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社会:警察、监狱与全景敞视主义论文

监视社会:警察、监狱与全景敞视主义论文

监视社会:警察、监狱与全景敞视主义

牛 旭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摘 要: 警察和监狱是全景敞视主义的双生子,它们联手结成的“警察-监狱体制”构成了现代监视社会的内墙和外墙。一部监狱史其实就是一部警察史。警察曾经是社会各种治理技术的总称,肩负着对社会管理与规训的重担。通过福柯关于警察史谱系学的梳理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福柯关于规训社会的论述。而德勒兹在此基础上,更指出我们已经进入控制社会。人被拆解成电脑中可以任意组装的零部件,人存在的状态是网络监视中的虚拟自我而不是生活世界中真实自我,人的存在被异化。如何寻找新的自我正身,乃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因此,福柯后期反复强调自我技术和自我关怀,因为个人即是政治,我们必须在自我与自我的伦理关系中来寻找人存在的立基点。

关键词: 监视社会;警察-监狱体制;全景敞视主义

我们的社会不是断头台前的视觉盛宴,而是监视。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

大规模监控(也译为监视社会)与原来针对特定目标的监视不同。它是出于反恐,预防社会动乱,保卫国家安全乃至控制社会的目的而对全体国民或者相当一部分国民所进行广泛而细致的监视[2]

雪景不只是文人的喜好,还是画家钟情的题材。知山水而知中国,画中国山水才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的浪漫”,每一幅都是画家独有的“美的沉思”。

从1990年开始,“监视社会”这一术语开始广泛使用,而且冲破了原来监视之发动仅限于政府、警察机构或者大公司之藩篱,现在私人的监视如超市中的消费监视也随处可见。街道上的视频探头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网络上的人肉搜索使个人的信息曝光于大众审问的目光之下;前科记录里的指纹、血型成为网侦比对发现犯罪的有力工具,现代社会使我们处在一个监视时代。离开监控,我们甚至无法生活。试想小区里没有监控,你会觉得安全吗?深夜如果没有监控,你敢在ATM机取钱吗?有谁不愿意选择放弃一小部分的权利和自由来换取安全和舒适呢?

现代人是不是还生活在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曾对现代社会理性“铁笼”深深忧虑的吊诡之中[3]?虽然人生而自由,却无妄不在监控之中!福柯曾不无感慨地说“今天,我们基本上生活在边沁当年规划的监视社会里 ,一个全景敞视的社会,通过强而有力的警察国家来治理”[4]8。今天许多国家,像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等都是名副其实的“监视社会”。

“9·11”之后,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大规模监控已然成为一项基本战略。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用来监听普通民众的电话,审查邮件、上网记录、银行交易、信用状况乃至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情况,甚至连正常的宗教与政治活动也受到监视。美国还和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成立联合的情报合作平台“第五只眼”[5],监控范围更扩充至世界范围。媒体曝光的美国情报部门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电话就是一个例子。在英国,监视器密集的程度更超乎想象。2007年,英国平均每两个人可以分配一个监视器。据估计,英国人每一天的生活中,大约被录影监视系统扫过800次[6]。新加坡更被称为高度监视社会,藉由各种监视媒介如监视器、网络与监视资料库对民众施行大规模监视。几乎每栋楼内外都有隐蔽的、可以调距的高分辨率摄像头。道路上的汽车都必须装上“读卡器”,通过卫星扫描系统就可实时监控。在生活环境方面,电梯中的摄像机可对吐痰、便溺等行为监控,当机器“嗅”到尿味时将自动关闭电梯直至执法人员到场[7]

据曹红梅介绍,医院已取得斐然成绩。医院连续多年位居全省患者满意度前列;2017年被国家卫生计生委授予“2015-2017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示范医院、示范科室、示范个人等荣誉;信息化方面,2018年通过HIMSS EMRAR六级评审,为全省第一家,也是全国首家使用新标准通过的医疗机构。

这些大规模监控计划跟以前的监控都不同,首先是在监控规模上超乎人类的想象,据说美国国家安全局每天收集并储存近50亿部手机的通话记录[8]。而我国这些年天网工程对于社会治安贡献良多。根据咨询公司 IHS Markit 2016 年的数据,中国共装有 1.76 亿个监控摄像头[9]。现在警方破案90%都来自于监控摄像头。随着监控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社会正逐步走向监视社会[10]

一、监视社会的理论耙梳

长期研究监视社会的学者戴维·里昂把监视社会定义为:“通过政府和大公司的计算机系统对我们生活细节的信息不间断地收集、追踪、储备和不停地运转分析的社会”。它是“依赖资讯、通讯科技作为行政和控制过程的社会。”“目的是影响或管理那些被收集资料的群体。”[11]

