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热情和理性的失衡——臧克家在建国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热情论文,政治论文,臧克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臧克家在解放前的诗歌创作，我曾经写过三篇文章。这里着重探讨一下臧克家在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可以大致分为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阶段来谈。不论文革前或文革后，臧克家都显得政治热情高涨和创作态度勤奋，不过具体内容和形态有所变化。苛刻地说，他的政治热情缺少清醒理性的支撑，往往难免随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因而勤奋的创作劳动也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误入歧途。其中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记取。
（一）1959年7月，张光年在为臧克家的《欢呼集》所写的序言中说， “近十几年，他一直多病，通常情况下，每天只能工作二、三小时；有时完全不能劳作。尽管这样，解放后他仍然写了很多。大跃进以来，诗人心花怒放，写作更加勤奋，读者从报刊上经常可以读到他的新作。今年他还写了长诗《李大钊》。除此以外，他还主持《诗刊》的编辑工作；经常写些有关诗歌问题的评论文字。他真是把全部的心力放在诗歌的事业上。一个病人工作得这样多，这样地满怀热忱，单是这种意志力量和献身精神，就是使人感佩的。”① 这种勤奋，臧克家是始终如一的。
他的勤奋来自他的政治热情。他的诗歌大都是政治抒情诗。1949年春天，他刚到人民首都北平，就写了《看到的 听到的 感到的》组诗，情不自禁地歌颂解放战争的迅速进展，歌颂革命干部，歌颂人民的报纸……1949年11月初，他发表了《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这首诗巧妙地选择了一个抒情角度，以“纪念鲁迅”为契机，以深入浅出、琅琅上口的语言，歌颂为人民献身的志士仁人，鞭挞反人民的丑类，宣扬革命的生死观。一炮打响，开头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仍然活着”，广泛流传。此后，各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抗美援朝，宪法公布，反胡风，反右派，他都以诗歌作武器来积极配合。每年重要的节日，如新年、五一、五四、七一、十一等等，他也多有献诗。从1957年10月起，苏联卫星和宇宙飞船接连上天，他为此连续写了二、三十篇颂歌，有一本诗集就名为《一颗新星》。1958年，他更以大跃进的姿态歌颂大跃进，春天在作家协会创作跃进大会上，他宣布计划“今年要完成短诗25篇”，结果完成60多篇，结集为《春风集》（作家出版社），其中除了直接歌颂全民大炼钢铁、农业高产放卫星、人民公社及公共食堂以外，还有对于国内外时事要闻的配合，例如，《亲人回到了我们眼前——欢迎志愿军归国》，写同样内容的还有《欢迎英雄志愿军》、《千万人拍手把你们欢迎》、《歌唱“三十二”条》、《庄严的声明——听了周总理的声明以后》、《如雷贯耳——读了陈毅外长严正警告杜勒斯的声明以后》、“毛泽东赫鲁晓夫公报”发表后，他写了《欢呼集（组诗）》，意犹未尽，又写了《再欢呼》……
张光年曾批评臧克家的《在毛主席那里作客》那样具体抒写的作品属于“比较散文化的急就章”，“甚至来不及把自己的激动情绪压缩在富有节奏性的语言里”，② 那么大量应景之作就更加空泛粗糙了。而且，根据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许多作品成了错误路线的附属品。倒是少量的政治色彩较淡的抒情诗作，如《海滨杂诗》组诗（1956年）、《凯旋》组诗（1961年），写得比较从容有致。例如《会合》：“晚潮从海上来了，／明月从天上来了，／人从红楼上来了。”短短三句勾出了夏日海边黄昏的优美景象，诗题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羡》：“坐在窗前向下望，／病友们散步趁晚凉。／向着远处放眼光，马路上人们长着翅膀。／／窗里的斗室像口井，／窗外的世界是海洋。”巧妙地捕捉和传达了住院病人的心情和感受特点。……但是即便这些较好的作品也赶不上解放前作品《老马》、《三代》等等的丰厚深沉。
原因何在呢？并非只是“欢愉之词难工，而哀伤之词易巧”。郭小川、贺敬之、公刘、李瑛的“欢愉之词”就比较好。臧克家没有郭小川、贺敬之那样豪迈雄壮的情怀和居高临下的气势，因此写不出《致青年公民》、《放声歌唱》那样底气充足的长篇战歌；也没有公刘、李瑛那样对于战斗生活的细微体会，因此写不出《五月一日的夜晚》、《花》那样丰满、玲珑的抒情华章。臧克家一直苦于因病不能深入新的生活，这固然不错，但远非问题的全部。诗人除了深入生活之外，更需要按照自己的抒情个性，随时把新的感受和心灵仓库的储存融合起来。臧克家的诗歌缺乏这种新旧融合，以致即使他抒写新生活的较好作品也不够厚重，而且长时期没有改观，看来他似乎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新旧融合的必要。
