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1]2004年在《无形资产会计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无形资产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最活跃的因子,近年来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其占社会资产比例上都在快速地增长。在以无形资产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世界里,使用了几个世纪的会计准则和惯例面临挑战,特别是“安然”和“世通”公司的崩塌,对全球会计界都是一次巨大的震动,投资者开始将更多地目光聚焦在报告中所披露的相关性信息上。本文主要讨论无形资产会计对财务报告的影响,通过分析无形资产的经济特点,对比最新的美国、英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会计标准,解析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的难点。目前的会计标准仅对很小一部分来自交易并可以定价的无形资产予以确认。按此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根本无法为报表使用者充分披露有关无形资产的信息。按照现行会计准则,仍有一些无形资产未包含在资产负债表内。如研发投入、自主品牌、人力资源等,而这些项目对公司未来获利能力有着重要意义。从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应当将它们列入资产负债表中,向报表的使用者传递这些重要的财务信息,帮助他们决策和正确评估公司价值。这也是未来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现行会计准则更多的是强调信息的客观性,而忽视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因此笔者在论文中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法。未来的会计政策应更多地关注信息的相关性,以缩小公司的市场价值与报表上的帐面价值之间巨额差异。
石道金[2]2008年在《我国林地与森林生物资产会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理论和相关会计理论为基础,运用规范分析和调查研究的方法,选择林业企业资产中最重要的林地和森林生物资产的财务会计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会计目标出发,对林地和森林生物资产的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核算和报告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为目前林业企业尤其是林业上市公司迫切需要解决的森林资源资产会计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林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只从重要性原则出发,选择林业企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林木类生物资产的核算问题进行突破,导致《企业会计准则》没有包含林业企业林地和森林生物资产会计核算的特殊性,不能充分披露林业企业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从完善我国会计核算体系的角度,有必要规范林业企业林地和森林生物资产具体核算标准,作为我国会计标准的第叁个层次。(2)在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下,林地和森林生物资产会计应改变林业会计把林地资产价值包含在林木资产中进行核算的传统做法,林地与森林生物资产应各自独立进行会计核算,并分别进行会计信息列报与披露,以弥补现行企业财务会计报告中林地资产会计信息缺失、森林生物资产会计信息不实,造成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未来现金流量误判的经济后果。(3)林地资产确认应按“有效控制法”(或称金融合成分析法),即以控制权的转移与否作为确认的标准,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土地国家所有,但并不能否定会计学对林地资产的确认;按企业获得林地方式,可把林地资产确认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两类进行总分类和明细分类核算;林地资产计量应采用“成本计量模式+实物度量”的形式,以矫正成本计量模式的不足;林地资产信息披露应采用“历史成本+林地面积”的报告模式,在资产负债表中列报外,按林地资产类别在增设的会计报表附表和在附注中予以披露。研究认为《企业会计准则》应增加林地资产核算规范的内容。(4)森林生物资产按确认标准应分为林木类、植物类和动物类生物资产,并按消耗性、生产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进行会计核算;其会计核算对象也应按此分类确定,并按林种和生产作业单元设计成本计算单;企业会计准则中营林生产费用资本化标准应进行修正;森林生物资产应采用“历史成本+实物度量”的计量模式;其会计信息披露应采用“历史成本+蓄积量”的报告模式,在资产负债表中列报外,按其类别在增设的会计报表附表和在附注中以披露,可以增强森林生物资产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代理成本。
刘梅娟[3]2009年在《森林自然资本公允价值计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价值理论、产权理论、会计目标理论以及会计计量理论为基础,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选择林业企业最重要的森林自然资本——森林生物资产和森林生态资产的会计计量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以公允价值计量为主线,对森林自然资本价值的会计计量规范及其公允价值计量的获取技术、计量模式及财务报告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为林业经营组织进行森林自然资本公允价值会计核算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森林生物资产尤其是森林生态资产,其获取技术途径应更多地考虑采用非市场价值的评估技术对其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其估价技术方法应充分借鉴现行成熟的经济学(包括生态学)价值评价方法,但只有符合公允价值定义和条件的评价结果才是公允价值。