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文脉与把握个性的结晶——评王剑丛《香港文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脉论文,香港论文,文学史论文,结晶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地对文学的研究，自昔日颇受冷遇到目前受到广泛关注、成果迭现，历时十几载，已经到了把这些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加以爬梳、总结的时侯了。中山大学王剑丛先生新近出版的《香港文学史》就是他随着这一学科建设成长，经过长期积累和酝酿，充分吸取其他研究者的学术营养而写成的目前第一部香港文学通史。
这部专著的筚路蓝缕之功自然不可掩没。但我以为，它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对香港文学历史文脉的探寻与其鲜明个性的把握，作者揭示和发掘出了源流于中华文化的香港文学的独特风格，确立了香港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
探讨和寻踪香港文学对中国历史文脉承传与流变的轨迹，这是作者就香港文学进行定性和归位时首先要关注的一环。十几年的香港文学研究已经达成共识：香港文学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血肉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台湾文学一样，其“根”深植于祖国大陆。本书作者开宗明义地从历史、地理、人口等方面强调了祖国内地与香港文学的母子沿袭关系。继之，作者以数十年研治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厚基础，对香港文学的研究作了艰苦细致的资料收集工作。从多方面论述了香港之所以有自己真正的文学，是吸收了祖国传统文化之精义、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之余绪，并对西方优秀文化广纳博取，几经流转，不断创新，从而自立而成的。因而，从追索20年代的拓荒至描绘当今的多元并存、百花齐放，其间，中华文化的潜流时常在作者的笔底涓涓溢出。如在文学史上篇，作者就有意把香港文学的萌生期（作者认为1928年《伴侣》创刊是香港文学开创的标志）的研究往前推进了10年，这样就正好续接1919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学。据此掘源开流，自然可以看出，香港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感召下孕育而生的。由此，我们对萌生伊始的香港文学便有了一个完整的把握，而香港文学对历史传统文化的承传背景也就更为清晰可见。
至于作者探讨和分析抗战前后两次内地作家南迁给香港文坛带来的直接影响，文学史下篇介绍和评析了1949年后第一代、第二代南迁作家的创作风貌，如此精心的建构，既切乎香港文学本身的实际，又显现了中华历史文脉在香港文学几度沧桑中流传不息的痕迹。王先生抱有对香港文学之“根”执着的信念，有意识地把许多香港作家作品与中国内地现当代文学作了精细的比较与合理的剖析。钟晓阳冷艳文风之于张爱玲，梁锡华《独立苍茫》之于钱钟书《围城》，张君默《香港子夜》和白洛《暝色入高楼》之于茅盾《子夜》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作者精辟的见解与独到的发现，从本质意义上揭示了香港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缕缕不绝的血缘联系。这种有意义的比较贯穿于整部文学史，读来使人觉得厚实可信。同时，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驳斥某些认为香港文学是在中西“夹缝”里生存的“边缘文学”、“后殖民文学”，是既不皈依英国殖民文化，也不归属于祖国现代文化的所谓“弃儿文学”的诸般无知妄说，它们是很有说服力和批判眼光的。作者在文中引香港诗人戴天的话说：“中华文化长存，接续中华文化的源流，并为之添上新姿，是我们这一代应当努力的方向。”这种有代表性的自觉地向祖国文化归依的心态，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的。
对香港文学独特个性的把握和探析，是作者重点突出的内容，也是本书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香港文学虽然远承《诗经》、《离骚》，近接“五四”新文学，但它并非是中国现代文学在香港地区的简单延伸。香港地处祖国南方，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二次大战时曾一度被日本占领，之后经历了欧风美雨及商品浪潮的洗礼，今日又“回归”祖国。处在如此独特的历史地位，香港必然有着复杂的人文背景，尤其是“西学东渐”在这里留下的难以抹去的印痕，产生了香港文学有着作家多元创作多样，首创实验小说，通俗文学、框框杂文兴盛等诸多有别于内地文学的异质因素，逐步显示了自己的特殊性、独立性。该著在考察香港文学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作者认同香港百年沧桑的历史及其特殊的地位，立足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从宏观和微观上对香港文学的创作实际作了总体把握和仔细的甄别与梳理，使香港文学的轮廓和脉络清晰可现。香港文学自立后的40年发展史、从50年代美元文学的泛滥，60年代现代主义的传播、70年代通俗文学的繁荣、到80年代的多元文学并举……。在追寻香港文学所走过的道路的同时，作者根据具体情况对不同作家和作品进行了合理的分流，分析出本土作家与南迁作家；现代主义作家与写实主义作家；学院派作家与通俗文学作家等等，阵容齐备而多姿，同时反映了香港文学的不断创新发展。
此外，王先生也十分注意凸现香港文学相对于内地文学的自身优势。我们从香港文学对西方现代文学潮流的大胆吸收与探索、通俗文学和框框杂文的经久不衰等等中，即可窥见本书的另一特色。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大都市，西方现代文艺的涌入，在这里可以找到适合生长的机遇，因此，香港文学在中华文化的氛围下创作别具一格的现代主义作品，其中刘以鬯、西西对实验小说的突出贡献，无疑为本书所激赏和重点推介。对通俗文学的关注和强调，也是基于香港都市化文学特点，表现了作者对香港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二美并具的公允态度。同时，作者还兼顾到香港文学创作多元性的事实，对诸如框框杂文等独特的香港文化现象作了归类和分析，判断其得失后，肯定了这一创作“辣、快、短、多”的特点。作者正是根据以上的整理和挖掘，最后总结出了香港文学的独特风格：主题的开放性、艺术的通俗性、题材的平凡性、审美的多元性，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
读完这部《香港文学史》，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香港不仅不是什么“文化沙漠”，相反，它各种创作皆备，并且有标识自己逐渐成熟的雅、俗文学作家作品存在。毋庸置疑，这是中国20世纪文学中独呈异彩的一翼。
当然，《香港文学史》还有一些未能兼顾到的作家作品，由于资料匮乏，甚至重要之处如20年代、90年代的创作也还有缺失。
第一部香港文学史的出现，把植根于祖国传统文化而滋生出来的独具风采的香港文学，放置于当今中华大文化圈及世界文化潮流中加以观照，既是对香港文学主体的尊重，更是对香港文学继续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激励。随着香港顺利地“回归”祖国，香港文学也将正式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领域之内，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又能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这是可以预见的。《香港文学史》的及时出版，是作者献给举世瞩目的香港“回归”的一份薄礼，其意义是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