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中国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未来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这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或工作节奏都变得越来越快，几乎很少有人去闲情逸致地探讨某些远离生活现实的理论问题，更不用说在炎热的盛夏去十分认真地讨论一些与自己的生活不那么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了。不少人甚至认为在当今这个高技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文学已经死亡，理论更加无人问津。人们一般都在工作之余看看电视，通过上网来获取来自异国他乡的信息，或者消遣闲聊，以度过炎热的酷暑。但是却有那么一批热爱文学事业、致力于人类审美理想追求的中外学者，不远万里，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出席“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于2000年7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亚洲、北美、南美、欧洲和澳洲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100余名文学理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其中包括少数在北美获有绿卡但仍保持原国籍的亚非学者。可以说，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国家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研究者都有代表前来，他们济济一堂，在世纪之交共同探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文学批评理论的未来前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建构以及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与国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二十世纪中西方文论的历史回顾、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在中西方的不同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理论、中西方比较文学的新进展、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冲突与共融等理论课题。据悉，这次会议是建国五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史上规模最在、与会外国学者最多、且学术质量最高的一次文学理论盛会。本次会议在北京的举行，标志着中国的文学理论已逐步走向成熟，其研究成果已经越来越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对话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会议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共收到中英文论文近百篇。会议之前，亚、欧、美、澳的学者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反复酝酿和协商，决定在本次会议上宣布成立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以便为今后东西方学者的合作研究和交流对话奠定必要的组织基础。经过反复协商和讨论，学会理事会决定由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杰出教授希利斯·米勒出任学会第一任主席，法国巴黎大学教授爱莱娜·西苏、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罗伯特·华莱士英文讲座教授西蒙·杜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中文出任副主席，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教授加布里尔·施瓦布和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王宁任秘书长。在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中，主要议案和大会的讨论议题均由中国学者提出，这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史上恐怕十分罕见，因而本次会议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显然是人们可以预料到的。这无疑也标志着在改革开放自益深入的今天，不仅中国的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也完全有能力在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中发出有力的声音，他们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失语”状况之后，已经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并在与西方学者的对话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正如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所指出的，尽管欧美学者在不少问题上难以沟通，甚至互相排斥，但中国学者的努力却为国际性的理论讨论提供了论坛，这不仅起到了促进东西方学者之间沟通和对话的作用，甚至对促进欧美学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国学者的努力，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成立是难以想象的。
毫无疑问，探讨新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前景和走向，早已成为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面对十九世纪文学批评的繁荣之局面，曾有学者断言那是一个“批评的世纪”，而实际上，如果就流派纷争、新的理论层出不穷、文学研究的疆界日益扩大和模糊等现象而言，二十世纪才可算作真正的“批评的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年来，随着后结构主义文化批评的崛起，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在西方已达到白热化的境地，并已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人们所热切关注的是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文学理论界还会出现何种理论思潮，面对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全球化趋势，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文学者如何提出自己的对策，人们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便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把一大批第三世界的批评家或有着第三世界血统担在欧美主流理论界被长期“边缘化”的学者推到了国际理论争鸣的前台，这一切均使得世界文学理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理论越来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特别是近十年来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挑战，致使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理论家和人文学者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产生了怀疑。对此，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主编拉尔夫·科恩曾在八十年代后期邀请了一批活跃在理论前沿的西方文论家共同探讨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并出版了专题研究文集《文学理论的未来》(The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1989)。