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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0)12-0070-04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n Gladsrone)，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坛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自由党无可争辩的领袖，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原则的“生动体现”(哈耶克语)。他是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财政大臣和最杰出的首相之一。
一国的对外干预，主要指两种对外行为：(1)干预别国内政，直接违背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2)主动介入并非与该国接壤或邻近、亦不包括其属地的地理区域内的国际政治问题，未经该区域内所有有关国家的一致赞同。第二种行为无碍于国际法，不过由于地理、文化和历史等原因，往往被受干预区域内的全体或部分国家视为不合理、不正义的。这两种干预有时是相兼的，即同一个行动既干预了其他区域的国际政治，又干预了该区域内一国或数国的内政。[1]
对外干预是整个19世纪英国外交中极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源自英国国内对“如何维持帝国”这一最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存在严重分歧，[2]而“对外干预”问题是帝国问题的必然衍生物。在对外干预问题上，英国国内形成了持完全对立政策主张的两大派别：国家利益派和曼彻斯特自由派。
格莱斯顿在这一问题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上述两个派别外，实行了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新的干预主义政策——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也可视为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条中间路线，尽管饱受争议，但对19世纪中后期英国外交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对20世纪早期国际联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
一、对外干预：国家利益派与曼彻斯特自由派的观点
19世纪英国国内形成了在对外干预问题上持完全敌对的政策的两大派别。
1.国家利益派
这是英国传统对外政策的拥护者。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自英王威廉三世起，英国的最高统治者便将国家利益视为最高诉求，对欧洲大陆采取均势政策。均势政策实际上意味着随时介入欧洲、进行干预的可能性。19世纪坚定地恪守这一传统政策的著名政治家当属帕默斯顿、迪斯累利。在对外干预上，早在18世纪，英国圣公会教会理论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就在理论上做了深刻的论述。
首先，对外干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充斥着随处可见的安全两难。[3]通过谨慎的外交和均势政策虽然能长期制止国际冲突，缓解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安全压力，但是国际体系的演变逃脱不了“武装休战”。[4]因此，佩利在18世纪80年代就警告说：“当一个国家解散其常规部队，而其邻国仍保留时，该国是不安全的。”[5]其次，对外干预的直接原因或目的在于通过维持均势以保证国家的安全环境。“战争的正当性原因是，权利被蓄意摧毁以及维持与邻近国家之间均势的需要，这样没有单一国家或者国家的联邦能产生压倒性优势。正义战争的目标是防范、自卫或补偿……。”[6]第三，强制性武力是进行干预的最重要手段，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后盾，这意味着国防开支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必须占有相当的比例。事实上，关于军队，尤其是海军的开支预算几乎一直是英国19世纪中后期党派斗争的重要问题。
2.曼彻斯特自由派
曼彻斯特自由派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以及和平运动的重要代表。在对外干预的问题上，该派主张不干预主义，即提倡英国在政治、军事上减少国际卷入的孤立主义。这种观点的形成既是对当时的辉格党领袖帕默斯顿以促进自由为名，行国家利益派做法之实的反弹，也有一系列以国际商业促进和平的设想为支撑。
