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政策范式新走向：实施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对谢若登的《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政策论文,资产论文,范式论文,为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资产为主(asset-based)的社会福利政策①是比以收入为主(income-based)的社会福利政策更有力的反贫困措施”，这是迈克尔·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Assets and The Poor: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一书的核心观点（谢若登，2005）。当美国联邦许多福利计划实施几十年后，人们才发觉现存的福利政策并未持久地改善穷人的生活，因此学者们开始对社会福利政策本身进行反思。然而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始终局限于狭隘的思路中，并将对穷人发放收入补贴作为唯一的答案。当社会福利政策处于困惑中时，迈克尔·谢若登构建出“资产建设(Assets Building)”理论，旨在指出以收入为主的社会福利政策尽管体现了人性的关怀，但并不是构成社会福利救助的最好方式，而当今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应当重视家庭资产积累。此外，谢若登更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国家宏观的经济视角，认为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政策必将有助于推动国家的长期经济繁荣。鉴于该书对当今社会福利政策的借鉴意义及其对当前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反思价值，笔者将从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对《资产与穷人》一书进行解读，以期社会学同仁对此项课题给予关注。
一、建构以资产为本的福利政策：
对传统社会福利政策的批判性意义
在本书中，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谢若登指出在以往的社会福利政策研究中，“收入即是福利”的假设形成了福利国家政策的核心，即政府或其他组织通过对穷人发放收入补贴来保障他们的最基本生活需求。尽管这种以收入为本的反贫困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但却导致穷人的双脚永远地站在了制度化资产积累的门外。总的来说，笔者认为该书作者从三方面对传统社会福利政策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
首先，谢若登提出的消费潜力的概念是对传统福利内涵的扩展。以往的社会福利政策研究一致认为福利与家庭收入和消费能力存在直接关系，贫困的内涵仅是不充足的消费，而唯一的解决思路即是让其消费变得充足。基于这种理念，福利国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福利政策，一种观点认为应给穷人更多的收入，消费水平上来了生活自然会提高，另一种相反观点则认为给穷人收入补助只会让他们过分依赖社会救助体系，从而降低受助者对劳动参与的积极性，因而应减少对穷人的收入补贴。即使在上述相反的政策中，福利的内涵也仅与收入相关，然而这种单纯消费的福利观却不足以反映人类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因此，谢若登指出，“无消费不一定总是无效用”（谢若登，2005:203），可见，在他眼里福利水平等同于消费潜力，而代表消费潜力的不仅包括穷人的收入，更包含他们所掌握的储蓄和资产。总之，谢若登对福利概念内涵的扩展本身就具有反思性意义，而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深入探讨社会福利政策的新走向。
其次，谢若登对收入与资产间关系的反思是理解福利接收者获得差异性福利效应的关键，如图1所示：间歇性收入即间歇性劳动获得的收入，属于不稳定的收入；稳定收入即定期劳动获得的收入，属于较稳定的收入；权利收入即受公共部门影响较大的收入，属于最稳定但容易流失的收入；完全限定性资产即个人拥有但不能直接占用的资产，属于不能流动的资产；部分限定性资产即个人拥有但占用时需履行限定条件的资产，属于流动性较小的资产；非限定性资产即个人拥有但可随时占用的资产，属于流动性较大的资产（谢若登，2005:119）。
资料来源：根据《资产与穷人》第6章相关内容和讨论整理而成。
图1 谢若登对收入与资产之间关系的反思
作者从如下三点反思了收入与资产间的关系并区分了福利接收者获得各种福利的不同意义：第一，收入与资产之间并无明晰的界限，即二者存在于一个相似领域的两个连续统中；第二，作者指出衡量收入的尺度为稳定性，衡量资产的尺度则为流动性，也就是说当福利接收者获得稳定性较高的收入时，其享受的福利水平随之上升，而获得流动性较小的资产时，其享受的福利水平随之降低；第三，当人们拥有相等的收入和资产时，后者的消费潜力要远超过前者，因为资产的占有会产生更多的选择和灵活性。总之，就福利接收者而言，获得不同档次的收入和资产所产生的福利效应将存在较大的差异，如获得同量的权利收入和非限制性资产相比，拥有后者即代表福利接收者可以随意支配手中的资产，而拥有权利收入的福利接收者却不能轻易使用，两者所获得的福利效应显然不同。因此，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彻底改变穷人生活状况具有其他福利政策不可比拟的作用。
