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燕秦汉长城与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长城论文,秦汉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04－0122－09
一、东北境内燕秦汉长城的走向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这段文字记载了燕昭王时期(前311—前284)燕人进入东北南部地区，相继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设郡置官以加强行政管理，二是修筑长城以加强军事防御。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数百年之久的割据混战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秦取代燕占领东北南部地区，进一步巩固它对地方的管辖，更紧密地把东北纳入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政体之中。《史记·蒙恬列传》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之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8)以武力开拓疆土，先是逐匈奴于漠北，此后进驻东北，清除地方割据势力，收复燕秦旧地。汉承秦制，先后在东北及周边设置了辽东、辽西、右北平、苍海、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八郡(后五郡设置在今朝鲜境内)。《史记·匈奴列传》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筑长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长城是一种特殊的古代线形遗迹，历经2000多年的长城沿线地带，因水土流失，人口剧增，拓荒垦地，地貌已发生了急剧变化，长城的地面建筑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殆尽。这些情况对燕秦汉长城的调查和走向考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增加了难度。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考古工作者就对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多个市、县地区的燕秦汉长城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根据长城沿线发现的时断时续残存的墙体、城塞、墩台及散布的陶器和建筑材料，目前已基本掌握东北境内(包括内蒙古东部)燕秦汉长城的走向。①从地理位置、方位可将东北燕秦汉长城分为西段、中段、东段。西段燕长城经由河北省丰宁县、围场县—内蒙古喀喇沁旗—赤峰县南—建平县北—敖汉旗中部—北票县北部—阜新市北，从这里向辽东延伸。另一道长城，从围场县折向东北，行径190公里，由此向东进入赤峰境内，沿阴河和英金河北岸，东西横贯赤峰—敖汉旗—奈曼旗—辽宁阜新县，全长约400公里。该长城位于燕长城之北，两道长城基本平行，相距约20—30公里，被认为是秦长城。
考古工作者在调查中发现的第三道长城，位于燕长城以南，为汉长城。这道长城从河北承德西北部的滦平至隆化，调查中发现这段长城为夯土墙体，全长125公里。进入内蒙古宁城县境内，经大营子乡向东至黑城折向东北，经大城子、小城子，进入喀喇沁旗经甸子乡向东，越过老哈河，再折向东南进入辽宁建平县至卧佛寺。这一段长130公里，共发现墩台125座，墩台间有壕沟相连。从卧佛寺向东的路径不甚清楚，大体经敖汉旗最南端，过北票县延伸至牤牛河西岸。由于这段长城至今墙体多已坍毁，壕沟被淤平，只有墩台较为突显，所以有人认为这段长城是由墩台构成。事实上，这道长城可能是由城墙、墩台和壕沟相互衔接构成。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辽宁的考古工作者对长城东段的走向进行了数次调查。首先在浑河沿岸及浑河支流苏子河一线发现60余座汉代烽燧，路径西起沈阳东郊高坎，东至辽宁新宾旺清门镇，东西长150公里。烽燧为土筑，间隔1.5—2.5公里，残存高度3—5米之间。这些烽燧多位于低山丘陵或河岸台地上，有些地段还可辨认出沿山脊逶迤延伸的城垣残迹，其结构与西段汉长城相同，而附近也发现有汉代遗物。孙守道先生论定“当为汉代辽东长城的列燧遗迹”②，肖景全等通过对抚顺境内不同时期长城遗迹的分析，认为是汉武帝时期所建边塞。③近年吉林省考古工作者对通化地区进行的汉长城专项考古调查，共发现长城障塞1座、烽燧12座，此障塞、烽燧自成一线，西与辽宁省新宾旺清门镇隔富尔江相望，东止于西汉城址赤柏松，全长51.8公里。④
中段长城的走向一直不明确。从阜新东至沈阳地跨辽河平原，这里地势平坦，人口稠密，原地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般认为这段长城走向由彰武向东，经法库、穿过铁岭与开原之间向东，但此行径路线为推测，在多次考古调查中并没有发现长城遗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区域曾发现过一些战国至汉代的大型遗址，如铁岭五家台遗址面积达数万平方米，发现大量建筑材料、陶器和工具、兵器、货币；铁岭红山嘴面积约1万平方米，采集到汉式灰陶片、豆把和汉代货币；法库叶茂台石柱村遗址，发现战国和汉代泥质灰陶板瓦、豆把和绳纹陶片。上述地点或许可作为寻找中段长城行径的地理坐标。但也有学者对辽河平原地区是否存在过土筑长城提出质疑，据《史记·司马相如传》索引，张揖云：“徼，塞也，以木栅水为蛮夷界。”所以不排除以木栅相连为障塞御敌的可能。
