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金明池争标图》与高元亨《琼林苑图》的渊源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林苑论文,渊源论文,关系论文,金明论文,高元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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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池是北宋首都东京西郊的著名御园——琼林苑的一部分，当其盛时，几乎每年阳春三月的二十日，都要在此举行由皇帝“临幸”的许多“节目”，其中最热闹的是龙舟争标比赛。为了标榜与民同乐，“三省同奉圣旨，开金明池，许士庶游行，御史台不得弹奏”（周煇《清波别志》）。因此，与金明池有关的诗文佳话流传甚多。像冯梦龙《三言》中的《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就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例子。因而，能够在《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4·两宋绘画下》第63页中，看到描绘当年金明池争标活动情景的《金明池争标图》，以及后附的刘国展先生的介绍文字是十分高兴的。
笔者拜读了刘文之后，颇受教益，但对其基本观点，不敢苟同，谨提出几点商榷意见，以便就教：
刘文称：
“金明池争标图、页、南宋、无款。
“此图描写北宋京城汴京金明池水戏争标的场面……（图）下端牌楼上额书‘琼林苑’三字……在图左侧的粉墙上，有楷书‘张择端呈进’五字款，经专家鉴定，对此图作者有两种意见：其一，从落款看，不象后人添写。如此精细熟练的工笔画应出自高手，有可能是张择端的早期作品；其二，从此图的风格及图中景物看，断为宋画无疑，很有可能是南宋人的摹本。此图曾为明代安国、项子京鉴藏。刘国展”（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笔者认为，这段文字存有四方面的问题。
首先，刘文在前边说：“无款”，而后边又说有“三字”、“五字款”，岂非自相矛盾？其实刘文意思是说，这幅古画原无标题。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热心者给该图起了许多名字，如“《宋龙舟图》、《金明池龙舟争标图》、《金明池争标锡宴图》、《金明池夺标图》等，不一而足。《金明池争标图》也是其中之一。以上命名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却对这种后人“添写”的做法持保留态度。
其次，称北宋京城为“汴京”亦不妥当。因为宋人习惯称其首都为“东京”、“京师”，“汴京”是北宋覆亡，金人改东京为汴京之后的称谓。这点由《金史》卷25《地理志》称“国初曰汴京，贞元元年（1153年）更号南京“可知。
第三，所谓“有可能是张择端的早期作品”与“很有可能是南宋人摹本”这两个或然性判断同出一源，都是根据大定丙午（1186年）金人张著题《清明上河图》的跋文：
翰林张择端……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
显而易见：只有《金明池争标图》是《西湖争标图》，第一个或然性判断才有可能成立；只有《金明池争标图》是《西湖争标图》的摹本，第二个或然性判断才有可能成立。其中，两图所绘都与“争标”有关则是没有争议的，可不论。问题关键是：第一，金明池可否称为“西湖”；第二，《金明池争标图》中“张择端呈进”五字款是否“不象后人添写”。
在历史上，金明池常被雅称为“灵沼”。如杨侃《皇畿赋》称“灵沼有潢汙之浅”，周邦彦《汴都赋》称“其西有宝阁灵诏”，李元叔《广汴都赋》称“神池灵沼”，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也记有“闲游灵沼送春回”之佳句，足可印证。此外，也有称金明池为“新凿池”、“大池”、“西池”、“金池”的记载，但从未发现有称金明池为“西湖”的。因此，若有人认为金明池位于东京西郊而可以泛称其为“西湖”，并欲进一步坐实其为张择端的《西湖争标图》，则是证据不足的，此其一。
再从《金明池争标图》的题款看，张择端身为“翰林”并非莽夫，决不可能在“呈进”君主时用如此轻率的题款。因为“呈进”君王是封建社会极其神圣的场合，在专制主义淫威下，一个“翰林”是不可能唐突到连“臣”也不称的。况且，明代李东阳在《清明上河图》跋诗中所谬传的“图成进入缉熙殿，御笔题签标卷面”，张择端呈进新图于宋徽宗的故事，应受到理所当然的批驳。因为“缉熙殿”是南宋理宗所建（见周密《武林旧事·故都宫殿》），张择端是不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后，在南宗理宗所建的宫殿中，把自己的作品“呈进”给北宋徽宗的。因此，这个“张择端呈进”的五字款或为后人妄添，或为张择端所绘，但“呈进”的对象并非宋徽宗而是另有其人。至于该款是不是在明代盛传“呈进”故事影响之下，由鉴藏家项子京自我作古，也可以进一步研究。另外，该图绘画风格与张择端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迥异。《金明池争标图》属绘画十三科中的界画，工谨富丽，符合北宋后期绘画特征，正是前人习称的“宣政佻靡之化”的产物。而《清明上河图》则是不拘常法，野逸韵味十足的长卷，很难把它们硬说成出自一人手笔。此其二。