(2)在森林生物资产的计量模式方面,其初始计量一般应按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在后续计量时则应视不同的森林生物资产而定,而森林生态资产的初始及后续计量均比较适合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3)建立在公允价值计量基础上的森林自然资本收益决定模式应以事项基础、总括收益观、名义货币实物资本保持观念、收入费用观与公允价值计量基础进行有机融合作为其收益确认或计量方法选择的理论依据。(4)森林自然资本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披露方式有补充报告和独立报告两种模式,在现阶段,宜采用独立报告模式,待将来有关的森林自然资本会计理论和方法成熟后,特别是科学地解决了货币计量之后,可采用补充报告模式。
王志亮[4]2009年在《公允价值的决策有用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公允价值的决策有用性研究”为题,意在为国内会计准则制定、企业会计和财务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使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探讨、实证检验和决策应用叁个方面对公允价值的决策有用性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首先以美国财务会计概念系列公告及财务会计准则为基础从理论上对公允价值的概念及其特征、公允价值与会计目标的关系、公允价值决策有用性的质量特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构建了公允价值决策有用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代理理论和企业契约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探讨了公允价值决策有用性的制度保障机制。其次,在理清公允价值与企业价值、公允价值与企业股票价值关系的基础上,修正进而构建了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统计检验模型,用深市A股市场的样本公司对公允价值的决策有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市场仅在短期内对计入当期损益的公允价值变动作出了反应,显示了公允价值具有一定的增量信息含量;从长期看,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更注重对企业长期获利能力和成长能力(即企业自创商誉)的评估。最后,决策应用部分分别从市场和企业两个不同角度探讨了公允价值决策有用性在实践中的应用。构建了公允价值会计下的企业投资价值评估模型,指出公允价值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市场透明度,增进了资本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并就公允价值会计对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和决策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公允价值较历史成本更能反映报告主体的经济状况真相,增进了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公允价值决策有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其“脱手价格”的界定将企业超额获利能力从具体计价项目中分离出来,便于在可比的基础之上更好地评估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企业投资价值,并有力地促进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
门瑢[5]2017年在《基于“资源流—价值流”的我国铁路会计信息质量优化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我国铁路产业的快速发展,铁路网规模持续扩大,铁路业务、技术和管理不断创新。新形势下铁路行业固有属性和非固有属性对铁路会计信息质量形成了重大影响,出现了"严格按照铁路会计规范提取会计信息,铁路会计信息真实性和决策有用性低"的会计信息悖论现象。铁路统一调度指挥和复杂的成本收益分辟困难,以及传统铁路管理体制,铁路运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更加复杂。在"十叁五"国企改革和高铁"走出去"战略重大背景下,铁路运输企业需要进一步开展市场化改革,创新投融资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这都对铁路运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关文献主要涉及叁个主题:一是铁路产业技术经济文献,主要针对铁路产业及铁路运输企业的公益性、网络经济、资产专用性、集中统一调度指挥、复杂的生产与管理界面等特征展开研究;二是铁路会计信息质量文献,主要运用会计目标理论、信息不对称及信号传递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从一般性理论和方法视角针对铁路运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叁是元素流和价值流文献,主要结合特定产业生产工艺流程的"元素流——价值流"分析框架对物质和价值流转进行分析。本文立足已有研究成果,力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铁路产业具有什么样的固有属性和非固有属性?基于铁路产业特殊技术经济特征的"铁路资源流—价值流"如何反映铁路资产价值及会计信息流动?铁路产业属性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是什么?本文以"铁路资源流——价值流"为基础,结合铁路产业基本属性和生产流程分析,以铁路运输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为主线,按照"铁路产业属性——资源价值流——会计信息质量"的逻辑思路,采用铁路生产和工艺流程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对铁路会计信息质量"资源流——价值流"形成机理、固有属性与非固有属性对铁路会计信息质量的传导机制,以及铁路运输会计信息质量优化路径展开系统性研究,并针对铁路关联交易、专用性资产、货运收入清算、运输成本清算等四个重点领域展开研究,得到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铁路产业特征对铁路会计信息质量的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产生重大影响。