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月报论文,新文学论文,眼中论文,读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6）03—0088—07
1922年13卷11号的《小说月报》“通信”栏中，登载了一封金陵马静观读者的来信，信中说：“看十二卷以后的说报的人，绝不是看十一卷以前的人。我有一个表兄和好几位同学，都是爱看十一卷以前的说报的，却是十二卷一出，他们不是改过了预定的，都抱怨说‘上当了’，从此再‘不定了’。足见今后看说报的人，不是从前那些人。……”同样，14卷7 号“通信”栏中北京刘真如的来信中也说：“我想凡爱读‘礼拜六’，‘快活’，‘小说世界’底人们总不肯花两角钱买一本‘小说月报’来读的，可以说凡读‘小说月报’底人们底思想总没做‘之乎者也已焉哉’底文章的……”。
读者的反响透露出这样的信息：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事件，将那个“人人读杂志、人人做杂志”① 的“五四”时代读者的文学趣味，划分为两大阵营：以《小说月报》为中心的“新文学阅读圈”渐渐养成；置身圈外的则是数量庞大、名称尚不统一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刊物，因其适应了转换最慢的民间阅读口味而得以绵延不绝。事实上，直到今天的《小说月报》研究，基本上未脱当时读者来信揭示的两大阅读营垒对峙情境的潜台词。
于是，在关于《小说月报》1921年革新事件的层层叙述中，我更关注的是“当时人”即聚集在《小说月报》周围的读者群的即时反应究竟如何②。如果说《小说月报》的革新事件本身，已成为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中颇具原点意味的热门话题，那么，与其如一些研究那样，致力于对这一“原点”进行某种意义追加与挖掘③，不如尝试去梳理这一“革新事件”言说史的发生情况。
“革新事件”的核心人物沈雁冰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叙述了他所收到的两封读者来信：“新近有个定《小说月报》而大失所望（今年起）的‘老先生’，来信痛骂今年的报，说从前第十卷第九卷时真堪为中学教科书，如今是废纸，原来这九、十两卷便是滥调文字最多的两卷也。更有一位老先生（？）巴巴的从云南寄一封信来痛骂，他说当今国家危亡之秋，那有心情看小说消遣，印小说已是不经济的事，何况印这些看不懂的小说，叫人看一页要费半天工夫，真是更不经济。”④ 可以注意到，沈雁冰用“老先生”来指代这批对《小说月报》的“新文学腔”万难接受的读者，在他们眼中，12卷1号的《小说月报》不过是一册“废纸”， 这一斩截态度让后人嗅到了当时杂志竞争中那股道不同则起而伐之的火药味。
然而，这一新貌却令一群对新文学有天然好感的读者欣喜若狂，类似欢呼在《小说月报》“通信”栏中俯拾皆是：
“我是喜欢看改革后小说月报的一个，每期出版，仿佛像等不及的样子。我受小说月报底影响，我自己知道很多很大……”⑤
“自小说月报改组以来，我对于新文学上发生了不少的兴味……”⑥
“月报自改革后，日臻完美，这的确是幼稚的中国文坛上的好现象，我们何等的受惠呵！”⑦
正是这群读者成为《小说月报》的阅读、接受主体，与“老先生”们相对，可称之为“新文学读者”。伴随着文学史叙述着意凸显的《小说月报》革新同步进行的，其实还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读者群构筑的“新文学阅读圈”的聚合形成；然而对于读者群的关注一直被混合在对革新事件的正面叙述中含糊其辞。换一种眼光就不难看到，《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的意义并非仅止于一些研究中着力考辨的商务印书馆内的人事变动与文学研究会如何将一个订数下降的“旧期刊”变成了自己的“舆论阵地”，其读者群所经历更迭与整合、一群对新文学（创作与翻译）阅读口味渐渐习惯并耳濡目染的白话文阅读群体如何体现其主体性，或许会是一个颇有兴味的话题。而《小说月报》“通信”栏，正是这样一份或许极为偶然却又很有价值的“新文学”读者群声音的记载，是一份其时最著名的新文学刊物与其读者的对话录。