既然上述关键两点都不足以成立，那么，所谓“有可能是张择端的早期作品”，“很有可能是南宋人摹本”云云就难以凭信。因此，实事求是地说，关于这幅古画的命名、归属等问题，至今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美术全集》把该图归属于张择端，并编置在南宋绘画部分是否恰当，尚应斟酌。
第四，如果我们不存先入之见，不为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表象所迷惑，那么，这幅古画究竟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画的？它的名字究竟叫什么？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提出来，重新加以冷静地思考，并给予圆满的回答。
众所周知，东京的金明池争标活动发生在北宋期间，在此之后，有关文献中就再也见不到在金明池上重新举行龙舟争标活动的记载了。何况徽、钦二宗被俘北去，金朝皇帝长期不在汴京，其余何人胆敢用御用之物举行仿效北宋帝王的龙舟争标活动呢？因此，这幅古画作为龙舟争标活动的写真工笔画，只有是出自北宋时期，熟悉东京，有很长时间停留在东京的绘画大师之手。该图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所记：
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入池门（即该图下端有“琼林苑”三字的那个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面北临水殿（即图左侧岸边大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往日旋以綵幄，政和间（1111年至1118年）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即图中虹桥）……桥尽处（桥北），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即池中岛上回廊相连的五殿）……桥之南立棂星门（图中果有此门）……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砌高台，上有楼观，广百丈许，曰宝津楼（它是琼林苑的主体建筑，在该图中它与棂星门、仙桥、岛上五殿成一横线）前至池门（即棂星门，非上一池门）阔百余丈，下阙仙桥、水殿。车驾临幸观骑射百戏于此……池岸正北对五殿起大屋，盛大龙船，谓之奥屋（即图右侧，岸边三大间，沿水一边无墙的大屋）。车驾临幸，往往取二十日（图中桃红柳绿，正是阳春三月）。
极其吻合，这就足以提示这一点。
循此线索，查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3《人物门》：
高元亨，京师人，工画佛道人物，兼长屋木，多状京城市肆车马，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
刘道醇《圣朝名画评》称高氏的《角抵》图为：
写其观者，四合如堵，坐立翘企，攀扶俯仰及富贵贫贱，老幼长少，缁黄技术，外夷之人，莫不备具。至有争怒解挽，千变万状，求真尽得。
据此可知，高氏为东京人，画有“兼长”，“多状”东京事物，有四“四合如堵”画的记录，能画各色人物而“求真尽得”。这些情况都与这幅古画有着某种一致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氏还画有《琼林苑图》！那么，这幅古画会不会就是开封画家高元亨“失传已久”的《琼林苑图》呢？再审视此图，在图左侧下端牌楼式大门顶上正题有“琼林苑”三字款，而孟元老正称此门为“池门”（见上边引文），这决非偶然！王应鳞《玉海》卷147《太平兴国金明池习水战》记载：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诏以卒三万五千人凿池，以引金河水注之，有水心五殿，南有飞梁，引数百步，属琼林苑。每岁三月初，命神卫虎翼水军教舟楫，习水嬉。
据此可知，这幅古画画的正是琼林苑，而金明池只不过是附属于琼林苑的一个局部而已。难怪孟元老多次把二者连在一起讲述了。这条记载真可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若有人还想进一步了解金明池为何属于琼林苑。文献记载，这块地盘本来就是琼林苑的，而后经宋太宗派人在此凿“新凿池”，而后又命名“新凿池”为“金明池”。两者同为一体，由一个333人组成的官方机构管理，北宋高元亨称其为琼林苑不正是当时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所决定，极其自然的吗？