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政治学——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伦知理的受容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政治学论文,日本论文,国家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11）01－0001－09
关于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的政治思想，迄今为止的讨论已经数不胜数。我之所以要进行探讨，是因为感觉到迄今为止的研究尚有“空白”。
学术界普遍认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以1903年访美为契机，趋向“保守”化，从以前提倡激进的“破坏主义”、接近“革命”的阶段“后退”了。那时候，通过日本接受伯伦知理成为问题关键，其后倡导“开明专制论”，作为“立宪”派的猛将，以《新民丛报》为据点，与革命派的《民报》展开反复论战。
以1903年为分水岭，梁启超论调的变化，不管是强调他在思想上的断裂，还是强调其一惯性，不外乎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流亡日本后的数年，梁启超以他的方式对日本的政治理论——用当时日本的用语来说，就是“国家学”——进行了吸收，并反映在自己的言论之中。
显著的例子就是导入伯伦知理理论，1903年访美回到日本之后不久，梁启超撰写的著名论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其蓝本并非日本最为流行的平田东助译《国家论》，而是以平田本为底本的汉译本，吾妻兵治译的《国家学》。此外，在此之前的1899年连载于《清议报》而中途中断的伯伦知理《国家论》，也是根据吾妻兵治的版本，关于版本的证明，最近颇有进展。
但是，对日本国家学的受容，早在《译书汇编》（1901年创刊）之中就已经开始，对伯伦知理的受容，在日本“国家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梁启超政治学的展开过程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可以说，思想史的分析尚不充分。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之前就已经提到伯伦知理，对“立宪”理论的关心被认为是在流亡之后。
此外，即使是后来的《开明专制论》，尽管梁启超自己明确声称《开明专制论》是照抄览克彦（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论说，但是，笕克彦与梁启超之间的影响关系依然没有得到证明。更有甚者，在与汪精卫等革命派的论战中，双方所引用的，除了伯伦知理（关于民族和国民概念的定义，也是受伯伦知理的启发）之外，还有波伦哈克、高田早苗（介绍的欧美政治学、巴遮斯等），梁启超与汪精卫的论战看上去就好像以日本的“国家学”为素材进行的代理战争。
不但是日中相互影响的事实关系未得到解析，就连“国家学”这一经由日本的“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思想史背景中所具有的意义，也没有得到深入的分析。
本文根据上述的问题意识，为了防止论点的扩散，主要以梁启超为中心，针对伯伦知理的受容问题，尝试进行史实的发掘和分析。
一、《清议报》的伯伦知理《国家论》（1899年）
流亡日本之后的梁启超以其旺盛的求知欲，广泛吸收历史、哲学、文学、经济、政治等各种各样的学说。其中，对于梁启超来说，政治学相关知识是最为紧要的课题之一。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他迫切需要重新对自己的政治战略进行理论化。这时候，提供了合适材料的，是日本的政治学。
关于伯伦知理，早在流亡的翌年（1899年）就进行了介绍。它就是断断续续连载于《清议报》（创刊于横滨）上的德国伯伦知理《国家论》（1899年），第11期（光绪25年3月初1日）、15期、16期、17期、18期、19期、23期、25期、26期、27期、28期、29期、30期、31期（光绪25年9月21日）。其后，这些译文被编为《政治学小丛书国家学纲领》，于1902年以饮冰室主人为译者名，由广智书局出版。
以下是刊载于《清议报》“政治学谭”栏目上的《国家论》：
国家论卷一：第一章“国家之改革”，第二章“国家之主义”，第三章“国家之建立沿革及亡灭”，第四章“立国之渊源”，第五章“国家之准的”。
国家论卷三：“国体”，第一章“四种正体（政体）”，第二章“四种之变体（民体）”，第三章“近世代议君主政治及代议共和政治”，第四章“代议（一曰立宪义同），君主政治之端绪”。
国家论卷四：“公权之作用”，第一章“至尊权，国权，主权”，第二章“国家主权（国民主权），君主主权（政府主权）”，第三章“公权之区别”（此稿未毕）
《国家论》连载到第四卷的中途，突然中断了。
其理由可能是因为这部伯伦知理《国家论》不是由德语原文翻译过来的，而是擅自刊载了吾妻兵治译的《国家学》（善邻译书馆，1899年）。① 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是从平田东助、平塚定二郎共译，庄原和校《国家论》（全五卷，春阳堂）转译过来的汉译本（据猜测，梁启超使用了其草稿本），既然得到了出版，并得以流通，那么就没有必要在《清议报》上连载了。
《清议报》的德国伯伦知理《国家论》与吾妻兵治译《国家学》（善邻译书馆，1899年）进行对照，可以看出除了中途结束的第四卷之外，第二卷和第五卷未译。
第二卷是“国家并国土”，第一章“论族民并国民”，第二章“论国家及社会”，第三章“论中古之等族”，第四章“论近世之社会”，第五章“论民人（外国人、内国人、公民）”；第五卷是“国家及教会”，第一章“论国家与教会关系之沿革（甲）”，第二章“论国家与教会关系之沿革（乙）”，第三章“论国家与教会关系之沿革（丙）”，第四章“论‘波罗特士旦特’教会”，第五章“近世学说”，第六章“论国家之教会主气”。
