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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时，都是在这种思潮前面加上代表者的名子。例如：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没有修正主义之说。修正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新词。
谁是提出“修正主义”这一词的第一人？专家考证，不是列宁，而是著名的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女社会活动家、理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罗沙·卢森堡。
1899年1月，伯恩施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声称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一次修正、审视和析疑的尝试”。但多次声明自己不是修正主义者。4月，卢森堡在她出版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对伯恩施坦的一些观点进行批判。指出：伯恩施坦抽掉了做为社会主义科学基础的依据，即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必然崩溃的后果。她的结论是：“修正主义理论，整个说来，可以用这样一句话表现出它的特征：这是以庸俗经济学的精神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这样就有了“修正主义”这个词。但是，卢森堡对伯恩施坦的批判还不够深刻，影响也不大。
列宁是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第一人。
1908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写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该文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对修正主义进行了较全面的批判，并给修正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并认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随后，列宁又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多篇论著中，对修正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
同时，列宁也指出，修正主义有来自右的方面的，也有来自“左”的方面的。
列宁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思想争论的本身。列宁的言论成了第三国际的一种思维定式，符合者便是马克思主义，不符合者便是修正主义。进一步便是前者是革命者，后者是反革命者。这种非“马”即“修”的思维定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既无继承关系，也无统战关系，而是革命与叛徒的关系，是彻底决裂的敌对关系。即使那些左派，例如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也是冷眼相对。
这里无意去评论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是非曲直。但值得肯定的是：列宁和卢森堡确给修正主义规定了一个明白的定义、确切的内涵和确定的时限。
中国的“修正主义”就大不相同了，谁也说不清楚它的确切内涵是什么？客观标准是什么？今天你是马克思主义者，明天就可能变为修正主义者。中国的修正主义不是列宁所说的修正主义。中国的修正主义打上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印记。
二
1956年2月，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就事论是地揭开斯大林的盖子。由此，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展开论战。斯大林实行个人专断，滥杀无辜，破坏民主法制，大搞个人崇拜。这一点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最有发言权。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把列宁、斯大林比做“两把刀子”，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捍卫斯大林的旗帜。在苏共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后，中国坚持在天安门挂斯大林像，并至死不渝地捍卫斯大林这面旗帜。“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与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7页。）否定斯大林就是修正主义。
由苏共“20大”所引发的批评斯大林的风浪，特别是“波匈事件”，改变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
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8页。）5月，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真正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并断定：“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页。）
中国领导人对穷与富的问题有独特的看法。1958年4月15日，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77-178页。）10天后，在《论十大关系》中重申这一观点说：“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外国评论认为“穷是中国的动力”。中国领导人很欣赏这句话，说：“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注：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73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当时许多党的领导人主张趁穷向共产主义过渡。于是，中国吹响了共产主义的畅想曲。“穷革命，富变修”是上述思想的逻辑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穷光荣”、“穷革命”、“富落后”、“富变修”的乌托邦思潮。只有一人头脑比较冷静，那就是王稼祥。他对急于过渡持有异议，并郑重地请刘少奇向常委们和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但未被采纳。（注：徐则浩《王稼祥传》第539页，当代出版社1996年版。）
起初，反修者也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注：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之前也提过“反和平演变”。那是针对杜勒斯的反华言论说的。可是，反修斗争愈来愈脱离正确的轨道。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写了一封建议总结建设经验的信，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张闻天那篇有理有据的充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气息的发言，被戏谑为从东海龙王敖王那里取来的“黑材料”，“好宝贝”，是“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注：《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399,446,426,413页。）那次会议，后来领导者做了这样的概括：“我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去年夏季向党进攻。我们批评了他，他失败了。跟他走的有七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连他自己八个。我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92人，八个当然是少数。”（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4页。）
历史已经证明，在那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而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者。
1962年春天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实际上是一次揭盖子的大会。大会期间和会后，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对当时的困难形势，做了一些实事求是的正确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战胜困难的办法；邓子恢提出“三自一包”；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给予自己的结论。在十中会上，这些都被说是刮“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李维汉关于巩固和发展国内统一战线的一些好主意，也被说成是投降主义。中国最高领导人说，我们除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子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99-1100页。）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实际上是对“七千人大会”的回应。
