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道路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道路论文,中印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6）03—0066—08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在21世纪之初以“正在崛起的大国”之势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国际社会认为，中印经济崛起将塑造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中印崛起将使世界权力中心转移。中印两国在不断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实际上也展开了互相的竞争与合作。两国的强弱比较也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之一。
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直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的速度发展，增长速度位居世界第一。高速增长使中国的宏观经济总量水平进入世界前列，经济规模在26年中提高了10.3倍，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768亿美元，跃居世界第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达到1290美元。印度自从1991年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以来，其国民经济平均每年以6％的速度增长。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4％，年增长率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1]。印度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46亿美元。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20美元，自1991年以来已经翻了一番。通过比较可见，在宏观经济的综合实力上，中国优于印度。2004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的《全球竞争力年鉴》表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为24位，印度为34位。中国的竞争力明显强于印度，印度的竞争力弱于中国，但已呈现出增强的趋势。怎样看待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异同及其未来的发展？本文试图从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此作一探讨。
一、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区别
中国和印度虽同属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在建国后的经济发展中也曾走过相似的道路，但在近年来的迅速增长中，两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中国走的是制造业带动的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印度则选择了以软件业为龙头、服务业驱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软件及服务业成为印度经济增长中最具活力的产业。
（一）中国——制造业驱动的工业化
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在1943年就提出，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落后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纵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从落后走向富裕通常都要经过工业化之路。因此，制造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就是制造业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的成功案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沿着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向前迈进。建国以来直到1978年，中国逐步建立了自己的产业较为完善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并重点建设了重工业。1978年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制造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制造业产品不仅基本能够自给，更重要的是某些产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有一大批中国制造产品的产量都居世界首位。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经济步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制造业也有了飞速的增长，2000年制造业增加值已超过30000亿元人民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接近34％[2](P124)，在世界制造体系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成为世界第四大制造国。
根据有关统计，中国制造业目前已经有172类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3]。其中，既有我国传统的优势项目，如皮鞋、服装、玩具、布料等；也有新兴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如空调、电冰箱、洗衣机等；还有一些则是我国生产资源比较丰富的产品，如钢材、金属、水泥、化肥、猪羊皮革等。此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也得到迅猛发展。据商务部2005年发布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信息产业一直以高于国民经济三倍的速度迅猛增长。2004年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达到565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电子信息产品出口超过2000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5％，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子信息产业大国。通信设备以及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说明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了新的全面发展阶段，既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又大力发展新兴高技术产业，使制造业的整体实力大大增强，迅速提升了国际竞争力，中国已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
制造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和技术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4](P57)。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以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吸引了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大大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2001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47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英国，2004年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已连续九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首位。到2005年为止，中国自1980年以来累计接收外资达5000亿美元，而印度在同期接收的外资还不到中国的1／10。外商直接投资主要进入制造业，制造业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在近年已达70％。从中国制造业的企业结构来看，外资企业占中国制造企业的27％，成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其他企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它为中国制造业带来了大量资金，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观念，并带来了市场，促进了中国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份额的增加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目前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贡献率已达到47.9％[2](P136)。由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完备，再加上劳动力成本低，西方跨国公司普遍认为中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其中包括高科技产品的制造中心。