第五卷是谈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对于不熟悉基督教会情况的中国读者，可能不是迫在眉睫的内容。关于第二卷，可能是因为担心族民、国民、社会等概念会引起中国读者不必要的混乱，因而未予译出。获得刊载的，是有关国家论和欧洲立宪政体历史的部分。在早期的《清议报》，有关政治学的介绍文章不多，伯伦知理《国家论》可谓先驱者。
比《国家论》的开始连载稍晚些时候，新会梁任（注：原文如此）译《各国宪法异同论》，在第12册（光绪25年3月11日，日文蓝本不明）和第13册（3月21日，终卷）上刊载，《自由书》也在其后的第25册（光绪25年7月21日）开始连载。
在前者《各国宪法异同论》中，constitution被译为“宪法”，介绍了专制、立宪、共和等各国的政体。“宪法者，英语称为Constitution，其义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民共主之国）、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皆可称为宪法。”放弃了流亡日本前使用的君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民主之国这样的政体分类，开始根据“政体”、“立宪”等日制语汇的用法，对立宪政体加以说明。
其后，黄遵宪在光绪28年4月的《致饮冰主人书》中说：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清议报》所载，如《国家论》等篇，理精意博，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②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清议报》的贡献，特意单独列举了伯伦知理《国家论》。其背景是1902年时期对“政体”论和“立宪”论的关注程度提高，促使重新关注三年前的《国家论》。
此外，所谓伯伦知理《国家论》“言之无文”，确切地暗示这是日本人书写的拙劣的汉文。
二、《译书汇编》对伯伦知理的介绍（1900年）
如饥似渴地在日本吸收欧美政治学的，并非只有梁启超。进入20世纪以后，在中文杂志上盛行翻译和介绍经由日本的政治学说。
梁启超对伯伦知理的介绍，也是大量输入和介绍者的其中之一。
具有代表性的有《译书汇编》。《译书汇编》于1900年12月由留日学生发行，是从日语转译和介绍西方与日本的社会科学书籍，成为向汉语圈介绍日本学术的先驱。实际上，《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经常善意地提到《译书汇编》。
《译书汇编》创刊号的目录如下：《政治学》（美国伯盖司）、《国法泛论》（德国伯伦知理）、《政治学提纲》（日本鸟谷部铣太郎）、《社会行政法论》（德国海留司烈）、《万法精理》（法国孟德斯鸠）、《近世政治史》（日本有贺长雄）、《近时外交史》（日本有贺长雄）、《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日本酒井雄三郎）、《民约论》（法国卢骚）、《权利竞争论》（法国伊耶陵）。
此处列举出的德国伯伦知理著《国法泛论》，从选择译词的一致上，被认为是从加藤弘之日译本Allgemeines Staatsrech《国法泛论》的转译。不过，只有“绪言”部分被刊载于第一期至第三期上。
事实上，不仅是《译书汇编》，当时其他杂志对伯伦知理的提及也并不少见，亦可见于《游学译编》和《江苏》等杂志。③ 在那里，今天已完全为人所遗忘的伯伦知理，与历代大思想家们一起作为“国家学”大师而被介绍。
《浙江潮》第二期（1903年3月18日）以《新名词释义》为题，论及“社会与国家”（Society and State）。指出社会与国家都是新名词，其所指的意思含糊不清，对此进行了分别说明：
国家有机体之说，遂风靡一世。德国国家学者伯伦知理，以为国家者，有生气而能自发达成长者也。与器械异。……伯伦知理所述，以国家为全然之有机体。盖以国家包含以上种种性质也。虽然，以国家有此等性质，而似有机体则可。……要之，国家者，非分子集合体，非有机体，惟似有机体，具有有机的性质，是实最适当、最合理之说也。④
把伯伦知理视为一种独特的“国家有机体说”论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时中国如何接受国家有机体说的很好的例子。
伯伦知理在中国知识界受到如此瞩目，正反映出明治时期日本的政治学状况。
木村毅称赞伯伦知理的“《国法泛论》是……最早将广义的政治学移植到日本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作”，“作为日本的‘政治学开端’，是一本具有永久性纪念意义的书”。⑤
《国法泛论》是1851年初版的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1808－81）Allgemeines Staatsrecht（被译为《一般国法学》）的节译。伯伦知理自身在Allgemeines Staatsrecht出版后，多次进行修改，最终形成大部头的三卷本Lehre vom modernen Staat,1875－76（《近代国家理论》）。
《国法泛论》自明治五年至明治七年，被加藤弘之用作向青年明治天皇进讲的教材，并依次加以翻译。加藤对伯伦知理的关注，显示了他学识的正确性。⑥ 不过，加藤只停留在节译上，全译本要等到明治20年代平田东助等人的翻译。
其后，随着明治中期以降“德国学”在学院派中确立起霸权地位，伯伦知理与“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一起被人们所并注。
三、民间的伯伦知理受容
由《译书汇编》等对伯伦知理进行介绍的同时，根据上海文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辛丑（1901年）五月的记载，多处提到了吾妻兵治译《国家学》。可知，伴随着预备立宪的开始，从吾妻本《国家学》那里，获得了非常多有关立宪政体构造的构思。同年三月，也提到了连载于《译书汇编》上的《国法泛论》（加藤弘之译）。虽然《国家学》和《国法泛论》都是伯伦知理的著作，但是对于孙宝瑄来说，所触发的内容有若干不同。
《忘山庐日记》“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云：