臧克家的政治热情有他自己的特点。他从年轻时就追随革命，1949年春是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由党组织把他从香港接送到人民首都北平的。在国统区他“年年难过年年过”，现在不但生活、工作有保障，而且受到信任和尊重。1949年7月， 他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委员。接着，他被选为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主席团委员，全国第二、三届人大代表，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决策。此外，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领导人都有直接交往。1956年，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他由出版总署调到作家协会并进入领导班子书记处。1957年1月， 为了商讨在《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的诗词问题，他曾奉邀“在毛主席那里作客”。此后曾经收到毛泽东的7封书信。他对毛泽东的诗词所提的润色建议曾被采纳13条。③ 这些当然使他深深感受到崇高荣耀和知遇之恩，激发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拥护和热爱。另一方面，他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来自延安的干部，感到“向往延安，未到延安，／是我终身最大遗憾”。④ “人生不喝延河的水，总觉缺少点革命味”。⑤ 这又使他难免有些自卑。这就自然形成了对工作勤勤恳恳又兢兢业业，对领导人无比崇敬、步步紧跟，以至个人迷信的心态。在文艺问题上，他毫无保留地竭诚拥护毛泽东的《讲话》，坚信文艺是革命的工具，理当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于是，他理直气壮地论证作家要“赶任务”的口号，他说，“赶任务可以赶出好作品来，同时也可以给比较大型的艺术创作准备条件”。“许多赶任务的作品写得不好，但这不能归罪于赴任务本身，而只能归罪于作者自己。……以文艺作品赶任务，它的作者必须是这个任务的彻底参加者。”⑥ 于是，他自豪地宣布如下的诗歌观：“政治热情是诗人的灵魂”；“闻擎鼓而思猛将。听到斗争的声音我想起了诗人同志们”；“我们的新诗是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在解放后的每一次运动里，诗人们都是用诗作武器参加了战斗的”。⑦ 解放后毛泽东所有关于诗歌问题的谈话，如要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新诗要精练、大体整齐、押韵，等等，他也都完全拥护，反复解说，身体力行。基于这样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观，臧克家迫不及待地写出那样多配合政治斗争的作品，而且追求明朗通俗的民族化、群众化格调，就是很自然的了。
（二）文革开始，臧克家受到冲击，被抄家， 挨批斗“大约三四十次”。 ⑧ 1969年11月底，以戴罪之身携家下放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一面劳动，一面继续接受批判；1972年9月，对他宣布审查结束，历史问题维持1956年的原结论， 他很受感动地哭了一场，获准携家回京。⑨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时臧克家已经年迈古稀，他依然保持着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勤奋的写作态度。不过，他的写作不再以新诗为主，而是新诗、旧体诗、散文随笔多头并进，而且渐呈“我爱阳体胜新诗”、“多写散文少写诗”的趋势。下面分三方面试作简述。
他晚年所写的新诗主要仍是政治抒情诗，包括悼念周总理、毛主席、宋庆龄等领导人，欢呼党诞生60周年，呼唤台湾和大陆统一，宣传计划生育，祝贺中国女排在世界比赛中夺冠……他“自己觉得，虽已到暮年，而精神状态与时代和人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身老而心青，所以还有激情，还能写诗”。⑩ 可惜这些诗歌大都内容浮泛，有的思想境界也不高。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有关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并没有献出颂歌；写于1982年9月的那一首短诗《您是——献给党的十二大》也毫未涉及十二大的精神实质。(11) 对于党的路线、方针竟然如此冷漠，是他以前从来未有过的表现。这不是偶然的。十年浩劫他虽然身受其害，但是对于浩劫的来龙去脉、历史根源并未深入思考，自己应当接受的教训也缺乏反思。仅仅把浩劫归罪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未能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一直没有摆脱个人迷信的束缚。“丰碑心头立，／革命道路永不迷，／遗爱永不忘，／热泪化伟力！”(12) “您的遗典在手头，／您的遗音在耳中，／您的遗容在眼前，／您的遗教在心胸。”(13) 这不就是“两个凡是”的写照吗？针对着“两个凡是”思潮，思想界所开展的关于实践是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197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的酝酿和通过，都没有促使臧克家跟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耽于个人迷信的心态使他既不能正确体认民族前进脚步的艰难曲折（一味高歌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也不能清理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切实提高精神境界（只是陶醉于老当益壮的豪情），也不可能把握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的实质（只能笼统地表示献身“四化”的决心）。四个（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的灵魂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解放；如果思想感情仍在个人迷信的禁锢之下，献身四个现代化的豪言壮语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可以把臧克家和艾青比较一下。