制造业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制造业的迅速增长推动了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到200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77.6％，其增加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38.5％。1990年，工业作为第二产业的主体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9.7％，到2004年，这个比率已增至56％。同期，第一产业的贡献率从41.9％下降为9.2％，第三产业从17.1％增至29％[5]。在工业中制造业占绝大比重，因此，制造业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制造业的发展为中国解决就业问题起到主渠道的作用。从就业人员的构成来看，除农业之外，制造业领域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渠道，制造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虽有一定起伏，但一直保持在11％以上。2002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为8307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11.3％，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行业。与早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美国的16.4％（1996年数据）相比，中国制造业在吸纳就业人口方面仍有巨大潜力[6]。
制造业的发展还增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水平的高低决定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进而决定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从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可以看出，1991—2000年的10年时间里，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份额已经由2.0％增长到3.9％，几乎增长了一倍，排名也从第13位上升到第七位，而出口贸易中的90％都是工业制成品。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将在大规模制造业方面占据统治地位。
总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本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大量外资，发展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促进了国民收入、就业和出口的增长，提高了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
（二）印度——以软件业为龙头、服务业驱动的现代化
印度在独立以后也十分重视工业发展，把工业化作为印度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之一，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其工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印度独立后的很长时期内实行政府严格管理和全面干预下的“半管制”的经济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促进印度工业体系的较快建立，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政府对经济的这种管制和干预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和弊端，使印度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增长缓慢、效益低下。印度政府从1991年7月开始实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用旨在实现“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取代了延续近40年的管制经济的政策，把印度推上了市场导向和外向型经
济的道路。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大大改善了印度的经济状况，经济增长率显著提高，使其日益成为世人关注的“崛起的大国”。
在90年代经济崛起的进程中，以软件业出口为龙头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成为印度向世界经济大国迈进的敲门砖。十多年里，印度的软件及服务产业一直以50％的年均增长率高速发展，2000年其增长部分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25％。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信息技术革命释放的能量在印度创造了大多数印度人从未见到过的财富。这是印度政府利用软件业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的体现。1984
年拉吉夫·甘地总理上台之后就提出要通过发展计算机软件业“用电子和教育把印度带入21世纪”。90年代初拉奥总理执政后，继续奉行前任总理的方针，进一步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支持和发展计算机产业，特别是计算机软件的出口。90年代中期上台的瓦杰帕伊总理则明确提出：“集中所有的资源，使印度成为信息技术大国。”在这样的战略思想引导下，印度政府建设和完善了软件技术园区，并对进入软件技术园区的公司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放权、税收减免、财政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优先提供基础设施以及鼓励私营企业等。
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印度的软件及服务业得到飞速发展。据印度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联合会（NASSCOM）的统计数据，1990—1991年度，印度软件及服务业的收入仅为1.5亿美元，到2000—2001年度，剧增为84亿美元，10年中增长了55倍，年增长率一直在50％以上。2001—2002年度则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升至101亿美元，出口总额达76.8亿美元。2004—2005年度软件业收入超过了280亿美元。印度一跃成为世界五大软件供应国之一，到2003年，印度软件出口额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计算机软件王国。
印度软件及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扩大了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促进了印度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据世界银行对各国软件出口能力的调查结果，印度软件的出口规模、质量和成本三项综合指数居世界首位。正是由于大规模、高质量、低成本的优势，印度的软件产品及服务已远销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美国则是印度软件产品的最大市场。2001—2002年，《财富》500强企业中有255家企业以业务外包等形式向印度购买软件。比尔·盖茨曾断言：未来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欧洲国家，而是印度。