“（五月）九日，雨。出城，哺归。观《国家学》，德国伯仑知理著，日本吾妻兵治译。今日东西文明国之治也，强弱贵贱，不相凌矣。然而寡数之民，必屈于多数之民，是亦势之无可如何也。伯仑氏曰：国家之为物，与无生气之机器浑殊。盖机器亦有诸部众局，然无有支体五官，如国家者。又绝不长育，唯有一定不变之动作耳，非随其心之所欲，有临机应变之力。”⑦
此处，引用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另：
（五月）十一日，……《国家学》云：世袭君治政，其任官或不问贵贱，不论门地，独至于王位，则必限一系，不肯杂异姓，是该政体之所以为优也。何则？一以绝奸雄之觊觎，一以使民免争位、革命之惨祸。忘山居士曰：观是可知传贤之天下，变为传子之天下，亦有所不得已。
（五月）十二日…世多谓立宪共和政体，其君可以拱手无为，谬也。《国家学》曰：无为素餐，非人君之道。忘山居士曰：君岂可无为？立宪政体特存世袭君位，以杜争位之乱，其实徒有君之名耳，国中之事，举听命于相，故君可以无为，君之实已移于相，是故立宪国惟以相为真君。……
十三日，晴。……始惟知君权之专制，及读《国家学》，乃知复有民权之专制。何谓民权专制？即乱民之横暴，荡坏宪法，恣行无忌惮也。
引用《国家学》并谈到了世袭制和立宪共和政体等。也可以从中看出他对卢梭“民权专制”的理解。
比阅读《国家学》早两个月，先读了《译书汇编》上的《国法泛论》。“（三月）七日，阴。观书。是晚，经甫招饮于一品香，复至丹桂观优。《国法泛论》：私权利专言利，而公权利兼言义，故有公权利，必兼有公义务。余谓孟子义利之辨，实则公利私利之辨。……”不过，所提到的只有片言只语。也提到了刊载于《译书汇编》第一号上的伯盖内《政治学》、《政治学提纲》、《万法精理》。
此外，同年八月，数次提到很早以前由江南制造局出版的《佐治刍言》（1885年）。可知，将近20年前出版的《佐治刍言》，在这个时期，又再次受到关注。
当时出版的目录书之类，也提到了伯伦知理的著作。这些目录中附有简单的书籍介绍，是了解当时的知识分子如何接受国家学的珍贵史料。
徐维则编《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
“国家学五卷，日本善邻译书馆本，德国伯伦知理著，日本吾妻兵治译。旧说以国家即君长之谓，固为巨谬，而法国革命盛唱国家即社会之说，亦不免流弊，德国政学家力矫其说，而伯氏之书集其成。……”⑧
沈兆袆编《新学书目提要》（1903年）：
“《国家学纲领》一卷，分为五章，德国伯伦知理原著，题云中国饮冰室主人译。作者为法学大家。……即如篇中论国家之所以立，于卢骚契券之说颇肆讥弹，若自心醉民约论者言之必当以为文人相轻之习。……”
两者都是伯伦知理的著作，均被指这是批判卢梭的书。
收录1902年至1904年有关新学之书的顾燮光《译书经眼录》（1935年）：
“国家学原理一卷，译书汇编社排印洋装本。……旧本高田早苗讲述，稽镜译。是书为日本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讲义录。盖‘国家学’者译自德文，与英文所谓‘政治学’相似，德儒伯伦知理分为国法、行政二学，其总论国家者则为国家学原理，而以统计、行政、国际公法、警察诸学附之，其政治学又析为国内、国外二类，以研究内政、外交之学，至考国家性质者则为普通政治学焉。……专研国家学原理，以神学契约为失当，而以君民立宪为历史之要，而其能博综西儒之说以折衷于哲理、历史两派为断，较伯氏所论尤有至理。（章安寄社译有日本有贺长雄著《国家学》，又译有日本平田东助译《国家论》，又译有日本桥爪法学士著《国政学》，陈超译有日本小野梓著《国宪泛论》，日本译书社译有《今世国家论》。）”
此处指出“国家学”与“政治学”的不同。现在，高田早苗是作为与东京帝大等官学的“国家学”不同系统的英美流派政治学专家而为人所知，没有被分类在“国家学”学者之中。⑨ 但是，高田在这个时期，于东京专门学校的讲义中，作为政治学的一般教材，使用了安东尼·伯吉斯等人的学说以及伯伦知理的《国家学》。
与此相反，《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上海制造局翻印图书目录》等主要收录“东学”以前的“西学”书，其中都没有提到伯伦知理。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伯伦知理是20世纪初“东学”之中最具有典型的。
四、梁启超的政治学受容系谱
接下来，我想稍将时间往前追溯，从流亡日本以前来探讨梁启超的政治学系谱。
“政治学”这个词，从它的三音节词构造来看，原本是日制汉语，最早出现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⑩ 中国原称“西学”或“西政”。
19世纪中叶以降，有关西方政治局势的情报也相当多地流入中国。《佐治刍言》就是其中一例，被收入当时的西学书目类——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编《东西学书录》、徐维则、顾燮光编《增版补东西学书录》、胡兆鸾等辑《西学通考·西书考》、张荫恒编《西学富强丛书》。
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1896年）中指出：
“《佐治刍言》，言立国之理，及人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穷源，论政治最通之书。其上半部论国与国相处，多公法家言；下半部论人与人相处，多商学家言。”(11)
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佐治刍言》是“论政治”之书，恐怕是1880至1890年论“西方政治之学”的唯一书籍。(12)
《佐治刍言》的原本是钱伯斯出版社（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出的Political Economy,for use in schools,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1852，是“钱伯斯教育课程”丛书之一，是面向初学者的启蒙书，在英国相当流行。