艾青从1957年蒙冤，在诗坛消失了20来年，改革开放后复出。他针对着多年来盛行的、自己也曾参与的政治工具性诗风，呼吁“诗人必须说真话”，“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别人的心”。(14) 针对着仅凭政治热情、政治责任感写诗的风气，他重新强调写诗要有灵感。个人遭遇和民族前行的曲折道路经过反思后，增强和提升了他的悲剧意识、历史视野和人文情怀，从而写出了《光的赞歌》（1978）、《古罗马的斗技场》（1979）那样的经典性诗作。而臧克家对自己的创作道路并没有总体上的认真深切的回顾审察。1978年4月，他在《〈臧克家诗选〉序》中说，“由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浮在上面，没有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到创作的唯一源泉中去改造思想，体验生活，虽然经历了多次革命运动，受到教育、锻炼，有所前进，但面对蒸蒸日上、一日千里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形势，总感觉步子蹒跚。这些年来，也写了不少的诗，触于目，动于心，很想对瑰伟的现实有所表现，用笔头参加斗争，但它并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1990年，他在自选诗集《放歌新岁月》的《前言》中又对自己在解放后的诗歌创作作了如下的自我批评：“我1949年春来到北平，从开国到现在，除了几次短暂旅游，一直呆在首都，沸腾的现实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我都似近实远了。我也歌唱，但是为眼前政治服务的多，徒有空洞的热情而缺乏切肤之感；所积不厚，诗意稀薄，政治与艺术，畸轻畸重，所以许多产品如过眼云烟。”自责虽然越来越重，但是着重归咎于没有深入新的生活，并未能打中主体精神状态、创作心态方面的弊端。其实，读者对于诗人、尤其是老年诗人并不只要求他们唱出新生活的赞歌，更希望他们写出对人生、历史的感悟和概括。艾青的《光的赞歌》、《古罗马的斗技场》就是这样的作品，阅尽人间沧桑的臧克家不是也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吗？
臧克家多次宣称自己的观点不会轻易改变。其实改变是有的，不过往往是悄悄改过来。1976年春，他一面高歌《走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5月3日作），(15) 庆幸自己路线觉悟的提高，一面写了怒斥“天安门事件”（包括“天安门诗歌”）、批判邓小平的《八亿人民齐怒吼》（二首）。(16) 1978年11月，他写了《〈天安门诗抄〉捧在手》，(17) 表示转变了看法，但并没有公开检讨原来的严重失误（可资对比的是，诗人雷抒雁在名篇《小草在歌唱》中，赞颂张志新的同时，也责备自己的愚昧怯懦）。对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看法，臧克家也曾有重大改变。如对于胡适的《尝试集》，在他1954年11月写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里，为了和批判胡适运动保持一致，是全盘否定的，(18) 但在1979年的修改稿中则改为肯定胡适“在五四时期对新诗的创建与发展，是有一定作用和影响的”。(19) 这改变是怎么回事儿？臧克家并没有说明。由于臧克家未能郑重、深切地清理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只是悄悄地小修小补，致使他在一系列问题上故步自封，和新时期的历史走向貌合神离。单就诗歌观来看，他对于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的缺点不足看得过重，而且以偏概全，看不到它兴起的必然性和创新意义，公然表示反感，把它视为“一股逆流”，视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腐朽落后的文艺思潮和流派，在我国也泛溢起来”的反映，一味指责而没能起到大家期望的扶持诗坛新秀的作用。(20) 1985年他所写的《诗界三希》中，谈到新诗界的大诗人的成就时，仍然只举出郭沫若的《女神》为典范。(21) 不能不承认他的审美视野
狭、审美趣味滞后了。
在旧体诗的写作上，臧克家追求“三新”，即“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22) “语言新”确实比较突出。他的语言清秀凝练，形象感强，能把现代口语和古代语言中的某些句法和浅近语汇融合起来，作到雅俗共赏。他自己对此曾经举例说明：“有些境界，用新诗写出来淡而无味，如果出之以旧体，可能成为精品。试举二三诗句为例。‘诗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灯花几度红’，如果把它译成：‘诗的感情不像潮水那样有定时，夜半灵感袭来，好几次打开灯赶忙写起来’，试比一比，明眼人，自然会觉得哪一种有深味，哪一种无特色了。再如：‘秋来不用登高去，自有黄花俯就人’，是写王愿坚送菊花给陶钝一诗中的末二句。把它译成：‘重阳到了，不劳你远出登高看黄花，它自己送上门来了’。如果这样，便完全失掉它独特、创新的情味了。”(23) 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些例子：“近火潮衣蒸白雾， 沾身热汗化冰凉。”（《大风雪，收工暮归》）“傅粉冬瓜似石磙，菜花引蝶入厨房。”（《菜班》）这些诗句的动人，也是主要得益于诗人的语言熔铸、凝练工夫。在融合古今语言方面，臧克家的旧体诗确实有创新之功。令人略感不够满足的是，如何在旧体诗中把现代语言的丰富多彩的语气变化传达出来，这个难题他并未尝试解决，他的旧体诗几乎都是陈述语气。至于“思想新、感情新”，臧克家则显得有所欠缺。他一再抒写不服老的情怀：“自沐朝晖意葱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抒怀》）“攀登犹自脚力健，只计前程不计年！”