最后，谢若登从制度的视角对现行社会福利政策进行的反思是建构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依据。第一，作者认为制度是造成两种福利转支②存在不同接受者阶层的根本原因。根据蒂特马斯(Richarel Titmuss)的理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包含“直接公共服务和直接现金给付（如退休金和救助金）”的社会福利、以“有明确社会目标的特别减税和退税措施”为代表的财政福利和“与就业或缴费记录有关的由企业提供的各种内部福利”，也即职业福利（黄晨熹，2008:165）。而“上层阶级主要依赖财政福利，中产阶级依靠所有三项福利，下层阶级大多数只依靠社会福利”（谢若登，2005:63）。对此，作者以1984年美国“收入和项目参与调查(SIPP)”的数据为样本，对收入穷人和非收入穷人的家庭资产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高收入及中产阶级是接受资产积累的群体。这是因为“某些筛选过程——特别是身份、就业类型和收入水平——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有机会得益于制度化资产积累。一旦站在制度化资产积累的‘门口’，游戏规则便极大地影响到积累结果”（谢若登，2005:139）。第二，作者注重从制度视角入手分析资产的不平等继承模式，他指出制度影响了资产的代际继承，如以收入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规定受助的穷人不能拥有一定数量的资产，否则将没有资格接受收入补贴，这表明现有的制度已经取消了穷人拥有继承性资产的可能性。再者，当穷人获得定期的收入补贴后，其后代很难继承到该笔收入，而非穷人获得资产时，其后代却可以代代享用。
总之，一方面政府对于穷人的收入支持仅维持了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种现状使得他们不可能依靠福利政策爬出陷阱；另一方面，福利国家对于非穷人的资产性分配又加快了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无形中再次拉大了穷人与非穷人的贫富差距。可见，当政府提供给穷人的福利转支仅以收入形式存在时，将永远不能使穷人变富。
基于上述批判性的研究，作者构建出以资产为本的福利转支模型，该模型说明了穷人获得金融支持的来源、支持的形式和不同支持形式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如图2所示：其一，穷人获得的金融支持源自就业所得收入、家庭内部的支持和政府提供的福利转支，在传统福利政策的支持下，每一种金融支持均为穷人提供了收入。由于他们的收入仅够维持其较低的消费水平，再加上缺少现存资产的现状，所以很难像非穷人那样产生资产的福利效应。其二，当政府所提供的收入转支发生改变时，即一部分以收入形式存在，一部分以资产形式存在，那么虽然在短时期内，穷人维持了与原来一样的低消费，但也进行了少量资产的累积，而这些资产的积累在长期内便会产生出资产的福利效应，最终实现帮助贫困者脱贫的目标。
针对学者们对上述模型的质疑，谢若登进行了深刻的评判。第一，谢若登针对“资产积累是否应该被公共政策干预”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资产积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剩余，而是一种制度化的过程，因此，一些评论家将储蓄解释为收入减去消费后的某种剩余的观点并不准确，这些资产是通过补贴机制所进行的积累，此时公共政策对限定性资产的重新分配便不再困难。第二，谢若登针对“穷人对资产的需求程度是否高于收入”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在质疑者眼里，这一问题关系着资产型社会福利政策建立的必要性，如果穷人对收入的需求程度较高，那么显然福利国家的转支就应该倾向于以收入为主的福利政策。对此，谢若登指出参与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属个人自愿行为，但即使不会出现所有人都参与的壮观场面，如以非常悲观的估计预算只有10%的穷人家庭进行了积累资产，对于一项社会福利政策来说也无疑是成功的。最后，谢若登针对“资产型社会福利政策是否要促使每一个人成为中产阶级”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他指出建构以资产为本的福利转支并非是想让每一个人成为中产阶级，而是力争让每一个人拥有“中产阶级的心态”，这种心态将无疑有助于促进穷人财富的积累，有助于促进固有思维的转变，进而帮助他们实现长期脱贫的目标和精神生活状态的改善。
资料来源；根据《资产与穷人》第8章的相关内容和结论中的讨论部分整理而成。
图2 以资产为主的福利模型
二、家庭资产的福利效应：使穷人变富国家变强
试图将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两大主要学派整合起来是谢若登提出的“资产建设”理论的重要线索，因而在书中作者始终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个人行动福利理论的典型代表为新古典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产生贫困的原因在于个人不适当或缺乏生产性的行为。这些研究通常将陷入贫困中的人刻画成缺乏能力与道德、满足现状、缺乏远见、及时行乐的丑恶形象，并将其与种族主义的解释交织在一起，认为他们正在破坏整个福利系统。相反，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典型代表的结构主义却认为是制度结构的障碍造成了机会不平等、冲突和资产阶级对穷人的长期压迫，而这种失调行为是贫困的根本原因。这两类理论都包含着很强的道义取向，自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革，上述两种意识形态就像“跷跷板”一样一直徘徊在社会学家和福利理论分析家之间。尽管在这两种观点之间，仍然存在大量的中间立场，但学界关于不平等理论的两个主要学派的整合研究却十分有限。