实际上，这部Political Economy,for use in schools,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作为《西洋事情》外编，福泽谕吉在1867年进行过翻译和介绍。文久二年（1862），福泽作为幕府遣欧使节团的随员，在第二次访欧时见到了此书。作者不明，但美国的克雷格·艾伯特（Craig,Albert M.）教授查明是当时的著名作家Burton,John Hill,1809－1881。(13) 众所周知，《西洋事情》（早于外编而先出的第一卷）据说卖出了25万部，福泽自己很重视外编，在《题言》中指出它是有关西洋情况的“柱础屋壁之构成”。(14) 在日本，亦作为“经济学”的入门书。
江南制造局在翻译之际，参考福泽本的可能性较小。不过，由于是传教士翻译的，文字拙劣（傅兰雅用汉语口述原书内容，由中国助手书录），不是政治学专家，而且并非系统的介绍，种种理由使《佐治刍言》的影响有限。(15)
实际上，关于“西方政治学”的具体知识，在中国几乎未得到介绍，对于应该划入哪个“学科”，梁启超自己也对此感到困惑（梁启超《读西学书法》）。因而，此前作为“西政”而获得介绍的内容，并没有提供系统的知识，只是局限于派遣使节传送回来西方的具体学校、制度、议院、公法等等。
此外，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6年）中，也出现了很多日本社会科学的书籍。不过，它不过是收集日本街头巷尾中的书籍目录而成的，(16) 实际上并没有取得日语原本进行参照。
因而可以认为，实际上对日本政治学的受容，要等到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之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之后。流亡日本之后的梁启超对与“政治学”相关的“东学”的介绍，其意义可以由此得到理解。
《革命逸史》的作者冯自由，翻译了《那特硁政治学》（德国那特硁著，1902年），由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广智书局出版。那特硁是被帝国大学聘任为首任政治学教授的德国人Karl Rathgen,1855－1921，他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对德国引进“国家学”发挥了很大作用。在《那特硁政治学》卷首的《政治学序言》中，冯自由指出，庚子以后，上下震动，朝廷下维新之诏，士大夫众口倡言“新学”，求购“时务新书”。(17) 有关政治学的书籍有可能在这样的风潮中接二连三地得以出版和接受。
以下，我想谈谈梁启超的政治学理解。
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94，95册，1901年10月12日、22日，光绪27年9月初1日、11日）中提到了伯伦知理。根据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对欧洲中世、近世国家思想的变迁，列表进行了详细整理。
我们知道，《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在后段介绍了“强权派”的国家思想，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民族帝国主义加以解说。
刊登于《新民丛报》第一号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年2月8日），列举了左右世界的10位伟人，其中就有伯伦知理：
七曰，伯伦知理（Bluntschili，德国人，生于一八○八年，卒于一八八一年）之国家学。伯伦知理之学说，与卢梭正相反对者也。虽然，卢氏立于十八世纪，而为十九世纪之母；伯氏立于十九世纪而为二十世纪之母。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于世。前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
其他被列举的名字还有：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亚当·斯密、达尔文。将伯伦知理和这些伟人等而视之，在今天看来，有些别扭。
将卢梭视为19世纪之母，而将伯伦知理视为20世纪之母，对卢梭学说加以批判，是梁启超一贯的想法。
在《自由书》的《干涉与放任》（《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2日）一文中，提倡今后之中国应该根据伯伦知理的“国家全权论”实行“干涉主义”政治：
请言政治界。中世史之时，无所谓政治上之自由也。及南欧市府勃兴，独立自治之风略起，尔后，霍布士、陆克诸哲，渐倡民约之论，然霍氏犹主张君权。及卢梭兴，而所以掊击干涉主义者，不遗余力，全世界靡然应之，演成十九世纪之局。
近儒如约翰·弥勒，如斯宾塞，犹以干涉主义为进化之敌焉。而伯伦知理之国家全权论，亦起于放任主义极盛之际，不数十年已有取而代之之势。畴昔谓国家恃人民而存立，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者，今则谓人民恃国家而存立，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矣。自今以往，帝国主义益大行，有断然也。帝国主义者，干涉主义之别名也。
虽然以上只是片言只语地提及，但是其中所提起的有关伯伦知理的论点，被《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所继承，进行了汇总论述。(18)
五、《新民丛报》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
刊登于《新民丛报》（第38、39合号，1903年10月4日）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历来被视为梁启超思想“倾向”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备受关注。(19) 野村浩一在他的著作中，认为这是与卢梭主义式的共和主义诀别，而转变为伯伦知理的“国家学”。(20)
