晋时期的韵部推论两汉韵部的分合，都是以后代音系判断对前代的分部是否有误。
本文要讨论的都是以研究古汉语音系为目的的方法，应属于冯蒸先生所说的“求音类法”。至于构拟古代的音值，就完全离不开语音结构规律和音变规律，“审音”在其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那与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是两个方向，需要另外探讨，本文不拟涉及。至于反切、谐声之类，应属于“考古”的方法，不在审音法之内。
二 侈弇洪细推证法
“侈”和“弇”是江永在《古韵标准》里分析上古音时使用的名词，是区别韵腹即主要元音的概念。“侈音”指开口度大的元音即低元音，“弇音”是指开口度小的元音即高元音或半高元音，也叫“敛音”。“洪（大）细”大致跟侈弇近似，不过江永在使用这个术语时也指中古音等韵学里的四等，如《音学辨微》说：“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洪大”应是指低、后元音而言；“细”应是指前、高元音而言，在《古韵标准》里，“口侈”“口弇”“口敛”指的是发音动作，“声细”“声大”指的是发音效果，“口侈”是和“声大”联系在一起的，“声细”是和“口敛”“口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声大”即为低元音，“声细”即为中、高元音。
江永《古韵标准》把侈弇洪细作为划分上古韵部的条件，是他的一个重要发明。他比顾炎武多分出三个韵部（就阴声韵和阳声韵来说），都用侈弇作为依据。他把顾炎武的第四部分为两部，一部包含《广韵》的真谆臻文殷魂痕诸韵和先之半，相当于后人的真、文二部；另一部包含《广韵》的元寒桓删山仙诸韵和先之半，相当于后人的元部。真部为弇音，元部为侈音。平声第四部“总论”说：“自十七真至下平二仙，凡十四韵，说者皆云相通，愚独以为不然。真谆臻文殷与魂痕为一类，口敛而声细；元寒桓删山与仙为一类，口侈而声大；而先韵者界乎两类之间，一半从真谆，一半从元寒者也。《诗》中用韵本截然不紊，读者自紊之耳。”
他把顾炎武的第五部阴声韵部分分为两部，把顾炎武的第十部分为两部，理由和前一部相同，只不过以“口开”“口弇”代替了“口侈”“口敛”。
这一方法，从原理上说就是是运用古今语音具有对应关系这一规律，把今音的分韵条件上推到古音。如果把江永说的侈弇理解为上古音的实际读法，那是不可靠的。今音读为侈音的，上古不一定是侈音；今音是弇音的，上古也不一定是弇音。但是，今音读侈音的一类，在古代大致上也是同类；今音读弇音的，在古代大致上也是同类。由于古今语音变化的规律性，就可以从今音的侈弇上推古音，作为区分上古韵部的一个条件。所谓侈音一类，在中古的等韵图属于外转，在近代音的韵腹是低元音a类；所谓弇音，在中古的等韵图属于内转，
（注：《中国语言学史》146－14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我们应该清楚，区别侈弇只是推理，是从后代音上推古音。而单靠推理是不能划分韵部的，必须有“考古”的证据才能得到肯定的结论。江永的分部还是以《诗经》韵为根据的，所以他在各部都声明：《诗》韵分用“截然不紊”“画然分明”。他是以“考古”的成果作为基础，再加上审音的证明，论证区分元、真、宵、幽、谈、侵的合理性。审音仍然是辅助的方法。
以韵腹作为分部的条件，在二十世纪里运用得不多。曾运乾研究《广韵》声类，也以洪细侈弇作为分类条件，但他给这些术语赋予了另外的含义，他的论证方法也跟江永有区别，因此我们把他的方法算作另一种，属于下文的声韵相配关系推证法。
三 韵类对转相配推证法
以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三类相配的关系来证明上古音的分部，既是从语音系统性出发研究古音的方法，也是从语音发展的规律性出发的研究方法。
在上古汉语里，阳声韵与阴声韵、阴声韵与入声韵、阳声韵与入声韵存在一种相配对转的关系。所谓相配，是具有相同的主要元音、韵尾又在同一发音部位的韵部构成一类，它们之间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这是上古音系统的一个内部结构特征。三类之间的配合关系主要是通过“对转”而发现的。简单说来，所谓对转是相配的韵部之间的读音能够互相转变，阴声韵字可以变成阳声韵或入声韵，阳声韵字可以变成阴声韵或入声韵，入声韵字可以变成阴声韵或者阳声韵。韵部之间的对转关系在上古的押韵、谐声、一字多音等材料都有所反映。
