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浅谈康凯杂文的忧患意识和战斗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斗性论文,浅谈论文,杂文论文,忧患意识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凯（康式昭、李世凯）杂文我过去读过一些，但比较零碎。这次为了准备参加“康凯杂文研讨会”，较为集中地阅读了康凯杂文选《是是非非集》，深获教益。
过去，不知什么原因使我产生个印象，觉得康凯杂文谈文艺问题的多，谈无关痛痒问题的多，对比较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太涉足，属于虽有正义和良知，却又懂得明哲保身一类作者。这次比较集中地研读康凯杂文，始觉上述看法大谬不然。恰恰相反，倒觉得康凯杂文最下功夫、最为精彩的部分恰恰都是直刺时弊、直指敏感社会政治问题的篇章。它使我产生一个新的强烈的印象：康凯杂文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是两个具有坚强党性和强烈爱国爱民之心的共产党员发自内心的呼号和呐喊！
康凯杂文题材广泛，内容繁多，如要作出全面透辟的分析和评价并非易事。这里只从作者创作的思想方面谈点粗浅的看法。
就像人各一面，每个杂文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或金刚怒目，或嘻笑怒骂；或倾心国家大局，或关注身旁琐事。纵观康凯杂文，可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合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古训，字里行间充满着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的崇高情愫。且就《是是非非集》而言，倘说“纲举目张”，我觉得《说危机感》就可看作是贯串这整本书的思想主题的一条纲。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引述中国社科院国情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指出到下个世纪20至40年代我国将进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及老年人口三大高峰。20年代总人口至少达15亿，稍一放松，可达灾难性的16至17亿。而人均耕地却因人口的增加及耕地的减少而日减，由今天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不足2亩更降为1.27亩。 如果按人口现状发展，下世纪恐怕连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都难以维持。作者大声疾呼：最大的危机在于没有危机感。想着危机，意在奋起。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应当转化为战胜危机、解除忧患的实际行动。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历史决定了我们这一代只能是奋争的一代，艰辛的一代，奉献的一代”，“历史将记录下和记载着我们的回答！”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大声疾呼的危机意识差不多体现在他们的每篇杂文中。显而易见，作者是怀着严肃的历史和现实的责任感，以兴国利民为己任，执著认真地在写作、在工作、在斗争的。
作者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充分发挥杂文“匕首”“投枪”的战斗功能，是是非非，抑恶扬善，扶正祛邪，革故鼎新。无论政治问题，还是组织问题；无论国家大事，还是日常生活；不管它是“老虎”，还是“苍蝇”，只要有违党纪国法，有碍两个文明建设，无不给以反响或抗争，无不给以一针见血的针砭和批评。
干部路线问题是一个人们十分关注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而在用人问题上任人唯亲又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康凯杂文在这个问题上不止一次挺身而出慷慨陈词，每每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大有正气凛然、正义直指之势。《是是非非集》开首第一篇《呼唤伯乐——改革嬗变中的不谐和音》，即如此这般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它将选拔干部寄希望于“伯乐”给予了入木三分的剖析，指出：千里马必须由伯乐来认定，就是人才必须由执掌人事大权的领导来确认，继任者必须由在位者来选择。这一切，显然笼罩着一层封建传统色彩，仍未完全摆脱“父传子家天下”（当然是扩大了的）的封建羁绊，是长期形成的权力私有观念的外化。作者进而指出：既然要求掌权者充当“伯乐”，凭领导者个人的一己好恶确定干部升迁荣辱的事，便成为自然；既然“千里马”要靠“伯乐”来确认，吹吹拍拍，阿谀诌媚之风便难以遏止；更别说由此派生的依人列队，拉帮结伙等种种弊端。而且，尤其要命的是：那些勤政者、秉公者固然还走出去四处寻马，而一些怠情者、挟私者却干脆从自家的后院牵马。作者呼吁：改革，就要革掉“伯乐中心制”的陈旧定势，真正依靠群众选“马”。这样的杂文，这样深刻而又明晰的剖析，这样烛幽洞微直刺要害，无胆无识难出此言，无忧国忧民之心难出此言，无舍身护法的精神依然难出此言！此外，《从古时的“裙带风”谈起》批评了我们干部队伍中“确有些人被这股邪风吹得歪歪邪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热衷于搞‘封妻荫子’那一套”；《从后院牵马到膝前牵猫》在前述“呼唤伯乐”一文的基础上又深入一步，更加辛辣形象地批评了一些所谓“伯乐”从自家后院里随便牵出什么马就指认为千里马，甚至从自家牵出的不是马，竟是猫。而“猫在这些人的眼里，比马（尽管是自家后院里的）更为善解人意，讨好自家，承欢膝前，更加柔驯可爱，甚而至于百依百顺，有时说不定还会为自己猎获回来邻家的鸡鸭什么的。”在这些生动形象而又精辟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没有一套人事制度予保证，其弊端就很难避免”便令人不能不服，而对作者“呼唤人事组织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以使那些挟‘伯乐’之名而干从后院‘牵马’、从膝前‘牵猫’勾当者，无以售其技”就不能不点头称是。
除了人事工作中的敏感问题，康凯杂文对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也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评。《“神仙打架”与“凡人遭殃”》和《“神仙”未能脱俗——再谈神仙打架》两篇杂文直呼其名批评了卫生部和轻工部互相矛盾的文件规定，造成8家化妆品厂无法正常生产，致使半个月内即造成损失5亿元。文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指出了“它们有着‘法制’的外衣，妇姑勃谿于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之内”的错误实质，颇得鲁迅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要言妙道。《“下基层”与“吓基层”》用拆字之法，指出“下”与“吓”，虽只一字之差，“其间的全部奥妙就在于‘吓’之于‘下’多了一张口，那张万万小看不得的‘口’！”正是那些“‘吃’上打主意”的“下基层”者对鸡鸭鱼肉、水陆八珍的贪求，使基层干部“吓得热汗连同冷汗通通飞溅”。此文寓庄于谐，生动形象，对那些下到基层不抓工作却贪图吃喝的干部的批评可谓痛快淋漓！人们讲好的杂文有着浓烈的感情色彩，爱之深，恨之切，观乎康凯杂文对人民群众的关怀体贴，对损害人民利益的痛心疾首，深信此说不谬。
康凯杂文的这种战斗风格，正是鲁迅杂文战斗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它是需要以无私无畏、牺牲奉献精神为支柱的。这种为国为民不避风险的斗志和锐气，是杂文作者最为需要的品格；这样有益党风民气世道人心的杂文，才是杂文的作用和价值所在。
当然，康凯杂文涉及题材极为宽广，所论问题包罗万象，像《广告载体也需治治》、《标了价又如何》、《“洋”车热的沉思》、《少德缺义的“义演”》、《墓地文化：且慢呼唤》，等等，可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涉，甚至《杂说“玩”》也成了他们杂文的题目。仅仅就他们创作的思想方面，就他们批评时弊的一面分析论述，而未能对他们杂文的艺术风格进行分析，不免以偏盖全。然而正如我认为基于忧患意识的针砭时弊的杂文是康凯杂文最为精彩的部分一样，我同时又认为这些杂文也正是康凯杂文最有价值的部分。康凯杂文自然有许多值得吸取借鉴之处，但这种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这种坚强的党性和自觉的明确的历史和现实的责任感，则是最为可贵、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