他们的洞见为东西方学者在世纪末展望世界文论的前景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批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很高知名度和学术影响的学术研究者对西方以外、尤其是有着十二亿人口和数万名文学理论工作者的文化大国——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则知之甚少，因此毫无疑问，探讨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倘若仅仅局限于西方的语境显然是不够的。当东方文化的价值越来越被世人重视时，当古老的中国文学及文学理论精华越来越得到世人瞩目时，西方学者便热切地希望了解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状况。让来自东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共同探讨文学理论在新世纪的前景和研究课题，便是本次会议组织者的初衷。而出席会议的东西方学者之踊跃则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次北京盛会上，人们可以见到一些熟悉的身影，也有一些人虽未到过中国，但名字和著述却颇为中国学界所熟悉，这些学者中包括当代解构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国际后现代文化研究权威刊物《疆界2》(Boundary 2)主编保尔·鲍维(PaulBove)、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的主要研究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文化研究的主将西蒙·杜林(Simon During)、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刊物《精灵》(Ariel)主编维克特·拉姆拉依(Victor Ramraj)以及比较文学大师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这次研讨会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王宁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加布理尔·施瓦布教授共同主持。出席会议并发言的中国学者有钱中文、吴元迈、曾繁仁、乐黛云、郑敏、朱立元、孙绍振、杜书瀛、许明、王录、毛崇杰、谭好哲、顾祖钊、李衍柱、畅广元、王一川、曹顺庆、叶舒宪、申丹、陶东风、金元浦、王逢振、王宾、周启超、徐岱、张志君、曹莉、李庆西、陈戎女等。代表们虽然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理论的未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大多对此持乐观的态度。
针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米勒认为即使在当代高科技迅速发展、计算机网络直接控制人们的阅读和欣赏的不利情况下，文学仍有它生存的一席之地，只是过去狭义的文学理论将为范围更加广泛的批评理论所取代。钱中文则主张中西方学者通过交往和对话对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达到相对的共识，但这种对话并非一方附和另一方，而是双方的观点都亮出来，通过切磋和交锋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与维护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主张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同时与文化分离主义也毫不相干，广采博取、鉴别吸纳、融合同化，综合创新，这就是我们新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精神。荷兰学者佛克马通过对欧洲、南美和中国三位小说家的阅读和比较分析，说明文学理论的效应并未丧失，每一位作家通过对前辈作家的重写而达到一定程度的创新。乐黛云在指出多元文化发展中的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两种不良倾向的同时，也呼吁不同的文化保持各自的特征，以便在一种和谐的气氛下进行平等的对话，她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学理论和人文学科的其它领域一样，都将会经历难以想象的颠覆和重建，人们之所以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前途抱有一线希望，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文学理论将是建立在全新的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基础上，它将有益于人类的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有益于全球“一体化”的阴影下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而文化的多元发展，也许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唯一途径。意大利学者伊安·钱伯斯认为，在不同的文学进行交流时，翻译往往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跨文化的翻译最终能产生一种新的文学意义，在这方面来说，也许理论会失败，但文学却有着广阔的前景。美国学者施瓦布也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伊塞尔的接受美学理论发展出一种“文化书写”策略，在这种文化书写面前，人的作用实际上已退居到“后人类”的地位，毫无疑问，研究所谓“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已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理论批评界的又一个重要课题。澳洲学者西蒙·杜林探讨的是文化与社会政策的互动作用，在这方面，文学的主体作用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美国学者鲍维则通过克林顿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不断延续和改变来说明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的作用，指出，这种权力—话语的游戏在不同的场合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但在任何时候他们都念念不忘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打出人权这张牌。许明则在大会发言中对西方话语在中国一些青年学者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了质疑，在向西方学者介绍当代中国的文化形势和人文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不同对策，他着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国情相结合所产生的作用，因为这样才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的资本。当然，上述一些观点属于文化研究的课题，但同时也涉及文学理论的根本问题。正如本次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王宁所指出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对文学的阅读和欣赏就永远不会完结，而作为一种以文学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则无论就其自身的学科意义而言，还是对批评实践，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存在理由和意义。因此过早地宣布“文学理论已经死亡”至少是短视的和不负责任的，但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理论的作用显然不可像过去那样具有巨大的启蒙和指导作用，它将和文化研究共存，而不会被后者吞没，只是文学研究的领域已得到了拓展和扩大，不少文化研究的课题也进入了文学理论家的视野，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非一定要形成对立的局面。申丹对此也有同感，她认为，二十世纪的中西方文学理论曾出现明显的排他性，在中国主要是受制于政治的作用，而在西方，情况则更为复杂，有着三种形式的排他性：1.