戴维·里昂指出监视具有“双面神”的特征。一方面是对人的限制和怀疑,另一方面却是照护,但一般学者的研究多偏重于控制的面向。监视研究的是复杂多样的社会—技术实践,是关于信息的收集,尤其是支持社会控制、组织、管理的信息收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监视与警察活动及犯罪控制有着天然的联系。尤其晚近借助网络科技建构起监视网络,监视权力更透过参差的细节、复杂的程序、差距的排列、普遍的组合而在无时空中断的模式下被操作着[12]96,而使社会成为一个“新监视社会”① 新监视,主要指的是电子监视,相较于过去的监视形式,使用同样的人力可以更有效率、更加容易地监管更多的人。 [13]

这种“新监视社会”将新的信息技术与昔日的权力动力机制以及阶层划分相媾和,形成戴维·里昂所谓的新的“社会划分”② 社会分类是监视学者戴维·里昂提出的一个概念,它通过对人或者人群信息的收集分类,依据不同的目的,将原始资料意义化,计算机网络中建立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电子身份,了而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最重要的功能是通过教育、收入、人种,民族,职业、性别、权力、社会地位等,将人分成不同的群落, 而后进行分类管理。 ,例如新刑罚学,通过分析人群展现的不同风险因子,进行风险运算,将人群分成不同的风险等级,进行不同的警务对待,加以分类与管控。

按照学者董娟娟的分法,监视社会理论应分为奥威尔的Big Brother理论、边沁的圆形监狱理论③ Panopticon这一词在边沁的理论中可译为的圆形监狱,在福柯的理论中可译为全景敞视监视,以示区别。 、福柯全景敞视主义理论及现代的超级敞视主义理论。其中都是围绕着监视这一概念展开,不同的时代随认识和科技发展容有不同的理解。

1.4 疗效判定 好转:临床症状好转,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评分下降5分以上,且患者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逐步好转;无效: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MELD评分无下降,或患者病情恶化、死亡或需行肝移植。MELD评分计算公式:R=9.6×ln(肌酐mg/dL)+3.8×ln(胆红素 mg/dL)+11.2×ln(INR)+6.4×(病因:胆汁性或酒精性 0,其他1)。

(一)奥威尔的Big Brother理论

自从奥威尔的《1984》出版以后,“Big Brother”成了极权社会的表征,“老大哥在看着你”,成为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人变成精神分裂的双面思想,这是监视社会理论的开山之作。

(二)边沁的圆形监狱

权力是通过权力之眼的规训凝视来实现的[18]。监视已不再仅仅是“看”,而是数位化规训。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权力的经济学。福柯总结说“不需要什么武力征伐,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凝视,就慑服了众人,使其甘心顺从,自己做自己的看守。这个神机妙算是:撬动地球使用了杠杆原理。”[19]

这种圆形监狱建筑设计的妙处在于,使囚犯处于一种永久被凝视的状态,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即囚犯无法看到塔楼里的“看守”是不是看自己,从而对这一想象的凝视屈服——即他用看守的目光来审视自己,他自己成为自己的看守!而且,通过层级的监视,看守也被更高一级的看守监视。如此类推,全社会无不处于监视的目光之下,于是“圆形监狱”就成为现代监控社会的缩影。

另外,新技术互联网突破了课堂、学校、求知的传统边界,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小学几乎是无人不网、无日不网、无处不网。从某种意义上说,谁赢得了互联网,谁就赢得青少年。语文教学要主动适应这一变化,教师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语文教学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相融合,增强语文教学的时代感和吸引力。要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优势,线上线下,相互配合。一方面,利用互联网学习语文、运用语文工具;另一方面,通过语言运用和实践正面发声,理性思辨,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福柯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几乎成为研究监视的经典之作。对福柯来说,全景敞视监视作为创造现代人主体性至关重要的措置是通过对主体的空间安置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全景敞视监视乃是现代社会控制的自我镜像,它通过将人安置在不断地凝视与询唤之下,使人屈服于这一目光的凝视而作茧自缚,在彰显着现代社会进程的驱力和征候[15]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是对边沁圆形监狱理论的升华,如果边沁还留恋于将人的身体束缚住的话,福柯则道高一尺,对准人的灵魂改造:“心灵才是人身体的监狱。”[14]30福柯全景敞视主义预示着信息技术时代监视不再囿于像学校、监狱等封闭空间,而是延伸到生活的广阔天地。

福柯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与前现代权力运行机制迥异——后者是不连续运作的,并且要求运用强力的实施者在场。而全景敞视主义则利用敌对的力量而不是否定它,它将敌对力量转化为自身流程中的节点加以联合。它只要付出很少的规训代价,就使被监视者自我监视,其目的不是镇压被监视者,而是制造驯顺有用的肉体。如果前现代权力是简单再生产,现代权力则是扩大再生产[16]。这种全景敞视监视机制,被当权者施行于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教育、生产、医疗、监狱),从原规训异常的方案转变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监视模式,监视遂成为现代社会控制的理想模型。

