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流通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发展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新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在编制“十一·五”期间流通产业发展规划，并进行了各种趋势的量化分析和预测。但量化分析和趋势预测的种种可能性，比如扩大就业、提高流通产业在多方面的贡献率等等，能否转变为现实，则取决于制订规划的战略思路是否科学与可靠。即，从较大的空间范围和较长的时间跨度，从整体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未来格局出发，对中国流通产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出有创新、有突破、有针对性和超前性，可供指导全局的、长远的总体思路和基本设想。
按照这一要求，在流通规模伴随国民经济自然成长、就业机会继续增加的基础上，流通产业需要从“小散差乱”的数量扩张阶段转向“三个提高”的新阶段（提高流通质量、提高流通效率、提高流通竞争力）。本文试提出如下战略思路：新时期要着眼于宏观经济目标，从战略高度重新定位流通产业，以大幅度降低流通成本、优化整合国民经济中各个领域的商品流程为核心，以“两个统筹兼顾”为重点（统筹兼顾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统筹兼顾发展现代批发业、零售业与优化整合工业企业自设分销机构），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现代流通业在新时期、在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农产品、工业投资品和工业消费品低成本、竞争性、高效率地自由流动，创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全面提升流通产业在加快经济节奏、优化经济结构方面的深层贡献率。
一、从战略高度重新定位流通产业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进程中，由于诸多背景纵横交织，已经将发展、壮大中国现代流通业的问题推向了经济工作的最前沿。流通业状况同各项宏观调控目标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流通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宏观调控不仅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而且需要流通产业政策。这些问题都与实体经济中的商品流通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都在呼唤我国传统流通业尽快实现向现代流通业的历史性跨越。在这种场合，尤其需要对经济背景和重大主题的独到的战略研究，要相机提出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和新主张。
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同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流通产业落后和市场体系缺失。这是中国从排斥市场的体制走向依靠市场的体制过程中最艰难的转变之一，也是流通创新和市场培育的重大意义和难点要害之所在。中国原有的纵向化、条块分割、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是时时处处、有意无意专门与横向性市场流通体系“作对”、“为难”、“过不去”的体制，它使得原本可以更有效率的、更具竞争性的、内外贸一体化的商品流程和流通网络被切割得零零碎碎、混乱不堪，导致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难以计数[1]。针对这种体制性状况，在新时期，流通行业、流通企业层面问题固然十分重要，但由于市场、贸易、流通产业首先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因此，要有意避开计划经济时代延续至今的“商贸部门”、“流通行业”的狭隘观念和视角，尝试开辟全新的考察思路，着重从宏观层面集中讨论流通产业发展中一系列事关全局的核心问题，为内外贸、市场体系和流通产业问题进入宏观经济研究层面提供新路径、建立新平台。
沃尔玛现象说明，凭借强大的信息技术和现代流通方式，造就了流通产业在全球一体化的广阔领域引领生产、调整结构、配置资源、促进消费、抵御风险的强大功能；以往多被忽视的流通企业正在逐步取得对制造商、供应商的绝对支配地位。种种新情况、新问题显示，对流通产业的地位和效能需要重新审视。在新时期，流通产业已经不再是次要产业，而是切实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天然基础。中国要将主要注意力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至今的制造业转向贸易、市场和流通业，寻求借助流通业解决原有问题的新途径；要改变凡事习惯于越过市场流通过程这一市场经济的天然基础，直接凭借政府力量配置资源、调整结构的传统做法。