这一“通信”栏主要存在于1921—1923年12—14卷的《小说月报》，由于1921年第12卷仅有四期设有“通信”栏⑧，所以又更多地集中于1922、1923两年。纵观这些通信，最让人充满兴趣的是其中相当内容涉及到一场关于要不要及如何“整理中国文学”的“编读对话”。而这两三年，恰好又是《小说月报》由基本上压抑了“整理国故”的话题到转变为1923年14卷始一度呈现出明显的“国故”色彩的时段。于是，关注《小说月报》“通信”栏的更大意义在于探究这场“新文学”读者群参与下的讨论与《小说月报》此间所经历的“整理国故”问题上的困扰与转变，二者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联。
“良师益友”、“纯正文艺”及其潜台词
读者来信中常常会用一些略显夸张的热情赞美来形容他们眼中那个“虽然是第十二卷一号，我们不妨将伊看作一卷一号”⑨ 的《小说月报》：如“黑夜中的一颗明星”⑩、“黑暗之光”(11)、“文学界的明星”(12)、“小说界的木铎”(13)、甚至有如“情人”，“不愿离她片刻”(14)，盼它不到时会“食也无味，寝也不安”(15)。读者来信中浓重的“新文艺腔”真实体现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真诚倾心：
“革新后的月报更是仆的良伴，使人们以最经济的时间金钱得了许多文学智识，这是我们的幸福呢。”(16)
“读了许多革新以来的贵报，非常满意，并且很佩服你们改造文学的努力，给了我们二十世纪中国青年许多幸福，这是我所不能不深深地感激你们的”。(17)
“中国底文学，可算是由黑暗底时代，来到光明底时代。由凄凉底路上，引到了极乐底领土，这都是几位先知先觉的几位先生努力的提倡，努力的改造才翻开这鲜艳之花。”(18)
“近读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我真感谢你们编辑的热心提倡，不遗余力使我们研究文学的，如得良教师，好伴侣。获益真不鲜呵！”。(19)
在一群忠实读者心目中，《小说月报》不仅是“黑暗”文坛的“一颗明星”，更是一位“良师益友”，带给他们很多教益，而这一“良师益友”的形象定位也构筑了“新文学”们对于《小说月报》的想象与期待及其向《小说月报》提供建议的心理基础。
不难想到，对上述信件选登本身就体现了《小说月报》对这一“良师益友”形象的有意追求；而与这一读者眼中的形象互为映照的，是《小说月报》自我形象定位。可以发现在一些年终总结、新年计划以及刊物广告中，即在那些对自身形象进行塑造展示的合适场合中，《小说月报》常会努力营造一种“纯正文艺”刊物的形象。
如沈雁冰在《小说月报》革新一年后的总结之文《一年来的感想和明年的计划》中写道：“我觉得我中华民族虽然在既往的数千年中不曾造出一种有系统的丰饶的纯正艺术来，然而从今以后，既踏上了这条路，一定能发皇滋长，开了花，结了果实。”(20)
在为1924年第十五卷《小说月报》做广告的“请读第十五卷的小说月报”中：“自明年起，拟乘举行十五年纪念的机会，多约些撰稿者，将内容再加扩大，充实，精炼，务使本报能成为一个较好的纯文艺杂志。”
14卷12号的“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十五年纪念 文学书籍特别廉价广告”中也说：“自一九二一年大改革以后，尤努力为新文学运动，曾被称为国内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文学，及提倡新文学的创造的纯文艺杂志。”
15卷12号篇首的大幅广告标题即为：“请读现今最纯正的文艺杂志：小说月报 第十六卷的新计划”(21)
将“良师益友”与“纯正文艺”两种形象加以勾连，会发现《小说月报》所努力标榜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独树一帜的“新文学”先锋形象。应当看到，这种刊物与其读者群之间结一份“文字缘”的编读互动(22)，绝非《小说月报》的专利：且以《真美善》杂志为例，虽然后者无法与《小说月报》相提并论，但我们却不难读到其读者也把《真美善》誉为“芜杂而颓废的中国文坛（？）上”的“薪火”，“给我们新的光和新的热”(23)；通读其编读往来信札，会发现其间也可以概括出一种“读者赞美”加“编者自谦”熟悉模式，即在读者印象与编读口吻上均与《小说月报》并无二致。然而既是一份刊物就自会拥有其相应的读者群，读者对自己喜读刊物的衷心拥护以及编者对于印证其自身想象的信件选登，均应视作顺理成章的共性。但《小说月报》中编读对话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所有对话都基于一种潜台词及特殊语境(24)——下列两封读者来信或许正揭示了这种二十年代初上海特殊的文化生态背景：
