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问题国际性特点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性论文,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2)06-0059-04
中国民族问题国际性的内涵主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中国民族关系以及民族问题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至影响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国际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对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有一定的影响，在有些方面会激化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对国内政局稳定带来一定冲击和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深刻分析和认识中国民族问题国际性的特点，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一、是中国政府处理国内民族问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二、是中国政府处理民族与国家、宗教与国家之间关系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三、是中国政府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其四、是中国政府处理各种国际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一、跨界民族众多使中国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的特点
跨界民族是指一个民族因国界线而分居两国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从而使一个民族的成员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国籍。造成跨界民族的因素有许多，但不论何种原因导致的跨界民族，都使跨界而居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产生了微妙复杂的关系。即从政治学角度分析因国界线和国籍不一致使同一民族隶属于不同的国家；从民族学的角度分析，特别从民族心理素质角度分析隶属于不同国家的跨界民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有20多个民族属于跨界民族，使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民族关系复杂化。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共计有15个，从东到西依次为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在这些国家中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国家，既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俄罗斯，又有人口数量排名世界第二，号称世界民族学博物馆的印度；既有独立历史较长的国家，也有90年代新独立的国家，既有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也有以信仰佛教为主的国家。使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涉及到大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也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也涉及到世俗政权与伊斯兰教政权之间的国家关系，更涉及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关系，这种关系错综复杂。其中，跨界民族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中国和周边邻国的民族关系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跨界民族使中国与邻国民族关系复杂化。地缘上的相连，使中国与邻国之间出现：一国的主体民族，可能是另一国的少数民族，一国的少数民族，可能是另一国的主体民族的情况。一方面，从中国方面来说，居住在中国边境线一带的跨界少数民族，几乎总有一个是邻国的主体民族。如：中国新疆境内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分别是90年代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的主体民族。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此外，越南与中国跨界而居的同一民族还有苗族、瑶族、哈尼族、拉祜族和布依族等。中国西部邻国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第三大民族乌孜别克族既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又是邻国塔吉克斯坦国和乌孜别克斯坦国的主体民族。另一方面，有些民族跨两三个国家而居，如俄罗斯族是跨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的民族。
2.跨界民族问题使邻国的政局影响到中国边疆的稳定。中国周边的15个邻国90年代以来国内政局都相对不稳，尤其是从前苏联独立的5个民族国家，国内民族问题相对突出和复杂。阿富汗和中国新疆有边境线，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塔吉克人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又是中国邻国塔吉克斯坦的主体民族，90年代以来，阿富汗的国内局势始终动荡不安，"9.11"事件之后，更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地区，这些直接影响到中国西北边陲的安宁，也使中国与这几个国家的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塔关系，中阿关系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3.跨界民族之间的历史渊源和地缘优势增进了中国与邻国的民族交往。从民族渊源角度看，中国与15个邻国的跨界民族，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同族同根、同风俗、同语言、同文化，自然互有认同感和亲近感。由此增加了彼此之间接触和交流的可能和现实愿望。如蒙古国与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与我国跨界而居的同一民族有蒙古族和哈萨克族，而蒙古族是该国的主体民族，哈萨克族是跨界的少数民族，是蒙古国第二大民族，即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是中国人口上百万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和新疆。以蒙古族为例，生活在蒙古国的蒙古族与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属于同族同源的一个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经济、生活方式、服饰、饮食习惯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蒙古国和内蒙的交往日渐增多，而且蒙古国的额尔登特市和东戈壁省与包头市建立了友好城市的关系。