这是因为，从时间角度考察，流通产业通过其消除“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的天然职能，可以极大地优化实体经济的流程，从而决定国民经济的运行顺畅程度和节奏、速度；从空间角度考察，流通产业通过其“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的天然职能，可以极大地优化实体经济的结构，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这是从时间继起和空间并存两个视角做出的最高概括，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同时又是寻求流通产业发展和创新的原创性的基本路径[2]。
为此，在流通产业的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宏观层面中，最要紧的是解决好宏观层面的问题。即着眼于宏观经济目标，将流通产业政策列入最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和最高的决策层面，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现代流通业在新时期、在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和产业结构优化创造完善统一的市场体系，全面提高流通产业在加快节奏、优化结构方面的贡献率。
二、要突出强调“第三个转变”
由于上述流通产业的天然职能，针对市场体系缺失、流通产业落后的状况，中国不仅面临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而且迫切需要借助流通创新塑造传导机制，提高流通效能，以加快经济节奏、加快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为核心，以全面改善第一、二、三产业商品流程、结构和运行方式为主要内容，促进国民经济从静态化、慢节奏、高成本、低效率向动态化、快节奏、低成本、高效率的“第三个转变”。
传统计划体制天然具有慢节奏、静态化、高成本、低效率和结构扭曲的特征。主要表现是：产前囤积、“货到地头死”、库存积压、货不对路、供求脱节、周转缓慢，有效产品率低下，整个经济缺乏动感，大量资源被条条块块体制凝固起来而无法自由流动，造成低效和浪费。现代市场体制天然具有快节奏、动态化、低成本、高效率和结构优化的趋向。主要表现是：市场竞争迫使制造商、经销商讲求适销对路、零库存、高效率、快周转、货畅其流，尽可能使每一枚硬币和每一件商品都不迟滞地、自由地运动起来，消除“静止”、促进活力、优化产业结构是经济运行的内在追求。
在新时期，要突出强调“第三个转变”，强调首先从宏观层面解决问题，是从中国的实际和面临的历史任务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绝非画蛇添足，也不是对“两个转变”的简单重复。时至今日，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地区无不叫喊“资本不足”、“资金短缺”，但同时又放任经济节奏的缓慢、迟滞和结构扭曲，任凭已经投入的巨额资本沉淀、凝固或隐性闲置。现在看来，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表面上看到的“到处缺钱”，而是循环太慢，缺少“动感”。
三、在新时期要注重“两个兼顾”
一是兼顾流通产业技术进步和扩大就业的关系；二是兼顾发展专业化批发业、零售业、物流业与优化整合工业企业自设采购、销售和储运机构的关系。
目前，中国流通现代化进程和流通领域的技术进步正在加快，信息技术和先进流通方式对流通产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流通领域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就业吸纳能力。由国情和就业压力决定，中国在这个进程中，既要防止片面强调技术进步而忽视就业能力的倾向，也要防止片面强调促进就业而阻止技术进步的倾向。这就需要寻求二者兼顾的可能性。其中，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对流通领域从业人员和新增就业人员进行相关技术培训，提高其素质，以适应技术进步加快的新情况，或许是可行的选择。
新时期要兼顾和正确处理好广义和狭义流通产业的关系，特别要整合、提高工业企业自办采购、销售和储运机构的效率。实体经济中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类商品流通和流通产业问题，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广义流通和流通产业远远大于现行统计框架的口径，狭义则接近于现行口径。
从广义看，工业投资品流通产业和工业消费品流通产业都既包括产销合一、生产者自设的采购分销机构，也包括产销分离、专业化的购销产业组织。二者都有巨额的资本、技术和人力的投入，都有流通成本和效率评价问题。目前，中国对前者的巨额投入、成本和效率状况几乎胸中无数，而这个深不见底的巨大黑洞正是中国流通效率低下的要害。在2003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万多亿元和工业生产资料投资品销售总额7万多亿元中，工业企业自销比重高达70％；在社会总产品中，工业生产资料产品占75％以上，这些产品的市场流通，绝大部分是在工业企业之间直接进行的。因此，本文认为，同以往的思路应有所不同，新时期在考察、促进狭义流通产业的同时，也要适当关注广义流通产业的发展、创新问题，即工业企业商品流程和自设采购、分销机构和储运体系的成本和效率问题。这期间，发展流通产业要结合经济普查，在深入调研、摸清家底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工业企业的积极参与。