（可参阅《玉海》卷17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宋史》卷4，《宋会要辑稿·方域》3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既然文献证实这幅古画画的正是北宋东京琼林苑，并且图中正有作者本人题写的“琼林苑”三字题款；而北宋东京著名画家高元亨正有《琼林苑图》，他的画风也正与此图极其一致，如把上文“写其观者，四合如堵”那段话用在此图上也极其恰切；并且专家也认为此图从“风格及图中景物刊看，断为宋画无疑”；并且这幅画中景物正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记的琼林苑金明池的景物极其吻合。那么，该图与高元亨的《琼林苑图》有密切关系是不容置疑的。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样讲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所记，有“往以旋以綵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这样一句话，可见琼林苑金明池中的土木结构的殿阁是在北宋末季政和年间新建的。可是现今流传于世的关于画家高元亨的生平事迹资料却表明其活动年代在北宋前期，虽然画家多有长寿者，但是高元亨在北宋后期依然能够作画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一年代矛盾应该如何解释呢？
笔者认为，《东京梦华录》虽为记录北宋东京社会生活方面的权威著作，但我们也应知道，它毕竟是孟元老晚年在杭州追忆故都之作，其中漏记、误记、讳记的情况也是有的。他书中没有关于艮岳和花石纲的记载就是显例。可见关于琼林苑金明池中的殿阁在政和年间以前就已经“用土木工造成”，但为孟元老漏记，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譬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驾诣青城斋宫》记载：“青城旧来止以青布幕为之，画砌甃之文，旋结城阙殿宇，宣政间，悉用土木盖造矣”。
在文中，孟元老说的是“宣政间，悉用土木盖造”。但情况并不是这样。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国初南郊青城久占民土，妨其耕稼……天圣中，魏余庆上言，乞伏给价值，收习民田，除放租赋，为瓦殿七间。”
既然在“天圣中”已经为“瓦殿七间”了。那么，孟元老所云：“政和间悉用土木盖造”一语就有了问题。孟元老的记载，只能表明青城在北宋后期的政和年间曾有过大规模的营建活动，这正是蔡京一党丰亨豫大之说的反映，并不能证明在此之前宋廷对青城没有进行过土木营造。同样道理，琼林苑金明池中的营建活动也是早已有之，时断时续，只不过到了北宋后期曾经再一次大规模地整修，营建一番罢了。如果是这样，则此图就应是高元亨的《琼林苑图》了。
当然，另一种可能性也许更大，即这幅画是高元亨《琼林苑图》的一个仿本，是张择端结合北宋后期的添加实景参以己意后重新绘制的。在画史中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例如《宣和画谱》卷十六《花鸟》记载：“后主衍尝诏（黄）筌于内殿观吴道元画钟馗，乃谓筌曰：‘吴道元之画钟馗者，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为有力也，今筌改进。’筌于是不用道元之本，别改画以拇指抉鬼之目者进焉。后主怪其不如旨。筌对曰：‘道元之所画者，眼色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画，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后主悟，乃喜筌所画不妄下笔。”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古代帝王命臣子仿画前人的优秀作品的情况是有的，而臣子或遵旨行事，或参以己意而改良加工，都是可能的，画史中就有宋徽宗朝画师仿绘前贤作品的成例。因此，这幅画是张择端对高元亨原图的一个仿绘本，并以此“呈进”有关人士，也许更为顺理成章。
以上两种情况究竟哪一种符合实际，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然而，此图所绘为琼林苑，此图与高元亨的《琼林苑图》画风、构图略同，则是不可否定的。倘若果真如此，则此图应命名为高元亨《琼林苑图》，或张择端《仿高元亨琼林苑图》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半个世纪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研究热中，学术界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清明上河图》与《金明池争标图》画风不同。而根据我国书画界传统的南北宗划分风格的理论，前者属于讲究笔墨情趣的南宗风格，后者属于金碧工细的北宗风格，因此二者不大可能出自同一画家之手。对此疑问，1960年第7期《文物》上发表的罗哲文《金明池争标锡宴图》一文曾予以疏解，认为是张择端早期与晚期艺术风格发生变化的缘故。不过，这种观点并未获得学术界普遍的认同，因为出自同一人之手的画作，风格自有其内在的统一性，不应悬殊到如此之大的程度。对于这种疑问，笔者提出的第一新的看法，就可以使关于两图风格不同的矛盾得以圆满解决了。
收稿日期：2000-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