再比如，尼泊尔与中国的西藏接壤，自古就与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尼泊尔约有14个民族与藏族有密切关系，如菩提亚人，是中国西藏的移民后裔，这一族称的来源与藏族的自称有关，在南亚诸国将分布在各国国内的那些所有保持西藏文化部分特点，讲藏语的居民，通常称为菩提亚人，在尼泊尔属于藏文化的民族几乎占了尼泊尔总人口的一半。[1]从地缘优势看，中国与邻国的跨界民族之间，因交往的人文因素的障碍少，又地域相连，交通方便，互为邻居。从历史到现在，民间之间的相互通婚，探亲访友，贸易往来比较频繁。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往来更加增多。如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是吉尔吉斯人，在我国称柯尔克孜族。此外，还有几个和我国跨界而居的少数民族，乌兹别克人在我国称乌兹别克族，维吾尔人，东干人在我国称为回族，鞑靼人在我国称为塔塔尔族，中吉之间有1200多公里的边界，跨界民族多聚于两侧。中吉跨界民族是由于历史上双方领土变更“人随地归”和相互移民形成的。中缅两国之间有着2100多公里的边境线。在边境线上，居住着不少跨界民族。比如傣族和掸族本是同一民族，语言文字相同、文化相同、风俗相同，但都跨境而居，傣族居住在中国云南境内的西双版纳地区，掸族却生活在缅甸境内的掸邦。除此以外，还有景颇族、佤族、苗族、拉祜族、布朗族、僳僳族等。中缅之间的跨界民族，彼此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关系，他们有的就居住在一个寨子里，相互之间被一条边境相隔，属于不同的两个国家。但他们友好相处，相互通婚，对方都有亲戚和朋友，关系很融洽。老挝的民族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国迁去的，与中国的跨界民族主要有傣族、蒙古族、苗族、瑶族、彝族等。这些民族与中国的同一民族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族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
4.跨界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与密切交往，使中国周边潜伏着不稳的隐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周边邻国与中国的贸易交流比过去大大增加，加上历史上民间渠道的交往从未停止过，以经济为主带动了其它各方面的交往，但随着经济文化交往的增多，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隐患。如，近年来有很多中国维吾尔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学习深造，投资办厂，而不少东干人在中吉合资企业工作，特别是从事翻译工作，还有一些东干人不断来华寻根探亲，从这一点说，跨界民族的存在既有利于双方的文化交流，也有助于经贸合作的发展，但同其他中亚国家一样，吉尔吉斯斯坦国独立后自认为是境外所有吉尔吉斯斯坦人的历史祖国，只有吉尔吉斯斯坦人才是维护和发展世界各国吉尔吉斯斯坦人语言、文化以及民族的真正唯一保障。1992年夏天，吉尔吉斯斯坦国在比什凯克召开全世界吉尔吉斯斯坦人代表大会，接着建立起“吉尔吉斯人民”和“玛纳斯之父”两个协会，积极同世界各国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建立联系，号召他们回国定居，这不仅影响他们本国的稳定，也影响他和别国的关系。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存在着鼓吹“新疆独立”，企图分裂中国的反华组织，其骨干主要是某些跨界民族的人员。这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以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警觉。[2]
5.跨界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安全。跨界民族往往容易把另一边的同胞当作自己精神和物质的后盾，并随时准备用这一优势保护自己，并为自己谋求利益，从而向世人昭示本集团与众不同的优势和力量，他们还会以被分裂民族身份出现，举起民族统一的旗帜，希望和同胞一起建立自己的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说，跨界民族问题几乎关系到领土主权问题，并且具有较强的国际化倾向，问题一旦发生，被影响的往往是两个或更多的国家。门巴族是跨中国、不丹等国而居的跨界民族，门巴族自称门巴，不丹的主要居民自称为主巴，通常被称为菩提亚人，是西藏移民融合当地土著以后逐渐发展而成的一个与中国门巴有关的民族。中国境内门巴族是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南坡门隅地区和喜马拉雅山东端的雅鲁藏布江谷地。整个门巴族地区北部靠藏区，南部与印度阿萨姆邦接壤，西部与不丹为邻，东南与我国的珞瑜地区毗邻，此外在不丹还有数千余人藏族是1959年西藏叛乱以后迁入不丹并加入不丹国籍，成为不丹境内的藏族。不丹人的国语“不丹语”被视为藏语的一种方言。因此，虽然门巴族在中国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但和不丹的主体民族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使我国在考虑西藏的民族关系和西藏的稳定时，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思考，以确保西藏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6.跨界民族地区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乱、搞垮中国的一个入口。利用邻国同一民族，挑起邻国之间民族问题，造成中国周边地区不稳定，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找到的一个突破口。中国和从前苏联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和俄罗斯五国有漫长的边境线，哈萨克斯坦与中国边境线长达1700公里，与吉尔吉斯斯坦有12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与塔吉克斯坦有400多公里的边境线，和俄罗斯的边界线更长，西藏就与5个国家一个地区接壤，他们是缅甸、印度、锡金、不丹、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地区。边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因此，必然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邻国民族问题搅扰中国的周边地区，使中国周边地区陷入不稳定。
2001年，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稳定问题跟踪研究与对策课题组，对2001年的社会问题的调查显示，在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十个主要因素中，民族关系紧张排第十位，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民族问题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一国内的民族问题；二是地区性的民族问题；三是全球性的民族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国内民族问题的困扰。一方面国内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尤其表现为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民族问题都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国家不同，国情有异，民族问题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也就不同罢了。中国做为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总问题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更要警惕国外仇视中国的势力借机制造事端。