从整合优化经济流程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现流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首先不是批发、零售业的现代化，而是问题丛生的工业企业产品流程的现代化。这就要求尽快改变现行流通管理“政出多门、规（划）出多门”的状况，并对工业企业加快资本周转、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物流效率、消除库存积压、优化产品流程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具体要求；要促进工业企业采购、销售、储运业务和流程的“外包”，推动社会化的第三方物流的发展，改变工业企业“家家有仓库、户户有车队”的落后低效局面。
四、新时期发展流通产业的部分对策要点
1.要进一步完善流通产业的统计和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即“十五”期间，以产权改革、电子商务、连锁经营和物流配送等为主要内容的流通现代化进程已经全面启动。流通产业现代化的普遍实施，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凭借流通创新来全面提升国民经济运行速度、质量、效率和优化结构的新阶段。针对这一最新动向，有关流通产业发展和现代化的研究活动也已经全面展开，但大都局限于一般化的定性分析。因此，调整、完善流通产业统计和评价指标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属于弥补缺陷、填补空白的定量式、精确化、动态化的跟踪分析。它有助于建立分析框架，筛选出一组或多组评价指标，对中国流通产业发展和现代化的状态、程度和水平以及存在的问题、同国外的差距等等，进行准确的量化比较和分析监测。因而，对于宏观决策和微观咨询都将具有重要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新时期要把减少耽搁迟滞、优化结构、提高流通效能和流通现代化的进程精确化、数量化，以全社会流动资本周转速度、全社会流通费用率、全社会产销率和全社会产品库存率等指标为核心，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分析、发布；要系统跟踪分析这些指标的变化，并将分析结果纳入国民经济运行质量评价体系；要提出并细化加快周转的分阶段目标，为工商企业加快周转提供督促指导和政策援助；评价企业经营状况是否改善，要突出其资本周转速度、库存状态、流通费用率是否有所改进；要恢复、细化全社会工商企业（而不止是国有企业）动态性统计指标[3]。
2.要注重进一步打破内外贸分割的局面
商务部成立以来，首先在国家宏观管理体制上打破了内外贸分割的状况。但是，由于体制的惯性和部门之间长期条块分割等原因，今后一段时间，内外贸管理体制上的摩擦仍然会程度不同地存在。而要打破内外贸分割的局面，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一是理顺现有管理规章制度的解释权和归属权，防止管理上出现真空；二是废除有悖于国际通行惯例的规章制度，建立开放、公平的流通环境；三是强化流通秩序的监管，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四是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健全信息沟通制度；五是追踪国际动态，引导产业走向，促进国内流通企业走向世界。而要完成这些工作，必须整合实业界、宏观管理部门和理论界的力量，形成产官学联动，从不同层面打破内外贸分割的局面，树立全球化的市场理念，打破地区市场的狭隘观念。
3.要注重国际市场动态和国际巨头动向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国际巨头不仅彼此争夺领地，而且对中国流通领域实施强劲渗透和扩展。由于忽视现代流通业的强大功能，人们对外商进入中国流通业的后果缺乏应有的警觉，认为这不过是流通业内部的事情，最多不过丢失一部分流通业的市场份额，倒闭一批经营不善的商业企业，无伤大局。其实不然。外资进入流通业，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国内流通业，但最终受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中国制造业。外资企业拥有的巨额订单、大规模采购，虽有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贸出口的近期作用，但也存在凭借流通业优势和定价优势向制造业终端、乃至向中上游产业链实施纵深控制的战略考虑。外商所给出的批量和价格订单，事关众多制造商的销路和生死。因此，壮大国内流通业十分迫切，意义深远。外资大规模进入流通业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中国流通业的命运问题，还将主要牵涉到和控制到中国大大小小制造商们的产供销命脉，直至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中国在对外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也应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国内流通业和制造业的后续发展，作出独立自主的某些政策安排。
4.要注重发展民间流通产业协会组织，提高流通产业的自组织程度