“放眼一观四周的黑暗势力，却又大大的起了恐慌呢！我在上海时，心中常存着‘上海是万恶的地方’一个观念，所以对于这类黑幕派小说火高焰盛的情形，毫不足怪；但是这次赴通、宁、锡、苏……等处参观教育，到处可以看见什么‘礼拜六’‘快活’‘半月’……等等的恶魔，……陷阱遍地，黑暗中摸索的人们，何等危险而可怕！”(25)
“目前尤有一种令人伤心的现象，就是一班无聊‘小说匠，’专务迎合社会上一般读者浅薄的心理，胡乱做出种种消闲的文字来，藉以为发财的无上捷径：如像礼拜六，半月，星期，快活，游戏世界等等都是。这类小说共通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只是把小说当作一种游戏品或商品而已。”(26)
其实，酝酿并兴起于北方的新文化运动在向以洋场文化与商业文化为主导的上海波及、渗透中，其情形从来就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明。成立于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的文学研究会，与上海商务印书馆麾下历经革新的《小说月报》，二者间异同就是透视北京新文学资源如何进入商业化上海的复杂过程的典型个案。于是，这个来自于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文学社团，在为自己的新文学资源找寻到相应的阅读群体，并与沪上无数通俗刊物的竞生中，只有努力营造这一态度严肃、堪为“新文学”的“良师益友”的“纯正文艺”刊物形象，高扬起新文学大旗，方有望可为沪上这片“小说海”中的“明星”。
当然，这一“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份纯文学的杂志”(27) “纯正”的新文学立场，正如众多研究早已呈现的那样，遭到了大大小小通俗刊物的围追堵截(28)。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29)。通俗刊物在《小说月报》革新后的最初几年（1921—1926）尤为兴盛，俨然成为“与新文学期刊并列的另一系列”(30)，而这种对峙与合围的背后，更意味着一场对读者市场的争夺。从读者来信中可见，《小说月报》的那批“新文学”读者，将那些沉浸在通俗刊物中的读者称为“陷阱边的青年”，他们迫切希望《小说月报》能够争取他们“回头”(31)：
13卷8号中，王桂荣来信中提及：南通、南京、无锡、 苏州等地到处流行的《礼拜六》、《快活》、《半月》之类的“恶魔”：“迷住着一般青年——以学校中的青年为最；这恶魔的势力真利害呵！……月报是‘黑暗之光’，我希望先生们以后要竭力的照澈这光，使一般陷阱边的青年回头！所以，我以为‘评论’一栏，该当作与一切黑暗势力奋斗的战场；先生以为如何？”
13卷9号，吴溥来信中也说：“独怪我们这班不挣硬气的青年， 偏偏不惜宝贵的金钱去买他，不惜宝贵的时间去读他，又何怪这类东西日异而月盛呢？……所以现在全赖先生们在文坛上坚起新的旗帜来，一面尽量介绍，一面努力创作，把一般读者的心理慢慢底转换过来，改造过来，那末，礼拜六，半月等等下作小品，将可不攻而自破：这一付重担子，说不得要放在先生们的身上了，愿先生们不断的努力！”
读者对于《小说月报》的厚爱与希冀溢于言表，同时更将改革文坛现状、拯救一班仍堕入“鸳蝴恶趣”中的青年的重任交付了《小说月报》，这其实也是一种《小说月报》苦心经营的引导读书市场风尚的举措内化为了“新文学”读者群区别于其他阅读群体的自觉身份意识(32)。这一自觉意识在一则新年广告引发的一次编读互动中表现得更加显明。
改正旧痕与重构新知
13卷1号的《小说月报》封二有一则题为“恭贺新禧 并祝各界大进步”的商务印书馆新年广告，其中有云：
“……还有新年中消遣的妙品。莫如敝馆各种小说。而最有趣味的又莫如（小说月报）有了这有益消遣品，那些新年中有害消遣品自然而然不去亲近他了。”
这则广告引起了读者王强男的强烈不满，他在给沈雁冰的信中引证沈发表在12卷1号上《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一文，指出对于《小说月报》正面提倡的文学并非消遣品的观念来说，这里出现的小说为“消遣妙品”的广告词无异于是对其一贯主张的抵牾。他说：“贵报在过去的一年中，努力做了一个实行者，使我极为钦佩；而我又感商务印书馆的诚意，因他能够把贵报有这样彻底的改革。”然而此言一出，却又不禁使他“极为遗憾”，因为这简直是对心中地位尊崇的《小说月报》的一种侮辱：“不想到热心赞助中国新文学之商务印书馆还有这种话发见，真是很可惜的一桩事，要请先生注意的！”(33)
其实就在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上，还能捕捉到不少视小说为“消遣妙品”的旧痕迹，例如12卷7号上电扇广告：