首先，对外干预，尤其是武力干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以通过国际贸易的大力提倡而大幅度降低。该派别最著名的代言人、自由党议员理查德·科布登、约翰·布莱特将国际商贸视为万灵药：商贸能提升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极大削弱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消极后果，进而降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这些普世纽带(即商业联系)出自依据比较优势的合作性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据说，每个经济由此都会好于它在闭关自守状态下将处的状况；每个于是都得到一种动因，去避免种种将导致其他经济断绝这些经济纽带的政策。由于市场的保持开放基于一个前提，即下一回交易将同样由价格而非强制决定，因而一种共同安全感对于避免那出自安全动机的闭关自守追求来说至关紧要。如此，自然随经济相依赖的是避不挑战另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甚或以同盟为手段互相加强安全……商业相互依赖和国家官员联系还有助于早就横惯性的跨国纽带，起到游说互相和解的作用。”[7]国际商业带来了国际安全的提高，如此，对外干预的“用武”之地大为降低。
其次，即便国际冲突爆发，也可诉诸和平手段，而非武力干预。曼彻斯特自由派不遗余力地支持通过国际仲裁、削减军备、贸易协定和国际谈判等国际友好政策来化解国际矛盾，避免对外武力干预。科布登-薛瓦利1860年条约即是一个典型事例。
二、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政策
格莱斯顿在国家利益派和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派之外，提出了新的干预主义路径，也可视为开辟了居于两者之间的，虽饱受争议但对19世纪后半期英国外交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条中间路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就是总体倾向于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派提倡以和平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减少国际卷入，又肯定了国家利益派主张的武力干预的必要性。但对外武力干预必须在特定的情势下进行：干预的动因必须基于道德因素，为增进国际正义、平等，不过也有重要例外，即在少数情境中，干预的动因是基于与国家利益派相同的地缘政治考虑；对外干预的主体则应当是欧洲协调这一多边组织。
1.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总体倾向的原因和实践
(1)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总体倾向的原因
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总体倾向于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派的主张，源自两大重要原因。
首先，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观。格莱斯顿作为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生动体现”，他坚定地信奉自由主义原则。在经济上，格莱斯顿政治资本的最初积累即是他在财政部的任职，乃至多次胜任财政大臣。他信奉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观，正是在他任职期间，曼彻斯特学派大力呼吁的降低关税的要求成了现实。在政治上，他领导了第二、第三次议会改革。内政上的自由主义信念必然影响其外交上的干预主义政策。
其次，与格莱斯顿所秉持的外交原则有关。格莱斯顿外交的首要原则是正义，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方式。“格莱斯顿的原则可以说是与马基雅维利、俾斯麦以及每一个外交部的实践相独立的。外交部的原则是：国家的理由证明一切都是正当的，格莱斯顿的办事原则是：除了已经被人类良知证明是正当的事情以外，任何事情都不能被国家的理由证明是正当的。”[8]由谁来判断某项具体的涉外政策是否具有正义性呢？格莱斯顿坚信公众舆论具有这种道德判断力，因而他对民众力量有强烈的信任感。格莱斯顿的政治偶像坎宁在反对19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奥、普、法对外军事干预就曾说：“我们若想在国外保持自己的影响，就必须在国内有力量的源泉，这力量的源泉就是人民和政府间的和谐，它存在于公众的感情与协调一致中。”[9]格莱斯顿对其政治教诲不仅铭记于心，而且发扬光大。这也就不难理解，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坛开创直面群众的全国巡回竞选演讲惯例的政治人物就是格莱斯顿。
(2)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总体倾向的政策实践
格莱斯顿在对外干预问题上不仅秉持上述理念，而且在行动上全力推行。
在野期间，格莱斯顿最突出的表现是在1875-1880年反迪斯累利政府的东方政策上。迪斯累利政府反对俄国在巴尔干扩大影响，担心一旦斯拉夫人得到独立，就会威胁英国在近东的利益，因而一向支持土耳其。1876年5月，俄德奥三皇同盟制订《柏林备忘录》时，土耳其政府用最残忍的手段镇压保加利亚起义，仅几天时间就在普罗夫迪夫行政区杀害了1.5万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迪斯累利政府为土耳其的暴行辩护，甚至把此类事件的报道称为“咖啡馆的闲扯”，并派遣一支舰队开往海峡，停泊在离达达尼尔海峡不远的贝吉克湾。格莱斯顿在群众中发动席卷全国的“中洛锡安运动”，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极力强调政治道德，反对土耳其暴行，反对英国政府的立场，并呼吁欧洲列强对土耳其采取威胁性行动以惩罚该国对保加利亚犯下的暴行。