二、伊斯兰教的国际化使中国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的特点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国际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首先，它有数量庞大的教徒，根据《1990年大不列颠统计年鉴》，到1989年全世界共有人口52亿多，其中，伊斯兰教教徒9亿多，占信教总数的22.56%，在亚洲的41个国家中其中半数以上的国家居民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其次，分布的范围广，亚洲、非洲、大洋洲等都有一定数量伊斯兰教教徒，再次，伊斯兰教和政治结合的紧密程度远大于其它宗教；目前，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最后，伊斯兰教对教徒的影响十分巨大，几乎渗透到教徒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有十个几乎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他们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民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尔族、东乡、撒拉、保安族。人口总数达1800多万。（90年代第四次人口统计资料）在这些民族中，他们的风俗习惯与伊斯兰教关系十分密切。宗教与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要素，均息息相关。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什么样的世界性宗教，只要渗透到特定的民族文化中并与之融合，也即经过宗教的“本色化”过程，才有一种勃勃生机，而当一种宗教植根于某一民族之后，又会对民族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凡有一种广泛、深入宗教信仰的民族，对于该民族中的每一个信教者来说，其宗教感情与民族感情，宗教心理与民族心理，宗教习俗与民族习俗，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无不相互交错，相互渗透，有的甚至难分难解。如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爆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提出，以宗教为中心，不分民族与种族，而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纽带，以同一宗教的信教群众为基础，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如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当前影响我国边疆地区稳定和危害国家统一的民族主义势力，如“东突厥斯坦”就是其中之一。再如猪肉的问题，在穆斯林民族中就十分敏感。例如，回族的饮食习惯，婚姻丧葬、节庆，禁忌几乎都是由宗教信仰演化为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否尊重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衡量是否尊重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旦对穆斯林民族的风俗习惯有所冒范，必然引起整个穆斯林民族的不满。在《古兰经》中有一个基本思想，即信徒皆兄弟，换一种说法天下穆斯林是一家，在这种宗教精神的号召下，世界穆斯林有一紧密联系的纽带。所以波黑内战中，穆斯林世界站在波黑三个民族之中的穆族一边，车臣战争中信仰伊斯兰教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得到一些穆斯林国家和一些穆斯林富商的支持，科索沃危机中穆斯林世界几乎是站在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一边。因此，我们党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的民族政策，受到了除《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之外《刑法》的保护。《刑法》147条指出：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信仰自由，侵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就从法律上保证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受伤害和歧视，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中国穆斯林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问题不仅涉及到中国1800多万的穆斯林民族，更为复杂的是涉及到世界上9亿多伊斯兰教徒和几十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如果处理不妥，小问题可能会引发大矛盾。所以说，伊斯兰教国际化使中国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的特点。
三、周边国家的民族摩擦与冲突，对中国民族问题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使中国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的特点
在中国的15个邻国中，除朝鲜外，都是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有几个国家的国内民族问题还比较激烈，如俄罗斯和中亚三国，有的国家的国内民族问题是目前国际上的热点地区，如阿富汗国内民族问题。尤其是这些邻国之间的国家关系还比较复杂和紧张，如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问题，近一时期印巴之间再一次因克什米尔引发冲突，成为南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邻国的民族矛盾对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和民族关系也产生较大影响。
哈萨克斯坦是由130多个民族和民族集团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该国的主要民族问题始终是围绕哈萨克族和以俄罗斯人为代表的斯拉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为了使哈萨克族能够成为哈萨克斯坦国内占绝对多数的民族，1991年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之后，1992年1月12日其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向全世界哈萨克人发出邀请，欢迎哈萨克人回到哈萨克斯坦国定居，这一号召对居住在其它各国的哈萨克民族以极大的鼓舞，一些国家的哈萨克族人如蒙古、俄罗斯等国向哈萨克斯坦移民，使这些国家之间产生了移民问题和国籍问题等，中国新疆因为有100多万哈萨克族人，（90年代第四次人口统计资料）因此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国家关系，因这一号召受到一定影响。哈萨克斯坦和周边几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同样也产生了问题。中国的蒙古族和蒙古国的主体民族蒙古族虽然是同族同根的民族，有许多共同性，但也存在着文化方面的某些差异。