“两件乐事 缺一不可
其一 烦闷的时候。将小说月报一翻。便觉满眼乐趣。一气看到末了。
其二 天热的时候。将奇异电扇一开。便觉遍体凉爽。一觉睡到天明。”
12卷7期上的小说广告：“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 消遣妙品 清装精印”
14卷7号上的书籍广告：“蒐幽录异。隽永风流。无聊中阅之。可以消遣。 沉忧中阅之。可以遣愁。”
这类《小说月报》上类似广告用语与《小说月报》正面主张之间出现罅隙，原因在于：作为隶属于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其广告服务于商务印书馆的刊物宣传目的，于是登什么与怎样登，其决定权取决于商务印书馆而并非《小说月报》(34)，商务印书馆也不会因旗下《小说月报》文学观的变动而如何进行政策调整。由此看来《小说月报》的具体面貌与其编辑、作者群背靠的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之间存在差别实不奇怪。于是13卷1 号新年广告中被读者一眼看穿的文学为“消遣品”的旧观念，实与《小说月报》编者并无太大干系。
然而面对忠实读者的诘难，却又实令主编沈雁冰颇为尴尬，他只得解释道：“极感谢先生指出我们的告白和我们宗旨不合之处；那个告白实是旧的，年年照例用一次(35)，我们失于检点，不料却有这么一个大谬点在内。”但同时却又恰恰说明《小说月报》所经营的文学“为人生”的观念不仅在其“新文学”读者中根深蒂固，而且还转换为读者的自觉眼光——这对主编沈雁冰来说确又是种更高层次的鼓励与鞭策。
正如长沙一师读者史子芬来信中说：“我从前是一个爱做小说的人，……不过，我所做的，便是胡适之先生所指的‘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睨之，天人也，……’这一类”。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使他明白“这种作品，除了抹桌子或供给一般吃了饭不做事的人们消遣以外，再也找不着别的好处；进一步说，就是与我们人生无有丝毫之关系。”(36) 从这位读者那种理直气壮又略带训诫的口吻中，不难读出《小说月报》“论丛”中的语言味道来——读者们已经开始尝试用《小说月报》式的语言和思维来自觉检讨旧日的文学观念了。而读者刘觉我也说：“我是爱读《小说月报》的一人，自从出版第一卷，到现在——十四卷，没有间断过一期，不曾购读；所以读‘小说’的眼光，也随他变换过来”(37)。可以说，正是在《小说月报》“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向其读者群的灌输中，读者获得了“新文学”这一群体特征，实现了由“旧眼光”向“新观念”的转换，并将这种观念内化为一种深刻的身份认同。
而相对于“新文学”读者们对《小说月报》努力塑造的新文学趣味的心领神会，是主编沈雁冰在欣慰之余对于《小说月报》实际处境的一份清醒认识：
“尊信给我不少的愉快。先生见现在有多数青年喜观看什么‘礼拜六’‘半月’等无聊的东西，深为悲观——是！悲观亦正不错；但是我们细想起来，青年的澈底觉悟，本来不容易立刻办到，这几年的‘新文化运动’本来不曾著底搅动青年的心，我们，在文学界里尽力作工的人更不曾作出甚么了不得的东西，本来不曾紧抓住了青年的心呀！或许这几年来已有几篇作品打着了青年们的心钟了，但是在中国广野的沙漠里，这几声钟，微弱到听不见了。……先生既以此相望，自然更当努力了。”(38)
联系1922—23年间通俗刊物的风气大炽，更可理解沈雁冰稍后在谈及1922年里“上海定期通俗刊物”的“流行”时的说法：“‘新思潮’运动因为日子少，并未曾把这病毒连根拔去，不过压住他，使他一时不能动而已；这二三年，因为国内政治状况的变迁，革新运动的先锋，多注意了迫在眼前的政治问题，未免把抨击腐败旧人生观的工作少做了一点，外面的压力既然减轻，自然这病毒又要向外发泄了”。(39)
一方面，《小说月报》博得了喜爱新文学的读者群的激赏；另一方面，这种新文学在具体传播中的实际影响力被置于上海20年代初的出版文化中，却也不宜如何夸大。对“纯正文艺”这一“新文学特质”的强化，正是《小说月报》用以抵御“通俗浪潮”的生存策略。