目前所了解的燕秦汉长城走向，东西跨越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辽河平原、辽东北部和吉林通化地区，绵延近千公里，其行径线路的地理位置基本沿北纬42°南北摆动。东北境内燕秦汉长城是一个巨大的防御体系，更是一条特定历史时期划定的不同民族、疆域和不同文化与生存状态的分界线。因此，燕秦汉长城的出现，极大改变了东北古代文化的格局，并对东北战国两汉时期的历史及周边地区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燕秦汉长城以北地区含早期铁器的遗址和墓葬
燕秦汉政权先后进入东北，划分政区，设置机构，修筑长城，屯戍军队，确立在东北南部地区的管辖与统治。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迁徙，加强了东北与内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尤其是铁器的推广使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东北南部地区的物质文化面貌与内地已无大的区别。与此同时，铁制生产工具还传布到东北北部地区。现有资料表明，东北境内燕秦汉长城以北地区发现的多种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它们的一个重要标识是大多数遗址或墓葬都出土有铁器见下表。
松嫩平原已知含早期铁器的遗址和墓葬有：讷河二克浅墓地，该墓地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94座，出土铁器13件，因锈蚀严重，可辨认器形有削、匕、镞。二克浅墓地分早晚两期，发掘者认为出土铁器的墓葬属晚期，年代应晚于春秋末，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汉代。⑤讷河库勒浅墓地，分早、晚两期，属于晚期的15座墓葬中，出土铁器14件，除个别饰品外，均为小型工具，可辨认器形有削6件、镞6件、矛1件、泡饰1件。⑥库勒浅晚期墓葬与二克浅墓地晚期遗存文化面貌相似，年代较为接近。齐齐哈尔大道三家子墓地，在已清理的4座墓葬中，出土铁棍1件、铁削2件，另外在墓地发掘区内还采集到1件铁剑和1件泡饰，该墓地年代被认定为战国至西汉中期。⑦泰来平洋墓地分为两个墓葬群，砖厂墓地清理的97座墓葬中，有15座墓随葬削、镞、矛、管等铁器63件。其中出有铁削的M140碳十四测年数据经校正后为公元前410年—公元前364年，约相当于战国晚期。⑧肇东东八里墓地发掘墓葬59座，随葬品中有少量铁器，但种类、数量未作报导。东八里M34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经校正后为公元前481年—公元前386年，约相当于战国时期。⑨肇东哈土岗子遗址出土铁器1件，锈蚀严重，形状似削。⑩肇源小拉哈遗址在发掘区外，清理的1座墓葬中随葬铁削1件，按发掘者对遗址的分期属第三期遗存。该期碳十四测年数据经校正后为公元前331年—公元30年，其绝对年代相当于战国晚至西汉时期。(11)大安汉书遗址进行过两次发掘，出土的铁器有銎形斧和削，数量不详。发现铁器的汉书遗址二期文化F5，碳十四测年数据经校正后为公元前481年—公元前213年，相当于战国时期。(12)上述遗址和墓葬，除肇东东八里没有发表过资料外，其他文化性质均属汉书二期文化。另外，经过考古发掘的宾县庆华和索离沟遗址，前者出土铁削2件、铁锸1件、铁镞1件；(13)后者发现铁削2件。(14)这两处遗址的文化面貌与汉书二期文化有别，年代与汉书二期文化大体相当。
西流松花江流域，目前掌握的含早期铁器的主要遗址和墓葬有：吉林市泡子沿遗址，该遗址分上、下两层，下层属西团山文化，上层出土铁器(锛、钁各1件)并伴出“汉陶”，文化特征与下层不同，有研究者称其为泡子沿类型，年代推定在战国—西汉时期。(15)榆树老河深中层墓地，共发掘墓葬129座，文化面貌与泡子沿类型相近，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前后发展的两个阶段，或称之为泡子沿文化，其年代相当于西汉末—东汉初。(16)老河深中层墓地，出土铁器540多件，出土铁器中既有数量可观输入的中原式的钁、斧、锸、车軎、长剑和环首短刀等，还有大量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铁制品，如铜柄铁剑、T形首铁剑、长筩矛、铲形双刃镞、三翼镞、箭囊、削、带扣、马衔、马镳等。白云翔先生认为这些非中原式铁器“应当是从中原地区输入铁料在当地加工制作的”(17)。
东辽河与鸭绿江中上游流域发现早期铁器的遗址和墓葬，集中在东辽河上游的辽源、东丰、西丰、桦甸和鸭绿江右岸的通化、新宾、长白等地。东丰县大架山遗址上层出土铁器数量较多，以生产工具为主，包括钁、凿、镰、掐刀、锄、锸、削等，尤以铁钁的数量最多。大架山遗址上层提供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1976±72年(公元前26±72年)，其年代约相当于西汉。(18)东丰县宝山遗址上层与大架山上层文化面貌略有差异，有学者将这类遗存命名为宝山文化。(19)根据东丰县得胜大石望F2木碳测定的碳十四数据，经校正后为公元前398年—公元前212年，约相当于战国，下限年代可能晚到西汉初。(20)该遗址出土的铁器，包括钁、剑、削等，其中钁的数量最多，形制基本一致。(21)桦甸县西荒山屯清理盖石墓7座，出土铁器12件，其中锛5件、镰3件、削4件。根据与铁器共存的东北系青铜短剑形式分析，西荒山屯墓的年代可判定为战国晚期。(22)西丰县西岔沟墓地出土了大量的汉式铁器，工具有钁、斧、锛、锄；兵器有长剑、环首长刀、矛等，但触角式和长杆穿环式铜柄铁剑，显然是带有强烈的东北地方特色的兵器。由于西岔沟随葬有大量汉代遗物，尤其是铜镜、货币和陶器，年代可判定为西汉中期前后。(23)新宾县旺清门龙头山发掘3座石盖墓，其年代与西岔沟墓地大体相当。出土铜柄铁剑、铁戈、铁空首斧各1件。(24)长白县干沟子圆坛积石墓出土铁钁1件、铁刀1件，另在墓上采集铁刀2件。据“半两”和“一刀”钱断代，墓地年代定在战国晚到西汉时期。(25)另外，据报道通化万发拨子遗址第四期遗存出土汉式铁钁。(26)
绥芬河与图们江流域，以东宁县团结遗址下层命名的团结文化，已出现铁工具，可确知器形有斧、镰、锥等，遗址还发现不少砺石，可能是磨砥金属锋刃器的工具。(27)经过发掘文化面貌相同的遗址还有东宁大城、珲春一松亭、汪清新安闾上层和图们下嘎遗址，只在个别地点见有铁环和残断铁刃器。(28)目前已测定的6个碳十四数据校正后的年代(除去个别偏早者)跨度为公元前200年—公元62年，其主要数据基本处于西汉，下限年代可至东汉初。(29)