蒙古国北邻俄罗斯，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与俄罗斯交往较多，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服饰、饮食习惯等受俄罗斯及欧洲文化影响较多，而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则受汉文化影响较多，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双方在交流过程中有一定的摩擦。塔吉克斯坦是由8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因此民族问题也比较复杂。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洲是与我国新疆接壤的一个地区，居住的主要是塔吉克人。这里是塔吉克斯坦反对派的主要聚集地，也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源地。宗教极端主义大搞分裂活动，特别是近年来，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威协塔吉克斯坦国内稳定的重要问题。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往往又与贩毒、走私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对我国新疆稳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正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与警惕。[3]
老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也十分复杂，因此，民族问题也是国内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尤其是老挝的民族问题导致毒品生产在不断扩大。老挝是“金三角”地区第二大毒品生产国，并且毒品生产不断扩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民族问题是重要原因之一，它影响到中国云南地区的稳定和民族关系。老挝的主要毒品生产者是苗族和瑶族，这些民族居住在山区，长期以刀耕火种为生，罂栗种植和鸦片收入是其主要经济收入，在法国殖民时期生产更迅速发展，为争夺鸦片生产与销售的控制权，老挝的苗、瑶、拉祜族大都建立了土司、头人的毒品组织和武装，而毒品成为其支柱产业和购买武器发展组织的主要经费来源，扩大毒品生产成为扩大武装力量的基础。90年代在美国的支持下，居住在美国的苗人组建了“苗族协会”开展对老挝的文化思想渗透和分裂活动。近两年，美国“苗族协会”经常派人到云南、贵州、越南、缅甸和泰国的苗族聚居区进行活动，策动苗人迁居中、老、缅毗邻地区定居，为建立“苗族之国”做准备。由此看来，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问题对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和民族关系具有一定影响。
四、中国民族问题的平稳解决关系着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战略地位
一些国际战略问题分析家认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人或日本人的世纪，这个论断是否完全科学我们暂不妄加评论，但至少向世人提示21世纪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和日本是两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那么21世纪究竟是大和民族的世纪还是中华民族的世纪，取决于两个民族在21世纪前半叶的较量，中国能否在21世纪前半叶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首要条件是国内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而西方一些国家是不希望看到具有近12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的真正强大。为了防止中国的崛起，阻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会利用一切可能煽动中国内乱的因素，民族问题是他们找准的一个最好突破口。因为民族矛盾一旦被煽动起来，就会造成流血冲突，最终导致国家分裂。所以为了争取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战略地位，争取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防止因内部隐患诱发大的矛盾。更应防止西方国家利用民族问题制造内部混乱，可以说中国的民族问题对中国的整体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80年代至90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也能深刻意识到“民族因素”在改变世界格局中起了重大作用。前苏联的解体民族因素是重要导火线。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放在突出的位置，民族问题排在第三位。没料到1986年12月爆发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事件，引发了苏联全面的民族危机，民族对立和争端，民族冲突和分裂以及民族主义浪潮几乎自始自终贯穿于苏联解体的全过程。我们分析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分析中东阿以矛盾，分析加拿大的魁克人的问题，分析斯里兰克的民族冲突，分析布隆迪与卢旺达的部族大仇杀，同样发现民族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所有这些都提醒各国政府，应该重视观察与研究国际民族问题的动态和发展趋势，观察国内民族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民族主义问题。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中国的民族关系总的来说是比较平稳的，经受住了第三次国际民族主义浪潮的考验，同时也证明了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但须正视中国当前存在的两个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其一，少数民族地区综合实力整体落后，处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落后阶段，与东南沿海地区有较大差距。因此，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其二，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由于受境内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破坏和境外反华势力的插手，这两个地区始终存在分裂与反分裂的问题，由此稳定就成为这两个地区社会问题中特别突出的问题。诱发国内民族问题的因素有很多，但国际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纵观世界发展史，在世界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三次大的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是发生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领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殖民统治时期。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鲜明特点是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独立意识很强。因此应该站在全球的高度观察思考这两个问题，以避免引发国内的不稳定。
收稿日期：200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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