协会组织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人格化表现，在协调经济矛盾、减少摩擦、扩大经济交往、提高市场运行的白组织程度等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干预和行政隶属关系的减弱、市场因素的增强，中国已顺其自然地发展起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众多经济性协会组织，如企业协会、企业家协会、消费者协会和各级各类行业性协会。其中，基于流通领域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流通类行业协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协会的产生，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协会组织的自主性不够强，依附性较大，代表面不宽，有的协会形同虚设，社会影响不大，尚未真正起到维护利益、提供服务、协调矛盾的作用，凡事依赖政府的习惯定势远未被打破，个人、企业、行业和社会群体中一盘散沙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不少协会组织不仅不能提供服务，反而巧立名目要求所属成员为其“服务”，以致于损害了协会组织的社会形象。这种状态也可以看作是市场运行组织化程度不高的表现。
根据中国国情，大力发展流通产业民间协会组织的关键，一是提高民众、企业、行业的自主意识和自我负责精神，对正当权益培养自我保护能力，对经济行为培养自我约束能力，并增强其对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二是弱化行政权力对协会组织的过多干预，使之拥有更大的自主活动空间；三是破除依附关系，创造条件提高协会组织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允许协会办更多的事情；四是提高协会自身的素质，加强协会的组织建设，淡化“官办”、“二政府”色彩，整合原来由各个行政机关翻牌而来、名目繁多的流通行业协会、商会；五是民间协会要向民间开放，扩大成员来源和经费来源。如果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是“还权于企业”，那么发展协会组织的核心就是“还权于民间”。这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额外要求，而是它的内在规定，人们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从旧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中解脱出来，重新加以社会组合，市场运行和市场经济的组织化程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
5.要注重农村现代商业网点的建设
新时期，城乡开通要解决好渠道、网点问题。由此引出的政策思路是，根据商业、服务业在城市迅速发展、竞争激烈而农村严重不足的强烈反差，从城乡一体化和建立畅销体系的角度重新考虑商业资源的合理配置，鼓励商贸、服务体系突破城乡、所有制和主管部门的界限，向农村多渠道延伸、渗透，设立以连锁经营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商业网点。这样既可以改变城市商业、服务业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过度竞争局面，又可以将城市的现代商业意识、商业经验、市场信息、技术知识向农村广为传播，加快农村商品化、市场化、现代化进程。根据原同家经贸委的调查，农民使用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以及化肥、农药，在县城购买的比重分别达到66％、80％、78％、58％和51％。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和建立畅销体系问题的切入点，是鼓励城乡“联姻”，推动城市国有、私营工商企业和个体商贩进军农村，以城市为后盾，以县城为衔接点，以农村乡镇各种经济组织为基础，多渠道开辟农村专业化、规模化、多样化、现代化的商业、服务领域。要制定灵活的工农业产品购销政策，扩大个体、私营企业依法经营的范围，创造公平竞争环境，防止地方歧视，帮助已经“下乡”的各类网点拿出长远打算，在农村真正生根、站住脚。换句话说，以现代商业、服务业为启动点，多渠道增加投入，建立农产品、工业品购销网络和畅销体系，发展“现代商贸带动型”的新农业、新农村，培育新农民，是市场经济新时期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必由之路。
6.要注重深度开拓农村市场，切实唤醒农民创建自己的商业购销组织
要正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不能只重视城市而忽视农村，只重视东部而忽视中西部。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占消费人口的67％，城乡居民消费总量中一半左右是农民消费，因而农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而迄今为止，促进流通创新很少考虑“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和要求。
为此，要重视对农村市场的开发，培育和建立适合农民消费水平和需求层次的零售业态，强化信息技术的利用，打破城乡阻隔，逐步构建全国性的商品畅销体系，形成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城市与农村一体化的流通网络。其中，尤其要注重培育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产品购销组织，发挥“三农”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作用。
