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及其建构条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质论文,中国企业家论文,条件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5）05-0052-07
企业行为说到底是一个持续理性地确定财富的过程，而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则是影响和决定企业行为的关键因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首先，财富是沧桑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财富观，正因财富的概念是变化的，所以需要持续不断地予以确定。第二，财富是被确定出来的，理性地确定财富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发现获取；二是创造形成。进而推之，围绕着实现这一过程而构建的组织就是企业组织，领导和管理这个组织，并使之成功运行的代表人物就是企业家。近年来，研究企业家素质的文章汗牛充栋。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所谓现代企业家应是能带领一个组织成功地发现、确定财富的人。他们敢于冒险，善于决策，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能成功把握商机；他们有号召力、影响力，靠自己良好的品质、人格魅力与奉献精神，把一群人凝聚在自己周围，为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辛勤工作；他们有丰富的综合学识，并能把这种学识成功地转化为处理问题的智慧，在企业的危急关头高瞻远瞩，指挥若定；他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有崇高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并能为保护和发展民族的整体利益牺牲自我。在企业家精神中，深刻地蕴含着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契约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和民族精神。正是这样七种精神，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企业家人格特质。在中国近代社会，确曾出现过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但就整体而言，却未曾产生过具有现代内涵的企业家群体，也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家精神。我们的社会虽然正以超常的速度迈向现代化，但却至今面临现代企业家群体和现代企业家精神缺失的尴尬局面。
我们知道，西方的宗教文化铸就了现代企业家精神，日本的大和文化也酿成了现代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建构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因子，“士大夫”精神怎么说也该在欧洲的“骑士道”和东洋的“武士道”精神之上，为什么却迟迟未能推动社会精神转型，弘扬起中华民族的企业家精神呢？原因有二，一是近代人们在观念上误入歧途，盲目追崇西方文明，放弃了原本足以弘扬和光大中华民族企业家精神的传统文化。二是在欧洲和日本的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转型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到有一种适应和促进企业家精神成长壮大的制度和文化土壤形成，而在中国，直到改革开放前这样一种配套的社会形态始终没有产生，至今也尚不完善。没有肥沃的土壤，再好的因子（种子）也难成就参天巨树。逝者已矣，来日可追。当务之急，是要立足于传统文化之源，在制度和文化等多重层面上为企业家精神的弘扬营造出厚实的土壤，则中华民族企业家群体的脱颖而出，当指日可待。
一、中国企业家精神依存的制度和文化土壤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建构企业家精神的优秀因子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不乏构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因子。恰恰从我们祖先那里，就大力倡导合理谋利的现代企业家精神。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孔子认为，追求正当的财富是很正常的事，既使是干执鞭守门的下等差使，也应该去干。可见合理谋利，在当时就是正常的社会伦理道德。在孔子看来，并不是取得富贵不好，而是要有合理谋利“生财有道”的精神。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在孔子眼里，希望得到富足与尊贵，这是人之常情，而厌弃贫困和卑贱也是人之常情。在非常提倡人性本善的孔子来说，这样一种观点，无疑是认为追求财富和摆脱贫困是善良的人性，无可非议。关键在于要用正当的方法得到财富，要用正当的方法摆脱贫困。
也许有人会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样是孔子说的。这不明摆着重义轻利是孔子思想吗？其实，现代很多学者经过研究，已经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他们认为：“孔子讲的本义是：君子，管理者，应该明白、通晓义，在价值取向上先义后利；小人，被管理者，他们是重利的。因此，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孔子是专指管理者的。”（见王思义、王景文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民族特色》）实际上，如果不是从纯伦理道德而是从社会经济管理的视角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恰恰是儒家合理谋利精神的深刻写照。在《论语·子路》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回冉有给孔子驾车到卫国去，孔子在车上观光时曾感慨卫国人口真多！这时冉有就问孔子，卫国人口已经够多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孔子马上回答说：“富之”。可见，在儒家正统思想里，发展生产力，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样一种合理谋利精神从来就是一种主流思想。
孔子曾赞赏子贡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子贡不走仕途，下海经商，判断行情很准确，是个经商高手。而作为商人的子贡，也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高尚的事业。《论语·雍也》记载说，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人能广泛地把恩惠给予人民，并能够周济大众，这人怎么样，可以算得上是仁人吗？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手。”在孔子眼里即使经商，只要是合理谋利，并造福社会和人民，也是圣贤！