三江平原一带，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房址内出土的铁器有小刀、凿、镖、甲片、扣环等，文化面貌具有地方特色，发掘报告称“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30)。其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90年—公元前5年，约相当西汉时期。绥滨县蜿蜒河遗址下层遗存文化内涵与黑龙江中下游俄罗斯境内的“波尔采文化”十分相似，“波尔采文化”遗址已发掘多处，常出土有镞、刀等小件铁器，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蜿蜒河遗址下层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经校正后为公元前90年—公元130年，故年代上限不会早于汉代。(31)
呼伦贝尔草原，满洲里扎赉诺尔共发掘4次，先后清理墓葬53座，出土的铁器有环首刀、矛、镞、马衔等。随葬品中的规矩镜、“如意纹饰”、木胎漆奁，均为中原东汉时期的产品，是扎赉诺尔墓葬断代的主要依据。(32)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先后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7座，出土铁器300余件(片)，大多为锈蚀的甲片，可辨认器形有刀、镞、环、扣、棺钉等。还发现有规矩铜镜残片和“大泉五十”铜钱。(33)鄂温克旗孟根楚鲁共清理墓葬11座，出土铁器145件，绝大部分为甲片，其他种类有环首刀、矛、镞、鸣镝、带钩、马衔、当鈩等。(34)孟根楚鲁提供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2120±80年和2190±95年，通过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比较，其文化内涵与扎赉诺尔和拉布达林墓葬相同，所以它们的年代大体都应在1世纪之后，约比定为中原的东汉时期。陈巴尔虎旗完工墓葬，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座，出土铁器较少，有刀、镞、带扣等。完工墓葬缺少可供断代的器物，但从随葬器物含有汉书二期和泡子沿遗址的文化成分分析，推定年代不晚于西汉时期。(35)另外，其年代还可以通过文化性质相同的通榆县兴隆山墓葬得到进一步认证。根据兴隆山墓葬出土的汉代五铢钱和仿汉书二期铜鬲断代，以完工为代表的墓葬群年代当不晚于西汉时期。(36)
三、汉式铁器的传播与东北早期铁器时代
上述遗址或墓葬出土的铁器种类较多，目前这些铁器多未进行科学的检测，但大多数工具、兵器、车马具，都是铸造而成，形制则具有汉式铁器的特征，应该是从中原地区传入或是输入铁料在当地加工制作的。在已报道的材料中，梨树二龙湖古城、(37)桦甸西荒山屯盖石墓和吉林市泡子沿遗址出土的铁器可证，在战国晚期中原式铁器就已经传入东北南部地区，其北界已达到东辽河、西流松花江一带(接近北纬44°)。松嫩平原发现的一些含铁器的遗址和墓葬，年代上限也多被判定在战国晚期，所以不能排除这一时期中原式铁器可能还被传布到更北的地方。两汉时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有了明显增长，覆盖范围更扩大到图们江、绥芬河、三江平原和呼伦贝尔草原等更广大的地区。
中原系统的铁器向东北的传播，促进了铁器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铁器的普及程度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墓葬发现的铁器并非都属于中原系统，如榆树老河深、西丰西岔沟、新宾旺清门出土的触角式和长杆穿环式铜柄铁剑、平首无格铁剑；老河深、扎赉诺尔、拉布达林、孟根楚鲁出土的铲形镞、双刃尖锋镞以及铠甲片、带扣等；还有滚兔岭出土的镖、旺清门出土的戈等，器形和制作工艺明显有地方特点。这一时期燕秦汉长城以北及呼伦贝尔草原，一方面大量输入中原系铁器和铁料，另一方面受汉文化影响，吸收中原铸铁技术在当地加工制造具有地方特色的铁制品。
东北早期铁器的使用，应该与战国晚期燕政权对其北方疆域的开拓，以及秦汉时期对东北南部地区的管辖进一步完善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虽然东北广大北部地区的土著居民，在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原有文化传统，但铁器的出现及由南向北渐次传播及推广使用，却标志着铁器作为物质文化发展进程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经全面检索，本文中所列早期铁器的遗址和墓葬近30处(不包括燕秦汉长城以北地区发现的战国、汉代城址和较为单纯的“汉陶”遗址)，其中11个地点提供了15个碳十四数据，这些数据除个别偏早或测定年代明显有误外，年代跨度基本上落在公元前410年—公元130年之间，最晚的数据为距今2190±95年(孟根楚鲁)。另外，有伴出的“半两”、“一刀”、“五铢”、“大泉五十”铜钱和铜镜、“如意纹饰”、木胎漆器等汉式器物的断代，进一步说明东北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编年，大体相当于中原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个别墓葬的年代可能延续到魏晋时期。还有一些发掘过的遗址或墓葬，虽然报道未发现铁器，但根据它们的文化特征比较和相应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大概也不超出这一年代范围。例如，农安县田家坨子、(38)扶余县长岗子，(39)前者根据出土陶器形制和纹饰特点，既有与汉书二期文化相似者，也有泡子沿文化的同类器；后者文化内涵单纯，其陶器群特征属汉书二期文化。因此，两者的年代应当在战国晚期至汉代。再有如，德惠县王家坨子和北岭、(40)九台县关马山、(41)农安县邢家店(42)等发现的一批墓葬，以竖桥耳罐和镂孔浅盘豆、柱把豆为基本组合，文化面貌比较统一，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其主要器形分别同东辽河流域的宝山遗址上层、图们江绥芬河流域的团结遗址下层同类器形制相近。有研究者认为，以邢家店为代表的这类墓葬遗存年代可推定为战国晚期—西汉时期，(43)邢家店墓葬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经校正后为距今2150±85年，陶器类型学比较的时代特征与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亦基本吻合。所以这些没有出土铁器的遗址和墓葬，也都进入到早期铁器时代。