巴斯蒂（Marianne Bastid）证实了该论文是吾妻《国家学》相关部分的“抄本”。而作为转译自平田东助、平塚定二郎合译本《国家论》的吾妻汉译本《国家学》，是根据伯伦知理于1874年出版的通俗读物Deutsche Staatslehre fur Gebildete（《写给有教养者的德国政治学》）。如前所述，并不是根据伯伦知理的主要代表作Allegemieines,Staatsrecht《一般国法学》1851－1852）。(21)
毫无疑问，梁启超通过带有“日式汉文”特征的吾妻《国家学》，来理解伯伦知理。
不过，吾妻《国家学》是将近300页的大部头作品，梁启超在写《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对其进行了取舍选择。此外，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蓝本”的存在并不重要，而是将其作为梁启超本人的文章来读。
刊登《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的同号《新民丛报》（38、39合号），还刊登了《新民说》第17节《论私德》。这篇《论私德》也一反《新民说》的论调，撤销自由、平等、竞争、权利等学说，提倡旧道德，备受瞩目。《新民丛报》的38、39合号（光绪29年8月1日，明治36年10月4日发行），实际上是梁启超访美归来之后，于1904年后发表的。(22) 访美经验似乎给予了梁启超某种启示，事实上，当时的人也感觉到了梁启超的某种“变化”。
但是，此前的《新民丛报》第32号（1903年5月25日）上，也刊载了署名为力人（梁启超的笔名）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述伯伦知理《德国政治学》中的国家有机体说、主权、政治、司法制度。这是在访美之前写的，对伯伦知理的理解并无太大差异，看不出访美前后出现太大的变化。
那么，《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究竟是怎样的一篇文章呢？
它是由“发端”、“一国家有机体说”、“二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三论民主政治之本相及其价值”、“四论主权”、“五论国家之目的”构成的。
都恰当地介绍了伯伦知理的主张。
在“发端”中，对卢梭展开了猛烈批判。其中，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区别，批判社会契约论将国家与社会混为一谈：
伯氏又言曰：民约论之徒。不知国民与社会之别，故直认国民为社会。其弊也使法国国础不固，变动无常，祸乱亘百数十年而未有已。德国反是，故国一立而基大定焉。夫国民与社会，非一物也。国民者，一定不动之全体，社会则变动不居之集合体而已。国民为法律上之一人格，社会则无。故号之曰国民，则始终与国相待而不可须臾离；号之曰社会，则不过多数私人之结集，其必要国家与否。在论外也。
此伯氏推论民约说之结果而穷极其流弊也。
第一节的国家有机体说也是根据伯伦知理而进行简洁的说明。在《新民说》中，这个“国家有机体说”是成为议论骨干之论据。(23) 在《新民说》的《叙论》（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号）中，就已经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病，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此处的四肢、五脏、筋脉、血轮的比喻，让我们想起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
在第二节中，详细论述国民与民族的关系。在第三节之后，论述立宪君主制和共和议院制。这些都是《清议报》的《国家论》中被删除的部分（第二卷第一章“国民与民族”等），在这里又得到复活。
对这篇《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个叫“和事人”的人，认为梁启超访美归国之后，宗旨突然发生了改变，批判梁启超的伯伦知理学说和论私德。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在梁启超的同时代人也看出了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梁启超在《答和事人》（《新民丛报》第42、43号，光绪29年10月14日）中，进行了反驳（也收录了和事人的原文），可以看作是对革命派的宣战书。
作为对《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的反应，汪精卫撰写《民族的国民》，刊登在《民报》（创刊号、第二号，1905年）：
夫民族主义由种族观念而生者也。……欲颠覆二百六十年来之贵族政治，当建民族主义；欲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当建国民主义。
此外，汪精卫在《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民报》第13号，1907年5月5日）中，讲到自己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伯伦知理（平田东助、平塚定二郎合译）《国家论》的“论民族与国民”。汪精卫同时涉及到巴遮斯（John.W.Burgess），这证明他还参照了高田早苗、吉田巳之助合译的《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2年）（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Ginn&Company,1890）。
粗略地概括起来，梁启超和汪精卫之间的论战就是承认不承认“种族革命”，用汪精卫的话来说，就是进行不进行民族主义革命（不过，此后并没有提出如何树立国民主义的具体方策）。
两个人在政治战略上尖锐对立，但是，所使用的概念却是惊人相似，可以看出他们依据了共通的知识基础。(24)