对此，谢若登指出将两者整合的前提应建立在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更为复杂的“生活机会”的概念之上。他指出韦伯的概念“反映了他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看法，即人类社会是为个人行动提供或不提供发展机遇的系统”（谢若登，2005:47）。而拉尔夫·达伦多夫对于“生活机会”的理解，则强调“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从很小的年龄开始，选择的限制已经内化，并形成了个人的行为”（谢若登，2005:47）。作者探讨“生活机会”这个概念的目的旨在将生活机会与形成这些机会的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并在此之上建立他本人的社会福利理论。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本理论试图将阶级的结构概念——由资产地位来定义——与家庭的经济和行为变量相结合。这种整合在贫困和福利分析中常常缺失，造成不同层次观点之间的冲突和无休止的、常常没有结果的争论。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政策有助于在结构观点和个人观点之间形成一定的联接”（谢若登，2005:217）。事实上，只有站在这个高度，我们才能继续探讨穷人资产模型所产生的那些积极福利效应是什么以及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作者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建构了一套关于资产福利效应的具体理论。他指出，资产的福利效应包含着除潜在消费之外的其他经济、社会和心理效应，也就是说资产的好处不仅仅是占有，更在于它能产生一系列不同的行为结果。这些行为包括促进家庭的稳定、创造一种未来取向、促进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本的发展、增强专门化和专业化、提供了承担风险的基础、增加个人效能、增加社会影响、增加政治参与以及增进后代的福利。总之，家庭资产的福利效应会使穷人在物质和精神上变得越来越富强。
作者在讨论家庭资产的福利效应时引用了一个理想化的范例，即通过个人发展账户改变个人行为并变富的阿曼达·史密斯。③所谓个人发展账户是一种可能的资产政策工具，它是可选择、可增值且税收优惠的账户，立在个人名下，从一出生便开始启动，由联邦政府对穷人的存款给予配给资金和补贴，通过政府的各种活动来促进穷人的未来取向、长远计划、个人选择和生活目标的实现。首先，谢若登指出人生早期有限的个人发展账户存款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产生很大的回报，如史密斯出生时存入的1000美元④经过一生的管理到65岁时，从她账户中的全部取款和转账实际达27763美元（经通货膨胀调节）。其次，作者指出个人发展账户系统能够促进个人发展，⑤如史密斯在职业生涯期间对教育进行的补充，因此个人账户的魅力还在于人们的一生中可以周期性地从中受益，这是因为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是一个长期的概念，而在参与者长期管理账户的过程中，他们还可以获得以往在贫困家庭中很难学到的金融资产知识。最后，个人账户可实现代际间的转换，持有人可以将发展账户中任何数量的资金转移给后代。如史密斯在本人的教育目标实现后，用自己个人账户中的结余帮助子女和第三代受教育。因此，个人账户的存在有可能在长期实现许多穷人家庭中的一些原有设想，最终达到脱贫的终极目的。从社会福利政策的研究视角来看，政策的可操作性要远远重于社会福利政策理论的建立，作者于1991年提出的上述设想后来成为了“美国梦”项目⑥的雏形。
作者在书中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个人和家庭的微观经济层次上，但也以宏观的经济视角讨论了资产问题。作者强调美国经济学家的消费观不仅影响了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更阻碍了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这种观点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并得到了现实的验证。据分析，由于过度的透支消费使得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从1984年的10.08%下降到2007年的-1.7%，并最终爆发了次贷危机。不仅美国人消费过度，美国政府执行的过多的以收入为主的社会福利政策也是造成低储蓄率、高债务、投资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西方福利学者普遍认为福利政策与储蓄和资本积累的长期冲突无法避免，而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也只能依靠削减福利政策的提供，如此一来穷人所获得的福利效应将大大缩减。但如果福利政策的基本观点被重新定义，即建立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无疑有助于促进金融资本的积累，从而很有可能推动国家的长期经济繁荣。从这个角度看，谢若登的观点实质上是将促进社会总需求的方式从消费层次转向了投资层次，这种理念对反思当下美国次贷危机具有重要的思考价值。总之，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范式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将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整合的新思路，更表明该书的现实意义⑦在于使穷人变富、国家变强。