铁路产业具有固有属性和非固有属性两个方面的技术经济特征,其中,固有属性包括网络经济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资产专用性、公益性、自然垄断性等方面,非固有属性包括调度指挥集中统一、财务清算、会计分级核算、预算管理等方面。铁路产业属性深刻影响了铁路会计信息产生的制度环境和会计规程,从而形成对铁路会计信息质量的系统性和局部性影响。特别地,我国铁路产业集中调度指挥和按照铁路行业特有会计规则核算的成本收入清算体系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论文构建了"铁路产业属性——铁路资源价值流——会计信息质量"机理分析系统,建立了"铁路资源流——价值流"的铁路价值流和信息流的传导机制、"铁路资源价值流——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生成机制、"铁路产业属性——会计信息质量,,的决定机制。立足铁路运输生产和工艺流程分析,分析了铁路行业公益性、铁路行业大管理跨度和复杂生产过程、铁路行业统一的会计制度、具有行业特征的铁路行业会计标准、铁路管理体制机制对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传导与作用。第叁,铁路会计信息质量优化路径包括:建立铁路生产要素交易市场(价格发现市场),设置专用资产交易市场,完善铁路会计准则、会计规程和会计操作规范;优化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各环节;有效加强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控等内控要素;采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信息系统等会计技术等,从而提高铁路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相关性、可比性、谨慎性、透明度等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第四,针对铁路关联交易、专用性资产、货运收入清算、运输成本清算等四个重点领域的研究表明,铁路网络性基础产业(Industry with Network Characteristics)的固有属性是影响铁路关联交易、专用性资产、货运收入和运输成本清算会计信息质量的根本原因。为提高铁路会计信息质量,要重点解决如下问题:委托运营模式下关联交易定价不合理,信息披露不透明等;专用性资产主要存在估值难、无形资产确认不充分等;货运清算收入存在清算单价不合理;成本核算比较粗放、预算管理下存在着盈余管理等问题。本文建立了"铁路产业属性——铁路资源价值流——会计信息质量"机理系统,探究了基于铁路产业属性和生产工程流程的会计信息质量传导机制与实现路径,评价了我国铁路会计信息质量水平,为改善我国铁路产业会计信息质量理论和实际操作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中国铁路产业改革和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
彭珍丽[6]2008年在《新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正式对外发布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比旧准则的有许多变革,与国际会计准则具有趋同性。打破以往的会计信息披露规范,建立新的条例后,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作为执行新准则的信息披露方将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反应。因此,本文着重阐述和分析了新会计准则相对于旧准则的重大变革,并主要以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被影响面为研究对象,阐述并揭示准则变革所带来的在会计信息披露(主要以财务报告形式表现的)方面的变化和影响。同时,针对新会计准则的变革和实行,通过一些实例的数据模拟、分析和证明,本文也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角度,提出了在阅读新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时应该关注和考量的变化。这些变化大致分为两种:一是纯粹由于准则变化产生的表面信息前后不连贯;二是某些具有特定意图的企业可能利用新准则而进行会计操纵,达到粉饰企业经营业绩目的而产生的信息失真。针对第二类信息,本文提出了以营业外收支净额占利润总额比例作为考量对象,以上市公司历史数据为总体和样本选取范围,通过统计学样本成数抽样分布方法分析和证明,对于异常的比例,可以进行重点追踪和怀疑,可能存在利用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企业合并等新准则进行会计操纵以粉饰经营业绩的行为。最后,新准则存在哪些薄弱环节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本文尝试着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一些建议。
刘慧芳[7]2013年在《财政风险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研究》文中提出财政风险管理与政府会计关联十分密切。首先,政府会计提供的政府资产和政府债务信息是财政风险管理所需信息的重要来源。其次,各个国家面临的财务压力是政府进行政府会计改革的激励因素之一,从政府会计改革的实践来看,国家面临的财务压力越大,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力越强。再次,政府通过发行债券对政府债务的规模和结构进行调整,实现与政府资产的规模和结构相匹配,以降低财政风险。反映政府整体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现金流量的财务报表是表明政府信用情况的主要文件。一个完善的政府债券市场,离不开政府提供的政府财务报告。而政府财务报告的质量取决于一个国家政府会计准则制定的质量。