为什么能够通过对转相配关系来研究上古音呢？这是因为互相配合的三个（或两个）韵部在内部结构上有平行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相配的韵类，如果某一范围内若干阴声韵类或阳声韵类是分为二部的，跟它对转的入声韵类也是分成两部的；反之，如果这些阴声韵类或阳声韵类是合为一部的，那么对转的入声韵类也是合为一部的。从变化方面看，相配的韵类如发生变化，则阴阳入三类都发生平行的变化。例如，中古音的东、冬、钟、江四韵系在上古音分为两部，东一、钟和江的多数为一部，东三、冬、江的少数为一部，那么，跟它们相配的入声韵屋一、烛和觉的多数为一部，屋三、沃、觉的少数为另外一部。根据这种规律，可以凭借中古音的韵类，把已发现的某一上古音线索扩大到没有直接证据的部分，连类而及，解决更多的问题。
这一方法的产生经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发现入声韵配合阴声韵，第二步是确定各个入声韵类与阴声韵类、阳声韵类的配合细节，第三步是把这种配合关系运用到古韵分部上。
第一步工作是顾炎武开始做起的。三种韵类对转关系的考定，关键是入声韵的配合关系的考定。顾炎武的《音论》以上古的押韵、异文、一字多音、谐声等材料证明入声韵是配合阴声韵的，他的《古音表》把收k和收t韵尾的入声韵都归在阴声韵部，这是重要的发明。
第二步工作是江永开始做起的。他有两个重要贡献，其一是提出了“数韵共一入”的理论。所谓数韵共一入，即入声韵不仅配合阴声韵，还配合阳声韵，以入声韵为枢纽，阴声韵和阳声韵也能整齐相配，三类的对转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其二是按照等呼的一致性决定各韵类的配合关系。江永既精通等韵学，又对上古音韵材料有深入的研究。他看出等韵学的阳入配合关系跟上古是一致的，所以在证明对转关系时几乎是把等韵系统和古音材料同等看待。一部之内各小类之间的配合关系以韵图上等呼的一致性来决定，相配的韵部之间，开口入声配开口舒声，合口入声配合口舒声，一二三四等也分别相配。
第三步，在认识到三类韵母的对转相配关系之后，古音学家就把这种关系用在分部上。
段玉裁是“考古派”的古音学家，他的审音工夫不是很深，但已经懂得用入声韵的分合来证明阴声韵的分合。他分支、脂、之三部，除了辨别合韵、换韵之外，还指出三部的入声韵都是独立不混的：“职德为第一部之入声，术物迄月没曷末黠鎋薛为第十五部之入声，陌麦昔锡为第十六部之入声。顾氏于三部平声既合为一，故入声亦合为一。古分用甚严。即唐初功令，陌麦昔同用，锡独用，职德同用，亦未若平韵之混合五支六脂七之为一矣。”（注：《六书音韵表》一）
段玉裁或许并未重视这一方法，只是偶然地用一下。他的老师戴震则十分重视这一方法。戴震开始时不接受支脂之三分的意见，后来则因为相配的阳声韵清、真、蒸三分而肯定支脂之也应分为三部，他在给段玉裁的信里说：“大著辨别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真蒸三韵之不相通，能发自唐以来讲韵者所未发。今春将古韵考订一番，断从此说为确。”（注：见段玉裁《声类表序》）戴氏更赞赏段玉裁以入声韵类作为分部的根据：“大著内第一部之咍、第十五部脂微齐皆灰、第十六部支佳分用，说至精确。举三部入声论其分用之故，尤得之。”“今书内举入声以论三部之分，实发昔人所未发。”（注：《答段若膺论韵书》）
孔广森分开东冬。并且以段玉裁幽侯之分来证明东冬应该分：“东为侯之阳声，冬为幽之阳声。今人之混冬于东，犹其并侯于幽也。蒸侵又之宵之阳声，故幽宵之三部同条，冬侵蒸三部共贯也。”（注：《诗声类》卷五）
到了二十世纪，以对转作为分部证据的方法主要仍用在上古韵部。在魏晋南北朝韵部的研究中也有应用。