(四)超级电子全景敞视主义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随着资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得以形成超级电子全景敞视主义。圆形监狱和全景敞视主义是透过权力在特定建筑空间上施展来对人们进行监视,监视效果仍受空间限制,加以监视场景无法回溯,所以时间限制仍旧存在。而超级电子全景敞视主义则超越时间及空间限制,在任何实体空间上监视设备处处可设,影音记录亦可一再回溯、追踪、比对,正如虚拟空间各种资料库的收集、储存、检索、控管,不受时空限制一样[12]97

家乡的小溪更是活泼可爱。安静时,竟看不到它在流淌。站在旁边欣赏,不知不觉中,你的心就会随着它的步伐走向远方。调皮时,它跳跃着、奔腾着,溪水还时不时地拍打着岸边的石块,溅起的水花晶莹透亮,一片接一片,让人看了都忍不住想去捧上一把放在怀里好好珍藏。水拍打出的声音,宛如一首动听的乐曲,令人陶醉。听爸爸说,如果用家乡的溪水煮上一壶雨前茶,那茶水鲜爽甘甜,是真正的大自然的味道!

波斯特说:“我认为数据库是作为一个超级全景监狱运作的。数据库像监狱一样,连续不断地在暗中有系统地运作着,收集个人资料并组合成个人传略。它完成规范化这一任务的效率却绝不降低。”[17]

边沁1787年圆形监狱的设计:“中心是瞭望塔,四周环绕着分割成小单元式的囚舍,囚舍有两扇窗户,一个面向瞭望塔,另一面向着光源。光源照亮了囚舍,中心瞭望塔上的看守对囚犯可以一览无余。每个囚犯单独关押,相互之间被隔离,防止共谋的发生。每个囚舍里的囚犯如同一个透明小舞台上的演员,他只能孤独地被观看。”[14]200这一圆形监狱的设计保证凝视的同时,也保证了权力的自动效用。面对无处遁形的凝视,无所凭依的囚犯在虚构的想象关系中却被真实地征服,权力的效应发挥到极致。

二、瞭望塔中的看守:福柯和边沁不同解读

(一)边沁:起作用的是权力局势,谁做看守都一样

边沁认为圆形监狱中的被囚禁者实际被一种权力局势所掌控,从而能够自我规训、自我监视,保证了权力的自动效用。边沁认为由谁来行使权力并不重要。“随便挑选出的任何人几乎都能操作这个机器。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20]227监视的目的主要是发现越轨者并施以处罚。否则,囚犯不会自动服从纪律。但看守本身的角色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人都可以充当。

(二)福柯:监督者的重要性

福柯不同意边沁的看法,他认为看守或监督者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甚至至关重要[4]13。福柯不断地强调监督者的能力,认为监视不是简单的看,而是“更像在一个实验室里的研究”[14]203-204,在生产知识。对于知识生产而言,这里面的“看”(有点边沁意义上的)只是一部分,而更多则是伴随观察进行记录,而随着记录、标示、图解等资料的不断汇集,了解其变化的脉络,追根溯源。这是研究,是生产知识,是形成权力/知识以及话语用来牢笼世界的。

全景敞视监视类似于显微镜下的生物研究,监狱也一样。“在囚室里固定着每一个囚犯,造成封闭隔离的空间。囚犯持续地被观看,然后是不断地被记录,不断地被描述。通过这些中心与边缘连接起来。权力不停地运转着。通过对囚犯不停地检查、空间时间分配,排位,从而建立起等级秩序。”[14]197

福柯一直关注着两个主题: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规训权力研究的是封闭机构如监狱、学校等的规训实践;生命权力则是对人口的控制。生命政治中对人口的控制得助于警察或者治理技术方能毕其功。两种机制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如福柯所说的:“边沁的圆形监狱是一种建筑设计,更是一种抽象的治理形式。”[20]241

博嘎德也指出:“全景敞视监视并非只是对身体通过微观物理学进行压服。更是通过训练、规范化以及阶层式进行观察的管理技术。”[21]

就监督者而言,就有许多能力方面的问题。全景敞视监视要想有效,作为监督者必须了解人们的思想,这绝不是简单的“看”可以做到的,需要将各种事务组织、区分,通过监督者的话语实践将其分类,然后比较、编排,从而形成事物的秩序。当监狱围墙不在时,监督者或监督系统就是全景敞视监视的围墙,监督者的能力可能比监狱的围墙更坚固持久。而当监督者由人变为电子监控时,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监视的时代。

(三)新监视的时代

原则上没有理由认为电子监控不可以代替边沁瞭望塔上的看守。这不是说将摄像头搬上瞭望塔那么简单。代替看守的应该是“一套程式以及操典,能使观察对象可视化、被记录、可进行分类比较的一门相关的、多元权力纠合的物理学”[20]242。数字监视技术可管理一个庞大的、流动的、分散的人群。不需要围墙,却能无远弗届地监理人群,是一种“普遍化意义上的全景敞视监视主义”。今天的监控已经远远超越福柯的想象,如人口普查是用来统计分析人口现状以制定人口政策,这些政策无论是要改变国家资金资助的流向还是开放或者关闭某些公共设施,或者公布新的法案,都依赖人口普查的资料汇整搜集、分析研判。而且人口普查还可以跨部门用于人寿保险、信用分析、营销策划等方面,通过大数据形成一个广泛的数据库,从而规划国家、社会乃至个人的生活。

