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与21世纪中国文化笔谈——阐释与汲取：价值的发现与新文化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新文化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价值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2)01-005-08
当人们迎来21世纪黎明之时，中国新世纪的文化建设问题就成了学人的热门话题。关于“文化重构”、“古代文学与21世纪文化建设”的讨论，都反映出经历了经济腾飞之后，人们对相对滞后的文化建设、文明发展的忧虑与关注。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既有“情景再现”的“轮回”，又有“似曾相识”的“错位”。即以古代文学研究而言，人们见证过“五四”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整体否定，又亲历了50年代“古为今用”的批判继承；人们目睹了“文革”10年对传统文化的扫荡，又真切地感受到新时期以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唤。
时至今日，大抵已经没有什么人会公开否定古代文学研究可以为“今用”、可以服务于现实了。回顾近2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历程，可以看出，视野较之80年代以前更为开阔了。尤其是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文化”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对古代作家、作品、流派的阐释，古代文学理论概念、范畴的探究，对文学史的梳理、重估，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古代文献整理，收获更大。然而，在细细检审之后不难发现，这些工作的基本立足点，主要是清理、阐释，虽然为未来的文化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毕竟不属于建设本身（此处的“建设”是狭义而非广义的）。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如何与未来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其“今用”的价值，许多人恐怕还是存在着认识上的模糊。不管是“为文学而研究”也好，“为清理而研究”也好，就学术本身而言原是无可厚非的事。然而，对于已经跨入21世纪的华夏民族来说，对于日益紧迫的文化建设大业而言，更为紧要的恐怕是发见、吸纳、融汇、弘扬、继承蕴含在众多历久弥新、传播不衰的文学中引导着华夏民族奋然前行的那种崇高精神、道德情怀、历史使命感。如果说那些浅唱低吟、使人适意的文学是个体心灵憩息的优雅宁静的港湾，那么，那些心系社稷、忧国忧民、以血书史，高唱大风的浸润着理想人格的作品，就仿佛是奔泻千里的黄河之水，在它洪流的乳汁中，恰恰富含着当代文学、当代文化乃至当代人文精神中所缺失的某些钙质。
建设新世纪的先进文化，须从道德建设入手。人们的道德境界提高了，先进文化才会有凭依，精神文明建设才能落到实处。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人格伦理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诗”“骚”精神，到“汉魏风骨”，到李杜的卓然独立，到苏辛的慷慨诗风，都贯穿着一种充溢天地间的浩然正气。我们如若把历代曾遭贬谪的诗人做一统计，一定会惊讶地发现，这将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身为士子而有仕宦经历的优秀诗人们，大多有着被贬谪的人生遭际，而其被贬谪的不幸经历，又孕育出无数动人佳作。笔者曾对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中收录的3392位诗人做了一个统计，其中379位诗人曾遭贬谪或被罢黜官职，占所选诗人比例11.1%，然而，这个群体还包括了相当多的普通诗人、诗僧等各类人。即以11.1%的比例看，也是相当惊人的。倘若我们编撰一部《中国古代“仕宦诗人”贬谪史》，一定会得到许多意料不到的启迪。譬如说，古代由士而仕的文人们，宁可被降职减薪或削官为民，甚至甘受牢狱之苦，也不愿放弃自己守道的追求。一代代士子似乎不懂得“前车之鉴”、“趋利避害”，反过来，甚至大都以遭贬被谪为荣，写诗撰文大书特书。反映出一种普遍的高贵价值取向。很少有人为此患得患失。至于投机钻营的小人，患得患失的庸人，在历史上虽然亦不乏其人，然而终究没有形成传统中的主流。这与今天我们的不少干部惟乌纱是求，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能上不能下，在精神操守上的贫血气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许多东西是超乎于文学之外的。历史的、哲学的、伦理的、审美的、文化的东西，总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为文之道就总是和为人之道相提并论。袁枚曾说：“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而不一往情深耶？观其冒不韪以救房公，感一宿而颂孙宰，要郑虔于泉路，抬李白于匡山：此种风义，可以兴、可以观矣。后人无杜之性情，学杜之风格，抑末也！”[1]袁枚对杜甫的典型分析，可以说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别说为文为诗，即使是学文、学诗，也须先从学做人、陶养性情开始。
今天，在“以德治国”的方略中，笔者以为核心是“德”的内蕴之义。如果仅仅从当代性来理解“德”，其必然是平面的、单薄的。没有积淀在人类思想文化中的精神遗产作为根柢，“德”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失之于苍白、肤浅、缺乏魅力，甚至会流于“老生常谈”。所以，“以德治国”之“德”的内涵与外延，实在是有待研究的重大课题。此中不容怀疑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应是“以德治国”中“德”的应有之义。所以，古代文学研究除了默默耕耘的学者们已经做的清理工作而外，接下来的工作，是应新世纪文化建设之需而对古代文学深层价值的开掘和人文精神的阐释、思考。只有真正把古代文学的价值开掘出来了，人文精神之精粹阐发出来了，而且被及时加以认真汲取了，“德”才可能被赋予更为深厚的内涵，未来文化建设才有径可循。
建设21世纪新的中国文化的前提之一，是充分认识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价值。这就要求我们眼光不能只滞留在文学本身，必须具有超越意识。文学毕竟是文化有机体中的一部分。译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著作的中译者曾记录了一段有关这位大师的发人深思的话，译者写道：“他曾在雅典所作的一次演讲中说道：科学家们往往象柏拉图那样把知识的获得过程看作是对古希腊的回忆，而他则是对古中国的回忆。确实，在他的抽象的理论物理学研究中融合着古代东方的直觉智慧。”[2]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沃土中，20世纪孕育出了两位日本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而它的核心地带中国本土却尴尬地交了白卷（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崔琦均非本土培养出的科学家，其在中国求学时期大体属于20世纪上半叶），这一文化现象本身的确发人深思。答案最终大概只能留给未来的文化史学者们作出了。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言21世纪西方文明将面临与伊斯兰文明以及中国文明的冲突。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文明的碰撞无疑较以往更为明显。亨氏所言之情形是否成为可能还很难说。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亨氏所指的中国的文明，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汇聚了人类独特文明成果的一个庞大而深厚的体系。亨氏与之并论的另外两个文明体系也有着鲜明的历史文化特征。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种文明如果缺乏深厚的历史传统，它就很难具备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地位和资格。无论是碰撞、冲突，还是对话、互补、交融，最有可能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的，往往不是一个民族狭隘的自言自语，而是深刻地反映出人类本质、凝聚着人类智慧、闪耀着美好人性光芒的，表现出共同价值取向而又独具魅力与特色的文化。我们不敢简单苟同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但未来世界秩序将走向以文明为基础，这却是可能的。因此，我们的文化建设，就不单单是提高国人文化素质的工程，它还具有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如何处位的战略意义。
笔者附记：
就在这篇短文撰就的数月后，“9.11事件”爆发了。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在其背后的文明体系与价值观的摩擦、碰撞日渐浮出水面，诸如“文化霸权”、“文化侵略”之类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不同文明体系都开始审视在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传播的不平衡性及其相应的文化政策、文化战略的利弊得失。江泽民同志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上指出“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3]新世纪人类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把经济背后的文明问题突出地凸现在了世人面前，更向国人昭示了文化建设的紧迫性。
收稿日期：2001-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