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唐武宗“会昌毁佛”研究综述
方 胜，孙丹丹
(安徽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 唐武宗“会昌毁佛”是中国古代“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中规模最大、对佛教发展打击最重、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学者对“会昌毁佛”的历史进程、武宗毁佛的原因以及毁佛运动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通过梳理这些成果可以发现，围绕毁佛事件本身的史学研究已经较为充分，而与晚唐文学发展相关联的研究相对欠缺。
关键词： 会昌毁佛；原因；影响；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共有三次大规模的毁佛运动，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与另外三次局部地区毁佛不同，唐武宗会昌毁佛是唯一一次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大规模毁佛，因而对佛教打击最重，在历史上影响最大,佛教史上称之为“会昌法难”，俗称“会昌灭佛”，或“会昌禁佛”，或“会昌毁佛”①。此次毁佛运动虽持续时间不长，但影响极大，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甚至有学者认为，会昌毁佛不仅是中国佛教也是世界佛教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点[1]。自晚唐至今，不断有文人学者从不同侧面针对此重大历史文化事件进行讨论，开展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现将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2016年1月14日至5月6日，海南省审计厅分别对程立生、李向国任职期间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发现，程、李二人任职期间，学校违规发放津补贴及奖金412.41万元；学校部分费用支出通过员工个人账户完成最终支付，金额达2299.04万元；以虚假发票报销培训费支出208.36万元等问题存在。
一、会昌毁佛的历史进程研究
一是围绕《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的相关记载进行研究。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一章“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第六节“会昌法难”，论述了自会昌元年(841)至会昌六年(846)间逐步禁佛的历史经过[2]40-51，勾勒了武宗会昌毁佛的大致过程，为后来者的深入研究、细致考辨奠定了基础。关于会昌毁佛的历史在各种佛教史著作中均有论述，如范文澜《唐代佛教》等，不再一一列举。傅璇琮《李德裕年谱》虽重点是研究李德裕的生平及著述，但李德裕是会昌时政的重要决策者，而且“全书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中晚唐政治斗争大事纪要”[3]3，有着对史料的详细考辨，会昌毁佛的历史进程包含其间，明晰可参。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等著作中也专门讨论了会昌灭佛[4]。对会昌灭佛展开全面研究的是张箭博士论文《“三武一宗”灭佛研究》第三章《唐武宗之禁佛》[1]，论文讨论了唐代反佛思想的影响、唐武宗禁佛运动的进行情况和会昌禁佛的特点与影响，纠正了史书的失实记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外，美国学者斯坦利·威斯坦因《唐代佛教》[5]、日本学者镰田茂雄《中国佛教简史》[6]、法国学者戴密徽《中国历史上的“会昌灭佛”》[7]66-73等海外学者对会昌毁佛的经过和原因等都有着独到的见解。
综上所述，宝清县内水文地质条件差异较大。但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分析，本区虽然分布三层地下水，但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水和基岩裂隙水由于补给条件不足，地下水赋存条件较差，不能满足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对水量的需求，因此不能作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水源。第四系浅层地下水储存条件较好，单井涌水量丰富，可以满足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对水源的需求。但宝清县地下水丰富地区位于低平原和河谷干流区段，目前是宝清县主要的井灌区，开采量较大，也是本次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应该避开的地区。地下水较丰富地段、中等地段为目前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区，其第四系砂砾石孔隙水一般为弱承压水，局部地下水具有潜水性质。
二是围绕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展开研究。会昌年间，日本僧人圆仁旅居中国，亲历毁佛运动，留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记》)一书。这是以亲身参与者身份记述晚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真实状况的原始文献，很多人以此入手研究包括会昌毁佛在内的晚唐社会方方面面情况。《入唐记》在日本至少有7种不同版本，在中国也有民国时期的石印本(1936)和一卷残本(1937)，还有英译本、法译本、德译本等多种版本(1) 该书版本情况详参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两部书的《前言》。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对该书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目前常见的《入唐记》整理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承甫、何泉达点校本[8]，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本[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整理本[10]等，其中白化文等校注本是根据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小野胜年的日文译注本翻译、简化整理而来，资料最为丰富，但也存在着不少失误之处，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辞汇研究》一书对其颇多纠正。