（《自寿答友人》）“壮怀葱茏春常在，头上白发莫相欺。”（《寿曹靖华同志八十诞辰》）……这种烈士暮年的豪情虽然感人，不过前人早已有之。更严重的是，当思想解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时，臧克家一直坚持对他的思想感情倾向颇成问题的旧体诗集《忆向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表示“偏爱”。在这本诗集中，他把错误路线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当作新生洗礼来感恩戴德；自己本来是批判对象，却自命为“‘五七战士’，多么光荣的一个称号”。(24) 在他笔下，他本人和五七战友们都有如此巨大的正面收获：“焕然天地变，五内新如洗。”（《创业》）“来回同路线，不是当年人。”（《五七战士赋归来》）“白头去兮黑头归，雨雨风风净尘埃。”（《赠干校返京战友》）。这本诗集掩盖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忧郁、愤懑抵制、求索觉醒，既扭曲了时代背景，又扭曲了广大学员形象，也把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简单化了。为了对比，可以看看和他同在向阳湖干校五连的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陈白尘怀着愤懑的心情记录了干校中的“劳动改造”如何折磨老弱知识分子的身体，说明“劳动惩罚论确实是存在的”；所谓“政治学习”、“路线斗争教育”包括“深挖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等等如何捕风捉影、栽赃陷害，以致把无辜的知识分子折磨得精神分裂，以致“X本老实，如今也学得卑劣起来了”。(25) 张光年的日记则如实记录了他由真诚地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转而逐渐怀疑、觉醒的过程。他在“引言”里把七年干校岁月叫做“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他说，“我将要把这本小书分赠各位友人，让他们知道我那时是何等的低能、低水平、低觉悟，可也有坚强的向阳的毅力。”他还说，这一段荒谬岁月里所受到的教育之一就是深切认识到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革命青年，一旦染上封建性个人崇拜的麻醉剂，嗜毒成瘾，可以达到是非颠倒、敌我颠倒、人转化为非人的地步”。(26) 臧克家却始终没有这样的觉醒。
臧克家在旧体诗写作上很注意追求警句，认为“名篇中都有警句，这就是诗中之眼”。(27) 他的《老黄牛》属于有警句之作，他本人和某些评论家津津乐道。全诗如下：“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须扬鞭自奋蹄。”粗粗看来，第三、四句不失为警策之句，尤其是老人可以借以自励。但细加品味就觉得不对劲了。这个老牛不同于鲁迅的名句“俯首甘为孺子牛”中的“孺子牛”，而是在主人皮鞭下劳作的奴隶，竟主动迎合主人的心意，有什么值得赞扬呢？还是让我们温习一下臧克家当年抒写类似题材的《老马》（1932年作）吧：“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肚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鞭影挥动下的老马虽然无奈，却并没有迎合挥鞭的主人；作者对于老马的命运是充满同情和悲悯的。几十年后，作者却赞扬迎合拿着鞭子的主人的老黄牛，这不是大大的倒退吗？同在向阳湖干校五连劳动改造的丁力也有一首写老牛的短诗：“老牛老牛听我唤，如今我无公民权。我只扬鞭不打你，你得替我快耕田。”(28) 艺术性虽不高，思想性却高得多。
臧克家晚年写了大量散文，主要有怀人、古代诗文赏析两类。怀人的散文题材包括党政领导、文化名人、革命先烈等等。作者依据自己和人物的直接接触和感受，娓娓写来，既善于叙述，又善于画龙点睛的细节描写，情景交融，收放自如，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一个个人物形象。他所写的古代诗文赏析，显示了他作为诗人兼散文家的特长，对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表现都有深入细微的发掘，评点准确，文字优美。对于这两类散文的成就、贡献，专家们已有专文论述，如姜振昌的《臧克家散文创作的艺术个性》等，(29) 在此不再赘述。我觉得，如果提出更高要求，已有的成就还显得不足。对于领导人，臧克家采取的基本上是仰视角度，不能站在历史高度对这些历史人物加以审察，因而个人印象的记述就缺乏深度。例如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写到陈毅逝世时的一些感触、联想，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臧克家的散文《陈毅同志与诗》虽然提到陈毅逝世，却欠缺这种内容。对于文化界的友人，臧克家善于生动亲切地勾画其音容笑貌，但尚未能注意展示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命运起伏，和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性。至于古代诗文赏析，我们期望臧克家这样的一代大“家”在赏析的同时，还能敞开自己的富有哲学情怀、历史胸襟、人生感悟的心灵来与古人对话，更加尽情地、挥洒自如地发掘和发挥。臧克家的赏析写得严谨、精炼，却未能放得更开些，这也和他的一贯性格相符；真是有得就难免有失，读者在赞赏之余又感到未免拘谨了。