早期铁器时代这一概念在国外比较流行，但在中国考古学界则较少使用，原因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较早，可依据史载王朝的更替作为考古学编年的标尺，汉代以前还使用约定成俗的如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作为断代考古的称谓。但在夏、商、周三代王朝覆盖范围以外的边远地区，尽管也有文献记载，却多按社会发展史的物质文化演进规律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近30年来，中国边疆地区的汉及汉代以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各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与编年的时空框架构建已基本完成。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中国边疆地区应采用与中原地区统一的断代考古学概念。以东北地区为例，将青铜时代改为夏商周考古，将铁器时代改称战国秦汉考古。针对这一观点，本文提出三点意见：(1)东北地区青铜或早期铁器时代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是否能与中原夏、商、周三代和战国秦汉的断代编年体系相对应；(2)东北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的时间与中原并不同步，尤其是东北燕秦汉长城南北地区文化面貌有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统一的断代考古学概念是否妥当；(3)中国东北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东北亚地区的古代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采用的断代考古学概念不能与国际接轨，将很难把握处于中原文化覆盖范围以外的考古学文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基于以上考虑，就本文研究内容，建议东北燕秦汉长城以北地区应使用早期铁器时代的概念。
四、东北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格局与族属
东北早期铁器时代一个显要特点是，区域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从时空范畴和内容形式看，以燕秦汉长城为界，长城以南辽河东西两翼地区等中原文化政体覆盖范围，文化面貌与燕秦汉文化大体一致，并保持同步发展的态势；长城以北及边远地区，突出表现为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和交错并存的复杂性。目前，在非燕秦汉文化覆盖范围已辨识的东北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有10余种，尽管其中有些遗存的文化性质尚存在争议，但它们基本反映了战国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1)松嫩平原：汉书二期文化、庆华类型；(2)西流松花江流域：泡子沿文化、邢家店类型、田家坨子类型；(3)东辽河与鸭绿江中上游流域：宝山文化、大架山上层文化、西荒山屯类型和新宾旺清门、长白县干沟子等大石盖积石墓遗存；(4)绥芬河与图们江流域：团结文化；(5)三江平原：滚兔岭文化、蜿蜒河类型；(6)呼伦贝尔草原：存在以扎赉诺尔墓群和完工墓群为代表的两种文化类型。
东北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若将它们各自的分布区域、相对位置和文化内涵，与文献记载的汉代诸古代民族相比照，已形成了民族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据成书于西晋和南北朝时期的《三国志》和《后汉书》等文献，对东北古代民族较为详细的方位记载，以中原人的史观，东部活动于长白山及其延伸地带属东夷集团，西部分布于大兴安岭及邻近区域为乌桓、鲜卑集团。上溯到战国至稍早时期，乌桓、鲜卑集团源于东胡族系；东夷集团则归类于秽、貊两个族系。两汉时期，与秽、貊有族系关系的还有夫余、高句丽和边远地区的沃沮、挹娄等东北古代民族。