其共通的基础就是《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第二节“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与吾妻本所介绍的伯伦知理的学说。伯伦知理详述了Nation与Folk的不同，在吾妻本中，Nation被译为“族民”，Folk被译为“国民”。(25) 梁启超和汪精卫似乎都只是把“族民”改为“民族’，而沿用了其理解。
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第二节“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之后，加了“按语”：
由此观之，伯氏固极崇拜民族主义之人也。而其立论根于历史，案于实际，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诚以国家所最渴需者，为国民资格。而所以得此国民资格者，各应于时势而甚多其途也。两年以来，民族主义稍输入于我国，于是排满之念，勃郁将复活。虽然，今吾有三问题于此，曰：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乎？此吾不能无疑之第一问题也。……(26)
梁启超一方面根据伯伦知理的国民与民族的定义，另一方面对近年的“民族主义”盛行导致“排满”感到担心，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国民资格”。这与主张需要“新民”的《新民说》也是相关连的。
在《新民说》中也可以看出对伯伦知理“国民”概念的借鉴。《新民说》第6节《论国家思想》（《新民丛报》第4号，1902年3月24日）认为：
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也。此文野所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
将“国民”从“部民”中区别开来，认为是由“部民”发展而来的，如此“国民”之存在是形成“国家”所不可欠缺的。
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认为“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承希腊罗马政治之团结，经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原，大有所异。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强调“有机的统一和有力的秩序”是必要的，批判卢梭的学说没有将部民发展为国民而置之不理。
在前述《清议报》的《国家论》中，就第二卷《国家与国土》的内容，当时梁启超认为Nation（族民）与Folk（国民）的区别没有多大意义，相反有可能引起误解和混乱，因而将起删除了。此外，关于政体，梁启超亦有所犹豫，将君主立宪制和议院共和制的分析部分也删除了。
但是，访美归国之后，梁启超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许多被删除的部分在《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得以复活和补充。关于族民、国民以及君主立宪制和议院共和制的记述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
梁启超对提倡“卢梭主义”的过激“革命派”，利用伯伦知理提供的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概念框架进行反驳。《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瞄准的对象是革命派的复仇主义和共和主义。不过，对于梁启超来说，中国的紧迫问题是尚未有国民的资格，如何才能将停滞在部民或民族阶段的中国人提升为“国民”。
六、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1906年）
梁启超于1906年开始连载《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73、74、75、77号），以对应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民报》上鼓吹的“种族革命”。《开明专制论》作为梁启超的主要政治主张而广为人知（开明专制一词最早出现于陈天华的遗书）。
《开明专制论》总共八章，分别为“第一章释制”、“第二章释专制”、“第三章开明专制”……“第八章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等。
其主张概括起来说，现在中国政治体制的目标不应该是共和，而应该是立宪君主制。但是，现在因为国民的政治能力不足，不可能实行立宪君主制，而适合开明专制。
由此招到了主张立即进行“种族革命”以实现共和目标的汪精卫等人的反击。
但是，回顾迄今为止的研究史，《梁启超年谱长篇》中的如下一节几乎未得到关注。
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二年写给蒋智由（观云）的信中说：
弟所谓开明专制，实则祖述笕克彦氏之说，谓立宪过渡民选议院未成立之时代云尔。日本太政官时代之政体，即弟所谓开明专制，而公所谓宪胚非有二物也。弟之用此名则有所激而言，弟持论每喜走极端，以刺激一般人之脑识，此亦其惯技耳。……观屡次报中所下此四字之定义，当无疑于与公相反矣。公其许之耶？(27)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开明专制”有如下三点：
1.其构想来自笕克彦，日本太政官时代的政体就是“开明专制”。
2.与蒋智由（观云）所谓“宪胚”相同。
3.时常持论极端，喜欢刺激人们，不过是有所激而言。
以上三点，按顺序探讨如下。