两汉时期韵部的系统性跟先秦一致，仍然是阴阳入三类韵母构成对转关系，在发生演变的时候大体上还是三类平行。如罗常培、周祖谟认为从先秦到汉代发生了脂微合并、质物合并、真文合并的演变，即是相配的几个韵部共同转变：“到了两汉时期脂微两部除了上声有一点儿分用的迹象以外，平去声完全同用，没有分别。至于入声也是如此。……王氏（念孙）所分脂至两部的入声，质术两部，汉代也是通用为一类的。”“我们再从阴阳对转的关系看，上面所说《诗经》音脂微两部的阳声韵真文两部在两汉时期也是合为一部的，结果，阴阳入三声的演变完全一致：
脂质真微术文”（注：《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3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魏晋以后，入声韵与阴声韵之间脱离了对转关系，与阳声韵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入声韵与阳声韵相配整齐，平行变化的特点十分严格，如某阳声韵分化，相配的入声韵一定有平行的分化，某些阳声韵合并，相配的入声韵一定也合并。根据这条规律，可以克服某些因材料不足造成的困难。周祖谟分析魏晋南北朝音系，充分运用了这一规律。有的韵很少见于诗文押韵，就根据相配的韵系的归属，来决定本韵的归属。如：
“狎韵字仅见于三国时期《李鳞甲谚》，以‘狎甲’为韵，虽然是独用的例子，但是由于跟它相承的衔韵字在三国时期也还没有独用的例子，所以只可归入叶部。”（注：《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220－221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
“至于沃韵字，在齐梁时期没有作为韵字的，在陈隋时期只有三个例子。……第一例‘酷’字跟屋韵字相押，第二例‘沃’字跟烛韵字相押，第三例有‘毒告’二字跟德韵字相押。沃韵的归属类别似乎很难决定，但是我们按照平声冬韵与钟韵为一部的情形来对比，自然可以确定沃韵当属于烛部了。”（注：《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245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
从对转相配关系研究古韵部的分合，要注意整个音系里的相配关系并非绝对整齐，阴阳入三类相配是有缺口的。在上古音，多数韵部可以形成三类整齐地配合，有的韵部则只有两类相配，而缺少一个。阴声韵宵部配入声韵药部，没有阳声韵跟它们配合；阳声韵侵部配入声韵缉部、阳声韵谈部配入声韵叶部，也没有相配的阴声韵。江永以宵部配阳部，孔广森以宵部配侵部，都不合乎系统。所以运用本方法时要有客观的态度，不要绝对化，不能把对转相配的规则看得太死。如果一意追求完全的整齐，就可能背离古音的本来系统，戴震、孔广森有这种失误，影响到他们的研究成绩。
四 邻部合韵推证法
本方法也是研究诗文韵部时用到的一种方法。假如有两个“韵基”（“韵腹＋韵尾”）的读音很接近，它们分别构成甲、乙两个韵部，这两部就可能发生合韵。韵部的构成条件在于韵腹和韵尾，韵尾相同时，作韵腹的元音相邻就是韵母相近；韵腹相同时，作韵尾的音有明显的共性（如同是鼻音或同是塞音，或同一部位的音）也是韵母相近。一个语音系统里的音位可以呈连贯递进的排列状态，一个音造成的合韵有一定范围，距离远的音就不合韵了。
孔广森把顾炎武、江永的第一部分为东、冬两部，除了押韵谐声的证据之外，还有合韵的证据：冬部字跟侵部、蒸部合韵，而东部不跟侵、蒸合韵。《诗声类》卷五：“右类字（按即冬类字）古音与东钟大殊，而与侵声最近，与蒸声稍远。”
江有诰也很重视这一方法，他在《复王石臞先生书》就提到真文分部、东冬分部的合理性可由合韵得到证明：“段氏之分真文，孔氏之分东冬，人皆疑之，有诰初亦不之信也。细抽绎之，真与耕通用为多，文与元合用较广，此真文之界限也。东每与阳通，冬每与蒸、侵合，此东冬之界限也。”
近代学者研究汉代韵部，把出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押韵材料合并考察，韵部界限更容易混淆，也就更需要从多重证据解决分部问题，其中考察合韵是重要方法之一。罗常培和周祖谟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就多次用到这一办法。如：
