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的“觉醒”与路遥的矛盾——兼论路遥与80年代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遥论文,矛盾论文,年代论文,关系论文,高加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人生》的出现是路遥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路遥还沉湎于歌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大公无私、一心为党的农村优秀青年党员与高风亮节、不怕牺牲的老共产党员等等，而在《人生》创作之后，路遥已逐步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农村与城市生活，用路遥的话来说，就是发现了城乡生活、观念等互渗的“交叉地带”，“我自己感到，由于城乡交往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①在这片观念冲突异常集中的“城乡交叉地带”，农村知识青年的爱情、事业与生活等问题伴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的巨大社会风潮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路遥关注的核心问题。路遥的农村知识青年身份特征与奋斗经历，也使其对农村知识青年运命的关注有着更深层的写作动机，“高加林”的出现成为了路遥审视自身与一代农村知识青年欲望的镜像，然而，路遥又以其自身的写作经验、受教育的经历和曲折的人生历程自觉与“高加林”这一类的农村知识青年拉开距离，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话”，从《人生》、《姐姐》、《在困难的日子里》到《你怎么也想不到》，再到《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创作历程中，从高加林急于逃离农村的心态到孙少安、孙少平在农村或矿山通过个人奋斗去实现人生理想的稳健而从容的人生态度，路遥都试图去回答好一个农村知识青年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农村知识青年究竟应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是80年代初期“潘晓讨论”中关于个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问题的简单延续，路遥所要回应的是在“十七年”与“文革”期间整个社会主义经验失败以后，滞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话语的社会主义集体观在“文革”期间坍塌以后，对一代知识青年所造成的精神伤痛、裂痕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作品中得到很充分的展现，而这批经历过“十七年”、“文革”的知识青年，在他们重新面对社会体制变革、思想解放的社会时候，在他们价值观念还处于真空地带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迷惘、困惑同样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正是在这一点上，路遥所要面对和回答的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价值观问题，无疑也是整个社会的难题。
《人生》中的“高加林”正是这样一位裹挟着历史遗留问题的农村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观坍塌后，高加林所要面对的是村民们对“不正之风”都已经麻木了的生存环境，“村里人对这类事已经麻木了，因此谁也没有大惊小怪。高加林教师下了当农民，大家不奇怪，因为高明楼的儿子高中毕业了。高加林突然又在县上参加了工作，大家也不奇怪；因为他的叔父现在当了地区的劳动局长”。②高加林从撤销的民办教师回乡劳动到县委大院的新闻记者，村民们对高加林颇具戏剧性的命运转折都已“习以为常”了，甚至认为假如不是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社会和人心变得不正常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和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认知背景下，高加林也便心安理得地当上了县委大院的记者，并雄心勃勃地谋求向外发展的机会。高加林后来虽然因为“走后门”的问题被人检举揭发而打回原来的高家村，但是，作为新旧社会体制交替年代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高加林的问题显然不在于他对当时农村社会中存在“不正之风”毫无抵抗的认同上，也不在于他如何狠心地抛弃了落难时给予他纯真爱情的农村姑娘而选择城里理想的生活伴侣这样的一个带有道德瑕疵的问题，而在于高加林在城市里新的工作岗位和起点上对自己爱情与事业的选择有了一套全新的“认识”：
“你把良心卖了！加林啊……”德顺老汉先开口说。“巧珍那么个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了半路上！你作孽哩！加林啊，我从小亲你，看着你长大的，我掏出心给你说句实话吧！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
……
高加林一直低着头，像一个受审的犯人一样。
老半天，他才抬起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说得也许都对，但我已经上了这钩杆，下不来了。再说，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③
需要细致区分的是，高加林“我有我的活法”的想法，是他在重新进入城市以后才有的。在高家村时期的高加林，即使是在理直气壮的“卫生事件”上，高加林也是不敢公然违背父辈们意志的，而80年代初期重新进入城市生活秩序的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却敢于断然拒绝了来自家乡亲人的谆谆教导与农村纯朴的生活方式，宣布他要选择一套新的“活法”，并且是要明显地区分于父辈们“在土里刨挖一生”的“活法”。高加林这一“惊人”的举动显然是已经过多次得失衡量的考虑而作出的最终决定，路遥也以“忠实记录”的方式，真实而具体地展示了这一代农村知识青年在面对艰难抉择时的言行举止和价值判断。纵观《人生》，高加林作出新的“活法”的选择时，无疑是他即将面临的一系列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路遥在高加林决定走出农村生活的问题上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至于高加林每往城市跨出一步都将面临艰难的抉择和付出沉重的代价，但父辈们的生活信念，巧珍真挚的爱情奉献都不能使高加林动摇其决心，而是在其新“活法”信念的支持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城市的生活道路。
