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主政治论文,特色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政治是国家政治现代化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不同性质国家的民主政治在实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这是早有定论的马克思义义的基本观点。民主政治在不同的国家还应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民主主体要素的构成及民主政治的运行规则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政治模式。本文在分析我国当代政党组织结构模式、政权组织结构模式和政治文化结构模式的基础上，综合概括出我国当代的民主政治模式，并指出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
一、我国政党组织结构模式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影响
现代国家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政党制度往往与政治制度直接相关。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不但影响该国民主政治的实质，而且影响该国民主政治的具体运行模式。
从政党组织结构模式看，世界上大致存在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几种模式。不同国家由于政党组织结构模式不同，因而其所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有区别。
我国的政党组织结构模式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而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种政党组织结构模式的特点是：以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吸收其它民主党派参加政权。在这种政党组织结构模式下，由于存在着一个稳定的领导党或执政党，因而也不同于多党制；同时，由于存在着多个合作党或参政党，因而也不同于一党制。在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共产党处于核心地位，起着领导作用。八个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但他们不是执政党的竞争对手，而是执政党的被领导者和合作者，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是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在我国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组织结构模式。这种政党组织结构模式的优点在于：
第一，一与多的统一。在这个组织结构模式中，有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导党或执政党。这个领导党的领导地位是相当稳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充分体现出“一党执政”的特性。但是，这个“一党执政”不“独揽政权”，而是在这个党的领导之下与其他参政党一道合作共事，这又体现出“多”的特点。“一与多”在这个组织结构模式中实现了有机的统一，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组织结构模式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一与多”一体化的政党组织结构模式。
第二，集中与民主的统一。一党领导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国家政治生活集中性的特点，这种集中性对于保证政策的统一性和政治的稳定性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集中性又必须与民主性结合在一起。多个参政党的政治参与，形成了与执政党相互监督的机制，这是民主性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正是由于多个参政党的存在，为我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一与多”一体化政党组织结构模式中，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
第三，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一党执政并具有相对稳定的领导地位，这就保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乃至整个社会政策的稳定性，然而，这种稳定性是在动态性中实现的。这种动态性并不是政策的大起大落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而是指国家政治生活充满活力，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相互批评。多个参政党的存在，为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激活因素。“一与多”一体化政党组织结构模式可以使国家政治生活“稳而不僵，活而不乱”，实现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稳定性和动态性的有机统一。
在我国政党组织结构模式的上述三个特点中，最基本的是第一个特点，即“一与多的统一”，其他特点都是从这个特点中派出生来的。由于我国政党组织结构模式从根本上说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因而在这种政党组织结构模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模式，既不可能是独揽式的，也不可能是“多元化”的，而应该是一种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相统一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我们可以将它简称为“一体化民主政治模式”。
二、我国政权组织结构模式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结构对该国政治模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一般说来，国家权力可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一切国家机关都是为了行使国家权力而设置的。因此，国家机关也不外乎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但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行使三种权力的三类国家机关的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一种三权混为一体、三类国家机关不分的政权体制，它所奉行的是行政权力至上原则，皇帝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于一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操纵着全国的最高行政权，而且有时在事实上也控制着全国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因而实际上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从属于行政权的。在这种政权组织结构模式下建立起来的政治模式只可能是一种专制政治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和调节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利益冲突，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和制度。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社会主义的立法机关主要是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出现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它负责，因而它实际上在政权组织结构模式上摒弃了资本主义的“多元组织结构模式”，体现了政权组织结构的一体化。这种组织结构模式可以简要地表述为一院制下行政与司法分工的结构模式，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权力机关作为国家政权的立法机关采用的是一院制，即人民代表大会制。我国国家权力机关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一院制议决机关，人民代表由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并由人民代表组成不同级别的人民代表大会，由它们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主权在民的原则和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
第二，实行行政与司法分工的制度和司法机关两院制，即在国家权力机关下面分设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人民政府既是国家行政机关又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司法机关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共同组成，即通常所说的“一府两院”制。如果说一院制体现了国家机关统一性的特点，那么，行政与司法的分工则体现了国家机关多样性的特点。