最后,在面临内外部的预算约束时,政府往往会产生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具体表现为各种类型的政府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而收付实现制的政府会计给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的存在提供了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财政风险。所以,设计良好的政府会计可以更好地反映和预测财政风险状况,也是进行财政风险管理的基础性手段。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一方面需要政府会计在财政风险管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同时我国的政府会计还比较落后。财政风险管理是通过对政府债务和政府资产两方面的管理来实现的,而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不能提供真实可靠的政府资产和政府债务信息。原因在于政府会计主体的设置不科学、政府会计的目标定位不明确、采用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基础及缺少统一的政府会计准则。政府会计改革的方向为：采用“双主体”的政府会计主体模式,“基金”主体和“组织”主体并存；分离预算会计与政府财务会计,采用预算会计与政府财务会计并行的政府会计模式；将权责发生制逐步引入政府预算及政府会计领域,从政府会计到政府预算,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从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到完全的权责发生制。在此基础上,将预算会计要素设置为预算收入、预算支出和预算结余；将政府财务会计要素设置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费用。以政府资产负债表、运营表和现金流量表为核心,重构我国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本文在对现有研究成果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从以下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对财政风险及政府会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阐释。政府债务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财政风险的集中体现。但政府债务本身说明不了财政风险状况,关键是能否与政府资产相匹配。财政风险的资产负债表管理是将财政风险和政府会计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政府会计改革的过程是对政府会计模式选择的过程。政府会计主体的选择模式存在“组织”主体和“基金”主体两种；政府会计目标的定位也是政府预算与政府会计关系的处理；不同的会计基础下,政府会计提供侧重点不同的会计信息。第二,对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的财政风险管理作用的发挥做出了评价。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基础使得各预算单位提供的政府资产和政府债务信息相当不真实；不同的组织形式采用不同的会计制度使得政府合并财务报告的提供缺乏技术上的可能性；财政总预算会计本质上为资金会计,对实物资产不核算。这些造成了我国的政府会计无法提供进行财政风险管理有价值的会计信息。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首先是政府会计的目标定位不清,其次是政府会计主体设置不合理,最后是采用收付实现制会计基础。第叁,阐明我国应选择“双主体”的政府会计主体模式、预算会计与政府财务会计并行的“双轨制”政府会计模式、会计基础选择权责发生制。在选择政府会计模式时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但更重要的是结合本国具体的政府会计环境。“双主体”为“基金”主体和“组织”主体并存的政府会计主体模式。我国的“双主体”具体形式为：对于符合“基金”确认条件的资金采用“基金”会计的模式,“基金”既为核算主体也为报告主体；对于政府其余的经济业务以“组织”为会计主体,其中,“机构”为核算主体和报告主体,“政府”为报告主体。“双轨制”政府会计模式指预算会计与政府财务会计并存。预算会计核算政府预算收支的整个过程,反映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对预算支出的核算以支付周期为主线：既核算预算金额也核算实际执行金额；预算会计为资金会计,不核算实物资产。政府财务会计核算政府所有的经济业务活动,包括与财政年度预算收支有关的活动,也包括与财政年度预算收支无关的活动；提供这些活动引起的会计期间内收入和费用的发生额、会计期末资产、负债及净资产的余额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分析财政风险状况至关重要。只有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基础下,政府会计提供的资产和负债信息才是最真实可靠的。但是,权责发生制的引入也会带来一系列成本的增加。只有结合本国的政府会计环境,才能使得收益最大化。权责发生制的引入应采用循序渐进的步骤。地方政府对财政风险管理的需求大于中央政府,应先在地方政府债务核算及资产核算中引入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预算在我国现阶段有存在的必要性,应先在政府会计系统中引入权责发生制,成熟之后,考虑在政府预算中引入权责发生制,但政府预算与政府会计的会计基础差异不应是一种长期存在。第四,重新构造我国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政府财务报告由政府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附注构成,由政府财务会计系统产生。政府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运营表和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和净资产；运营表要素包括收入和费用；现金流量表要素包括现金收入、现金支出和现金余额。其中,资产负债表和运营表基于相同的会计基础——权责发生制,现金流量表依据的为收付实现制。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由预算会计系统提供,预算会计要素设置为预算收入、预算支出和预算结余。反映收付实现制预算下,预算收支的执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信息为政府财务报告的组成部分之一。