同时，近年来也发表了不少关于《入唐记》研究的论文，多角度挖掘该书的独特价值。如梁容若《圆仁与其入唐求法巡礼记》[11]、俞钢《圆仁闻见的会昌法难》[12]、牛致功《圆仁目睹的唐武宗灭佛》[13]等，就会昌毁佛的经过、规模以及朝野上下对毁佛的态度诸问题作了探讨。《入唐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目前对其整理校注等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除白化文等校注本外还没有一部高质量的校笺注本，对圆仁及其著作的研究还存在着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二、唐武宗毁佛的原因研究
有多位学者讨论了会昌毁佛的特点，其中张箭《“三武一宗”灭佛研究》一文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总结，兹录如下：是禁断而非灭绝；在禁佛的同时又崇道；比较温和流血很少；藩镇割据地吐蕃侵占地没禁；殃及三夷教有碍文化交流；打击佛教最重，历史影响最大。
(一)政治方面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严重，朝廷经济陷入困境，而佛教寺院经济不断膨胀。一方面佛寺占据大量田地，另一方面僧尼数量不断增加，纳税人口减少；而且大量铜用于建造佛寺、铸造佛像等。据记载晚唐时期朝廷曾一度无铜铸钱。很多学者由此入手分析会昌毁佛的原因。谢和耐《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是其中一部重要的著作：“在唐代，随着从705年，出现的公开和私自出售度牒的现象，那些不太贫穷的农民家庭更可以使其成员逃避任何横征暴敛了。这个时代，我们发现伪滥僧的数字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最后导致了中国佛教史上最为可怕的毁佛。”[19]57牛致功《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张建华《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膨胀与“会昌废佛”》[20]、齐倩楠《唐武宗“会昌灭佛”的历史原因》[21]等，均认为佛教与政府之间的经济矛盾成了唐武宗毁佛的根本原因。
随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深入落实，提高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在我国环境资源管理制度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体系迫在眉睫。在完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体系过程中，应当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先出台或修订相关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章，逐步修订或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对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的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的认识，加强行业管理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合作，推进地方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相关地方法规规章建设，并鼓励其根据自身实际开展制度创新。
(二)经济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唐武宗毁佛的重要原因是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武宗认为排佛有利于巩固君主的地位、维护政权的稳定，如牛致功《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14]、求士、明德《“三武一宗”毁佛的历史考察》[15]等都阐述了这一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武宗毁佛的原因是其与宣宗的皇权斗争。于辅仁《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16]和《会昌法难及其疑问之破释》[17]认为武宗毁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得到宣宗遁入佛门出家为僧的消息，为了稽查宣宗消除后患而开展大规模毁佛行动；还有一种观点，如袁刚《会昌毁佛与李德裕的政治改革》认为当时佛教发展过于迅速，佛教势力强大，危及到了唐王朝的统治[18]，这个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
(三)文化方面
总而言之，唐武宗之所以坚决采取毁佛行动，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经济情况、佛教发展状况等密不可分，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
(四)统治者信仰因素
由以上两组对比可知，在最优路线的求解上，本文算法相比较于文献[12]中的算法具有一定优势，验证了本文算法的优势性。
唐代儒释道三教并存，统治者甚至公开下诏为三教排序，佛道之争的现象时有发生。镰田茂雄认为：“废佛动机起于道教之排斥佛教。”[6]191求士、明德《“三武一宗”毁佛的历史考察》、牛致功《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李硕《从“三武一宗”灭佛看当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及其影响》[22]等也认为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与道教思想的冲突是“会昌毁佛”的重要原因。还有学者从社会风气这一角度出发。如魏晓燕《“达玛灭佛”与“会昌法难”比较研究》[23]和理净《“三武一宗”法难引起的反思》[24]指出佛教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当时社会流俗的影响，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另外，静贤在《“会昌毁佛”原因与反思》一文中还认为唐末本土文化自信的丧失是武宗毁佛的诱因[25]。