新监视数据库“给每一个人都构建了身份,电脑数据库‘认识’这些个体,他们有独特的‘人格’,并且电脑会根据具体情况按程序化的方式‘对待’他们。无论在何种情形中,针对该个体的行动依据都是数据库中构建的此人的身份”[22]

(四)小结

John Searle曾举过一个例子:两个部落之间原有一个石头垒砌的墙作为分界线,大家都谨守规矩,不敢逾越。日久天长,界墙坍塌,最后了无踪迹。但是大家仍坚守那条曾经的分界线,它已经变成了心里的界墙[23]。同样的道理,边沁只是看到了监狱的狱墙,却看不到心里的狱墙。对于福柯而言,边沁对全景敞视监视的理解有所偏狭,封闭不仅仅是有形的栅栏,而更是一种心理状态。他指出监视:“是一种心灵施展权力于另一心灵的方式。”[24]248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规训技术才能逸出监狱狱墙,成为今天国家普遍治理的御龙术。

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无远弗届,新的监视技术发展方兴未艾,包括数位监视(收集、组织和储存个人信息)、生物计量技术(通过生物技术来识别个人身份)都登上了新监视的舞台。这些新技术不仅增加了社会的安全感,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公民的一种文化组成。对许多学者来说,这些技术革新改变了监视关系的组织实践和效应。新监视主义不停地探索对昔日的监视技术通过转义、隐喻和再造来阐释现代监视的性格与意义。

三、从警察的系谱学来看,边沁忽视警察的角色

(一)警察的历史:警察是各种治理技术的总效果

犯人一旦释放,就业的机会很少,连找个住所居住都可能会受到歧视,所以非常有可能重操旧业,成为警察监视的对象。“犯罪催生了密探,也使得广泛的警察监视获得合法性,造成对民众永久的监控。对犯罪人的监视使对社会整个场域的监控成为可能。”[4]7-8警察会利用调查刑满释放的犯人连带着展开对社会广泛的监控。福柯揭示警察的监视历史,详细地记录了警察机构依赖“准警察”,包括刑满释放人员、妓女、邻居告密者、密探、卧底线人等来对潜在的犯罪者进行各种监视。

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阅读《规训与惩罚》的线索。仔细阅读福柯在《主体与权力》的思路时就会发现《规训与惩罚》就是关于警察的历史:即通过监狱中对犯人惩罚的分析可以看出警察对普通人的管理[4]6。通过了解监狱的权力形式,可以更好地理解正常社会的权力形式。福柯关于监狱的历史为理解警察提供了坐标系。首先,警察和监狱是互为参照的。他们联手结成了国家管理的“警察-监狱体制”。警察机构和监狱联合形成的网络,形成了社会监禁的内墙和外墙,从而形成了一个监狱社会。这样全景敞视的控制技术,发轫于监狱、医院等封闭机构,而后存续、扩散到整个社会。

谁来对开放的社会进行监视与管理呢?边沁没有给出答案。而福柯指出警察肩负起了这一重担,警察和监狱是全景敞视主义的双生子。福柯揭示了警察的秘史。从16~18世纪,“警察”的概念不断变化,最后才演变成了“简单警察”:负责抓捕罪犯及侦办犯罪。这之前,警察的职能一直都是一种维护自由的机制:保护人们免受疾病威胁、免受饥馑及丧乱,管理而非控制人口并促进经济之振兴。

对于社会的管理与规训,福柯称:“在法国,社会管理最重要部分都由警察机构接管的。而警察这一法国人的发明,能迅速风靡世界,推崇的国家治理的核心思想——国家理性,正是依赖于警察来贯彻和践成的。换言之,警察就是17~18世纪某些欧洲国家全部对内治理技术的总称。”[25]

综上所述,aEEG是一种简易可行且准确性高的神经监护方法,急性胆红素脑病的足月新生儿aEEG监测结果有异常表现。联合aEEG及BIND评分可为评估足月新生儿重度高胆红素血症脑损伤神经系统预后的评估提供参考价值,协助胆红素脑病分级,早期指导临床进行神经系统干预,并对其远期神经系统不良预后有较大的预测价值。

监狱不仅是建筑,更是各种权力施法的场域:组织空间、控制行动和身体、观察和分析人口。监狱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犯罪人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是不正常的模板。监狱充当了教化与道德的力量,要将不正常的犯人规训(治疗)成正常人。监狱实践着社会和身体控制的战术(要制造驯顺的肉体),并用这些知识制造驯顺的社会。警察和监狱有相通之处,即都着意于预防和惩罚犯罪。监狱用于不断控制封闭的场域;警察机关则要控制自由的公共空间。在广义上,监狱可以看成警察机关的一部分。