按汉魏文献记载，对比本文列举的东北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在族属研究方面已取得以下认识。西流松花江流域，以吉林市为中心分布的泡子沿文化及东辽河宝山文化和大架山文化，被认定是夫余族遗存。(44)结合文献的考古学研究认为，夫余属秽貊族系之一支，其族源可追溯到广泛分布于这一地区的西团山文化。鸭绿江中上游流域，是高句丽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区，现已发现的战国末至西汉时期大石盖墓—大石盖积石墓—积石石圹墓演变序列，无疑是“先高句丽”或高句丽文化的遗存。(45)图们江、绥芬河流域的团结文化，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克罗乌诺夫卡文化”、朝鲜咸镜北道的茂山虎谷洞第六期遗存等，有学者明确指出属《三国志·东夷传》记载的沃沮。(46)三江平原已辨识的两汉时期的考古遗存有蜿蜒河类型和滚兔岭文化。蜿蜒河类型在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称之为“波尔采文化”，“波尔采文化”与滚兔岭文化有密切关系。有学者提出这两种文化的族属是挹娄或属于挹娄族系的遗存。(47)在呼伦贝尔草原，由于早年鄂伦春旗嘎仙洞遗址北魏祭祖祝文石刻的重大考古发现，(48)为拓跋鲜卑起源于该地区提供了有力证据。所以两汉时期，呼伦贝尔草原以扎赉诺尔墓群为代表，包括拉布达林和孟根楚鲁等文化面貌相近的墓葬，均被认定为是早期拓跋鲜卑遗存。(49)松嫩平原，对汉书二期文化及相关遗存族属的探讨，目前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与夫余早期文化有关，是形成夫余文化共同体中的重要一支；(50)其二，从人种的体质特征观察，汉书二期文化(平洋墓葬)古代居民与完工墓葬组最为接近，也与扎赉诺尔墓葬组存在程度不同的相似性。(51)近年考古还发现，汉书二期文化的影响已辐射到早期拓跋鲜卑分布的呼伦贝尔草原，并与之存在互动关系。那么早期拓跋鲜卑最初向南迁徙的过程中，极有可能吸收这一类文化，甚至有部分人群加入其中。故汉书二期文化也是构成早期拓跋鲜卑的先世文化。然而，上述两种观点均显证据不足，故对其族属的判断，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注释：
①李庆发、张克举：《辽宁西部汉长城调查报告》，《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李殿福：《吉林省西南部的燕秦汉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②孙守道：《汉代辽东长城列燧遗迹考》，《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
③萧景全：《辽东地区燕秦汉长城障塞的考古学考察研究》，《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④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化县文管所：《吉林通化县长城遗迹调查报告》，待刊。
⑤安路、贾伟明：《黑龙江讷河二克浅墓地及其问题探讨》，《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讷河市二克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考古》2003年第2期。
⑥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讷河市库勒浅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墓地》，《考古》2006年第5期。
⑦黑龙江省博物馆、齐齐哈尔市文管站：《齐齐哈尔大道三家子墓葬清理》，《考古》1988年第12期。
⑧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洋墓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⑨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肇东县青铜时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
⑩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黑龙江省肇东县哈土岗子遗址试掘简报》，《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
(11)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12)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载《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13)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宾县庆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7期。
(1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宾县索离沟遗址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10年第1期。
(15)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和墓葬》，《考古》1985年第6期；张立明：《吉林泡子沿遗址及其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
(16)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17)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
(18)洪峰：《吉林省东丰县南部古遗迹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金旭东、王国范等：《1985年吉林东丰县考古调查》，《考古》1988年第7期。
(1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东丰大阳遗址发掘报告》待刊；金旭东、王国范等：《1985年吉林东丰县考古调查》，《考古》1988年第7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实验室：《放射性元素测定年代报告(二十)》，《考古》1993年第7期。