但让《小说月报》主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通俗性”又被悄悄置换成为“旧文化旧文学的代表”，这在沈雁冰看来是一个不得不辩的巨大谬点：《小说月报》13卷11号中，发表了沈雁冰的“社评”《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此文对1922年来“上海出版的数量众多的“定期‘通俗’刊物”被冠上“旧文化旧文学”的代表的美名进行驳斥，认为这“使在历史上有相当价值的中国旧文艺蒙受意外的奇辱”，并“希望宝爱真正中国旧文学的人们起来辩正”。《小说月报》采取的驳倒通俗刊物之“妄”的举动，原本是为了谋求上海的文化生态中的生存权，却意外衍生出一个何为真正的旧文学的话题，这或许也可视作令《小说月报》真正思考中国文学的课题的契机之一。
或许真正使《小说月报》颇为被动而又无法一时辨清的，是这封南通读者朱畏轩的来信：
“这几天中国科学社，在南通开会。教育会特开学术讲演大会，请该社社员演讲。有一次，一位柳翼谋（按：柳诒徵）先生，讲‘文化的权威’一个问题。柳先生的旧文学，从前是很有人钦佩的。但此次所讲的，有几句我却有些怀疑，所以写出来，请先生们指教。
他说：‘张啬庵（按：张謇）先生，并不曾受过学校教育，并不是西洋的留学生，他把南通，创造成一个新世界，那并不是仿效的西洋，并不是西洋的奴隶，这没有别的缘故，是他的旧文学所产生的……日本的文学，完全脱胎于中国的旧文学，日俄之战，日本所以能胜的，因为他的军事计划，完全取法中国孙吴之学，也算是中国旧文学的功效……法国某文学家——他说出姓名，我却忘记了——很信仰中国的孔孟之学，他还拿孟子所说的“民为贵”一章，来做引证。他说民主的学说，在那时已经胚胎，所以法国的民主共和，也算是受中国旧文学的影响……后来他又祝颂中国的旧文学，希望他不止产生新世界的南通，强胜的日本，民主的法兰西。希望中国的旧文学，还能产生一个新的世界于地球……’”(40)
这位朱畏轩读者并非首次在《小说月报》上露面，在13卷5号的“通信”栏中，就已有来信，建议《小说月报》加大创作分量。13卷10号的“读者文坛”中还有载有其小说《觉悟》。到了13卷12号的“来件”栏里，更可见这位朱畏轩与他人组织“南通文艺共进社”的消息。说他是一位真诚热心于新文学的忠实读者，实不为过。然而，这位典型的“新文学”对于“旧文学”的价值究竟应当如何对待着实疑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柳翼谋教授的言之凿凿，与文学研究会动辄剖析“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因原”(41)，两者之间实在相距太远。事实上，新文化人在对待旧文学态度上的总体压制与否定，对照于执掌旧学阵地的南高教授的大力强调，其合理性已经显出了可以再思之处。朱畏轩紧接着便提出这样的问题：
“柳先生是南高的教授，他的说话，决不至于没有根据；但是不能领悟他的意旨。先生们……可否在公余之暇，把柳先生的话，解释一下，发表在通信栏里？这非但我一个人感激，恐怕同时听讲的人，也会有多数怀疑者。如果中国的旧文学，实在有创造新世界的权威，我们又怎能漠然视之，废置而不顾呢：愿先生们赐教……”
面对这种询问，沈雁冰的回答相当简略，甚至有点避重就轻：
“承示以柳先生讲演中的一节，并征及鄙见，甚感厚意。柳先生引到孟子的‘民为贵’，想来他所谓‘文学’是极广义的；关于文学的定义，我们的见解和柳先生的见解相差已经很远，其余的话自然更不对头了。所以我竟和您一样，只好‘怀疑’。”
可以看出，沈雁冰只是简单申明了“我们”与“柳先生”们在文学观上的差异，进而保持着“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必要距离——其实，这并非沈雁冰的真实态度，因为朱畏轩所提出的问题，早在几个月前沈雁冰在给万良濬读者的回信中(42) 就早已明确表态：
“今年提倡国粹的声浪从南京发出，颇震动了死寂的空气；我拜读了好几篇，觉得他们的整理国故……是表彰国故，说西洋现今的政法和思想都是我国固有的。这其间，难免牵强附会，往往有在‘中籍’里断章取义以比附西说等等毛病”。这便驳斥了沈雁冰看来柳诒徵那种将“中国的旧文学”作用过分附会夸张的态度。沈雁冰又说：
“究竟‘述祖德’的大文章和世界文化之进步有什么关系，那我可真不明白了。我觉得现在该不是‘民族自夸’的时代，‘民族自夸’的思想也该不要再装进青年人的头脑里去罢？我对于这样的‘整理国故’真不胜其怀疑了！”在他看来，这种过度肯定“旧文学”价值的举动不过是种“述祖德”式的“民族自夸”，此时“装进青年人的头脑里”中实不相宜。总之，“他们的整理国故”(43)——即以南京高师教授为代表的“国故”观念，让沈雁冰实为不满，因为这在他看来与《小说月报》依照时代步伐进行文学观念宣传的方向不啻于背道而驰，实有误导青年的恶果。
