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传播中的语言媒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媒介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渊源于秦汉的黄老思想，继承了传统的鬼神信仰观念，以修道成仙作为其主要目标。历经一千八百多年的风雨沧桑，道教不仅没有消亡，而且依然在宗教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和其宗教传播方式有重要关系。
“传播”一词在古代的含义与现代传播学的不同。“传”字的本意是指手持纺缚转动，后引申为传。《释名·释宫室》中说：“传，传也，人所止息而去，后人复来，辗转相传无常主也。”[1]“播”本指播种的意思。《说文·手部》：“播，种也”[2]。而“传播”一词的合用，始见于《北史·突厥传》“传播天下，咸使知闻”[3]。现代传播学认为，“传播”即：“传受信息的行为。”[4]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代才有的，但传播则是和人类有史以来的生存、发展密不可分的，始终贯穿于人类的各项活动中。其中道教传播以其规模巨大、时间跨度漫长、对历史影响深远而值得特别关注。
“媒介”作为传播过程中负载、传播信息的中介性物质实体，具有多种形态。由于社会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等条件的不同，再加上道教派别众多以及各教派教理教义的侧重不同，所以道教的传播媒介也是多种多样的。总的来说，道教主要是通过语言媒介和非语言媒介来进行传播的。本文主要讨论道教传统的口头语言传播媒介、书面语言传播媒介并分析这两种媒介在具体传播行为中的典型范例。
一
口头语言是早期道教最常用的传播媒介。道教在创教初期，所拥有的经典不多，其传播主要是通过信众之间口口相传来进行的。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在早期道教中存在，在道教发展成熟阶段也同样存在。道教的口头传播方式与其他宗教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注重秘传，特别是对于内炼口诀、道法道术以及炼丹术中的火候要领更是师徒口口相传，不留文字。《太平经》中即提出传教之人应“密教有心之子”。[5]王沐先生在其《悟真篇浅解》一书中对“只为丹经无口诀，教君何处结灵胎”一句作了以下的解释：“道教丹经对丹法不作系统的叙述，用比喻象征等隐语，略示端倪。至于师傅教徒时，口口相传，不作记载，称为口传心受。口传之言，为了易于记忆，常用四言、五言、七言韵语歌诀，称为口诀。”[6]也就是说只是得到了记载修炼方法的丹经，但是没有师傅传其口诀，并不能了解此种炼养法的真谛。只有遭逢明师，传其口诀，才能明道通理。《全真教祖碑》记述王重阳得道奇遇说：“正隆己卯季夏既望，于甘河镇醉中啖肉，有两衣毡者继至屠肆中，其二人形质亦同。……遂授以口决。”[7]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在其《遇仙诗》中也记到：“四旬八上得遭逢，口决传来便有功。一粒金丹色愈好，玉华山上现殷红。”[8]可见口诀在拜师修道中的重要作用。内丹鼻祖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写道：“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9]所以从古至今，阅读《参同契》之人不计其数，但能在内丹方面有所成就者寥如晨星，正是因未得口诀之故。可见这种师徒代代口口相传的口头传播方式在道教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种口诀秘传的传播方式的重要特点是其特别注重传承。口诀乃师徒之间代代相传，而师徒间的关系由类似于宗嗣排辈的排字使师徒间形成谱系，如全真道龙门派的百字诀：“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或如太一道教制规定的教主改从祖师之姓，以示师徒间类似世俗父子关系。通过此等方法可以维护道教传统，维持其代代相续的生命力，得口诀之人不敢“数典忘祖”，从而保存其历史的延续性。另外，为了体现口诀的神秘性和重要性，在传授口诀的时候有一套复杂的仪轨程序。《太上黄庭内景玉经》中写道：“授者曰师受者盟，云锦凤罗金纽缠，以代割发肌肤全，携手登山歃液丹，金书玉景乃可宣。”[10]即是说：接受口诀的人必须拜传者为师，并对天盟誓，要以云锦、凤罗、金纽等作为信物代替割发，然后要登上高山，才能传受口诀。在此种传播方式中，传者和受众之间结成了非常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信息能够十分顺畅的从信息源传到受众处，从而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道教能历经千年而不衰，其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起了很大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口诀传播十分慎重，因而使得道教的传播范围受到了一定限制，这对道教的扩大发展来说往往是不利的。中国道教协会前会长陈撄宁在其《道教与养生》一书中对口诀秘传的理由作了大致的总结，如因各人禀赋不同，口诀只应传与有道器之人：如果人人可得，来得容易，受诀之人就会以游戏态度处之，所以不能轻传。另外他还认为道学仙术是中国的国粹，不能传与外国人。总之，口诀的传承是十分谨慎，其传播对象有限。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这不利于道教扩大影响，扩充宗教势力。正如王常月《钵鉴》所载，龙门戒法自丘处机以来，代代皆“单传秘授，不能广行”，以至于后来道士中都很少有人知道全真道的“三坛大戒”。这样导致了道门戒律威仪衰颓不振。佛道两教自汉代出现以来，道教的发展规模从未超过佛教，即使在道教最为兴盛的唐朝也是如此，其中部分原因不能不说是由这种口诀秘传的传播方式所限制。