(二)警察如同牧羊人照顾羊群

“牧领权力”指的是上帝如同牧羊人照顾羊群那样照顾子民,上帝施加于世人的权力如同牧羊人施加于羊群那般起着引领的作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一段时期君王治理臣民犹如牧羊人畜牧羊群,治理术堪比牧羊术。福柯甚至于感叹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一度诞生于羊圈[26]

警察曾随同国家一起扮演牧羊人的角色。福柯指出:在15、16世纪“警察”一词已经广泛指称很多事情。首先,“警察”是一种公共当局管理社区或社团的形式,这个意义上的“警察”一直使用到了17世纪初。其次,在15、16世纪“警察”一词还指通过公共权威对社会进行指导,传统的表达如“Police and Regiment”,其中Regiment即是对社会的指导、管理,与“警察”相关。最后, “警察”是好政府的表征。这三种传统意义上的警察一直延续到16世纪,而从17世纪伊始,警察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即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在国家权力得以增强的同时,保持国家的秩序稳定。治理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对可妥协行为的算计,警察是新出炉的治理机制的一种,是调整人群内部行为的一系列力量的组合。其中针对公共健康、经济运行和人口管理,警察运用不同的策略。

为了验证液压混合动力车辆行驶的耗油量,采用Matlab软件对动态规划算法优化结果进行仿真验证,仿真参数如表1所示.

以城镇的创立及城镇规划的兴起为例,福柯指出:警察是城镇存在的前提,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及市场的繁荣,警察成为组织城镇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集镇成为国家干预人们生活的最佳场所,这是17世纪最基本的社会状况,它催生了17世纪新型警察的出现[4]12

警察与商业兴起、集镇发展乃至自由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勃兴皆有着深刻的渊源。福柯曾研究过早期商业时代的巴黎谷物交易:警察控制着谷物生产,计算它的供给需求,对之进行管制,通过物价控制及制定生产指标预防供给不足,防止饥荒的发生。此时的警察显然是充当市场管理机制,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更承载着观察、记录、控制和规制市场行为的重任。福柯把警察和新兴的治理理性,即政治经济学挂钩,这是福柯所谓的生命权力的早期形态。

福柯认为:“用好国家的权力,这是警察的目标。”[4]12这里,福柯警察的概念倾向于黑格尔式而非费希特式的理解:自由主义本身应该让市场决定价格,让看不见的手来决定市场参与者的命运(费希特的观点)。然而事实上,政府积极地介入市场,对自由交易进行调整——警察和国家像牧羊人一样负责照顾市民每一天的福祉(黑格尔的看法)。

(三)负责规训与监视人群

警察作为国家权力之延伸,实现国家富强是其使命,这就涉及到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以人口作为自己的目标,以规训性机构为基础,既是个人化的权力,也是整体化的权力;既包括对身体的规训,也包括对人口的调节。可以说,“普遍化的规训性社会”和“监管性控制”导致了一种关于人口生命政治的形成[27]。警察在 17 世纪指的是 “一整套既可以增强国家力量,又能维持国家良好秩序的方法”“人口——财富的组合是治理理性的首要目标”,而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警察的最好诠释[24]12。在17世纪左右的欧洲,政治讨论的议题集中于政治治理术,治理被当成一门艺术。为了将人整合进富国强兵的宏大国家治理机器中,一方面国家推出很多公共卫生政策,兴办各种教育,使每个个体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健康劳动力。另一方面则是规训,实现对个体驯化与改造,“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28]有了警察,人们就生活在一个无限的监督世界里了。警察把君主的绝对权力与散布在社会里的最下层权力联系起来,在它们不能干预的地方进行干预,对无纪律空间加以规训。“借助一支高明的警察队伍,君主就能使民众习惯于秩序与服从。”[29]这样就“让人们的幸福成为国家效用,让人们的幸福成为国家本身的力量[30]

(四)小结

在控制农业污染方面,要采取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办法,积极发展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设施,大力推广符合农艺要求的化肥深施、浅湿灌溉,尽量减少带有农药、化肥的农田污水进入河道;在控制工业污染方面,对排放污水的工厂企业要落实治污措施,污水达标方能排入河道,对排污问题严重的工厂企业要限期整改,确实无能力治理的必须及时关闭;各地必须充分考虑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做到工厂企业和污水处理设施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在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方面,要加快收集和处理设施建设,特别是对集中居住区及畜禽养殖场的生产、生活废水加快截污、处理,杜绝直接排放入河。

从17世纪开始,对人口的管理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一时期政治讨论的议题集中于政治治理技术、城镇化问题如公共设施建设、卫生及建筑等。此时的警察是广义的警察、黑格尔意义上的警察,而非现在预防犯罪和侦查犯罪的警察。它关心的是充当良好政府的典范并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即警察负责整个社会的管理。警察是一种思考方式和一套政府治理的理性。