执政期间，格莱斯顿的表现更为明显。在1872年英美的亚拉巴马争端中，格莱斯顿坚持将该事件公开的送由日内瓦特别法庭仲裁作为准司法决定，而后格莱斯顿政府宁可接受仲裁决定，支付了300万英镑的巨额赔偿金，也不愿意参战。格莱斯顿著名的研究者H·C·G·马修极为欣赏格莱斯顿在这一事件上体现出的价值观：“两个文明国家可以在不必须承认错误的情况下解决分歧。”[10]格莱斯顿也促成了第一次英布战争的和解。迪斯累利政府时期在非洲扩张。布尔共和国之一的德兰士瓦发动反英起义。1881年2月，布尔军在马尤巴山大败英军。格莱斯顿不愿执行迪斯累利扩张政策，遂与布尔人议和。英国允许德兰士瓦在英国的宗主权之下管理内部事务；1884年又修改条约，把关于宗主权的词句也删除了，实际上就承认了德兰士瓦的独立。格莱斯顿甚至因不想卷入苏丹事务而导致1885年下台。事件源于1882年英国彻底控制埃及后没有征服其属国苏丹。1883年发生民族起义，格莱斯顿不想进行军事干预，就派查尔斯·戈登去喀土穆观察形势。戈登到后却与起义军为敌，结果起义军攻克喀土穆杀死了戈登。该事件在英国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极力抗议，格莱斯顿因此倒台。格莱斯顿的和平倾向也反映在他削减国防开支的努力上。在1894年，格莱斯顿即将从他的第四届也是最后一届政府退休时，他反对海军计划，谴责德国、法国、俄国的军事主义，发表言论说：“我不能也将不会通过军事主义的法案加重欧洲行将到来的灾难。英国的天定命运是维护和平，维护由和平孕育的自由。这项计划是两者的敌人。”[11]
2.特定情势下的武力干预：动因和主体
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肯定武力干预的必要性，并不反对特定情势下对外武力干预，在这一点上，他又与曼彻斯特自由派分道扬镳，而与国家利益派产生共鸣。但他与国家利益派在干预的动因以及干预的主体上认识完全不同。
帕默斯顿和迪斯累利等国家利益派代表者认为：进行对外干预的最直接动因在于确保国家安全，更确切地说是为获取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物质利益；进行对外干预的主体是英国，这也意味着英国的单边行动是进行对外干预的常态。格莱斯顿则认为：对外武力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在特定情势下进行。这种特定的情势，即干预的动因必须基于道德因素，为增进国际正义、平等，不过也有重要例外，就是在少数情境中，干预动因是基于与国家利益派相同的地缘政治考虑；对外干预的主体则是欧洲协调这一多边组织。
(1)武力干预动因：道德动因及其重要例外
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强调，特定情势下基于道德动因进行对外干预。他坚决地反对国家利益派基于获取有益于国家安全的物质利益为动因的对外干预。这明显地体现在格莱斯顿反对迪斯累利以军事干预为手段达到扩张目的帝国主义政策上。一个重要的例子便是在1875-1878年的东方危机中，格莱斯顿极端反对当政的迪斯累利政府兼并塞浦路斯。格莱斯顿在下院的演讲中痛陈道：“我们由于兼并塞浦路斯而损失重大，我们痛失了欧洲各国对我们的感情和尊敬……我渴望我国物质力量水平获得其他基督教国家的高度、公正的评价；但是我坚信更为关键的重要事情是，我们应作为真理、荣誉和各项程序开放的热爱者而获得更高的评价……英国的任务是促成欧洲协调为了正义和共同利益采取共同行动，但英国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只有远离寻求物质利益，兼并塞浦路斯毁坏了英国的地位。”[12]
既然对外干预的动因源自道德上的正当性，提升国际正义、国际平等则是干预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格莱斯顿反对对外干预中追求权势优势，终生都对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富有同情心，倡导国家间的平等权利，支持民族自决。“舍弃道德和世界政治交流中的平等权利而追求其他，并不能使英国伟大，反而使英国在道德上和物质上渺小。”[13]“一个国家要变得伟大，不仅可以通过把地图绘成红色，或者把其贸易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也可以通过作为正义的先锋、被压迫者的救星、自由的老根据地，使国家变得伟大。”[14]虽然格莱斯顿在1880年重任首相后未能成功地将上述倡导付诸实践。但在1914年后，这些设想逐一实现。在反对非正义和侵略的世界舆论支持下，亚、非、拉人民最终获得民族自决。国联、联合国力图组织的集体安全，也成为促进国际平等的重要推手。