臧克家是一个才华出众、又态度严谨的诗人，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是与艾青齐名的诗坛领军人物；解放后以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勤奋的劳动态度却写出了大量自评为“过眼云烟”似的作品，即使较好的作品也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症结之一是个人迷信取代了独立思考，政治热情淹没了清醒的理性。积久成习，积重难返，以致历史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春风也吹不开他心灵的禁锢，还把禁锢误为坚定。这种悲剧不是臧克家独有的，而是笼盖几代知识分子的时代性的悲剧。这也是臧克家留给我们有待开发的遗产之一。在我们研讨臧克家的人生和文学道路时，如果对他的悲剧性局限装作视而不见，或者止于叹惋，并不是真正的尊重和缅怀。“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臧克家很赞赏郑板桥的这一副楹联，曾经专门著文推荐。(30) 我的粗陋的研讨既不是骂，更谈不到“入木三分”，只是在这一副楹联的鼓舞下，试图走进臧克家的丰富世界的一角，汲取一些精神营养。谬误之处，请大家指正。
注释：
①② 张光年。《序》[A]。臧克家。《欢呼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③ 臧克家《人去诗情在——纪念毛泽东同志百岁诞辰》[A],《臧克家，回忆录》[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④ 臧克家《短歌唱给延安听》[A]。《臧克家文集：第二卷》[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
⑤ 臧克家《〈延安颂〉前言》[A],《臧克家旧体诗稿》[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
⑥ 臧克家《谈赶任务》[A],《臧克家全集：第九卷》[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⑦ 臧克家《让我们用火辣辣的诗句发言吧》[J],诗刊，1957,7。
⑧ 臧克家《抬头看手迹 低头思故人》[A]。《臧克家散文：第一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⑨ 张光年《向阳日记》[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⑩ 臧克家《〈题落照红〉》[A],《臧克家散文：第三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11) 臧克家《您是——献给党的十二大》[A]。《臧克家文集：第二卷》[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
(12) 臧克家《丰碑心头立——沉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J],诗刊，1976,9。增刊。
(13) 臧克家《安息——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北京日报，1977年10月8日。
(14) 艾青《艾青谈诗》[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15) 臧克家《走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J],北京文艺，1977,7。
(16) 臧克家《八亿人民齐怒吼》（二首）[J],诗刊，1976,5
(17) 臧克家《天安门诗抄》捧在手[A]。臧克家《今昔吟》[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
(18) 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上）[J]。文艺学习。1955，2。
(19) 臧克家《克家论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20) 臧克家《关于“朦胧诗”》[J],河北师院学报。1981，3。
(21) 臧克家《诗界“三希”》[A]。《臧克家散文：第二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22) 臧克家《臧克家旧体诗稿》（增订本）跋[A],《臧克家旧体诗稿》[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
(23) 臧克家《自道甘苦学旧诗》[A]。《臧克家旧体诗稿》[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
(24) 臧克家《高歌记向阳——〈忆向阳〉序》[A]。冯光廉，刘增人。《臧克家研究资料》[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25)(30) 陈白尘《牛棚日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5。
(26) 张光年《引言：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A]。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27) 臧克家《就〈中华诗词〉周岁漫谈诗》，《臧克家全集：第四卷》[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28) 转引自陈虹《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J],书屋，2002,3。
(29) 姜振昌《臧克家散文创作的艺术个性》[A],姜振昌《经典作家与中国新文学》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30) 臧克家《古为今用——读郑板桥的一副楹联》[A]。《臧克家散文：第二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