三、会昌毁佛的特点与影响研究
学者们从多角度探讨了唐武宗为什么会开展毁佛运动，认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诸多学者都从唐武宗个人宗教信仰出发，提出因武宗崇道而毁佛的观点。镰田茂雄认为：“得到皇帝信任的道士赵归真献谄笃信道教的武宗，唆使废佛。”[6]191何灿浩《会昌朝省官、废佛与大中朝增官、兴佛析论》[26]、李文才《会昌毁佛原因之再认识》[27]、牛致功《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崔北京《武宗灭佛原因新探》[28]、薛生海《从<大藏经>有关史料审视唐武宗的灭佛事件》[29]、杨学明《圆仁亲历的会昌佛难》[30]等均有相关论述。客观来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统治者的爱尚对于社会风气的确会起到引导作用，但也不能完全归咎与此。
至于会昌毁佛造成的影响，研究成果尤为丰硕。从政治影响来说，毁佛改变了唐王朝的宗教政策，对国家治理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李硕《从“三武一宗”灭佛看当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及其影响》、许美惠《论“会昌灭佛”的影响》[31]；从经济方面来说，毁佛暂缓了货币危机、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稳定了国家财政。如张箭《会昌禁佛经济成效研究——籍没寺田数、还俗僧尼数及其领田数考》、田延柱《李德裕和会昌禁佛》[32]；从文化影响来说，毁佛使佛教及三夷教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唐代历史文化财富受到严重破坏。毁佛运动对佛教的影响尤为显著，一方面对佛教传播和发展造成了重大破坏。诚如日本学者阿部肇一所论：“很多佛教造像、经典书籍、寺院财产等重要文物，都遭到散佚或消灭，从此再想重建教理义学的佛教，恐怕将是难上加难。此外，精神上和肉体上蒙受打击的僧侣群众，虽然后来由于宣宗的复佛令下，很多人又再度出家。但经常还都余悸犹存地怀着勒令还俗时的不安决心。”[33]142另一方面促进了禅宗的迅速发展。阿部肇一认为：“南宗禅以不立文字与教外别传，或强调以心传心的重要性，凭师僧的检验判断的思索研究方法，愈益呈现活跃的景象 。”[33]143美国学者斯坦利·威斯坦因在《唐代佛教》一书中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会昌毁佛”与唐末的战乱，适合于禅宗的生存[5]162。会昌毁佛后，禅宗一枝独秀，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是不争的事实。
四、会昌毁佛与晚唐文学关系的研究
唐代文学与重大历史和政治事件的关系，如安史之乱、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甘露之变等，前辈与时贤已经作过相当多的探讨，也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如胡可先先生的巨著《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论述了自初唐到唐末的多次历史事件与文学的关系。但会昌毁佛与文学互动的研究很少有人涉及。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增补本)讨论了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相互影响等，涉及到会昌时期部分崇佛与反佛的文人及其作品[34]。会昌毁佛对文学的影响，曹胜高《会昌前后僧俗关系的变化与文学之“转变”》进行了讨论[35]；文学创作对毁佛事件的反映，尚未见到专门的论文。陈引驰《中国文学与佛教》中提及李商隐对会昌毁佛“完全看不到他的反应，这一事件于义山似乎了无影响”[36]129。
很多著名文人都亲身经历了会昌毁佛事件，但目前对此研究尚不充分。仅针对李德裕有相对充分的研究，但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在会昌毁佛中所起的作用上。有人认为他“起了决定作用”，他是执政者，他的决策就是政令[37]；有人认为他是无关紧要的角色没起多大作用[38]；还有人认为他并非一贯反佛,他在会昌毁佛中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不能任意夸大他在会昌毁佛中的作用[39]。这主要是历史问题，与文学关联不大，但李德裕留下了一些政令性的文书，是了解会昌毁佛事件的重要文献，颇值得深入研究。时任黄州、池州刺史的杜牧对毁佛事件颇为关心，他有多篇诗文与之相关，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取得进展。针对其他著名文人(如白居易、李商隐、贾岛、姚合等)与会昌毁佛的研究成果就更难得一见了。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会昌毁佛”的历史进程、武宗毁佛的原因以及毁佛运动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围绕毁佛事件本身的史学研究较为充分，而关于其与晚唐文学发展相关联的研究相对欠缺。
参考文献：
[1] 张箭.三武一宗灭佛研究(第三章) [D].成都：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2]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傅璇琮.李德裕年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4]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 斯坦利·威斯坦因.唐代佛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 镰田茂雄.中国佛教简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7] 戴密徽.中国历史上的“会昌灭佛”[C]//《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法国汉学(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
[8]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 顾承甫,何泉达,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 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10]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1] 梁容若.圆仁与其入唐求法巡礼记[J].大陆杂志,1953(6)：361-366.