到了孟子的时候，他不但发扬了孔子合理谋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发展到强调资本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孟子认为，社会上老百姓一般有固定财产的人就有稳定的心态和思想，而没有固定财产的人则没有稳定的心态和思想。这样没有固定财产的人就很容易铤而走险，引起社会动乱。（《孟子·梁惠王》）所以，孟子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贤明的君主规定人民的财产和家业，一定要让他们对上足够用来供养父母，对下足够用来抚养妻子儿女，遇到丰收年能够整年吃饱穿暖，遇到歉收年也不至于饿死冻死。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并且提出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的观点，主张仁政必须从产权界定开始。此外，孟子还十分强调社会分工，主张从事不同的职业者用自己劳动所得的商品进行交易，甚至主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也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进行交换，发展社会经济。这样一些了不起的思想观点，比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兴起，早了近二千年。
（二）轻商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束缚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虽不乏建构企业家精神的优秀因子，但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要，逐渐在其中渗入、营造了一种鄙视商人的成分。古往今来，在中国经商办企业的难处不仅在于经营上的困难，还有来自社会的打压。鄙视商人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大行其道。特别是西汉以后，儒家思想中有利于巩固皇权统治的因子被弘扬，而体现在儒学中的原始商业精神的因子被偷梁换柱地贬弃了。于是，中国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无商不奸的观念，这个观念仿佛形成一个“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阻滞了企业家群体的涌现。
中国历史上不乏技术发明家，却少有成为企业家，他们没像爱迪生那样，用自己发明的技术发展出自己的企业。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资本积累，万贯家产的财主不计其数，尽管和企业最容易联系到一起的是金钱，但也是少有发展成为企业家。可以说，历史上技术和资本，在中国都不缺，但并没有发展起发达的商业文明，没有锻造出一个企业家的阶层。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没有创业的文化动因。社会上没有支持经商的“场”。在当时的社会看来，只有为官才是正道，只有务农才是本业，这个观念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
从民间文化看，中国有文武两大财神派系，恰恰都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代表人物：文财神有比干和范蠡，都出身官员；范蠡虽经过商，却是由仕入商，严格来讲出身还是官员。武财神是赵公元帅和关公，都是军人。他们是道德的化身，政治的化身，武力的化身，恰恰不是财富的化身。军人和政治家决定和左右战争，而战争往往是财富的大转移，也是财富的再分配。中国近代历史上把象征“义”的化身的军人尊崇为财神。可见，社会文化并没有把财富之神定位在财富的创造上，而是定位在财富的分配上。
中国的职业排序“仕”是第一位的，就是财神，也是“仕”在做。特别是到了雍正正式排序仕农工商以后，从商为末就更为确定了。因而晚清期间的商贾之家，赚了钱有了出息，多半也要捐个士绅的头衔，以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贴上标签，至少在原始文化形态那里，并没有设定中国文化是属于哪个阶层的。但是，中国过去的统治者们最先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祭起来，为巩固他们的政权服务，然后在其上贴上“仕”的标签，把传统文化视为“仕”文化。这样，商人被排除在传统文化主流之外。在“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之下，官被贴上了神圣的光环，商人则是最低一等。
关于“商人”一词的来历有一种传说也耐人寻味。说是“商人”最初是周朝人鄙称商朝人的称谓。“商人”这个词起源于商朝被周朝灭了以后，遗老遗少们实在没着落了都去做生意。所以古称之为“商人”，有一种鄙视的感觉。“商人”往往是从政不遂，报国无门，又不能掌握像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只能做做生意的人。有学者说，商人成份不好已被定了二千年。
近代以来，企业家群体的缺失与传承几千年的“文化场”有关。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企业家，但并没有被我们民族进行很好的塑造、歌颂、或者包装。中国的企业家在历史上被冷落了，对于企业家的短缺和流失，应该深刻反思我们重仕轻商的“文化场”。
（三）制度缺陷对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制约
除了文化原因，制约中国企业家群体成长的另一因素则是制度上的缺陷。事实上我们不能笼统地讲中国文化具有轻商的特质，轻商文化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轻商只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段而不是全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商业发达的时期，轻商文化与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而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和制度上的强化以及利益上的倾斜有关，制度的原因和文化的原因不能等同。中国有四大发明，其中每一项都可以工业化，形成巨大的产业，结果却都没有。这与制度上的缺陷有必然联系。
从历史上看，由于汉代以来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结果使得中国的商人和政治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性，而西方商人的进取行动是在政治力量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商人从历史上就是与政治相背离的，中国社会以大陆农业文明为基础，农业社会对商业的依赖性不强。海洋文明却只能靠贸易来获得生活的自足，商人与政府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西方商人的进取行动，要么靠坚船利炮，由政府军队打头阵，开拓海外市场，打进去后商人跟进去；要么牧师打头阵，文化侵入以后商人跟进去。文化能进入就文化进入，文化进不去，就靠坚船利炮。这是西方当年“走出去”的国家战略的内涵。历史上，中国的远洋船队没有明确的商业目的，只有笼统的政治目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不像哥伦布的船队满载的是一批淘金者。
在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政治制度设计的就只是对文治武功的尊崇，而对经商济世却是千百年来没有从制度上予以肯定。虽然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货殖》一章，指出世人都追逐富贵利益已久，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教诲他们，又其次是整顿他们，最下等的办法是和他们相争。然而，他所批评的那种对待商业的政策制度，还是在他所处的年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了禁锢中国长达二千年的错误的政策制度。在西汉以后的二千年中，统治者真正用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发展商业经济的几乎没有，最多的政策制度恰恰是“整齐之”和“与之争”。用现在的话来说，扼杀自然而然的经济发展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主弦律。以致于把原始儒学中那些主张发展经济和合理谋利的思想也全部封杀了。
（四）从近代商帮的兴衰看中国企业家精神生存的土壤