第五,财政风险分为广义的财政风险和狭义的财政风险。广义的财政风险为公共风险,狭义的财政风险为政府组织的财务风险。狭义的财政风险又可具体化为短期的财务风险和长期的财务风险。将社会各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合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反映公共风险状况。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是国家资产负债表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分为叁个层次：依据政府会计准则编制的政府资产负债表、包括了政府财务报告中披露内容的资产负债表、包括了政府所有资产和负债的资产负债表。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反映狭义的财政风险状况,其中依据政府会计准则编制的政府资产负债表更侧重政府短期的财务风险。论文将政府会计主体设置、预算会计与政府财务会计分离及权责发生制在预算及政府会计中的运用融合在一起,使得方案的设计更具操作性。同时,将财政风险的层次性与政府财务报告的层次性对应,理清了财政风险管理的思路,结合具体财务指标的设计及运用,提高了政策的实用价值。
曾洁琼[8]2006年在《我国企业智力资本计量和报告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而知识经济有别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正是在这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和知识管理成为了商业领域最热门的话题。如何对企业市场价值与帐面价值的严重背离问题作出正确反应以及尽量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这是每个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本文主要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企业的智力资本的计量和报告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智力资本的计量和报告属于管理学研究领域中相对前沿的问题,是目前国内外智力资本理论界和实业界正在探索的热点领域。首先,本文综述了智力资本运营的理论基础,并对国内外智力资本的计量和报告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进行了评析。然后,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了我国企业智力资本的管理现状,并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资料的有关数据作了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研究了我国企业在智力资本报告方面所存在的顾虑和进行智力资本披露和报告的动机情况。以此为基础,针对我国企业智力资本管理方面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叁个问题:智力资本的构成、智力资本的计量和智力资本的报告问题展开了研究。从企业价值创造机理出发,按照结构化程度的高低,提出了智力资本的动态四分法构成模型。在动态四分法构成模型的基础上,对计量和估价进行了区分,得出了一种由识别、诊断和结果构成的叁步式的企业智力资本计量的框架结构。并构建了由智力资本状况表、智力资本流量表、智力资本预测表和智力资本报告备忘录组成的企业智力资本报告框架。设计了联系智力资本报告和财务报告的智力会计记分卡。最后,根据企业智力资本报告的“融资”动机,以及企业进行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本利分析情况,研究了企业基于智力资本的财务决策问题,建立了企业智力资本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模型。由于智力资本所特有的性质:无形性、作用方式的共同性(智力资本构成要素之间的共同作用和需要与其它要素相互配合等)、价值的潜在性和价值创造的未来性等特点,将智力资本的计量模型中的系统和过程部分分为内部管理的计量法和外部估价法。内部管理计量法主要采取定性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旨在发挥智力资本的潜能和提高其管理效率。而外部估价法针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带有跳跃-扩散过程的智力资本的市场定价模型。本文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框架下,建立了将智力资本作为外生给定的跳跃-扩散过程的智力资本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模型。对模型进行数值分析发现,智力资本比较多的企业的杠杆效应和其智力资本间存在正相关性;而杠杆水平和其R&D强度间存在负的相关性。另外,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智力资本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发现:信息不对称会增加企业的资本成本,信息的披露情况与资本成本之间具有负相关性。
魏紫[9]2010年在《企业无形资产资本化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影响机理与制度背景》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人类社会已经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有形资产曾经是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源泉,然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产品和劳务中“物质”的比重不断下降,“知识信息”的比重不断上升,企业价值链的重心已经逐渐由有形资产“漂移”至无形资产,正如Goldfinger(1997)所说,当今社会的经济价值和财富不再是由物质要素生产的结果,而是基于无形资产的创造。随着无形资产重要作用的日益凸显,无形资产的信息披露成为资本市场投资者、评估机构、以及信息中介(证券分析师)关注的重点。