正因如此，道教为了扩大其影响也要向大众进行公开的口头传教。这种传播方式也是其他宗教所共有的。口头的公开传教因其简便、快捷、高效等特点使得道教的规模得到了很大发展。清顺治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全真道龙门派律师王常月于北京白云观进行了三次公开传戒，当时就度有弟子一千余人。这几次成功的传播，使得龙门派得到了复兴。口头传播方式所需要的媒介就是人们的口头语言，因此这种传播所受的时间地点的限制最小。但这种优点主要是体现在共时性上，在历时性上口头传播则并无优势可言。把传播从时空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增强其传送信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还是要通过书面语言这种媒介才能做到。正如《墨子》中所说：“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论，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11]所以除了口头传播之外，书面文字传播也是其重要方式。
二
以书面语言作为传播媒介，通过经典文字将其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记载下来，并广为传播，是每一种宗教都采用的传播方式，道教也不例外。道教经典依其产生来源不同主要可分为三类：一种经典称为教主所述，或属先知所作，如《黄庭经》第一章说：“上清紫霞虚皇前，太上大道玉辰君，闲居蕊珠作七言。”[12]称此经为太上大道玉辰君在蕊珠宫中所作。又如《灵宝天尊说洪恩灵济真君妙经》、《元始天尊说三官宝号经》等，题目上就标明了经书作者。另一类道经则是道士式居士所作，如葛洪的《抱朴子》，司马承祯的《坐忘论》等。第三类经书的产生，则别具一格，道教称其为自然所创生，如《上清元始变化宝真上经九灵太妙龟山玄篆》即称“上清宝书，以九天建立之始，皆自然而生，与气同存。”[13]《九天生神章》乃：“三洞飞玄之炁，三合成音，结成灵文，混合百神隐韵内名，生炁结形，自然之章。”[14]这种自然创生经典说是道教道法自然，气化流行，从“无”中生出万物的思想的外在表现。
道教自东汉创立以来，至东晋中叶，所出的道经不多，道教初创期仅有《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等有限几本。魏晋之际的道书，据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篇》所载，也不过300余种。到了东晋中后期，因为口头传播不能满足道教发展的需要，所以上清派、灵宝派等新道派纷纷造构经典，以扩大其影响，宣传其教义。道教在其漫长的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浩如烟海的经籍书文。这些道经不仅传播了道教的思想信仰，教理教法，而且还把作为中华文明重要部分的道教文化记录保存下来，传到今天。《道藏》作为道经总集，在道教传播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道藏》的“藏”，是指汇集储存道书的意思。这种将道经编纂成藏的努力开始于东晋末年，后经历代道教学者信徒不断收集添加，到了明代《正统道藏》时，已收集道书一千四百多种。其中有世代传习的经典，如《老子》、《庄子》；有阐发教义教规的著作，如《真诰》、《重阳立教十五论》、《全真清规》；有内外丹道经，如《周易参同契》、《太清金液神丹经》；有道法科仪的典籍，如《道法会元》、《正一威仪经》；还有人物传记、宫观山志等。这种将经籍汇总收集的做法有利于资料的保存，并传给后人，为延续其宗教以及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通过文字经书来传播道教的方式较之口头传播来说是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其具有口头传播所无法替代的长处。从共时性方面看，道经可以通过印刷术大量复制，并能远距离携带，使得传播能够跨越万水千山，因而大大的扩大了道教的传播空间。唐太宗时，道士叔达等人就已经将《道德经》带到了高句丽。唐开成年间，新罗国人崔承祜、金可纪、僧慈惠人来到中国，从钟离将军处得到道经，并将其带回朝鲜，道教从此在异邦传播。日本的遣唐使和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科技，其中就包括了很多道教的内容。他们回国时带回的道教经典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日本宫廷中曾流行的服食之风，以及社会中出现的许多追求长生成仙的方士术人，都是受道经影响而产生的。当时日本著名的医书《医心方》中就引用了许多道教经典。正是靠着经书典籍这种媒介，道教，这种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传播到了五湖四海。
与道经在共时性上的功能相比，其历时性功能更能体现这种传播方式的优越性。通过远古流传下来的经籍文字，人们可以了解古代的历史文化，学习传统的经典教义，还可以和历史上的圣哲先贤沟通思想，传递信息。今人不见古人面，古书却是留今人。人们可以凭此“尚友千古”，也可以 “遐思万年”。历史上记载道佛两教曾经进行过长达近一千年的争执，其焦点是一本名为《老子化胡经》的经书，相传此经为西晋道士王浮所撰，以此抑佛扬道。元世祖时，佛道辩论佛胜道败，皇帝下诏焚毁一部分道经。《老子化胡经》在“钦奉圣旨禁断道藏伪经”书目中名列榜首。从此此经不见踪迹，只有一些经书的引文中有只言片语。又过了六百多年，敦煌宝藏的发现使人们能得以窥其原貌。这充分体现了通过文字经典来传播宗教的长处，即它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永久的保存。