第三，就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而言，权力机关产生并监督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即三者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后者（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从属于前者（权力机关）的关系。这样，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实际上是一个以权力机关为权力中心并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内的完整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又包含了以“多”为特征的分工负责制。
我国政权组织结构模式，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院制下行政与司法分工的结构模式，是一种“一”与“多”相统一的组织结构模式。在这个组织结构模式中，处于政权组织的权力中心地位的是“一”个机关，即权力机关，由这个机关产生并从属于它的有“多”个机关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亦即“一府两院”。因此，这种政权组织结构模式是“一”与“多”的统一体，具有“一”与“多”一体化这一特征。对于这一组织结构模式中的“一”与“多”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第一，“一”产生“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在这里，作为“一”的权力机关是产生者，而作为“多”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则是这一主体派生出来的。
第二，“多”从属于“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这种“多”对“一”的负责关系，表明“多”是从属于“一”的。这一层关系是从第一层关系派生而来的。因为“多”是由“一”产生的，这样自然就存在“多”从属于“一”的关系。这既是政治体制和政治实践操作上的需要，又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性。
第三，“一”与“多”共处于一种彼此区别、又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是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往往不是和谐而是相互冲突。我国的政治体制不是这样。在国家政权组织体制中，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这是因为，我国的国家权力统一集中于权力机关，由它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就为避免国家机关内部因权力之争而产生冲突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但在权力统一的前提下，在权力运用方面又存在着严格的分工。人民政府行使行政权，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而人民代表大会则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这表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又存在着明确的分工，是有严格区别的。然而它们之间的这种区别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一致的。
我国当代的政权体制，相对于历史上的其它政权体制而言，无疑是一种新型的、进步的政权体制，这首先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组织形式必须反映出工人阶级在其中的领导地位，又要反映出工农联盟的特点以及各阶层参与政权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政权组织就只能是一种以“一”为中心的“一”与“多”一体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权体制。在这种政权组织结构模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模式必然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政治模式”。
三、我国政治文化结构模式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民主政治模式的影响
政治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政治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治模式作为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总和，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我国的政治文化结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为主导、多种亚政治文化并存的政治文化结构。
（一）主导政治文化。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内容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但在这个政治文化系统中，各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它政治文化因素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在我国，这种主导政治文化就是我国政治上层建筑中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她作为主导政治文化的地位主要通过她对其它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这种指导作用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问题，提出有关政治的观点。然而在我国现有的政治文化系统中，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一种学说，而是多种学说并存。这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我国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加以统一。这就是说，对于其它各种学说，允许它们有一定的研究和发表的自由，允许它们在有关理论方面发表不同的看法，但在重大的基本政治观点方面必须要求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从这方面而言的。第二，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它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于其它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社会政治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三，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不仅仅表现于理论观点方面，而且表现于政治文化活动方面。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这些评价既有政治意义上的评价，又有道德意义上的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各种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才能起到这种作用。
（二）亚政治文化。所谓亚政治文化，是指在我国存在的除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以外的其它政治文化。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说思想，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让他们说去，不要去干涉他们，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说，在报纸上、刊物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为我国多种政治文化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政策依据。我国政治文化中的亚文化是一种以主导文化为指导又不完全等同于主导文化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它与主导政治文化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亚文化的多样性。亚文化的这一特性主要反映在“百家争鸣”这一方针中。主导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并非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关系，而是一种指导思想对百家争鸣的关系。主导文化只有“一家”，而亚文化则有“百家”。因此，多样性便成为亚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第二，亚文化的从属性。亚文化不是一种独立的或以自身为主体的政治文化现象，而是一种从属于主导文化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就是说，我国的亚政治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第三，亚文化的统一性。我国的亚政治文化虽然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但这种“争鸣”并非“无序”的，而是“有序”的，各种学说、观点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这种内在的统一性主要来源于统一的指导思想。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统一的指导思想，从而使我国的政治文化呈现出一种有序状态。