印度软件服务业在印度经济中所占比例虽不大，2001年该产业增加值占印度GDP的1.4％，但该产业对印度的就业、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在日益增加。NASSCOM主席卡尼克（Karnik）认为，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对其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该产业在1996—2002年的六年内创造了9000 亿卢比的财富，2001—2002年度该产业产生了9.2万个新职位，就业总数达52.2万人，并为25万人提供了间接的就业机会[7]。虽然印度软件服务业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与制造业和农业相比还有差距，但是从中长期来分析，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据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和NASSCOM在2002年的预计，到2008年，印度软件和服务业总产值将达到780亿美元，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7％[8]。这将可以创造两百多万个直接的就业机会，创造的间接就业机会也会超过200万个，并把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两位数。而根据NASSCOM对2020年的前景预测，到那时信息技术产业创造的产值将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28％。印度软件业对印度出口的贡献也在不断增加。软件出口与印度总出口之比从1994—1995年的2.5％提高到2002—2003年的20.4％，提高了七倍；预计到2008年将升至35％。此外，预计到2005年印度软件服务业将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2亿美元[7]，约占印度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5。
印度软件业及其带动的IT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印度消费者群体的崛起，带动了国内消费，促进了其他产业的发展。随着IT业的蓬勃发展，印度IT人才市场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90年代以前的供过于求转为供不应求，使印度的IT业出现了求才若渴的空前景观。而许多印度IT公司为留住宝贵的人才，更是不惜血本，不断创造百万富翁是他们最具吸引力的一个手段。在印度，一对初入IT业的年轻夫妇，年薪便达17000美元，年增长率为50％。印度第二大软件公司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不断将公司股份优惠转让给员工持有。由此，该公司已有二百多名员工成为百万美元富翁，近2000名员工成为百万卢比大户。软件技术人员收入的提高推动了印度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大约已有3.3亿人，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他们的高消费必然会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印度手机用户从2000年的560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5500万人，就是例证。
印度软件及服务业正在成为推动印度企业调整和经济改革的一个动力。软件出口的发展已经吸引了许多老工业集团，它们在匆忙获取或建立其自己的软件操作系统。同时，印度新的企业家浪潮在国内外风险投资的支持下，正在建立小公司，其中，许多集中于开发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软件和服务的市场。由于政府对软件业给予了更加宽松的投资与生产环境，印度传统制造业中通行的典型的分层管理结构在软件业中也不存在，软件业的年轻企业家们采用了明显不同于传统产业的先进管理方式，促进微观层次上企业管理制度及方式的改革，从而促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2000年，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和维普罗（Wipro）公司首次跨入了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之列。印度第一大私人垄断财团的塔塔财团也积极投资于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据称，其中的塔塔咨询服务公司以其场所成为“亚洲最大的独立的全球性软件及服务公司”。这表明印度软件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私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且有助于印度产业结构的调整。
软件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印度服务业的发展，这反映了印度经济发展战略的特点——以服务业驱动经济发展。印度意识到，工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是其劣势。通过大量的政府借贷来为国内经济发展筹集资本，借贷资本的高成本是印度竞争劣势的主要来源，借助这样的资本发展的印度工业，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而资本密集型的服务部门通常又是非贸易部门。因此，为了应对全球化，印度认为应该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本优势，发展新兴的朝阳产业，即现代服务业。一些原有的印度大商行甚至也日益向服务行业转化，上述印度最大的工业财团塔塔集团中的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就是印度最大的软件出口商。而且，自从90年代初印度实行经济自由化以来，印度人的收入提高了，消费者对生活方式的要求日益复杂，对金融服务、娱乐、商业等新的服务行业的要求有所提高，这种需求模式的变化推动了印度新的服务经济的兴起。因此，在印度软件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同时，媒体、广告、零售、个人金融服务、娱乐、旅游以及休闲业等服务行业也有了显著的增长，日益成长为印度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抓住了信息经济时代发达国家信息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机，以低成本高质量的软件及服务赢得了国际市场，迅速提升了印度软件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了印度的国际影响，并对其国民收入、就业、出口、企业调整以及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
二、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相同点
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虽然有所不同，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两国在发展过程中实质上有相同之处。
第一，两国发展最快的产业均为经济全球化生产体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为两国都利用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企业为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而向外寻求低成本资源的机会。因此，在中国制造业和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中，西方跨国公司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表现为经济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这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的新特点，即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产业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这客观上使传统产业链各环节的分布从一国内部拓展到多个国家，形成产业链各环节在全球寻求适合该环节发展的最优地区分布。在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的主导作用日益强化。作为一个经济体，跨国公司的战略导向是全球性的，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中，其生产要素和市场配置等都是从全球的角度实现最佳的配置。因此，原来在跨国公司内部完成的研发、产品设计、采购、加工、分销、服务及各种支援性活动的垂直一体化活动，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完成。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就是全球制造业中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基础的产业环节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的体现。