关于第1点，笕克彦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他的著作《国法学讲义》是由笕克彦口述，而由陈时夏译为中文出版，在中国的知识界影响很大。例如，戴季陶《宪法纲要》（1909－1910年）也时常引用到笕克彦的书。(28) 此外，在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法政速成科，也以此为讲义，那时的学生中就有汪精卫，并出过有关以明治天皇为原型的“开明专制论”的试题。(29) 笕克彦在法政速成科的讲义录，有一部分得以保存下来。(30) 不清楚梁启超所根据的是哪一部分，我估计是参照了流传在留学生之间的这种简便的讲义录。
作为参考，笕克彦《法学通论（日本大学43年度法科第一学年讲义录）》（1910年，第126－130页）也有如下记述。览克彦区分国体与政体，认为政体随时代而变化。“尧舜时代，在制度上也是了不起的开明专制时代……降而至唐宋，作为开明专制时代，也非常发达，元代以降，大大的倒退了……尤其是明治的王政复古以后，至明治二十二年，不能不说这是显著的开明专制时代。……”
但是，由于笕克彦后来提倡神道哲学，倒向体制翼赞一方，今天几乎不为人所知，对他的研究也几乎等于零。只是经常被提到，与小野塚喜平次一起成为帝大教授的南原繁，受了他的影响。(31)
关于第2点，蒋智由（观云）所谓的“宪胚”，在政闻社的机关报《政论》1号上，刊登了他的著作《宪政胚论》（政论社刊）的广告，是论述有关立宪胚胎时期责任内阁制等初步改革的文章。是立宪达到真正完备为止的过渡阶段。
关于第3点，可以从梁启超留下来的文献中进行确认。
1905年，清政府发布《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上谕，1906年发布《预备立宪》上谕。清政府开始迈向立宪化。这是《开明专制论》全部发表完之后的很清楚的方向，梁启超自己也朝着“立宪”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立场。1907年秋，以聚集于《新民丛报》的同志者为中心，结成了政治团体政闻社，梁启超好像也参预其中(32)（但是，翌年的1908年，被清政府禁止）。
这样说来，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论的时期，不过是政闻社结成为止不足一年的极短时间。
几乎与《开明专制》同时，刊载了小野塚博士（梁启超译）《国家原论》（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大纲》第二篇《国家原论》第一章的翻译，《新民丛报》第74号）、饮冰《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77号，广池千九郎《东洋法制史论》的翻译）等。
众所周知，小野塚的《政治学大纲》经常在《开明专制》中被引用。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类似经典一样的著作。
这个时期，法政速成科聚集了很多学习日本宪政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讲授政治学的，是东京帝大最初的日本人政治学教授小野塚喜平次。编了许多讲义录之类的书，不仅在日本国内流通，也流传到了中国。在速成科的讲义内容也大致根据畅销书《政治学大纲》。可以确认，1905年之后，小野塚以外的很多政治学讲义录和著书之类也被译为中文，可谓是政治学翻译潮。关于笕克彦，也可以指出同样的现象。
《开明专制论》之后，紧接着陆续发表了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1906年2月），《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5，86号，1906年7月），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1906年5月），汪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6号，1907年1月），《希望满洲立宪者盖听诸》（《民报》第5号，1906年6月）等文章，继续论战。无暇在此详细介绍此次论战，大致上，梁启超虽然认为立宪的关键在于国民是否有这个要求，但是他还是主张立宪，认为满汉之间虽然存在着利益矛盾，但是和中外竞争相比，不过是次要的问题。汪精卫则认为只要种族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解决政治问题。
在这次论战中，“民族”（“种族”）一直是个很大的主题，双方共有伯伦知理所提示的定义。而且，部分地援引笕克彦、小野塚喜平次、美浓部达吉、穗积八束、那特硁、耶林等人的学说，构成了新的图式。
七、小结
梁启超在输入“新学”时，只要是有用的，抓到什么便是什么，并没有什么原理原则。经常说到“梁启超式的输入”，这是很恰当的形容。
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没有采用明治初期流行的英美流派的政治学，而是试图输入德国流派的“国家学”。“国家学”这个词很难翻成英语，具有独特的语感。1880年代中期以后，在日本知识界得到普及，作为学术上的制度化得到发展。
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之后，寻求传统中国所没有的欧美政治理论，接触到的正是日本的“国家学”。在日本，伴随着帝国宪法制定和立宪国家建设的种种举动，或聘请德国教授，或奔赴德国进行宪政考察，举国引进了“德国学”。伯伦知理的思想大受欢迎，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现象而已。
但是，对于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国家学不过是政治学的一个别名。几乎没有像日本人那样，发现国家学有着某种独特的语感，也没有关注伯伦知理前后的德国国家学者。
不过，中国人以独特的形式接受了伯伦知理学说。关于国家有机体说的极为肤浅的理解，显示了“国家”论在当时受到追寻，伯伦知理关于国家与社会的讨论，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批判，还有民族、国民概念等等，可以说相应地存在满汉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不是以“政治学”的形式，而是以“国家学”的形式来接受，具有很大的意义（尽管梁启超本人并无自觉）。