在《18世纪健康的政治》一文中,福柯指出:“Police是各种治理技术的总效果,可以使秩序得以维持,财富得以累积,大众健康的保护得以实现。警察可视为社会的守门人。”[24]241

四、警察与监狱共同完成对社会的监视

(一)警察与监狱的组合使社会成为监狱社会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规训意象:一端是规训——封锁,运用于监狱、医院等的封闭场所;另一端是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开放体系,是为了实现社会监控的全景敞视式监视。从边沁到福柯就是从一种异常规训方案转变为另一种普遍化监视方案,使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整个社会机体,形成规训社会的流程[20]235

(二)警察—监狱系统运行机制

有了警察,人们就生活在一个无限的监督世界里了,警察关注“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为了行使这种权力,必须使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福柯称警察与监狱构成社会连续的监视体,共同完成对社会监视与规训[20]240

边沁的圆形监狱可以用于改造犯人,但也可以用于医治病人、教育学生、禁闭疯人、监督工人、强制乞丐和懒惰者劳动。边沁梦想将把它们变成一种权力控制网络遍布整个社会。

这样就形成了犯罪—警察—监狱的循环。犯罪,以及加于其身的标签,某种意义上乃是系统操控的结果(例如标签理论),并成为实现操控目的的工具。犯罪—警察—监狱乃是一种共生关系。这样,监狱和警察机关实现了双剑合璧的完美组合“Prison and police form a twin mechanism”[4]7

于是,监视与控制弥散到整个社会机体,社会的运转如同一座监狱,每个人都处在凝视之下,处在日益发达的自由主义的规训之下。

(三)警察的全景敞视式监视

全景敞视监视通常与工厂、学校、军营和医院这样的非国家机关相关,所以福柯总试图颠覆国家权力在规训中的垄断地位而让规训在社会中自由畅泳,这是为什么福柯在政治分析中总是高呼要“砍下国王的脑袋”。然而,规训力量的“去机构化”是与“国家控制的规训机制”同在的。澳大利亚学者Mitchell Dean在他早期评价福柯时质疑:“没有头的机体怎么可能表现得仿佛有头?”[31]事实上,国王的头颅并没有被砍下,警察正是代表着国家的规训机构。18世纪警察机构扩张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同步进行,从而使得普遍化的规训合法化了。规训扩散到整个社会,国家并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管理和规范。警察接手了监狱对社会的监控职能,全景敞视监视主义是理想的警察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手段,可以自由运用于整个社会,对整个社会领域进行“普遍的监视”。规训在警察的手里“提高了权力的效能,使权力运用更轻巧、快捷、有效,一个巧妙使用强制力的时代,一个普遍的规训时代,我们或许称之为规训社会”[4]9。警察是使规训普遍化的典范,将未曾规训的空间规训化,现代自由主义社会是一个全景敞视的规训社会,是通过强而有力的警察国家来治理。“警察必须被赋予持久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权力,使一切事物可视化,但自己却是隐形人。对所有人而言,他如同没有脸庞的凝视,使全社会进入一种状态:到处都是观看你的眼睛。”[4]9-10

全景敞视主义运行的秘密就在于其匿名性上,它的形式是从透明至晦暗的渐变。一方面是被监视者越发透明,社会成为了一个透明的社会;另一方面,监视者隐藏得越来越深,面目变得越来越模糊。警察被赋予的职责是监视人群,他们被赋权去查看一切,任何细微的举动都得留意,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警察更依赖于社会的自我规训,依赖于广大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的帮助,包括一般市民乃至罪犯,来填补警力不足的空隙,使监视无所不在,把监视扩展到整个社会。

福柯关于监狱的历史与警察对社会的控制如出一辙,或许可以说,《规训与惩罚 》就是一部警察史。

五、全景敞视监视主义的未来:规训社会进入控制社会

随着福柯的全景敞视监视主义理论扩展应用于对整个社会的监视,反对的浪潮也是此起彼伏。一些学者断言,这一理论在现代语境下已运转不灵!Haggerty不无戏谑地以福柯的方式反对福柯:“福柯依旧佩戴着监视研究的王冠,现在是我们应该砍下国王脑袋的时候了!”[32]德勒兹却力排众议指出:“福柯非常犀利地分析了监视的理想环境(在监狱的环境下):这种环境要是封闭的,尤其是在工作的场合下,人员要集中管理,对不同的人群分配不同的空间,规定工作时间表,组织生产。”[33]3

另外有些地区对于环保并不重视,有把餐厨垃圾作为牲畜饲料的习惯,一些垃圾的细菌、重金属会通过牲畜的内脏危害人体的健康;更有甚者,有一些不法商贩则从餐厨垃圾油脂中提炼地沟油以牟取暴利,长期食用会造成肿瘤等慢性疾病的发生。餐厨垃圾具有典型的废弃物和资源双重特性,合理处理餐厨垃圾极为重要。