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庞大的低成本高质量的劳动力，这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体系中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基础的产业环节发展的最优地区，对跨国公司具有巨大吸引力。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投资环境的改善，跨国公司逐步加大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并纷纷把生产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提出的关于2001年全球投资情况的报告表明，在《财富》500强中，已有近400家已经在中国投资两千多个项目。在2001年前的几年中，包括微软、摩托罗拉、通用汽车、日本胜利、三星物产、美国电报电话和德国西门子等在内的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了一百多个研究开发中心以及更多的生产制造基地。此后，索尼、日立、东芝、夏普、伊莱克斯、三星、美国惠普、爱立信、松下以及美国AOS半导体公司等先后在中国扩大投资或将其在本土或其他地区的某些业务全部转移到中国内地。这些跨国公司的投资和业务向中国的转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印度软件业首先是借助于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将软件开发与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企业外部转移的机会而发展起来的。印度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低成本、高质量的软件技术人员，他们具有良好的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精通英语；他们采用先进的技术为客户提供快速且高质量的软件服务；而且，印度与美国之间有12小时时区的差异，与欧洲等主要的IT市场也有时区上的互补，能为欧美客户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昼夜服务。这些都吸引美国和欧洲国家的IT企业把印度作为为降低成本而将其中非核心业务外包的最优目的地。因此，在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世界信息产业飞速发展的时期，印度充分利用美欧等国因软件及服务外包而产生的强劲的软件需求浪潮而发展了自己的软件业。
其次，随着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在大量转移了制造业的生产环节之后又开始将其非核心的服务职能向海外转移。这种新的服务生产分工以国际服务外包的形式得到迅速发展，即跨国公司将本来自身执行的非核心服务生产职能，通过建立可控制的离岸中心或国外分公司，包给境外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去完成。印度以其低成本、高质量且快速可靠的软件服务进一步吸引了美欧等国企业的非核心服务外包业务。200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显示，在欧洲500强企业离岸服务外包中，印度占33％，西欧占29％，中东欧占22％[9]。据NASSCOM的年度产业调查表明，最优秀的前20家印度软件公司对印度软件及服务总出口作出的贡献占48％，其中，跨国公司成为重要的贡献者，占软件及服务出口总收益的27％。根据印度对310家公司的IT支持服务所作的一次调查，跨国公司所属机构在该行业收入中占45％，并成为这个部门长期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7]。
总之，虽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领先产业不同，但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体系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成本的降低，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印度设计的软件和电路在中国生产产品。如摩托罗拉公司展现了如何利用两国达到降低成本和加快研发的目的：其产品手机的大部分硬件组装和部分设计工作是在中国完成的，而公司设在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研发中心负责新手机40％的软件工作。类似的公司都意识到他们必须在很多层次上依靠中国和印度，才能保持竞争地位。
第二，两国都利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但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基本上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较低端。
中国制造业虽然产量大出口多，但出口中有一半是加工贸易，即无自主品牌的贴牌生产，以加工组装为主。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如图所示：
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低成本、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从价值链来看，这个优势体现在组装生产环节，即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产品研发设计和工艺技术主要来自于境外，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环节。在分销和服务环节，中国企业的能力建设也较薄弱。而从产业赢利能力看，上述价值链各阶段的利润回报呈“U”型曲线，研发和销售服务的利润回报高，生产制造利润回报最低。可见，组装生产环节处于整个产业价值链的较低端，中国的大量制造企业是“技术在外，市场在外”的“三来一补”型企业，分享的利润主要是劳务费用，利润较低。随着产业分工的不断加深，生产环节越来越成为附加值相对较低的活动，而研发、销售、服务的附加值却呈不断上升趋势。因此，像GE、IBM公司等大量领先的制造企业都逐步外包生产环节，业务核心则转向研发和服务环节。
印度软件及服务业在统计上包括三大类，即产品和技术开发业（PTS）、信息服务业（ITS），以及IT支持服务（ITES）。PTS是软件产品业，是高附加值的项目，属于自有版权的产品，需要更多的初始资本，不是印度的优势所在。ITS和ITES则主要包括软件专业服务及以软件为手段的服务，这两部分是近年来印度软件业及其出口增长的主要部分，它们是劳动密集型或技能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印度正是发挥了其丰富的技术熟练的劳动力资源。从印度软件业的业务服务模式来看，印度主要承接软件外包业务，美欧公司以业务外包方式从印度获取所需的信息系统功能。而企业所使用的信息系统有些是低成本、高附加值的，这些留在美欧公司内部组织开发、实施；有些是高成本、低附加值的，通常采取业务外包的方式。可见，印度承接的主要是高成本、低附加值的业务。从软件开发的技术流程来看，标准化的软件开发基本步骤如下图所示：
软件开发的整个过程都是一项技术性工作，但在不同阶段对技能的要求不同，在分析和设计阶段需要更高的技能和经验，而编程相对而言是非技能密集而是劳动密集的工作，它不依赖于创造性，是相对简单的过程。根据NASSCOM的统计，印度在1986—1998年期间至少有65％的软件出口合同仅仅是编程任务，到2003年也还有1／3以上。因此，印度软件出口打上了国际劳动力低技能分工的烙印。这种低技能工作环节的附加值是相对较低的，属于软件产业的较低端。对于印度承接的国际服务外包，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也指出，虽然印度在服务外包领域技术水平有所提升，但基本上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较低端[9]。
可见，虽然中印重点发展的产业不同，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和印度的软件业在所处行业中基本处于全球生产体系价值链的较低端。两国实际上都是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展了相关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些环节在西方国家都是高成本、低附加值的环节。
第三，两国的重点产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较强，有较大的脆弱性，其发展容易受到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
中国制造业的对外依存程度是较高的，出口额占中国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接近50％。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外资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基本处于加工组装阶段，自主创新能力弱，在技术、零配件、市场和合作关系上，严重依赖所属的跨国公司。而且，除了在通信、手机和芯片设计等少数领域零星的自主创新成就之外，中国制造设备还严重依赖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的85％、纺织设备的70％、石化设备的80％、高端的医疗设备差不多90％到100％都依赖进口。中国出口的商品，装满几十集装箱和火车皮才能换一把国外的芯片[10]。这种状况使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升级容易受到外国的制约，长期下去还会失去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