而对于来自南京高师的唱反调的声音， 文学研究会中人此时绝非陌生：就在1921—1922年之交，《南高日刊》“诗学研究号”所提倡的旧体诗写作曾在《文学旬刊》上引发了一场论争。叶圣陶将提倡旧体诗写作比作“骸骨之迷恋”(44)，而沈雁冰也发表了《驳反对白话诗者》(45) 一文。然而这一发自“新文学”读者的如何面对“中国的旧文学”“漠然视之，废置而不顾”的疑惑与追问，却的确又让《小说月报》陷入被动：这一问题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辨明，因为势必牵涉《小说月报》在对待“旧文学”上的最初宗旨与实际作为间的差别。于是沈雁冰在给朱畏轩的信中，只能用“姑且存疑”的办法来避开正面回应这一难题，然而此间的无形压力却又悄悄施加在了《小说月报》身上。除了遭遇来自其出版地上海的洋场、商业文化的夹击外，《小说月报》的新文学性在向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江南的传播中，还要面临来自旧文学的拷问。南京高师所代表的“旧文学”与北京的“新文化”间对峙由来已久，柳诒徵的南通演讲预示着“旧文学”对于即使《小说月报》周围的“新文学”读者的触动与影响已经产生——这或许正是《小说月报》着手进行“整理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动因。
由这些编读往来信件中，不难读出《小说月报》与读者群之间实际存在的一种类似于“先生”与“我们”的关系：“我们”接受了“先生”所灌输的观念，进而又可以用这种观念来纠正“先生”的某些失误；但“先生”在“我们”心目中仍然地位崇高——是“匹马单刀，扫除一切底恶魔”的“第一功臣”，更是“我们”“研究文学底顶高明底教师”(46)，于是向“先生”提出求知请求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因读者的“新文学”特质既有赖《小说月报》的培育成型，于是，《小说月报》进一步对他们的知识图景进行重构似也成为当然责任。在这些求知请求中，一种要求得到“国故知识”的声音因其处在《小说月报》的特定语境中而显得引人注目，其实际影响亦值得我们予以关注。有着这一问题，笔者将有另文探讨。
收稿日期：2006—02—23
注释：
① 熊子真致蔡元培的信：载《新潮》1920年第二卷第四号，第828页。
② 当然，势必也牵涉到“圈外”反对者的声音。
③ 如董丽敏：《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④ 1921年9月21日沈雁冰致周作人的信，《茅盾全集》第3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⑤ 谢立民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6号“通信”。
⑥ 王砥之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8号“通信”。
⑦ 王桂荣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8号“通信”。
⑧ 即第2，8，9，12四期，第1、3—7、10—11号没有这一栏目
⑨ 陈望道（署名“晓风”）：《介绍〈小说月报〉十二卷一号》，载1921年2月3日《民国日报·觉悟》。
⑩ 浙江萧山汤在新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5号“通信”。
(11) 王桂荣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8号“通信”。
(12) 保定王兴刚来信，载《小说月报》1923年14卷12号“通信”。这位读者同时也把郑振铎誉为“文学界的泰斗”。
(13) 谭国棠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2号“通信”。
(14) 孙一影来信，载《小说月报》1923年14卷9号“通信”。
(15) 昌图孙百吉来信，载《小说月报》1923年14卷11号“通信”。
(16) 刘晋芸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5号“通信”。
(17) 苏州冯瑾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10号“通信”。
(18) 北京刘真如来信，载《小说月报》1923年14卷7号“通信”。
(19) 孙一影来信，载《小说月报》14卷9号“通信”。
(20) 沈雁冰：《一年来的感想和明年的计划》，载《小说月报》12卷12号。