我们可以追溯一下历史，看看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土壤对企业家精神的兴衰存亡到底有多大作用。以晋商为例，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先生曾有过一个经典的评价，他说“鄙人在海外十多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吾有些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见张正明著《晋商与经营文化》）。而晋商，其实不过是曾经有一批农民，抓住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果断地放弃了千百年来祖祖辈辈固守着的土地，背井离乡，弃农从商，从事长途贩运。在以后的几百年中，正是这批转型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孙终于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商，并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金融奇迹。这就是在历史上曾经独步中华、称雄几百年的晋商。
晋商的崛起，靠的是他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和商业准则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走西口”的企业家精神。在这样一种创业精神支撑下，晋商崇山峻岭不避其远，天灾人祸不避其险，表现出百折不挠的精神风貌；再则是讲职业道德和信用，清政府垮台时，晋商宁可让自己为政府垫付的税赋付诸东流，也不失信于自己的客户。一直到民国时期，晋商还一直视商业信用为生命。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期，当时残存的最后一批山西票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战之前，山西发行了一种晋钞，结果战后晋钞贬值，一下子跌到了25元晋钞才能换1元新钞。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山西票号义无反顾，宁可自己倾家荡产，也坚持让储户以1元晋钞兑换1元新钞。这种自毁成仁、杀身取义的气节，应该说，在中外商业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晋商终于衰落了，在中国的另一次转型中败落下来，并上演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其实，那不仅是晋商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后人在研究晋商衰落的缘由时，归结于他们没有及时跟上改革步伐，笔者不这样认为。实际上，晋商已经得了商道，他们在最后的关头守住了信用，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中他们自知无法存活下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慷慨就义”，把最后的钱财散尽，留下了千古美名，这是何等的精神！那么，历史上这最为悲壮的一幕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呢？文化观念的创新，企业家精神的创立，那只是实现社会转型的条件之一，远不是条件的全部。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那么无论再新的观念，再好的企业精神，也都无济于事。只有文化观念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二者兼备时，成功的历史转型才可能实现！然而，在近代，这样厚实的社会土壤终究还是没能生成，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也只能昙花一现！
二、士大夫精神向企业家精神转型的条件分析
（一）当代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审视
企业家生存和成长的环境不尽人意，如果说历史上是如此，那么当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企业家群体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制度和政策层面还有不利于企业家成长的诸多因素。首先从待遇上讲，有了正确的财富观念，就应该把企业家作为一种珍贵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来对待，给企业家以合理的待遇。但是中国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我们的企业有世界上较为昂贵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我们有世界上最为便宜的企业家。一方面我们有世界上数不清的具有厂长、经理头衔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又奇缺真正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格和价值存在错位。必须明确的是，企业家首先是人，人拥有的一切欲望，他们都拥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与为生计奔波的人有所不同：他谋求的是关乎千万人利益直至国家利益的企业根本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一点讲，他们超越了普通人。
这种对企业家的认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促使人们认识应有正确对待企业家的方式，应该正确处理企业家的待遇问题。金钱并不是万能的，国有企业的经理在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不计报酬的，为了国家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如果当时没有一种对民族、对国家振兴的神圣使命感，没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可是到了后来，奉献精神不能够持续下去了，原因就是物质激励没有跟上，劳动者应得的报酬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特别是当企业面对市场经济时，企业家已不是简单的劳动者，而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这时其薪酬与现实贡献脱节就更大了，这样的脱节往往酿成悲剧。令人深思的褚时健现象，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但是这种悲剧还一直在重演：那就是拿了自己不该拿的，没拿到自己该拿的。有人这样描述褚时健现象：国家交给他一只蛋，要把这只蛋孵出一只小鸡，在他的全力主持和主导下小鸡孵出来养大了，下了一窝蛋，又孵出了一批鸡，直至办成了一个养鸡场，最后褚时健偷吃了一个蛋！偷吃肯定是错的，必须惩罚。但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制度与政策有没有问题呢？为什么不能先奖给他一个蛋？褚时健事件已经过去好长一段时间了，但褚时健事件却并没有绝迹。一个企业中，最重要的机制是分配机制。我们强调企业家的修养，但一刻也不能放弃或忽视对企业家的物质激励。我们现在不能给企业家以合理待遇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中国企业家内心还存在价值观的冲突。当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代表一个企业的利益时，他是应该做到在“取之有道”的前提下“唯利是图”？还是应当兼顾其他？这一直是令企业家内心矛盾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里的企业家，往往就是两面人：一方面要挑起赚钱的使命，一方面还要替政府养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既要让企业家成为“唯利是图”的商家，又要让企业家承担本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义务。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要求是非常折磨人的。衡量企业家的指标应该以盈利和纳税多少为标准，社会保障则应该由社会来完成。这个责任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来，这样就能还企业家一个正常的社会氛围。而这样一种正常的社会氛围，对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国内千百万企业的兴盛恰恰是不可或缺的。