歌、支分部：“西汉时期歌支两部的读音是很接近的，很像是并为一部。但是歌部字可以跟鱼部字押韵，而支部字绝不跟鱼部字押韵，足见歌支两部还不能就作为一部看待。所以我们把它分为两部。”（注：《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26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东、冬分部：“再从这两部跟其他部分合韵的情形来看，东部跟阳部叶韵的很多，冬部跟蒸部侵部叶韵的也很多，但是冬部很少跟阳部通押，东部很少跟蒸部侵部通押，这是很大的区别。”（注：同上33页。）
由以上的举例可以看出，合韵的趋向可以作为分部的参照，但不能单独用作分部的根据。只有相邻两部既有明显的分用迹象，又互相牵连而界限模糊时，才参考它们与另外的韵部的合韵情形来判断其分合。
五 声韵相配关系推证法
汉语的声母跟韵母的组合关系有一定的规律性，某些声母只跟某些韵母结合，而不是任何声母都能自由地跟任何韵母结合。中古汉语声韵的组合规律表现为声母的“五音”与韵母的“四等”结合时的条件限制，如舌头音端组声母只跟一等、四等韵母结合，不跟二等、三等韵母结合；正齿音章组声母、邪母、日母、群母则只跟三等韵母结合。有的音韵学者把这类组合规则推演开去，也作为研究古音的线索，据以区分上古或中古的声类韵类，这种方法可以叫做“声韵相配关系推证法”。下面所举的例证都不是成功的例子，但作为一种独特的方法还是值得一提。
本方法在上古音研究中的例证，是黄侃的古本韵、古本纽的证明方法。黄侃先生研究上古音有所谓“声韵相挟以变”的理论，即声母和韵母连带着发生变化，某些声母发生变化时，它们所结合的韵母也发生变化；某些声母没有发生变化，它们所结合的韵母也不变。他的研究方法最特出之处是从《广韵》音系里指定三十二个“古本韵”和十九个“古本纽”。他的证明方法是以声证韵，反过来以韵证声，他说：“二百六韵中，但有本音不杂变声者为古本音；杂有变声者，其本声亦为变声所挟，是为变音。”（注：《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月刊》3册，1920年。）又说：“古声既变为今声，则古韵不得不变为今韵，以此二物相挟以变。”（注：《音略》，《国学卮林》1卷1期，1920年。）这样推论下去，《广韵》里保持上古读音的韵，里边的声母也仍然保持着上古的读音：《广韵》读音不同于上古读音的韵，里边的声母也是变化后的读音。钱玄同对他的方法有更精确的概括：“知此三十二韵为古本韵者，以韵中止有十九古本纽也。因此三十二韵中止有古本纽，异于其他各韵之有变纽，故知其为古本韵。又因此三十二古本韵中止有十九纽，故知此十九纽实为古本纽。本纽本韵，互相证明，一一吻合，以是知其说之不易。”（注：《文字学音篇》第四章，《钱玄同文集》第五卷4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黄侃的证明法明显有“循环论证”的弊端，林语堂、王力、张世禄诸家对此都有中肯的批评，这里不再赘言。我们猜想，黄氏在方法上的错误可能是由于他把共时音系的结构规律跟历史音变的条件性规律混为一谈了。在《切韵》音系里，十九个声纽只出现在一、四等韵，一、四等韵内只有十九个声纽，这是共时的结构规则，不应该看作是音变的规则。历史音变的发生常常是声母以韵母为条件，韵母以声母为条件，但这种条件性恰恰不是“相挟以变”，而是此方变、彼方就不变，彼方变，此方就不变。黄侃的“声韵相挟以变”理论违反语音规律，声韵互证的方法也就是错误的。
李方桂则对黄氏的方法持基本上肯定的态度。李方桂在题为《上古音研究中声韵结合的方法》的报告里说：“他（黄侃）只是说出古音韵基本声母是这十九个，其余的声母都是变体、变体、再变体。至于怎么个变体，他也不怎么说。但是他心里是有数的，不是在胡说八道。所以老一辈的学术见解我们也要注意研究。……当时人们的一般讲学态度就是：我下一个定论就是如此，你看得懂看不懂是你的事，我不负讲解的责任。”（注：《上古音研究中声韵结合的方法》，《语言研究》1983年2期。）李氏采用C＋A（声母＋韵母）的方式为中古音列表，根据配合方式把中古韵分为三类，一四等韵为一类，二等韵为一类，三等韵为一类。第一类里边只包含十九个声母，就是黄侃的古本纽，是从上古保存到中古而未变的声母，“如果我们把这十九个音看作是声母系统中最普通的辅音，那么，说它们是比较基本的音也未尝不可。”