大量研究表明,企业财务报告中无形资产的信息对于投资者无偏的评估企业的价值、正确的估计企业的盈利状况以及帮助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传统的财务计量体系从稳健性原则出发,不倾向于将企业全部的无形资产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从而导致了大部分的无形资产不能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得以体现,无形资产信息披露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披露不充分的问题。无形资产的小部分资本化导致了投资者很难无偏的估计企业的价值以及预测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和有用性受到了质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以财务信息披露理论为基础,在我国无形资产财务报告准则实现国际趋同这一制度变迁的环境下,从资本市场最聪明和最专业的财务报表使用者——证券分析师的视角出发,从“影响机理”和“制度背景”两个角度研究了财务报表对无形资产反映的充分程度,即无形资产资本化对财务报表使用者进行预测和决策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建立无形资产资本化、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之间的影响传递机制从理论上提出了无形资产资本化对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本章试图打开无形资产研究的“理论黑箱”,根据无形资产不同的信息特征,把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无形资产分为“权力型无形资产”和“技术型无形资产”,并对不同类型的无形资产资本化对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跟随、盈余预测的准确性以及盈余预测分散性的影响进行再检验。其次,本文以我国无形资产财务报告准则实现国际趋同的制度变迁为线索,考察了制度背景对企业无形资产资本化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之间关系的影响。在考察旧准则框架下企业无形资产资本化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关联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我国2007年无形资产新准则的实施对企业无形资产资本化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之间关系的影响,从证券分析师的视角检验了新准则的实施是否显着提高了财务报表中的无形资产信息对报表使用者的“有用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无形资产资本化和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跟随、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以及证券分析盈余预测分散性显着负相关。企业无形资产资本化程度越高,分析师盈余预测跟随越少,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程度越高,分析师之间的预测分歧越小。此外,财务准则的规定对企业无形资产资本化程度有重要的影响,我国在2007年实施的无形资产新准则从宏观制度层面提高了财务报表内无形资产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增强了无形资产资本化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相关性,因而提高了财务报表中无形资产信息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的有用性。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对无形资产信息披露、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以及财务准则变更的相关研究进行了传承与创新。第一,以往有关无形资产的文献大部分只是检验了企业无形资产存量(即无形资产在财务报表中的确认金额)与的某经济一特征之间的关联,而并没有把无形资产资本化程度(即,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无形资产和企业全部无形资产价值的比值)对投资者以及证券分析师的影响进行检验,从而没有从根本上回答财务报表中无形资产的确认程度对报表使用者的影响这一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的核心问题1。本文从无形资产资本化程?度对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出发,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正面回答。第二,现行的大部分有关无形资产的研究,都把企业无形资产视为一个整体,并未对不同类型的无形资产进行分类研究,因此并未打开无形资产研究的“黑箱2”。本文通过研究不同类型的无形资产对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第叁,无形资产在财务报表中的确认程度与无形资产会计准则的规定紧密相关,我国在2007年实施的无形资产新准则是否提高了财务报表中无形资产信息对报告使用者的有用性?这是财务准则变更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我国新准则实施的时间还不长,对于无形资产准则变动影响的实证研究至今仍是无人问津,本文弥补了这一理论空白。本文不仅在理论上扩展了之前的研究,填补了前人的研究空白,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公司管理层、证券分析师、以及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第一,对公司管理层来说,在当前的财务报告准则给予管理者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的条件下,是否选择在报表上确认无形资产,什么时候在报表上确认无形资产、外部投资者对报表上的无形资产信息会有怎样的反应?进而对公司融资的资本成本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对于公司财务总监的披露决策至为重要。本文的研究从证券分析师的视角给了公司管理人员一定的参考反馈。