格莱斯顿基于道德动因的对外干预也有重要例外，即在少数情境中干预动因是基于与国家利益派相同的地缘政治考虑。格莱斯顿的政治早期是托利主义的顽固派，在他后来转变为自由主义的坚定维护者时仍受到早期政治立场的影响，甚至当这些政治立场与他坚信的自由主义理念有冲撞时，他有时会选择前者。关于干预的训令上，他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便是：在欧陆事务上，支持“国家利益”观念中的“传统优先”，即低地国家关切优先。这可以解释他对英国面临的几个重要历史事件上的态度。他支持1854年英国参加克里木战争，并不拒绝英国卷入普法战争。在普法战争中，格莱斯顿最大的关注点放在比利时中立上，但对普鲁士要求割让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两地极大违背民族自决保证行为时，格莱斯顿并没有在获内阁支持上作多少努力，英国最终也拒绝了法国要求其出面调停的请求。而在1882年武力干预埃及的问题上，他多少也认同国家利益派对埃及战略意义的肯定。此次干预行动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埃及债务危机引起的英法接管埃及财政。这逐渐导致1881年由埃及的阿拉比上校领导的埃及军队起义，反对外国人干预埃及内政。格莱斯顿在第二次担任首相后，投入到对埃及的干预，派军队镇压了起义，自此以后埃及就完全落入英国之手。
(2)干预的主体：欧洲协调组织
在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政策中，对外干预的主体必须是基于大国一致的“欧洲协调”组织。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对外干预”，更确切地说应当是“国际干预”，因为他所支持的“对外干预”的主体并非英国，而是基于大国一致的“欧洲协调”组织。
欧洲协调组织当此大任的原因有三。首先，与格莱斯顿出于宗教信仰的欧洲社会观有关。[15]格莱斯顿认为欧洲列强的共存是神的意图。欧洲实际上就是在神的庇佑之下的一个相互关联的国际社会。欧洲协调是欧洲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干预权利来源于它作为神的一致的代表所具有的道德上的权威，“在国际事务领域，能体现基督道德的现存制度中，它是最优的”。[16]其次，与格莱斯顿政治生涯早期托利主义顽固派立场的遗留观念有关。格莱斯顿“承认国家之间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承认国家权势有强弱之分”。[17]只有基于大国一致的欧洲协调组织才有能力管理弱小落后的其他国家。第三，通过欧洲列强的共同参与联合，才能确保实现干预的正义目标。共同行动能使列强为了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同时能抵制单边干预易产生的自私自利行为。
英国在欧洲协调的干预中扮演特殊角色。英国应组织、甚至领导欧洲协调，但其目的不应该是借机实现自身利益，而是促成该组织为了正义和共同利益而采取共同行动。要扮演这样的角色，英国必须避免单边干预并远离寻求自身物质利益行为。迪斯累利政府在1875-1878年的东方危机中，采取单边干预行动并乘机兼并塞浦路斯的行为应被视为反面教材。
格莱斯顿在他的政治实践中也坚持欧洲协调为主体的干预。格拉斯顿在1880年第二次任首相时欧洲各大国纷纷结盟。格莱斯顿在采取著名的“光荣孤立”政策的同时，力主推行欧洲协调。他上任后立刻着手实施“正确政策”六项原则：在国内建立良好的政府；在国外维护和平；“使欧洲各强国保持协调”；不与他国结盟；承认所有国家的平等权利；“同情自由”。[18]这六项原则两大基本点之一便是：在欧洲大陆各国中协调斡旋，以建立所谓的“协调的欧洲”。英国遂促成了欧洲列强在1880-1881年对重新划定门特内哥罗与希腊之间的边界采取的协调一致行动。
三、结语
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政策，具有矛盾又协调的格莱斯顿式的特征，其最核心的部分用一句话总结便是：“三种观念的混合物：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经济观，他早期保守托利主义政治生涯遗留下来的一些关于地缘战略的正统观念以及他极为特殊的高教会欧洲协调意识形态。”[19]
不可否认的是，居于中间路线的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政策在实践中同时遭到来自国家利益派和和自由主义者的攻击。在1884-1885年埃及财政问题国际会议上英国协调政策失败时，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攻击道：自由党人“最终建立起他们长期以来所期望的‘协调的欧洲’，他们成功地使欧洲大陆各国协调一致的反对英国”。[20]在国际上，当格莱斯顿的欧洲协调在奥斯曼帝国、南非和埃及等地连连碰壁时，德国首相俾斯麦曾讥讽格莱斯顿“缺乏一个政治家的所有素质”，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21]格莱斯顿在对外干预问题上，对武力手段的认同则令自由主义者大惑不解。“他冷酷的使用军事力量包括海军力量时毫无羞愧窘迫之状。”[22]为了欧洲秩序的需要，他竟会变成圣战者力主干预。
尽管如此，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对外干预主义为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治增添了温和的色彩。他对对外干预主体欧洲协调组织的倚重更是对20世纪国际组织的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格莱斯顿作为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实践者，若说是他与边沁[23]一起为20世纪早期国际联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则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