然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高加林这一套新的“活法”到底是一套什么样的“活法”？其价值取向指向哪些方面？这一套“活法”的思想根源又是从何而来？最重要的是，路遥对高加林这类农村知识青年的新“活法”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毫无疑问，我们只有对这些问题进一步厘清时，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高加林这一类的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选择，也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路遥为什么会费尽心思地创造出《人生》，而又精殚力竭地通过《平凡的世界》来回答《人生》中提出的问题。
二
重新回到80年代初的时代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国的城市与农村都笼罩在“解放思想”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热潮之中。“文革”时期青年们所遭受的种种指责、漠视与精神压抑，在“文革”后都得到了巨大的释放。青年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这一话题在建国初期曾被热烈地讨论过，三十年后又被重新提了出来。1950年，《中国青年》杂志就曾讨论过“青年的幸福观是什么？”的话题，而到了1980年，同样是《中国青年》杂志，又提出了青年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话题。《中国青年》杂志在引发这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时，在“编者的话”中就已经把它上升到关系到国家、民族进步的高度上，“象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做出过贡献。今天，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后，在我们的国家急待振兴的重要关头，在科学文明已经如此发展的当代，人生意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提出来了。”④
而作为这场讨论的主角，潘晓的信件《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提到“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们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的可笑”，“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些“偏激”的观点一时激起了社会大众的热烈回应，尤其得到了众多社会青年的认同，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更是把潘晓的观念推向极端：“我终于发现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要谛，自私是人的本质”，“我终于明白了，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⑤“你应该去发掘自我，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潘晓与赵林的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时代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自我”和“个人”的问题。
构思于1980年冬天，初稿完成于1981年夏天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路遥对这场波及全国上下、历时将近一年的“潘晓讨论”的一个回应。在《人生》中，路遥没有对高加林新的“活法”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但是我们通过对照高加林与潘晓、赵林这样的青年对社会、人生价值取向的认识可以看出，在成为记者前的高加林在个人遭遇、行为方式上完全与潘晓、赵林等经历磨难、渴求上进而又报国无门的青年相类似，高加林式的农村知识青年与潘晓、赵林这样的社会青年与青年学生有着共同的“文革”经历和精神创伤，而潘晓、赵林们对人生价值取向、“自我”、“个人”的看法甚至可以看作是高加林的精神缩影。高加林所谓的“活法”，正是潘晓、赵林们对于生活、人性与人生意义的重新认识。换句话说，高加林敢于违背父辈的生活意志，敢于作出抛弃曾温暖过他的真挚爱情，正是由于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像潘晓、赵林们那样发现了“自我”和“自我价值”，高加林对人生与社会的看法同时经历了潘晓、赵林们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觉醒”。在潘晓、赵林们的认识逻辑当中，“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这样的认识同时也不无盘踞在高加林的头脑中，若非如此，则很难理解高加林何以会作出那么大的牺牲而不顾一切地朝着自己认定的路往下走。
“自我”的觉醒，正是高加林心里上逃离农村最重要的精神支撑。而对“自我”能力的认知，则给高加林提供了更大的决裂勇气。高加林在受到城里人的精神羞辱后所作出的心理反抗，则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能力，“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高加林的新“活法”更多地指向了依靠自身的能力，在城市里为自己的理想打拼出一片自由的天空来，而对于与农村姑娘巧珍“爱情”上的精神负担，诚如李劼在《高加林论》中指出的，在精神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高加林对巧珍的“爱情”更多的是“披上爱情面纱的情欲”，而在精神上与高加林处于平等地位的黄亚萍，则是更理想的爱情对象。80年代初，在青年当中广泛地流传着恩格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符合道德的”的婚恋观，因从理论上有力批判了传统婚恋中没有爱情的婚恋观，而成为青年们重新寻找爱情，寻找“符合道德的”婚姻的重要依据。因此，从这一社会变化的思想背景出发，来重新理解高加林在爱情观的道德瑕疵问题，父辈们虽是处于情感的优势与道德的优势，但在高加林振振有词地宣布自己的新“活法”后，父辈们所感到的也只能是无可奈何了。
路遥对高加林的这套新“活法”心态上无疑是非常复杂的。在《关于〈人生〉的对话》中，路遥隐隐约约地谈了他对“高加林”的看法：“像高加林这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绝不是一切都应该否定的。我自己当时写这个人物时，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对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不好的东西，我都想完整地描写出来……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对他思想感情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批评是很尖锐的……我的倾向性，表现在《人生》的整体中，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跳出来，把高加林批评一顿。”⑥从这段创作谈来看，路遥并不否认高加林式青年的“个人奋斗”，也即是路遥不否定高加林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高加林身上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高加林的这股韧性和闯劲在“解放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潮流下是不可能被否定的，它是农村青年实现理想目标的动力和希望所在，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有志于走出农村，开创新生活道路的孙少平、金波之类的农村知识青年更是持鼓励和激赏的态度。