政策思路的关键在于唤醒农民，使农民组织起来，尽快创办起真正属于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农产品销售、服务体系。而以往是城乡各自独立运行，城乡关系之间带有很大的“外在性”，农村始终没能全面融人市场经济的“主流社会”。购销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未能培育起自己的购销组织。在新时期，流通创新的关键是深度开发农村市场，加快建立农民自己的销售组织。而流通创新、深度开发农村市场的本质不在“物”，而在“人”，必须创建内在于农业、农村、农民的经济组织作为城乡一体化的可靠基础。只有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促进农村走上产业化道路，增加农村供给，满足农村需求，也才可能根本解决工农业产品双重滞销积压的难题。
农村市场发育的关键，是农民自己行动起来、组织起来，主动地、直接地参与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商贸产业的建设。这是无法取代的历史过程。中国农村市场的不发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政策上有意无意忽略了“如何使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这一核心问题，总是想以代替的方式，在农民“自组织”之外来培育农村市场。于是，我们看到的农民，在大市场面前依然是无能为力、茫然无措的一盘散沙；已经延伸下去的城市商业触角，由于缺乏本地“内力基因”的接纳与配合，大多生不下根或无功而返。
中国的政策要点，需要从外在于农民的“他组织”转变为内在于农民的“自组织”，农村市场要从“替农民办实事”的包办政策，转变为促使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办好自己的实事”的自主政策。
实践表明，只有解决好农村商业组织不发育这一迫切问题，才可能使成千上万的分散农户，按照平等互利原则，与庞大多变的市场购销体系和消费需求状况相互协调起来，即通过提高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来稳定市场供求关系，克服销售困难，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强化过于分散的农产品生产者的“谈判地位”，切实保护农民自己的利益。而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自己创办的股份化合作组织，特别是有利于农产品销售的经济组织，近些年已经在某些农村专业化、产业化发达地区（例如山东、江苏、河北、陕西、黑龙江等省区）脱颖而出，它们有可能代表农民合作组织的未来。
政府需要做的“实事”就是因势利导，尊重农民的创造，总结农民的经验，制定政策、程序和办法，例如合作社登记注册办法、内部组织管理办法以及合作社优惠政策等等，为农民成立完全属于自己的合作组织并促使它发展壮大创造条件。同时，要注意促使它从目前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中剥离出来，改变农村行政机构与经济组织极度混淆的状况；要鼓励城市各类工商企业，以资产为纽带，自愿互利地加入进去，成为内在于“三农”的、紧密型的合作伙伴。
这些问题对促进流通创新，培育农村市场和促进农产品销售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推动农民创办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理应作为深度开拓农村市场的切入点来认真对待，这件大事应是今后农村工作和实施流通创新政策的新重点。
7.要细化流通产业政策，加快流通产业立法，优化流通产业结构，积极培育有竞争实力的现代流通产业集团，同时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与繁荣
20多年来，中国零售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始终是主流。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传统百货业资源过剩，新型业态发展虽快但规模过小，大型零售商业资本集团过少，国际化企业空缺。中国零售业的出路在于结构调整、资本重组，“做大、做实、做强”，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推出举足轻重的大零售商。面对零售业商业资本过于拥挤、低水平过度竞争和外国商业资本的压力，中国零售商们片面追求外延、粗放、数量扩张的增长势头已经难以为继，亟待开创大型化、集约化、内涵化发展的新阶段。
多年以来，零售商们期待着以资本为纽带，对商业资源实行“三跨”重组（即跨所有制、跨部门、跨地区），尽快形成规模巨大、实力强大、连锁型的重量级商业资本集团。但“三跨”口号喊了多年，成效极小。由于各种因素的掣肘，导致了目前商战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被动局面，即流通领域内耗加剧、合作困难、纠纷不断，而向外发展、应对外商则又缺少经验和底气不足。因此，现阶段迫切需要国内规模普遍过小的零售商能够按照自愿、平等、互利、双赢（多赢）目标，进行强强联合、资本重组，尽快提高零售商的市场集中度。