综上所述，我国的政治文化结构模式也是一种以“一”为中心的“一”与“多”一体化的结构模式。在这种政治文结构模式中，作为“一”的主导政治文化即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居于整个政治文化结构的核心地位，作为“多”的亚政治文化即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处于整个政治文化的从属地位。这种“一”与“多”一体化政治文化必然会影响我国民主政治模式的形成，从而使我国的民主政治模式也呈现出“一”与“多”一体化的特点。
四、一体化民主：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的民主政治模式，无论从我国的政党组织结构模式和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模式看，还是从我国的政治文化结构模式看，均呈现出以“一”为核心的“一”与“多”一体化民主政治的特点。姑且我们将这种民主政治称之为“一体化民主政治”。这种政治模式具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第一，这种政治模式有着“多”方面的参与机制，因而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模式。一种政治模式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在程度上要看这种政治模式能否为政治决策过程提供广泛的参与机制。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的政治模式是典型的专制政治模式，政治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少数官僚手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权参与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总的说来要比封建主义的政治模式民主得多。但是，正如精英政治模式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象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也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民主，政治决策并不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我国的这种一与多一体化的民主政治机制，则为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渠道。在我国的政治过程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均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参与政治过程，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信访等途径参与政治过程。
第二，这种政治模式由于存在“一”个核心，因而建立了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于“多”在“一”的领导下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在我国的政治模式中，有“多”的存在，但这种“多”又没有导致多元化，而是实现了“多”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西方有些学者把民主化与多元化联系起来，甚至把民主化等同于多元化，认为只有多元化才是民主，否则就是专制。他们据此把象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称为民主国家，而把象原苏联这样的国家称为专制国家。这里除了有意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民主的认识问题。其实把民主化和多元化等同起来的公式并不成立，就是在美国这一公式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多元化民主“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多元化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权力的高度分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瓦解。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多元化与民主的有效性可能是矛盾的，而失去了有效性的民主，其意义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我们认为，民主化与多元化的结合，未必就是最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民主并不就是简单地等于“多”，而“一”与民主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政治过程的民主问题，而且较好地解决了民主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在这种政治模式中，虽然政治主体具有“多”的性质，但政治主体的“多”方面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你争我斗的关系。同时，由于“一”的存在并处于一种特殊地位，能够对“多”起一种领导或指导作用，这就保证了“多”的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进行，从而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
第三，在这种政治模式中，“一”与“多”的结合构成了一个以“一”为核心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一”与“多”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导和参与的关系。在“一”与“多”这个矛盾统一体中，“一”处于主导地位，“多”处于从属地位。“一”的活动对“多”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作用，而“多”的活动是在“一”的指导下并围绕着“一”的活动而进行的。这样，在整个政治运行过程中，能够做到“活而不乱”，形成一种沿着既定方向而有规则地前进的运行方式。
一体化民主政治模式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创造的一种现代民主形式，与西方国家的“多元化”政治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为民主的阶级实质不同。我国的一体化民主政治所反映的是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西方国家的“多元化”民主则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体现。在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我国民主政治中必然存在统一的一面。同时，各阶级、各阶层还存在着具体利益上的差别。这就是说，在我国还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多样化。这是我国民主政治模式中“多”的因素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民主政治模式中“一”与“多”的一体化正是我国目前存在的这种现实利益关系的根本反映。这种政治模式与现代西方的政治模式相比，不但具有真正民主性的特点，而且具有有效性的优点。
一体化民主政治模式是“一”与“多”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政治上的巧妙运用。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在于“一”与“多”的分离，不在于到底以“一”代“多”，还是以“多”代“一”，而在于使“一”与“多”结合得更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也必然会向着更加民主化的方向前进。但是，正如市场经济不仅仅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一样，民主政治也不仅仅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在以一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必然是一种以“一”为核心、“一”与“多”一体化的民主政治。正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一体化民主政治模式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司法行政机关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人民代表大会论文; 时政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