Deleuze在充分肯定福柯贡献的同时,也对福柯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他认为现代社会已经是“舟已行矣”:“一个规训社会已渐行渐远,福柯理论奠基的封闭环境——监狱、医院、学校、兵营、家庭等,已四面楚歌。”[33]4他建议要研究的不再是福柯的规训,而是控制。规训是一种依赖封闭环境运作的权力状态,无论这种封闭是物质的、文化的还是心理的。控制则不同,他鼓励流动,试图管控流动的场域而非封闭的场所。德勒兹非常形象地比喻:“规训需要封闭,像工厂模具负责生产标准件;而控制却是调整,是大象无形,落到不同器皿上,随器皿不同而成其形。”[33]4如果规训意在使物由流动变为凝滞,控制则相反,欲使物从凝滞变为流动。

德勒兹认为现代社会是由护照中组的数字密码的控制社会,护照密码决定你可以接近什么信息,或被什么程序所拒绝。我们发现自己不再处于个人与群体组成的坐标系。我们个人已蜕变成了分子状态(Individuals have become dividuals )。

截止随访日期,260例患者中34例生存,226例死亡。 所有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3.2(12.8~13.6)个月,1年生存率为63.2%,2年生存率为1.7%。CT+SBRT组、SBRT+CT组、CT+SBRT+CT组患者总生存期分别为12.2(10.9~13.9)、13.4(12.9~13.9)、13.1(12.7~13.5)个月(图1A),3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25)。

红红火火一份情,是云图人对经销商的美好祝愿,会议入场仪式令人难忘。云图控股总裁宋睿、副总裁刘晓霞给每一个云图控股核心经销商一一带上红围巾,诠释的是对每一个经销商2019年的美好祝愿。会上,云图还举行了2018年度金牌经销商、银牌经销商等颁奖仪式,答谢携手同行的经销商朋友!

“分子个人(dividuals)”是控制社会最基本的概念,这里的“分子个人”既是密码又是信息,也是仿真模拟的自我魅影,这里不再是看(seeing)的问题,而是资料分析的问题。例如,现在电子警察通过车牌号识别车辆,但车牌号容易被涂改、套牌,甚至掩盖、摘除,从而逃避监视。这如果是规训社会的困境的话,那么到了控制社会则是直接将车辆信息等植入车辆内部,不需要看车牌号,只要扫描你的芯片信息即可对你的车辆实时监控。在控制社会,监视作用的客体不再是身体或者思想,而是有关于身体或者思想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而言,数位规训对应着德勒兹有关于控制社会的思想:“城市的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离开自己的住所、街道、邻居,而特立独行,这要感谢自己拥有的电子卡,当你刷卡时,某个门禁会打开,但也可能在某天或某个时段你被拒绝。起作用的关键不是电子卡,而是电脑里储存的关于你的信息——你有权或者无权进入某个场域的内存信息——发挥着不断调整的效应。”[33]4-5

调整之所以可能正在于数据科技有能力操控民众的资料信息,在传统的规训中监视的对象是身体,但数位监视监控的对象却是身体的各种数字化显示,如在对个人进行安检时,使用的虹膜扫描仪显示的是:“你的生命基因就是你的通行证”[34]。电脑上的基因数据成为你通行的证件。或者说,你的身份由你的基因数据而非你自己本身决定的!

将信息技术运用于身份认证,将其变为数位(虚拟)自我,布鲁诺·拉图尔称之为“不变的变数”[35]。数位(虚拟)身份更稳定、更便携、更容易改变、组合,与通过身份证件认证相比,这种方法更简单、更易控制。

微生物群与肠道神经关系密切。有研究指出,ENS有助于限制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维持抗炎菌和促炎菌的平衡[28]。在结直肠癌相关微生物群的研究中发现,微生物群异常如大肠埃希菌和脆弱类杆菌[29]等致病菌作用明显,提示结直肠癌中的微生物群落组成已失衡。新生神经与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探讨将为进一步研究结直肠癌中微生物群和ENS的相互作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实际上它超出个人身份的意味,数位(虚拟)自我享有有限的行动主体性。它可能授予我们进入某个设有门槛的圈子,或者因为含有某些身体健康信息而被卖给了某个医疗机构。数位(虚拟)自我还会随时间推移,在汲取新的资料后更新身份。这些资料允许长时间记忆,风险评估,并展望未来。我们真正自我和数位(虚拟)自我相比,后者更易于接近、观察、管理和预测。数位(虚拟)自我符合边沁设计全景敞视监视的初衷,它也远比福柯的规训监视理想得多。

从福柯的规训社会转向德勒兹的控制社会,今天我们面对的是超级全景敞视监视社会。它的核心是计算机的处理中心,一个分类机器,来组织与生产主体。Lyon总结得好:“在资料库里,主体是多元的、去中心的。我们每次通过远程计算机系统对个人进行查证或者比对时,并不对相关的个人检查,而是在检索资料,检索数位(虚拟)自我,电脑成了生产检索身份的机器。”[36]415