（注：《上古音研究中声韵结合的方法》，《语言研究》1983年2期。 ）李氏并未全盘接受黄氏的系统，他所说“增加”的声母和韵母，除了十九个“古本纽”以外还有其他的声母，除了一四等韵母以外还有其他的韵母（元音和一四等相同），那些音到中古都变成别的音了。第二类韵没有舌头音端透定泥和齿头音精清从心邪，而有舌上音知彻澄娘和正齿音庄初崇生，韵母的元音也都和第一类不同，李氏构拟这类韵在上古有r介音，这个介音的作用是使声母卷舌化、使一四等元音变成二等的元音。第三类韵包含很多在别处不见的声母，韵母有j介音，李氏构拟这类韵在上古有j介音，这个介音的作用是使声母“软化”。
李方桂的方法其实跟黄侃的方法有重大的不同，他是“把三类韵在声母上、韵母上各有什么特殊之处说出来，从这些特殊的地方我们可以推论曾发生过某些变化。”并非以“声韵相挟以变”为根据。不过他对黄侃结论的肯定，则是值得注意的。
本方法在中古音研究中的例证，是曾运乾证明《切韵》声类的方法。曾运乾的《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把江永的洪细侈弇理论运用到中古音的研究里，而论证方法又跟黄侃十分相象。他以“鸿（洪）声、细声”为标准把《广韵》反切上字分成两个系列，以“侈音、弇音”为标准把反切下字分成两个系列，而上字与下字的搭配组合是有条件的：洪（鸿）声配侈音，细声配弇音。“声”“音”既有依存关系，曾氏就通过分析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的搭配关系，把《广韵》声类分为51类，称为五十一“纽”，意思是每一声类即为一个声母。严格地说，曾氏所依据的只是反切上字跟反切下字的结合的条件性，还不是声韵结合的条件性；但追根溯源，反切上下字的分类依然是声母和韵母为条件的，所以曾氏的方法在大方向上跟黄氏的方法相通。他是把韵类作为背景条件，考察反切上字在不同条件下的分布规律。具体情况是，三等字所用的上字为一系，一、二、四等字所使用的反切上字为一系。曾氏虽然发现了《广韵》反切的一种规律，但他的推论方法却有不少缺陷，这里就不再详细指摘。
六 历时对应关系推证法
语音变化有很强的规律性。从前一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到后一个时期的语音系统，所发生的自然变化都会符合变化规律，其间的演变有一定的轨迹脉络可寻。如果两个音系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时间造成的差异，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应该都能够从音变原理得到解释。基于这一观念，可以对通过研究得到的两个古音系统进行对比，互相检验；也可以用现代语音对某个古音系统进行检验。如果两个音系之间的差别都合乎音变规律，那么所检查的古音系统应是反映实际语音的；假如两者之间有某些差别不能够用音变规律讲得通，那就意味着某一研究结果可能存在问题：或者是错误地解读了语音史料，或者是有些历史真相仍被掩盖着。本方法在古音研究中用得比较普遍，下面仅举一个汉代韵部研究的例证。
罗常培、周祖谟研究两汉诗文押韵，归纳出二十七个韵部，跟他们所定的先秦三十一部相比，汉代韵部的重要特点是鱼侯合一、真文合一、脂微合一、质物合一。邵荣芬从音变规律对鱼侯合一提出质疑，道理之一是先秦鱼部和侯部在汉代若合并为一部是不合乎语音变化规律的。邵氏《古韵鱼侯两部在前汉时期的分合》的论证如下：
“《研究》（按指罗、周二人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对鱼、侯两部倒有十分明确的结论，它认为前汉时期鱼、侯两部已经完全合并。这个结论从音理上，也就是从语音发展的规律上来看，也存在着很大的疑问。我们知道，上古鱼部音韵学家们大多认为是a类主元音，而侯部则大多认为是u，o等后高主元音。……到了中古，模、鱼、虞[,1]几韵的主元音都向后高方向发展，而麻韵则仍然保留a 类主元音，基本上没有变，侯部的变化也不大。……如果我们假定，前汉时期鱼侯两部全部合并，那就得承认这是鱼部主元音向后高方向移动的结果。