三、资产型社会福利政策对中国政策研究的启示
谢若登的理论实际上涉及到了社会福利政策范式走向，即“以社会政策解决社会分配与再分配问题的基本方式”（杨团、孙炳耀，2005:193）是什么。他反思了已经定格的收入型社会政策范式，建构出一套可以整合经济发展的新政策范式，即“资产型社会（福利）政策范式”。杨团认为，从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范式走向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范式在基本特征和政策工具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见表1（杨团，2002:130）。
总之，本文作者认为可从如下两个层面探讨谢若登对我国社会福利政策范式研究的启示。
其一，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范式提供了一条崭新的反贫困途径。从反贫困的视角看，以收入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范式注重维持穷人最基本的生活权力，而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范式更强调使穷人重新融入社会，在这种新的范式下，穷人可以提升个人资产实现彻底脱贫，并通过代际的转移来获得长远的幸福。在此，笔者回到中国的现实来讨论。我国的社会政策范式研究带有明显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本土化特征。⑧从广义上看，国内城市反贫困政策主要包括就业服务系列、社会保险系列、社会救助系列，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综合性扶贫行动、全社会扶贫帮困行动（关信平，2004）。在上述城市反贫困政策体系中，均由“以收入为主”的反贫困政策组成，这种“以收入为本”的反贫困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城市居民摆脱绝对贫困和一定程度上的相对贫困。其背后的观念是“只为最不能自助的人提供帮助”（杨团，2000:22）。在我国整个反贫困政策体系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最基本的“安全网”，自1993年上海首创以来，已帮助我国在减缓城市贫困、稳定社会治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也暴露了很多缺陷。对此，国内学术界持如下几种观点。观点之一可称为“高成本说”。有学者认为，该政策运转成本较高，尤其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家庭收入核实难”的问题常常让执行者绞尽脑汁，容易引发政策实施者与求助者之间的博弈（唐钧，2007）。观点之二可称为“受助者未能真正脱贫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对穷人的转移支付资金只是作为穷人收入的唯一来源，穷人最多也只能维持他们最低程度的生存，不可能爬出贫困陷阱（杨团，2007）。大多数受助者的收入只够糊口，经济上的匮乏使贫困家庭的社会交往受到限制，接受教育存在障碍，身心健康得不到保证，一系列的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使贫困家庭获得发展的机会很小（郑功成等，2002）。观点之三可称为“对真正的穷人不利说”，有学者认为在反贫困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与低保申请者几乎“零距离接触”的居委会干部来“当家”，有可能干扰政策公平有效的执行（唐钧，2007）。还有学者认为反贫困政策带来的额外福利反而会剥夺某些最需要得到帮助的城市居民的权力，并最终导致真正的穷人未能享受到反贫困政策所带来的福利（冯希莹，2008:45）。学界对于“低保政策”缺陷的探讨，实质上也体现了我国现存社会福利政策范式的不足。在这种背景下，谢若登所提出的“以资产为主”的社会福利政策范式无疑将为我们带来崭新的视角。如唐钧曾提出在低保制度中运用“个人发展账户”的设想，即“对低保成员实施个人发展账户政策，先不对低保金作任何变动，将范围限定在目前医疗、住房、教育、供暖等配套措施上，最终甚至可考虑将各类社会保险和公积金都纳入这条轨道”（唐钧，2007:213）。可见，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范式为完善我国的救助体系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其二，关于社会政策与国家发展目标的整合性再认识。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将社会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整合的新思路。因此本文作者认为谢若登的思路对于我国的社会政策范式研究具有如下启示：第一，在探讨国内社会政策时应摆脱目前研究偏重政策执行效果的现状，考虑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国家发展的宏观视角上去。