（二）传统文化：企业家精神的源泉
在审视了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文化和制度的双重制约之后，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并用企业家精神驱动中国经济的战车成为问题的落脚点。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应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源泉，从历史中寻找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因子。正如毛泽东同志1938年10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所指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而不是简单地打倒“孔家店”，充其量只能对其作适当装修。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弘扬中华民族企业家精神的根本。进入二十一世纪，多少国人发出呐喊，要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个民族从历史的远方走过来，所沉淀下来的是什么？是文化。所传承下来的是什么？还是文化。而在这个企业家的作用非同小可的年代，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和企业家的重要性合在一起，汇成了一个时代的主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为代表的民族精神。
向传统学习与向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学习并不矛盾。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是有许多过时落后的东西。对待传统文化就象对待一个有尘垢的古董店，不仅在于仓库里面有什么，而且在于“找宝人”的眼光。要善于透过尘垢发掘出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中华文化曾经培育出经商高手，在对经商之道的启示方面，东方文化也曾显示出超强的智慧。现在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根本就不适宜产生现代企业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不但历史上中国就有十分精明的商人，今天的中国人中也不乏成功的企业家。动不动就把落后的原因归于文化不如人，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其中尤为有争议的是，中国内陆的农耕文明能不能具有像西方海洋文明一样的创新精神。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寻找一下我们文化的源头就一切迎刃而解。《四书》之首，《大学》记载着：“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浩》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由此可见，中国尊崇创新精神，甚至可以追溯到周朝的远古时代，说中华文明缺乏创新精神的文化因子是毫无道理的。特别在今天，华人文化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更说明了这一问题。
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摸着石头过河之中，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奇迹，涌现了一批企业家。就是与我们同时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得以腾飞，也是从中国文化中得到启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文化资源，它能哺育一流商人。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希霍芬留下一句真理性的名言：有两个最聪明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就是中国人。举个例子，芯片是这个时代最摄人魂魄的一种产品。有人说芯片生产线就像印钞生产线一样，源源滚出的不是芯片，而是钞票。一百美元的原材料，从生产线一头进去，当它从生产线的另一头出来时，它的价值就变成十万美元了。制造芯片生产设备的最大公司是美国的“应用材料公司”。这个公司生产的芯片设备占全世界百分之五十一的市场份额，销售收入超过一百亿美元。在这家公司二万名员工中，博士占百分之五，有一千人。而在这一千人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五百名是华人。如果说美国人控制了芯片生产的命脉，应用材料公司控制了美国这个行业的命脉，那么就可以说华人控制了这个公司的命脉。华人的智慧和经商才能由此可见一斑。台湾有一个芯片企业叫“台积电”，是仅次于美国英特尔的世界第二大芯片制造企业。而这个企业就是华人回台湾创办，才使之发展起来的。不仅在高科技方面，在其他方面，华人的能力也是超强的。海外华人企业家是世界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群体。现在5000多万海外华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对待传统文化是非常崇敬的。他们经商之道是重伦理、讲道德，遵从“仁中取利，义中求财”的古训，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准则。他们用自己的成功证明了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
今天在谈到中国能否弘扬起现代企业家精神时，另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国人能否守得住诚信这个关口。“合理谋利”是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另一个核心观念，国人“谋利”没问题，“合理”能不能做得到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甚至失信于世人，那么中国要发展和富强起来恐怕就遥遥无期了。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应该是最不成问题的，是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原则。否则以“义”著称的关公就不会被奉为财神了。我国古代的哲人早就告诫人们怎样靠诚信经商，自古以来，“诚信致利、欺诈招害”的典型历代典籍中不乏其例。《诚意伯文集》中记载了一例假酒事件，就深刻地揭示了在商场上，失信的代价远高于守信的成本。相反，做生意注重信誉往往会在顾客中树立起“信得过”的牌子而带来厚利，这也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如：历史悠久的北京“天福号”酱肘子，瑞蚨祥的绸缎，天津狗不理包子，景德镇的陶瓷，这些延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老字号，实际上深藏着中国文化的深层底蕴。关于诚信，还可以举“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例。大家知道，胡雪岩是徽商的代表人物，也是近代官商的代表人物，他在官场中投机取巧而从中牟利颇有一套，然而当他面对市场时，他却把诚信作为自己立足的命根子。在胡庆余堂的有关记载中就有“莫谓人不见，须知天理昭彰，近报己身，远报儿孙”的警句，以唤起药工们的惊惧意识。把佛教因果轮回、祸福报应的教义运用到经营准则上，其警戒作用不可小觑。