这对于模、鱼、虞[,1]三韵来说倒还可以解释，因为这同它们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可是对上古是a、中古仍然是a的麻韵来说就不太好解释了。如果设想，鱼部麻韵主元音从上古到中古曾经经历了由前低到后高，又由后高回到前低的循环过程，那就未必与事实相符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后汉时期，鱼部麻韵字全都并入了歌部（《研究》也是这个结论），那也就是说，鱼部麻韵的主元音后汉时期是a。如果认为前汉时期鱼、侯合为一部，那就等于说，在周秦时代是a 的鱼部麻韵主元音完成它的循环演变过程，只不过用了前汉二百年的时间。在这样短促的历史时期内，发生这样的循环演变，符合事实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注：《古韵鱼侯两部在前汉时期的分合》，《邵荣芬音韵学论集》89－90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邵荣芬的看法是：西汉时鱼部仍然是a类主元音， 并没有向后高方向演变；跟侯部合韵的原因，一是偶出的宽韵，一是方言的反映，一是风格兼方言因素。总之，把鱼侯合为一部是不妥当的。邵荣芬对汉代押韵情况重新统计，以更精确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七 音位分布格局推证法
一个语音系统之内，音位的分布格局取决于组合的规律和聚合的规律。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规律都对音类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1.对立互补关系分析法
这是从组合规律上研究音类分合的一种方法。每个音位在跟其他音结合为更大的语音单位时都有一定的功能（如汉语的辅音是作声母的，部分可作韵尾），具有相同功能的两个音，如从来不在相同的语音条件下出现，它们是互补分布的；两个音可以在相同的语音条件下出现并且组合成不同的上一级单位，它们是对立分布的。互补的两个音可能是同一个音位，对立的两个音一定不是同一个音位。这一原理也适用于古代声类和韵类的区分。如果两组反切上字具有相同功能（比如都跟一、四等韵类结合），但从来不跟同一个韵类结合（在相同的韵类条件下有此则无彼，有彼则无此），它们就是互补的，有可能是同一个声类；如果它们能跟同一个韵类结合成不同的音节，它们就是对立的，不会是同一个声类。反之，有相同功能的两组反切下字（比如都属于开口一等），如果从来不跟同一个声类结合，它们就是互补的，有可能是同一个韵类；如果它们能跟同一个声母结合成为不同的音节，它们就是对立的两个韵类。运用这一原理研究古音的实例有不少。
邵荣芬研究《切韵》韵类，把凡韵系并入严韵系，把臻韵并入真韵开口三等韵类、栉韵并入质韵开口三等韵类。他的道理是严韵系和凡韵系各音节基本上都是互补的，只在上声、入声的溪母有对立，而这种对立是靠不住的，是后人增加了小韵造成的；臻韵系只有庄组字，跟真韵系的庄组字出现机会是互补的。因此而推论：“显然在《切韵》的基础方言里，真与臻，严与凡，都有在特定的声母条件下，韵母主元音随着声调的不同（这里是平入对上去）而有所改变。”“严韵系和凡韵系，臻韵系和真韵系的区别既然是在一定声母条件下的异调异读，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严韵系并入凡韵系，臻韵系并入真韵系。”（注：《切韵研究》81－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用现代语言学的说法，严与凡的主元音互为同一音位的条件变体，真与臻的主元音互为同一音位的条件变体，由于音值略有差别，所以韵书作者把它们分为不同的韵；因为主元音是同一音位，就可以合并韵类。
陆志韦用统计方法把《广韵》反切上字归为五十一声类，其中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因它们从不在相同的韵类环境出现而定为一类：“凡两类同组而永不相逢，是同类也。”“两类同组者，谓两类与组内其他各类之关系相同，而与组外任何一类之关系亦大致相同也。内外关系相同，而彼此又不相逢，则不假思索，可知其同为一类。譬如甲乙二人，在家出外，权力义务，绝无分别，而永为参商，则甲必是乙，犹黑衣出而白衣归也。故知‘多’类即是‘都’类，‘卢’类即是‘郎’类。”（注：《证广韵五十一声类》，《燕京学报》25期，1937年。）