(21) 以上四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22) 虚白：“读者论坛”，载1927年11月1日《真美善》第一卷创刊号。
(23) 戴望道致曾孟朴信，载1927年2月16日《真美善》第一卷第八号“读者论坛”。
(24) 当然，包括《真美善》在内的所有刊物中的对话也均有着相应的特定语境。
(25) 王桂荣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8号“通信”。
(26) 吴溥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9号“通信”。
(27)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第41页。
(28) 1921年3月，即《小说月报》革新的两个月之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出版的《红玫瑰》、《快活》等刊物，围攻《小说月报》”。见唐金海、刘长鼎主编：《茅盾年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 这里的史实叙述有误：因《红玫瑰》创刊于1924年8月2日，《快活》则创刊于1922年；然而由此揭示的《小说月报》革新伊始所面临的通俗刊物兴旺发达的整体背景却并没有错。
(29) 吴福辉：《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1期，2003年2月，第5页。
(30)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中第三章标题：“通俗文学期刊：与新文学期刊并列的另一系列（1922—1937），第603页。
(31) 王桂荣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8号“通信”。
(32) 其实，不独《小说月报》重视对青年阅读趣味的培养，对《小说月报》颇多攻击的《晶报》、《最小》在涉及对青年读书市场的争夺时，也均一副“为青年教育着想”的严肃面孔，如寒云：《辟创作》，载《晶报》1921年7月30日； 张舍我：《批评小说》，载《最小》1922年十二月念五日第五号。
(33) 王强男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4号“通信”。
(34) 例如1923年1月新任主编郑振铎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世界》从而为“礼拜六派”保留一方阵地的事十分不快，但却仍能在他主编的首期《小说月报》（14卷1号）卷首读到这样的广告：“小说界的新消息 商务印书馆 小说世界出版了！”“国内现代小说名家的杰作，不论是语体、文体、编的、译的，无不博采兼收；所以内容能极生动瑰奇之妙。更有补白小品，精美插图，趣味无穷。并与诸名家特约撰稿，已承允许，成为读者之幸。”
(35) 沈雁冰此言属实，因这一新年广告分别在《小说月报》11至13卷第1号的卷首出现过。
(36) 长沙一师史子芬来信，载《小说月报》13卷5号“通信”。
(37) 刘觉我来信，载《小说月报》14卷11号“通信”。
(38) 沈雁冰给王桂荣的回信，载《小说月报》13卷8号“通信”。
(39) 沈雁冰：《反动？》，载《小说月报》13卷11号。
(40) 南通朱畏轩来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10号“通信”。
(41) 沈雁冰（署名“玄珠”）：《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因原》，载《文学旬刊》1921年5月10日第一号。
(42) 沈雁冰给万良濬的回信，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7号“通信”。
(43)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44) 叶圣陶（署名“斯提”）：《骸骨之迷恋》，载《文学旬刊》1921年11月11日第19期。
(45) 沈雁冰（署名“郎损”）：《驳反对白话诗者》，载《文学旬刊》1922年3月11日第31期。
(46) 北京刘真如来信，载《小说月报》1923年14卷7号“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