第二,对证券分析师来说,随着无形资产对企业重要性的增加,报表中的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程度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无形资产资本化程度对盈余预测误差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证券分析师应对企业财务报表中的无形资产信息予以重点关注。第叁,对准则制定机构来说,随着无形资产重要作用的日益凸显,财务信息披露的监管重心应该由有形资产的披露转移到无形资产的披露。如何制定合理的无形资产信息披露准则,使得财务报表既能“充分”又能“可靠”的反映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是准则制定机构最为关心的问题。新准则的实施是否有效的提高了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的质量,增强了无形资产表内确认信息对报表使用者的有用性?这些是准则制定者最为专注,但是却一直未得到验证的问题。本文的研究从财务报表最专业、最直接的使用者——证券分析师的角度出发,为无形资产新准则实施效果的检验提供了证据。
李珍[10]2008年在《基于财务报告目的的评估研究》文中指出会计作为一种信息系统,首先要求提供的信息做到客观真实。国际金融业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会计所处的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物价水平变动频繁,金融衍生工具,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在企业中日益重要,信息使用者对财务信息的相关性、可比性以及可预测性要求提高,这都给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已不能满足经营决策的需要。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要求在会计处理和财务报告中列示资产价值时,“以现实价值为基础”来取代传统的“以历史成本为基础”,反映了不断变化的市场,以及在市场中不断变化的资产和负债的价值,这不仅反映了管理层取得或销售资产和发生或清偿负债的决策,而且反映了其继续持有资产和承担负债的决策的影响,因此公允价值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会计计量的客观真实性要求。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39项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应用是其中的一大亮点,公允价值在新的会计准则中的应用表明公允价值的研究与运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新会计准则中的引入,使公允价值的科学计量问题成为国内外会计界和资产评估界讨论的热点。资产评估作为一种专业性的中介服务机构直接目的就是为交易当事人提供估价意见,评估师的服务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客观公正性,在实践中能够满足公允价值计量提出的要求。新的会计准则中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资产减值、非货币性交易、租赁和套期保值等具体准则对会计要素的公允价值的确定具有不同要求,公允价值计量越来越依赖评估师为会计要素的计量和披露提供专业意见,由此产生了基于财务报告目的的评估。随着会计中公允价值应用范围的扩大,评估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会计与评估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同时也给“基于财务报告目的的评估”业务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基于财务报告目的的评估业务在我国还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但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我国会计界与评估界必然要同国际接轨,随着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在会计中的广泛应用,基于财务报告目的的资产评估业务也必将成为我国资产评估行业的一项重要业务。公允价值的确定依靠资产评估的专业服务,只有评估业务规范了,评估质量提高了,才能从根本上奠定在一定条件下恰当使用公允价值的基础。本文得撰写以会计计量和评估两条主线展开论述,首先,论述公允价值计量的科学性,以及公允价值的计量要求资产评估的专业服务;其次,论述会计计量属性与资产评估价值类型的界定,理清会计与资产评估中公允价值的关系;再次,论述基于财务报告目的的评估理论,具体分析基于财务报告目的的评估业务的评估对象和评估目的,评估依据,前提假设以及评估方法;最后,结合国外的经验,提出评估如何与会计合作,如何为会计要素的公允价值计量服务,对如何发展我国基于财务报告目的的评估业务提出意见和建议。
参考文献：
[1]. 无形资产会计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分析[D]. 林海.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2]. 我国林地与森林生物资产会计研究[D]. 石道金. 北京林业大学. 2008
[3]. 森林自然资本公允价值计量研究[D]. 刘梅娟. 南京林业大学. 2009
[4]. 公允价值的决策有用性研究[D]. 王志亮. 北京交通大学. 2009
[5]. 基于“资源流—价值流”的我国铁路会计信息质量优化研究[D]. 门瑢. 北京交通大学. 2017
[6]. 新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D]. 彭珍丽. 同济大学. 2008
[7]. 财政风险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研究[D]. 刘慧芳.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8]. 我国企业智力资本计量和报告研究[D]. 曾洁琼.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9]. 企业无形资产资本化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影响机理与制度背景[D]. 魏紫. 吉林大学. 2010
[10]. 基于财务报告目的的评估研究[D]. 李珍. 河北农业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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