互补方法的运用必定有一些先决条件，如邵荣芬合并严凡、合并臻真，都有每对韵在同摄而且次序相邻作为先决条件；陆志韦合并反切上字有“两类与组内其他各类之关系相同，而与组外任何一类之关系亦大致相同”作为先决条件。如不具有这些先决条件，互补的也不一定是同类。单纯凭借互补关系合并音类是不可行的。
2.空位填补法
这是从聚合关系上分析一个音位是否独立存在。
语音的系统性在音位的聚合关系上表现得很显著，一个聚合群内的各组音位通常都具有平行、对称的特征，按照音位的区别特征（一般是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的特征）把各音位排列，就会形成整齐的矩阵。这样的聚合关系可以帮助人们决定一些音位的有无，《切韵》音系里的俟母是一个例子。
《切韵》的塞擦音声母和擦音声母构成下面这样一个聚合群：
全清 次清 全浊清擦音 浊擦音
正齿二等 庄初崇
生 （？）
正齿三等 章昌船
书 禅
齿头音
精清从
心 邪
表中打问号的位置上有没有一个声母？仅仅从文献材料不是很容易决定的。可用的文献材料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材料是宋代等韵图，《通志·七音略》、《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上，这个位置有平声之韵的“漦”和上声止韵的“俟”两个字，可是字数太少，跟其他声母位置无法相比，未免让人们缺少信心把它看作独立声母。第二类材料是《广韵》的反切，这两个小韵的上字跟崇母字系联为一类：“俟，床史切”，床为崇母，俟即为崇母：“漦，俟甾切”，也就成了崇母字。虽然“漦”“俟”两小韵分别跟“茬，士之切”和“士，锄里切”对立，似乎有其独立性，但因为《广韵》内因讹误而造成的同音的两小韵不在少数，所以陈澧没有把“俟”类看作单独的声类，黄侃、曾运乾、陆志韦等人所定的《切韵》声母系统里也没有这个声母。第三类材料是近代发现的唐人写本《切韵》系韵书的反切，“俟”“漦”两字互为反切上字，《切三》：“俟，漦史反”，“漦，俟之反”，两两互用；《王三》：“俟，漦史反”，“漦，俟淄反”，也是两两互用；都不跟床母系联。但是韵书中本同类而不能系联的切上字也很多，仍不足以因此而断定俟母独立。若把三类材料联系起来分析，再加上音位系统性的考察，应该断定有一个俟母。《切韵》音系的三组齿音是平行的，章组、精组既然都是五母并存，各有浊擦音，若庄组没有浊擦音，就出现了空位，违反了聚合关系的整齐规律；有这个音才是合乎规律的。所以董同龢、李荣、邵荣芬都肯定俟母在该系统的存在。李荣也把满足三组平行关系看作设立俟母的优点：“俟跟庄初崇生同部位，跟邪常同方法，应该是［Z］。这样一来，精庄章三组就完全平行了。 ”（注：《切韵音系》127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音位聚合关系对于证明音类的作用具有相对性。声母系统内各单元之间不全是整齐对称的，有所谓“单向聚合”的音位，在结构内的地位是孤立的，缺少平行的同类，就不能硬给它配上对应的音位。
根据以上所述的研究实例，我们可总结如下：审音法不是专指某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若干种方法的统称。这些方法的共同之处，是把音系的结构规律和语音的发展规律作为根据，针对不同对象而从不同途径去研究古音的类别。审音法在古音研究中是辅助性的方法，不是主导性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是起检验的作用或启发思路的作用，而不是起发现古音的作用。当文献不足以及疑似难明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有时可以成为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