以哲学立场为基础的排他性；2.研究关注面上的排他性；3.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但通过对这些不同形态的排他性的分析，我们又可以看到各派理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的互补性，在未来的文学研究中，若能充分认识到各派理论之间的互补关系，就能对其它理论采取较为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就能推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面对全球化语境下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及其产品高雅文学的挑战，文学理论工作者应作何对策，与会者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王宁认为，流行的东西并不一定永远能占领文化市场，当流行的风尚过去，那些缺乏艺术价值的赝品便会被读者一批评家—市场无情地淘汰，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则可从大众所喜爱的作品上升为精品，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都不难见到。朱立元在介绍了西方文化早已出现的雅俗界限模糊的现象后，结合中国当代的创作和批评实践指出，虽然，西方与中国雅俗文化的融合，在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上不完全相同，但是，二者还是有相通之处的，至少雅俗界限的模糊不是坏事。在跨入新世纪之时，我们的美学家、批评家不应当只囿于高雅、精英文化，还应当关注、研究、提高通俗文化，从中吸收宝贵的营养，努力缩小雅俗文化的差距，促进二者的融合。这不仅有利于高雅文化争取较广大的受众，从而获得更强盛的生命力，而且有助于通俗文化的提高，获得更多高雅的、审美的品格。毛崇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之视角出发，阐述了后知识分子在当代文化批评的话语生产中的作用。他认为，文化批评的“不可把握性”恰在于：1.文学与其它艺术形态，文艺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界面；2.“精英主义（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流行文化的界面；3.传统语言媒体之文化与高新科技文化的界面；4.文学文本意义的权威性与文本间—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互文性之界面；5.文化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的界面；6.文学的内部规律（自律）与外部规律（他律或“半自律”），即语言或其它形式的美学批评与社会政治历史的美学批评的界面；7.文学批评、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的界面；8.文化史或当下文化现象的经验、描述和实证的与形而上思辩式批评的界面；9.文化传统与“反文化”之前卫性的界面；10.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与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对文化消费主义的协同，及激进主义式的“全球化”的批判的界面。在他看来，真正的全球化的到来是一个漫长的时间。
不少代表对近几年来中国文学理论及其批评话语的建构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建构。他们认为，由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大量引进西方的各种理论思潮，因而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不纯”，但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和理论家并没有因此而全然“失语”，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以便尽快地进入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现在他们的声音虽然还较弱，这主要是因为有着语言的障碍，但随着新一代学者的迅速成长，国际性对话中的语言问题将得到解决。用西方的语言来讨论中国的问题不但不会使中国学者“失语”，从另一方面说，反而能让更多不懂中文的国外学者了解中国。确实，甚至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随着中国文学理论的日益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中国学者将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文化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次会议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例证。杜书瀛在对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作了一番回顾之后指出，这一百年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文学理论，必须走出“学术政治化”的误区，切不可将自己封闭起来，应当提倡理论的多元化，此外还应处理好“知”与“思”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不足在于，不少论述往往缺少哲理深度，很少有人从“知”与“思”相结合的角度来界说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性质和特点。而“知”与“思”作为文学理论与美学固有的两种主要特质，其结合的好与不好的问题，关乎整个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二十一世纪，我们的文学理论和美学应该在“知”与“思”的完美结合上下功夫。吴元迈也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所走过的道路作一回顾的同时，指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不断地引进和吸纳外国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和俄苏文论的成果。我们在介绍和吸收外国文论方面也积累了各种经验，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总结，在二十世纪文论的种种经验中，最重要的是：走辩证整合之路，这是二十世纪文论的历史呼唤。叶舒宪从文化人类学与哲学解释学的发展历程及相互作用着眼，提出了跨文化解释学的理论课题，集中探讨跨文化解释的可能性、有效性及限度。在他看来，人类学从科学走向解释学，在知识形态上意味着它不再盲目地认同自然科学的准则和目标，追求普遍而客观的知识，而是转向对人类生活意义的理解。拓展解释学的理论视域，是满足跨文化认识的现实需要的唯一可能选择。人类学在走向解释学时面临的知识形态要求与伦理关怀之间的冲突无法在人类学自身内部得到解决，相反地，只要解释学在“理解”与“评价”之间建立起某种平衡，那么人类学在跨文化对话时所面临的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这一老问题就可以被克服，从而获得更为开阔而积极的理论视域。
这次文学理论国际研讨会在中国的举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尤其是欧美学术界对本次会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新文学史》杂志将以本次会议的精选论文为基础推出一期专刊；《疆界2》将组织会议的主办者和参加者分别对会议进行学术评述，并选发一些讨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优秀论文；《精灵》则将发表一些讨论后殖民主义文学和理论的优秀论文。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学者和文学理论批评家日益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和著述，中国学者与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已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文论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对此，中国学者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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