可见“诚信戒欺”不仅是历史上士大夫做人的准则，也同样是商人经商的准则。当今商场上出现的那些不讲诚信的情况，并不是传统的中华文化造成的优良精神品质失落，而恰恰是放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盲目追求西方文化中的皮毛，搞表面上的全盘西化，导致了今天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失落。所以，今天惟有重新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够弘扬起中华民族的企业家精神，再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民族企业家。
（三）新时代的企业家伦理：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
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完成社会精神由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转型。应该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和定位企业家精神，从而打造出新时代的企业家伦理。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弘扬。
如前所述，企业家精神内涵的核心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非常殊胜优秀的族类，有她独特的生物、生理、心理和思想的特质，有她独特的文化特质。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应该说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相联系的。首先是那种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那种被本民族几千年来所认同的共同的价值观。其中，最核心的是儒家倡导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态；那种“家”、“国”一体的观念；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那种为民族大义可以舍生忘死、杀身成仁的气度。因此，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首先应该具备历史传承下来的士大夫精神中的优秀因子，从而转化为“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崭新时代伦理，并由此构建出今天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实现从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精神转型。
今天，中华民族精神的圣火应由企业家来承接，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灵魂，历史上一直在文臣武将、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承，而没有成为企业家们前进的火矩。如前所述，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一直把中华精神文化的传承主体定位在“仕”这个群体上，中国精神文化贴上了“仕”的标签，中国精神文化是“士大夫”文化，中国精神文化也由“仕”来向大众传输。商人或企业家并没有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传承载体，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事实。这当然与我们经历了较长的封建社会有关，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大量的企业家和商人这样一个群体有关。由于时代的变化，由于企业家的重要性空前增强，它甚至影响了我们综合国力的发展。我们要锻造自己本民族的企业力量，我们要承继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光靠“仕”（官员）而没有企业家这样一个无比重要的阶层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确实应该由企业家来承继中华文化的接力棒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将企业家纳入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主体是我们这个时代进步的显著标志。我们可以断言，当今时代，企业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承载主体，企业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的企业要想立足于世界企业之林，中国的企业家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就必须回归本民族的文化。中华文化传承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企业家身上。弘扬企业家精神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企业家精神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先进文化，这是振兴民族工业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然而，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充分条件来赢得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呢？笔者认为，社会基本体制和社会主流文化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文化孕育的社会体制，也不存在没有体制支撑的社会文化。如果说以社会先进文化形式出现的社会主流精神是成长于体制和文化土壤上的参天大树，那么为了培育这个参天大树，当我们选定传统文化的因子为种子时，关键之点就是要确保体制和文化土壤的供给了。当有了这样丰富厚实的土壤时；当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主流精神而成长为参天大树时；那么由这种精神孕育出来的“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新伦理必将结出历史的丰硕成果。
三、结束语
从上个世纪初伟大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历史又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期间，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经历了多少曲折、困苦、艰辛和灾难的考验。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不朽的民族，始终不屈不挠地向着历史辉煌的目标迈进。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历史转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实现，而与此相伴随着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精神也将确定，并丰富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宝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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