然而，路遥对高加林不满的地方在于“他思想感情上一些不好的东西”，具体来说，就是高加林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走上工作岗位与对巧珍爱情的抛弃，这难以获得路遥心理上的认同。高加林对别人主动帮助他“走后门”而获得工作的认同，固然可以说是一个渴望获得更多提升自己机会的年轻人“不成熟”的表现，但对于真挚爱情的抛弃，却是一个青年人严重的道德品质的问题。在爱情标准的认同上，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更清楚地展现了他倾向于传统的“无私奉献型”的爱情观：“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是溶合在一起——完全溶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你有没有决心为他(她)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⑦，而高加林的爱情观显然是已经具有现代自由、平等意识的爱情观。高加林与路遥在爱情观上的分歧，很容易让带有纯朴道德观念的作家路遥认为，高加林类的青年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的爱情取向纯粹是一种“利己主义”的爱情观，而高加林所有的奋斗和努力，不过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奋斗和努力。路遥对高加林一类农村知识青年的判断和概况，虽不完全取自潘晓、赵林一类城市青年所表现出来的过分强调“自我利益”、“个人满足”，但当时青年们所达成的一种共识：合理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却是被路遥和同时代大多数的长辈们看作高加林命运悲剧性的根源：利己主义的作祟。因此，在《人生》的结尾，我们看到路遥不惜用曲笔来改变高加林对巧珍的爱情态度，以“忏悔”的方式来表达对传统爱情观的认同，而高加林也因被打回农村的命运，再次认识到家乡亲人和黄土地上的温情和厚爱。
高加林的“活法”有路遥赞赏的地方，也有不认同之处，这也正是路遥在80年代初期面对农村知识青年纷纷逃离故里，奔向城市新生活的矛盾之处。路遥所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50年代初城乡分治后所呈现的社会主义结构性问题，而是在新一代青年们追求理想和人生价值的道路上，如何更好地引导的问题。在旧有人生价值观已崩溃而新的人生价值观尚未形成的社会变革时期，路遥还是试图为这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甚至是广大的社会青年提供一种更理想的“活法”。在这一意义上，正是高加林对自我价值认识的“觉醒”与路遥对高加林价值取向持批评倾向的问题上，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价值观念的剧烈碰撞，而路遥带有十七年时期典型色彩的社会观、人生观与文学观经过80年代初的思想碰撞，才得以在时代观念变化的重重包裹之下清晰地表露出来，我们也才得以重新来认识路遥与80年代的复杂关系。
三
路遥试图对青年们人生价值观的引导是显而易见的。在《人生》创作前后的《姐姐》、《风雪腊梅》、《在困难的日子里》等作品中，路遥都显露出很重的“教诲”痕迹。如《姐姐》中，面对被回城知青高立民抛弃了的女儿，农村的老汉早料到事情的结局：“明年地里要长出好庄稼来的，咱们的光景也就会好过罗……噢，这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土地”具有治疗心灵创伤的能力，“土地”同时也是乡里人的精神归宿。《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宁可选择辞职回乡，也不愿做势利而庸俗的地区招待所所长的儿媳妇，而《在困难的日子里》物质贫困而精神充实的农村青年马建强，宁可选择退学也不影响同学间友谊的做法，最终使一个散漫、冷漠的集体凝成一个温暖的大集体。集体间的温情、互助，“小我”融入的“大我”的精神上的息息相通，使得路遥的作品具有很强的道德感化力量。而在《人生》中，德顺老汉对高加林的教诲则使具有“利己主义”倾向的高加林幡然醒悟的教育动能：
(德顺爷爷)说：“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还会好起来的……”
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⑧
“集体”、“土地”、“温暖”成为了路遥80年代初期创作的关键词，这与路遥在《人生》前的成名作《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创作指向几乎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人生》之后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了个人生活经历的复杂性，而少了纯粹为革命事业和群众利益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感。在《人生》之后创作的《你怎么也想不到》这一作品中，路遥再次回到知识青年对城市与贫穷落后地区选择的问题上来，师范大学的毕业生薛峰可以看作是高加林的另一个版本，而薛峰最后对城市选择的动摇使得这部作品几乎是对知识青年又一次“上山下乡”的号召。在路遥为数不多的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他对时代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倾向，路遥再次延续了十七年文学中主流文学的价值取向：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是最高的价值指向，个人的理想追求只有与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关联在一起时才能得以实现。