60年代前后，时任中联部长的王稼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意见。他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决自己的政策”。“在支援别国人民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革命运动时，……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在非常时期（三年困难）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要适当收缩”。在对待战争的态度方面，他主张“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在对待和平共处方面，他说，那种认为，“‘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和平共处’的说法，是错误的。”在处理兄弟党关系方面，他主张“要更多地自我批评，少批评别人。”（注：《王稼祥选集》第445、455、454、43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王稼祥的上述观点进行了严厉地批评。1963年5月，他在接见外宾时说，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是“修正主义路线”。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25日，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说：“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注：《刘少奇传》下，第949页。）报告最后提出如何在国内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问题。刘少奇认为，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农村中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在人民中间进行阶级教育等，是防修反修的主要措施。从1963年起，在城乡开展的“五反”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大批判，其目的都是为了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颜色。196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提纲》）。决定在全党全民中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运动，但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1964年2月，最高领导人在一次谈话中，又把他认为的国内外修正主义路线作了这样的概括，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包产到户）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把这些东西都抖落出来。”（注：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5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这一年开展“四清”运动。为“四清”运动制定的文件，即“二十三条”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含有“内乱”因素的概念。认定“走资派”是修正主义者，最大的“走资派”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在意识形态领域，断定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学校培养出来的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了舞台，文艺界的大多数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1页。）照此下去，中国的一切优秀古籍，包括《资治通鉴》、《红楼梦》等，都应烧掉。难怪人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
薄老（一波）对前十年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做了这样的概述：“……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国际共运和我党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那一套。除第一次争论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成阶级斗争（但说过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50米了）以外，其余的三次争论都被看成阶级斗争。与毛主席意见不同的一些同志，被看成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被打倒的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在党内的代表，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64页。）一只脚已经沓进了“文化大革命”的门坎。
三
“文革”中，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浪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一方面在修正主义前面加上“反革命”的定语；另一方面又在群众中开展“斗私批修”运动。中国成为使用“修正主义”一词频率最高的国家，一切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思想，皆冠以“修正主义”。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方面，女人的高髻长发，男人的尖头皮鞋，青年的牛仔服……都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在美术界，齐白石的花鸟鱼虫，李苦禅的残荷，黄胄的毛驴，华君武、丰子恺的漫画……都被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
在国际斗争中，南斯拉夫之所以被说成修正主义，那是因为那里实行的“工人自治委员会”和自由化经济。说全世一百多党都不信马列主义了，都变成修正主义或半修正主义了，那是因他们不搞武装革命，不搬中国革命的道路，主张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有人说，十年“左”倾，反修正主义反得轰轰烈烈，十年动乱，反修正主义反得天昏地暗，此话颇有些道理。
经验主义也升格为修正主义。1959年，毛泽东曾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写过这样的批语：“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种批评在当时就未必是正确的。在中国的古籍和词书中没有“经验主义”之说。西方所说的“经验”是哲学范畴，经验主义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中国没有这种哲学。中国人所说的“经验”主要是指个人、集团、政党的“经历”，非哲学范畴。1959年批“经验主义”主要是指，以周恩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文革”后期，“四人帮”又借故反“经验主义”来整老干部。1975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姚文元主持起草的题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社论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江青也在各种场合多次叫嚷：“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察觉。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这样，经验主义就包括在修正主义之内了。对教条主义的提法，也与延安时期和建国时期大不相同了。
按劳分配被说成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74年12月，最高领导人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这里，误解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旧译“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按劳分配中所体现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资产阶级权利”与反映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是有根本区别的。马克思是在一种抽象意义上（一般商品交换原则）使用资产阶级权利这一概念的，并不是说按劳分配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按劳分配是在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基础上实行的一种分配制度，是分配制度史上一次深刻的革命，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按劳分配本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权利，与旧社会的工资制度差不多，这是一种误解。当然，我们强调按劳分配并不是把它当作革命的最终目的。按劳分配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到达共产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限制按劳分配，限制商品交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按照传统的说法，有了马克思主义才出现了修正主义，但是，中国的“修正主义”不是产生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而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谈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
如果投降也叫修正主义，岂不在原始部落战争之间就产生了修正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修正主义相差甚远。
如何看待“文革”中的“反修”？有些人至今还持“文革反修论”的观点。如果这一观点出于不知“文革”为何物的青年人，那是可以原谅的。如果出自理论家或经过“文革”的人，那就不可思议了。说“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其主观愿望是“反修防修”，也无可厚非，但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人们所看到或经历过的是：“修正主义”成了打击不同意见，推行个人专断、并被坏人利用的工具。“文革反修”论者的根据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及《九大报告》，在那里，“反修”口号确实喊得震天响，也风风火火地在各界揪出了一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分子”。时过20多年，人们的认识应该统一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基础上。
《决议》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文革反修”的说法，《决议》进行了驳斥。《决议》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那些被歌颂被宣扬的恰恰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甚至是封建主义。
《决议》还写道，在国际反修斗争的影响下，“我们在我国进行了反修正主义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扩大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那些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大部分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新事物，是真正的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修正主义毫不相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采纳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同志的意见，一般地不再使用“路线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一类概念。这是完全正确的，是从历史的灾难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要不然，“左派”理论家还会抡起“修正主义”这根大棒，无数次地打向改革者，打向与时俱进者，给社会主义现代事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