关于其后的《开明专制论》，迄今为止也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本稿尝试通过重新审视梁启超政治学受容的一系列过程，看到了上述与历来研究不同的侧面。
鸣谢：在中文稿写作之际，得到了大阪市立大学博士王标先生的鼎力相助。识此以表谢意。
收稿日期：2010－08－05
注释：
① 狭间直树《梁啓超研究につぃて思ぅしての“知層”己‘《刀明治日本》，陶德民、藤田高夫编《近代日中関係人物研究の新しぃ地平》，雄松堂出版2008年版。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
③ 潘光哲《伯伦知理与梁启超：思想脉络的考察》，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④ 《浙江潮》第二期（1903年3月18日），第6－7页。
⑤ 木村毅《解题——〈国法汎谕〉》，《明治文化全集補卷（二）国法汎谕》，明治文化研究会，日本评论社1971年版，第3页。
⑥ 村上淳一《国法汎谕》，《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5翻訳の思想》，岩波书店1991年版，第414页。
⑦ 《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362页。
⑧ 以下的引用，出自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書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40，254页
⑨ 内田满《高田早苗政治学史研究——日本政治学史》，东信堂2007年版，第3章“高田早苗の政治学”。
⑩ 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中国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英文原书为1993年。
(11) 夏晓红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5页。
(12)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91－93页。不过，邹振环误指原书为Homely Words to Aids Governance。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亦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7页。
(13) 克雷格．艾伯特《ヅョン·ヒル·バ一ンと福澤廥吉》，《福澤谕吉年鑑》，福泽谕吉协会1984年版。
(14) 《福澤谕吉全集》第一卷，岩波书店1958年版，第385页。
(15) 孙青《从〈政治经济学（学校教学及参考用）〉到〈佐治刍言〉——传教士译述与晚清中文世界“西方政治之学”的塑造一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6) 沈国威《康有为及其〈日本书目志〉》，《或问》第5号，2003年。
(17) 转引自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8) 此外，在《新大陆游记》46中，提到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详述经常更换官员对国家不利。
(19) 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第一册，台北，1971年），对梁启超的伯伦知理受容进行了精细的研究，但是未使用日语文献。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版，第164－165页，等。
(20) 野村浩一《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筑摩书房1964年版，第176－177页。
(21) 巴斯蒂（Marianne Bastid）《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22) 根据狭间直树编《梁啓超》（みすず书房1999年版）附录2《〈东方協会会报〉受赠書目に见ぇゐ〈清議報〉〈新民丛报〉一览》月刊《东方协会会报》108号（1904年2月20日）有受赠记载。
(23) 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論》，收入前引《梁啓超》。
(24) 孙宏云《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5) 吾妻兵治译《国家学》，第22－24页。
(26) 《新民丛报》第38、39合号，第29－30页。
(27) 前引《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6页。
(28)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29) 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11集（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特集），1988年。
(30) 《法政速成科 羲绿》1905年第一号，览克彦述《国法学》（第1－8页），《法政速成科 羲錄》1905年第六号，笕克彦述《国法学》（第7－34页）现藏法政大学图书馆（市谷馆）。《法政速成科 羲绿》有1905年至1910年部分，脱落的卷号也很多。
(31) 南原繁《笕克彦先生》，《南原繁著作集》第9卷，丸山真男、福田欢一编《南原繁回颇绿》，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等。
(32) 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