[12] 俞钢.圆仁闻见的会昌法难[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1)：89-94.
[13] 牛致功.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245-259.
[14] 牛致功.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J].唐史论丛，1998(1)：46-65.
[15] 求士,明德.“三武一宗”毁佛的历史考察[J].学术界，1995(4)：32-35.
[16] 于辅仁.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53-60.
[17] 于辅仁.会昌法难及其疑问之破释[J].五台山研究，1994(1)：3-5.
[18] 袁刚.会昌毁佛和李德裕的政治改革[J].中国史研究，1988(4)：121-128.
[19] 谢和耐.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20] 张建华.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膨胀与“会昌废佛”[J].天中学刊，2002(6)：75-77.
[21] 齐倩楠.唐武宗“会昌灭佛”的历史原因[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4)：64-65.
[22] 李硕.从“三武一宗”灭佛看当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及其影响[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3] 魏晓燕.“达玛灭佛”与“会昌法难”比较研究[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31-35.
[24] 理净.“三武一宗”法难引起的反思[J].五台山研究，2004(3)：3-7.
[25] 静贤.“会昌毁佛”原因与反思[J].世界宗教研究，2013(5)：36-44.
[26] 何灿浩.会昌朝省官、废佛与大中朝增官、兴佛析论[J].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86(2)：48-55.
[27] 李文才.会昌毁佛原因之再认识[J].淮阴师专学报，1997(2)：46-49.
[28] 崔北京.武宗灭佛原因新探[J].绥化学院学报，2005(5)：131-132.
[29] 薛生海.从《大藏经》有关史料审视唐武宗的灭佛事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79-82.
[30] 杨学明.圆仁亲历的会昌佛难[J].黑龙江史志，2015(9)：245-246.
[31] 许美惠.论“会昌灭佛”的影响[J].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14(1)：195-200.
[32] 田延柱.李德裕和会昌禁佛[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5)：66-69.
[33] 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M].台北：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6.
[34] 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增补本)[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35] 曹胜高.会昌前后僧俗关系的变化与文学之“转变”[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8-22.
[36] 陈引驰.中国文学与佛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7] 姜芊.李德裕与会昌毁佛[J].兰州学刊，1991(6)：92-96.
[38] 封野.论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之关系[J].江苏社会科学，1998(3)：133-138.
[39] 杨发鹏.论李德裕在会昌灭佛中的作用[J].宗教学研究，2011(1)：101-106.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Extermination of Buddhism during the Huichang Reign”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FANG Sheng,SUN Dand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 Extermination of Buddhism during the Huichang reign was the largest, most severe and most far-reaching event in the extermination of Buddhism in ancient China, which even changed the way of Buddhism’s propagation in China to a large extent. In recent years,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thehistorical pross of “extermination of Buddhism during the Huichang reign”,the causes for the destruction of Buddhism by Wu Zong, and the impact of the destruction of Buddhism movement, and achieved considerable fruitful results. By sorting out these achievement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extermination of Buddha itself has been relatively adequate, while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is relatively lacking.
Key words :Extermination of Buddhism during the Huichang reign; Causes; Impacts; Research summary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9)05-0054-04
收稿日期： 2018-12-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51007)
作者简介： 方胜(1977-)，男，安徽桐城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吴晓红]
标签：会昌毁佛论文; 原因论文; 影响论文; 研究综述论文; 安徽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