印度的软件业是出口导向型产业。2001—2002年，印度的软件出口额和国内销售额分别为76.8亿美元和24.2亿美元，占软件业总额的76％和24％。从发展速度来看，印度软件出口的发展速度也超过国内软件市场的发展。在1994—1999年的五年中，印度软件业收入以56.3％的年均增长率增长，其中，软件出口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60.71％，国内软件业的年均增长率为46.05％。印度软件出口的主要市场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在2001—2002年度，有63％出口到北美（以美国为主），26％出口到欧洲。美国是印度传统的软件及服务出口大国，历年的出口比重一直在60％以上，高度依赖美国经济。如此高的出口市场集中度和依赖程度，使印度软件业很容易受这些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2001年以后，由于美国经济的低迷，IT行业泡沫破裂，导致信息技术产业萧条，印度软件厂商不得不随之削减产量，使软件业收入从1991—1999年间每年平均50％的增长率降至2002年的20％。
中国制造业出口和印度软件业出口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一部分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抢夺了他们的工作职位，使其生活水平下降。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抢”走了美国制造业的饭碗，印度则“抢”走美国服务业的饭碗。日本有人则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造成日本制造业空心化的主要原因，而印度则通过业务流程外包逐渐蚕食美国的服务业，将来有可能导致美国服务业的空心化[11]。于是，他们掀起反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浪潮，导致西方国家对外包和贸易的限制甚至遏制，使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这都会影响到中印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同样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速发展，却是经过不同途径实现的。中国利用本国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建立起包括传统制造业和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在内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现代工业的主体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就业、出口等，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中国走的是传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印度则绕过了限制其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外资不足等因素，利用其丰富的低成本、英语好、有技能的人力资源优势，以及信息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实现信息化所产生的对软件及服务的强劲需求，优先发展了软件及服务产业，提高了其以现有水平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并促进印度现代服务业及其国民经济的发展。印度试图新辟一条由信息化驱动现代化的跳跃式发展道路。国外媒体认为，印度越过了工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了信息经济阶段。
尽管中国和印度走过了一段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但两国的发展在实质上有相同之处。两国经济中领先的产业都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而且都是在发达国家属于高成本、低附加值的环节，中印两国正是发挥了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两国产业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价值链较低端的位置，决定了两国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有较强的依赖性，这将对两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严重的制约。因此，中印两国要实现现代化，仍有漫长的路要走。在目前形势下，必须在发挥两国比较优势的同时，加强两国的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为未来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全面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复合发展。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及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中国政府主持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今后15年，中国科技工作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核心位置，大力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先进技术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印度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升农业、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印度软件业的发展使印度成为世界软件大国，从而能够在尚未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情况下把一只脚跨入信息化社会。但是，印度同样面临核心技术匮乏，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国内只拥有零星技术成就，国家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应该说，印度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比中国严峻。印度上届财政部长亚什万特·辛哈曾指出，
印度同时存在着三种经济形态：“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信息经济；砖瓦和泥浆为代表的旧经济；以老牛车为代表的更陈旧的经济。”也就是说，就在第一种经济正在以从未有过的速度（以光速作比喻）发展的同时，第二种经济也在调整时速（以汽车车速作比喻）努力向前进，而最后一种经济甚至还没有离开车站（以牛车作比喻）。由此可见，印度信息产业的历史责任之重：既要进一步扩大出口，还要为改造和提升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发挥作用。印度软件产业是其信息产业甚至是高技术产业的亮点。但是，仅靠软件产业这个亮点来带动印度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最近设立了“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该委员会在2005年9月26日发布了《印度制造业国家发展战略草案》，旨在全面改革现有制造业，并“欲与中国竞争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印度软件公司也瞄准了软件业的核心技术，开始向价值链上游进军。但是，从国家战略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各种条件综合来看，印度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不确定性要大于中国。如果印度在促使其软件业及信息产业升级的同时，能有效地改善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劳动力法律和土地政策等，以信息产业的成就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才能更快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收稿日期］2005—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