鉴于流通业灵活服务于居民分散化消费的特点和中小零售企业强大的就业功能，在关注大型零售商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依照《中小企业促进法》保护和扶持流通业中的广大个体户和民营化中小企业，运用特许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实行创新，在社区服务、便利店、中小型超市等领域，充分发挥它们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此，要进一步细化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产业政策中的流通产业政策。例如，在流通产业政策中制定规模不等的大中小商业企业政策、批发业和零售业政策、工业企业发展分销体系的政策、物流产业政策、进出口业务政策、高效统一的流通主管机构的设置政策，等等。与此同时，《大店法》、《城市商业发展规划》也要以市场规律为基础，要宽容和尊重市场的自发性与多方当事人的利益和愿望，弱化政府行为，避免主观随意性。此外，在统一城乡电价的同时，也要统一工商电价，结束几十年来商业用电每度平均高于工业用电0.40元的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状况。
根据流通产业的特点，在政策上依法保护民营中小企业具有特殊意义。中国近年来80％以上的新增就业是由民营经济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创造出来的。可以说，中小流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影响对国有企业冗员的吸纳能力，影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最终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2002年末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比上年末增加0.4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农村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关注中小流通企业意义深远。目前，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服务企业的扶持措施，中国有关部门也应尽早动手，深入调查，依法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政策。
8.要实事求是、完整准确地评估外资进入流通领域的正负效应
要重点解决违反WTO规则、竞争不公平、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依法进行损害调查。尤其要坚决制止并严厉追诉地方政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逢迎讨好外资企业，擅自提供“超国民待遇”，而对国内商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不闻不问、备予歧视的违规行径和已经造成的严重后果。
9.要指导各地区科学制订“十一·五”期间覆盖全社会的流通产业发展规划和城市商业网点规划
要通过实践科学发展观，切实阻止目前一些违背流通规律的做法，阻止“大办”流通产业，特别是“大办”物流产业的蠢事。要对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和企业的物流成本进行科学分析，特别是对目前绝大多数行业和企业自办的传统物流的成本，与现代社会化的“第三方物流”的成本，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后者的低成本优势和高服务优势，寻求转折点，开发物流新需求，从而促使企业自愿放弃传统物流，转而大规模接受现代物流。假如缺少企业需求这个微观基础，任何与“第三方物流”有关的设想和规划，例如建立配送中心、兴建物流园区等等，都将导致惨重失败和严重浪费。要重视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流通企业业务流程，重视借助现代物流技术提高物流配送效率。针对物流业发展滞后、格局散乱、家底不清的情况，要对中国目前的物流资源进行全面的普查摸底。重点是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仓储设施和运输能力的种类、结构、分布、水平、闲置状况以及现代化升级改造、存量重组的可能性等等，以便为制定宏观决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可靠依据；同时，要采取快速折旧的经济政策，加快物流设备的更新换代步伐，提高物流业的技术水平。
10.要注重促成原内外贸企业的合资合作
要会同有关部门，促成由传统体制、政策造就的原外贸企业和原内贸企业之间，在新时期以资本为纽带的合资合作，整合各自优势，优化全社会的各类商贸流通企业资源和国内外商品产供销流程，为内外贸一体化，为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流程紧密衔接，构筑坚实的微观基础，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供体制和政策条件。
此外，在新时期，还要注重加快反垄断立法，改变阻碍流通的条块分割体制和政策；要进一步完善讲诚信、守契约、反欺诈、重规范的市场秩序和诚信体系；要注重市场供求的宏观调控体系、流通产业安全体系和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应急储备机制建设；要注重流通产业专门人才的培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