联系路遥的人生经历，则不难理解路遥为何在创作中会如此执著地要充当青年们潜在的精神导师角色。路遥的成长虽是在物质匮乏的西北地区，但集体的关怀，革命遗风的传承、乡亲们的精神鼓励却足以使路遥在苦难的童年和青年岁月感受到来自家、国和集体的温暖。而柳青、杜鹏程、秦兆阳等十七年时期主流作家对他精神上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则使得路遥在走上创作的道路之初，就已内化了十七年时期的社会观与文学观。然而，在70年代末，路遥与十七年时期的主流作家一样，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话语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观失效了。像潘晓、赵林这样一类经历“文革”精神挫折的青年，已经不再把十七年时期被奉为人生至高准则的“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更好地活着”当作生活的真理，而提出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集体观的一次大胆挑战！而高加林一类的农村知识青年则直接是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实践。在这一社会背景和认知前提下，如何去廓清青年们在人生价值认识上的偏差，树立“科学的革命人生观”，则成为了路遥《人生》之后的一个重大创作主题。
作为对抗高加林类的青年新“活法”、“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新的价值取向，“劳动”观念的重新提出，则可以看作是路遥在对处于人生价值迷惘期的青年们如何树立“科学的革命人生观”的一个重大发现与回答。“劳动”这一概念最早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传播到中国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中，“劳动”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价值”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劳动”这一带有阶级意识的词汇经过与中国下层民众主体的结合而赋予了一种高级的政治身份。五六十年代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劳动光荣”等都体现了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国家政权新的管理形式和意识形态。“劳动”及其衍生的概念“劳动者”、“劳动人民”等，成为一套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政治话语。“劳动”与“生产价值”的关系则被这套政治话语所淡化和遮盖。
80年代初期，“劳动”作为区别与政治话语系统的日常话语系统，在路遥的作品中获得了充分的重视。在《人生》前后，“劳动”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现开始零星出现：“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还会好起来的”，“在爱情以外，生活中还有我们更值得珍爱的东西——那就是劳动、事业和理想……”⑨而到了《平凡的世界》中，则大量而密集地出现：“比起死亡来说，此刻你安然立在这桥头，并且还准备劳动和生活，难道这不是一种幸福吗？你知道，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战胜困难……”“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幸福，或者说生存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无数艰难困苦之中，又何尝不包含人生的幸福？”“劳动”不再是单纯具有政治话语的倾向，而是紧密地与个人的“幸福”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了“人生观”、“价值观”等切实的内涵。
作为反抗高加林类青年新“活法”的另一套人生价值观，“劳动”明显地区别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赤裸裸地强调“自我”的价值观。“劳动”更强调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对象，而屏蔽了“自私自利”的一面，在这一点上，路遥对“劳动”价值观不遗余力的倡导，更可以看出其对青年价值观的引导。路遥对高加林类青年的尖锐批评则是希望借助于重新提炼过的“劳动”人生价值观，去替换高加林过分强调“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而重新修复新时期政治体制变动给青年一代的理想与生活中所造成的精神裂痕。然而，在对80年代文学展开想象的同时，路遥还必须要面对一个重要的时代问题：像高加林、潘晓、赵林这样一类“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青年是否还会接受“路遥式”的引导？高加林的命运正如杨庆祥所指出的，“对于高加林来说，不管他如何努力，他已经无法回到土地和农村，也无法在农民的身份中安顿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实际上，高加林已经回不去了，他的这种回归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安歇，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另外的道路离开他的土地，再一次走上疯狂的‘进城’之路。”⑩由此不难推断，路遥在青年的“自我价值”问题的判断上，所依据的只是历史经验给他提供的“利己主义”的一面，而忽略了“自我满足”已成为青年们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性一面，这使得路遥对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多少显得有点南辕北辙。
经过重新提炼的“劳动”价值观，与其说是80年代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不如说是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异和残留，而路遥作为连接十七年文学与80年代文学两种不同评价体系、认知体系的跨代作家，在社会主义集体观坍塌以后，依然坚持用重新整合过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去书写历史与现代生活观念的摩擦，在这一意义上，路遥写作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才得以生成。
注释：
①路遥：《面对新的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
②陈泽顺选编：《路遥中篇小说名作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③路遥：《路遥文集》第1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④参见《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⑤赵林：《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⑥路遥、王愚：《关于〈人生〉的对话》，《路遥文集》第2卷，第414页。
⑦路遥：《路遥文集》第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⑧路遥：《路遥文集》第1卷，第199页。
⑨同上，第427页。
⑩杨庆祥：《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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