当然，我们也并不赞同完全复制谢若登的整合观点，因为作者将社会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目标整合的观点也未必全面，如作者仅强调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视角探讨社会福利政策显然不够完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在从国家视角探讨我国社会政策范式时，可尝试将社会福利政策与国家“资财”发展目标整合起来。“资财”的概念由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即一个国家生产财富的能力，并将其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其中还特别强调了人的能力。此后，迈克尔·费尔班克斯(Michael Fairbanks)根据森的观点，列出了国家的七种资财：自然资源、金融资源、人造资本、体制资本、知识资源、人力资本、文化资本。总之，这种研究视角无疑将使国内的社会政策范式研究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第二，谢若登穷人发展的理念是实现我国科学发展观可以借鉴的政策工具之一。作者认为穷人的长期发展不能依靠经济收入的短期增加来实现，而获得“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才是他们脱贫的关键，也就是说，作者已不再将消费水平的改善作为衡量个人发展的唯一标准，这种个人发展理念与我国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有相吻合之处。我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已将发展拓展了更深广的社会层面，而谢若登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延伸到社会层面，可见该书提出的这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对实现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政策工具。
四、结论
《资产与穷人》一书自1991年出版以来好评如潮，作者凭借对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的反思，提出以资产为主的社会福利政策是比以收入为主的社会福利政策更有力的反贫困措施。该书的副标题“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揭示了它的主要研究内容。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的提出，“在全球掀起了一场理念到实践的社会政策革命”（杨团、孙炳耀，2005:207），书中所提及的“个人发展账户”目前已在美国40多个州出现，并上升为联邦立法，可见政策制定者们正在以重视资产的眼光重新看待福利国家。在此书出版后1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面临当今7500亿的预算赤字和消费取向为主的社会福利政策，谢若登所提出的多储蓄多投资的社会福利政策范式无疑显得独树一帜。更为难能可贵的则是该书并非建构了一个天马行空的理论，而是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这点值得我们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借鉴。
注释：
①有关“社会政策”的概念并未统一，实际上在美国学者眼中，社会政策的含义不仅限于福利国家和社会服务，他们通常认为社会福利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谢若登所强调的资产型社会福利政策是美国一项新的福利政策，本文作者特此说明，旨在与“社会政策”的概念相区别，文中凡涉及美国的该项政策均运用“社会福利政策”概念。
②现代社会福利转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用于直接消费目的的，如现金或实物服务； 其二是有助于资产积累的，如住房补贴等。
③阿曼达·史密斯是一个单身母亲家庭中的两个孩子之一，1990年出生于章克申市，母亲是一个餐馆服务员。家庭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家庭没有重要的金融资产，属于贫困的劳动者家庭，没有领取未成年儿童家庭补助。若没有个人发展账户制度，她得到大学教育资金的前景渺茫（谢若登，2005:312）。
④1990年的美元价格。
⑤史密斯参与的个人发展账户为教育发展账户，所以讨论并未涉及其他方面的受益，如住房的积累等。
⑥“美国梦”示范工程是第一个对个人发展账户进行系统研究的项目。其目的是为了发现个人发展账户能否成功，在哪些方面成功，以及对什么人有成效。该项目最初的资金由11个私人基金会资助，后通过全美14个独立项目管理着2364人。项目结果显示，通过很多金融机构和非赢利社区组织管理资产政策示范项目，能够有效地改善穷人们的生活。有关“美国梦”示范工程请参考谢若登、邹莉，2005。
⑦笔者认为对社会政策研究来说，能付诸行动的社会政策远比政策理论本身重要得多。
⑧因为针对城市贫困居民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明显的“以收入为主”的社会福利政策，与《资产与穷人》一书中所讨论的范围一致，因此本文作者仅讨论城市的反贫困政策，农村反贫困政策过于复杂和宏大，不在此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