(2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文物考古五十年》，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22)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桦甸西荒山屯青铜短剑墓》，《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23)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9期。
(24)肖景全：《新宾旺清门镇龙头山石盖墓》，《辽宁考古文集》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2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长白县干沟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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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林沄：《论团结文化》，《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28)王亚洲：《吉林汪清百草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8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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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年第9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王成：《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986年清理发掘报告》，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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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程道宏：《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35)潘行荣：《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葬》，《考古》1962年第11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36)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通榆县兴隆山鲜卑墓葬清理简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
(37)四平地区博物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第6期。
(38)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农安田家坨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79年第2期。
(39)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扶余长岗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79年第2期。
(40)刘红宇：《吉林省德惠王家坨子北岭发现的古代遗存》，《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德惠县北岭墓地调查与发掘》，《考古》1993年第7期。
(4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九台市石砬山、关马山西团山文化墓地》，《考古》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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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金旭东：《西流松花江、鸭绿江流域两汉时期考古学遗存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45)金旭东等：《探寻高句丽早期遗存及起源——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发掘获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19日，第1版。
(46)林沄：《论团结文化》，《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47)林沄：《肃慎、挹娄和沃沮》，《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1期；贾伟明、魏国忠：《论挹娄的考古学文化》，《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
(48)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49)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2期。
(50)金旭东：《西流松花江、鸭绿江流域两汉时期考古学遗存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51)潘其风：《平洋墓葬人骨的研究》，载《平洋墓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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