通过道经文字来进行传播也有其局限性。古时候能识字的平民百姓很少，因此道经的传播面不广。并且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其意义主要由“形”来表示，表音的成分很少，因此难于认识和掌握。道经中还有不少道士造作之字，外人跟本无法看懂。再加上道经文字多为书面语，且故作玄秘，聱牙难懂，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的口语相脱离，造成理解和接受障碍。这些局限性决定了道经的传播范围只是在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道士及知识分子中，一般的道士难以理解，更不用说普通的平民百姓了。金世宗时期，朝廷为了清整宗教，对僧道进行考试，合格者发与度牒。当时北方道教大派太一道人数上万，然而能通过道经考试的寥寥无几。太一道教主萧道熙也承认：“吾门众万数，试经具戒者，完颜志宁、王志冲而已。”这一方面说明当时道士的文化程度很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道经对修道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很少有人能翻越过去。
三
事实上道教的传播不是靠单一的某种方式，而是通过多种媒介有机结合的方式来传播的。如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是其中一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运用传播方式来组织广大民众的农民起义。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审视这次起义，可以看出传播在起义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东汉末年严重的自然灾害、黑暗的政治统治和动荡的社会为这一次起义创造了历史舞台。由民间巫术和黄老崇拜相结合而产生的太平道提出了建立太平世道的政治理想。“大贤良师”张角在为人治病时宣传其教义，并以《太平经》为其行动纲领。《后汉书·皇甫嵩传》中记载到：“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逛惑，十余年间，众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15]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太平道是把口头传播和文字经书传播的方式有机的结合起来，因此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首先，他们以口传教义为其主要的传播手段。张角不仅亲自深入民间，以符水咒语治病为辅助手段，传播教义，而且派弟子八人，分赴四方，以一传十，十传百的速度迅速发展信徒。而且由于口头传播具有保秘性好的特点，再加上宗教组织的种种规定，使得传播活动始终在一种秘密状态中进行。太平道活动十余年未引起官方的注意，与此有很大关系。太平道一方面秘密传教，另一方面提出具有谶讳性质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其简明扼要、押韵上口的特点具有极佳的舆论效果。其次，他们以《太平经》为其思想纲领。此经以实现“太平世道”为理想目标。书中认为发生自然灾害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广传其教，“中古以来，有善道者皆相教闭藏，不肯传与其弟子，反以浮华伪文教之；为是积文，故天道今独大乱矣。天地灾怪，万类不空也。”[16]所以要解除人民的痛苦就得广传此经。此书在黄巾起义前就已流传于民间，后张角将其升华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广为宣传。这种文字经藉能够把传播者的意思稳定地保存和传播出去，不致因口口相传而导致意义偏差。再加上太平道按照军事组织的模式分为三十六方，使整个组织的协调动作，信息传送有规有序。这保障了传播的顺利进行。这也是为什么起义能在一夜之间四处同时爆发的原因。《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角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17]除此之外，道教是从原始巫术、神仙信仰中脱胎而来的，因此它的传播方式中夹杂着许多原始宗教的痕迹，如符篆图谶、忏悔思过、符水咒说等。在进行传播的同时加上符水治病等辅助手段，更增强了其传播的效果。事实证明太平道的传播是极具成效的。
总的说来，道教在创教初期主要以口头语言作为其主要传播媒介。在道教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传播媒介的重心从口头语言转移到了书面语言。但在道教的具体传播过程中，两种语言媒介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为道教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道教的传播方式具有其非常独特的自身特点，又与其他宗教有共通之处，这些特点对道教的延续和发展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在某些方面也局限了道教的传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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