在个人已经“分子化”的情形下,依据戴维·里昂的说法:“我们并不生产我们的数位(虚拟)自我,而是数位(虚拟)自我生产着我们自己。”[36]411

结语

斯诺登在2014年7月接受采访时说:“奥威尔的《1984》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但我们不应被作者当年的想象所束缚,今天的世界比他的想象更难以预料和危险。”① 斯诺登泄密事件后,在他接受采访时如是说的。参见:Alan R,Ewen M.Edward Snowden interview [EB/OL].(2014-07-18)[2017-12-05].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18/-sp-edward-snowden-nsa-whistleblower-interview-transcript/. 技术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风险也如影随形,我们处于贝克以及道格拉斯所言的风险社会之中,无所遁逃于天地间!

全景敞视监视这一社会管理的御龙术,兼具照护与监视两大社会功能,在想见的未来,它依旧能呼风唤雨。但同时它也伴随着深深的社会与个人的认同危机,我们最大的关怀在于:回应新监视时代的实践,我们该锻造怎样的主体性?原先在边沁与福柯的制度设计里,全景敞视监视起作用的决定条件是通过凝视,通过被监视者的心灵训练,使被监视者最终内化这一凝视,最后以监督者的目光自我审视,自我规训,自己成为自己的看守,而达至社会的治理,这里使用的是灵巧的软权力。

而在德勒兹有关于控制社会的话语里,这一治理的根基已快被拔起,现代监控越来越疏离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距离,是一种保持距离的治理[37]。这种相互之间连带的疏远,使规训弱化,甚至为零。电子监控越来越普遍地替代原先邻里守望相助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却弱化了个人的责任意识。监视运作甚至不以被监视者的存在为条件——监视不再以被监视者的自我警戒为依凭。导致的结果是社会控制只能高度依赖电子监视资料来监视,再次回到使用强制性重权力对肉体进行惩罚威慑的老路上来。

而在新监视时代,令人揪心的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在数位规训中“人”作为主体不再,蜕变成了虚无的分子状态。人蜕变成电脑里那个“数字人”,成为可以通过零部件在电脑里进行拆卸、组装的没有心灵的怪物——人的存在被异化!

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的询唤理论里,因为询唤人才成为主体的。而在数位监视监控中,我们面对的是无声的幽灵,它无声无息的监视着我们,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从植物配置看,多数小区是以街道绿化为主的休闲绿地。设施单一,缺乏相应的休闲设施。休闲绿地的绿化缺乏特色,造景生硬、死板,缺少艺术景观设计。部分居住区的绿地建设缺少景观活力,应该采取植被、假山、雕像等与绿地穿插布置,互借景,相生境。此外,小区部分绿地被改为车位,导致小区绿化面积不足,不能发挥居住区绿地对居民休闲游乐的作用。

我们创造了上帝,我们也就创造了我们的自己——我们是我们创造的神的影子!今天,我们又创造了数位规训这一新的“神”,那么“我们是谁呢”?

依据福柯的思路,权力居无定所,它无处不在,也寓居在我们自身。权力关系生产着主体,更准确地说,人浸淫在自己所处的各种历史权力关系的脉络中以生以长。任何通过监视而引发的自我监视都不过是历史的产物,是对权力关系是否合法与可接受的回应[38]

无论如何,人的本体是伦理自我,以佛教的禅语乃是“观自在”。即在自我与自我的关系中寻求身心的安顿。对于伦理自我而言,自我监视的文化前提是:有些东西可接受,有些东西必须被拒绝。像尼采说的:我们必须自己向自己战斗,以获得真理!

一言以蔽之,新监视时代带来的不仅是个人认同的危机,也是集体认同的危机。在数位自我和真正自我之间建立怎样的沟通桥梁,我们才可以重启自我与集体认同,重新找到主宰我们命运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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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illance-society: Police, Prison and Panopticism

NIU Xu
(Shaanxi Police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21)

Abstract: Police and prison are twins of panopticism.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police-prison system”,constructs the inside and outside walls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The history of prison is also a history of police.Police once was a general name of various types of social controlling techniques, which carried the duties of social management and discipline. Foucault’s genealogy of police history provides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carceral society. Deleuze further claimed that we are now stepping in a controlling society. Individuals are deconstructed into separate free-constructed parts in computers. Instead of the real self in the living world, the existence of individuals is virtualized under surveillance in the computerized network. Human beings are alienated. How to rebuild a new self-identification becomes a serious question. Therefore, Foucault repeatedly emphasized self-technique and selfcare in his later years. As individual is also political, we must find the basic point of human existence i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to self.

Key words: surveillance-society; police-prison mechanism; panopticism

中图分类号: DF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40(2019)02-0081-10

收稿日期: 2019-02-02

基金项目: 江苏警官学院“一带一路”公安院校科研合作项目 (2017SJYYM06)

作者简介: 牛 旭 (1969- ),男,陕西西安人,陕西警官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法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天下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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