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领导论文,理论和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新时期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方面，邓小平以他几十年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和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紧紧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程，从各个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趋势的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清并做出科学回答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问题。
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登上历史舞台后，必须组成自己独立的政党，必须坚持党在本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一切同盟者中的领导地位，必须发挥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无论是夺取政权以前，还是取得政权以后，共产党的这种领导地位和作用都是不能动摇和含糊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观点。然而每当历史处于转折时期，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就会遇到挑战，不说敌对阶级和反动势力对我们党的攻击，就是在人民内部也存在种种糊涂认识。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不少人认为共产党领导打仗可以，领导搞建设不行。10多年前，当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又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搞阶级斗争的，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可以不要党的领导了。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些人产生了误解，说什么：“既然搞市场经济，那么由谁领导都可以，何必还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巨大的历史性转折情况下，要不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否定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党和群众中的种种糊涂和错误的认识，面对新的任务，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邃的眼光十分敏锐地注视着这个问题。早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十分明确地提到：“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思想最根本的一个观点。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邓小平谈到修改党章时又指出：修改党章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也是新时期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概括。
邓小平为什么提出“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呢？他在1980年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中就曾指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归结到一句话：“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我们从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科学结论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持我国现代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现在有的人一讲到现代化就联想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那是现代化的样板，照搬就是了；有的则认为，现代化就是现代化，用不着分什么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为此，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活生生的现实。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实践证明，党的领导对于坚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最终实现，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二，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只是依据一般的社会主义规律或是奉行某一种模式，照抄别国经验，照搬别国模式，这样从来不能得到成功。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理论”。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正确地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有效地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三，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团结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干四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民的事业，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所在。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依靠和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智慧和积极性。列宁说过：“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毫无疑义，没有群众的高昂劳动热情和首创精神，没有人民的同心协力积极奋斗，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我们是一个有着12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群众的积极性谁来调动？人民的团结谁来凝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得到。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事实证明，正是我们党以正确的思想、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全国人民吸引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搞改革开放，干四化建设。
二
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的科学命题。从邓小平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当作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过程来思考和看待的。
为了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从形势和任务对我们党的要求出发，客观准确地分析党的现状，结合党的建设实践，提出了很多改善党的领导的新思路、新观点、新概念、新举措，为我们党勾画了一幅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美好宏图，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的学说。
一、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邓小平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提出：“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邓小平认为，制度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过去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这些弊端主要包括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邓小平认为改革党的领导制度，最要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官僚主义、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为了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邓小平指出，各级党委要健全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度，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关系到群众利益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应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不得由个人专断。在党委内部讨论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许搞“一言堂”。总之，要采取各种措施，从制度上健全和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二、端正党的作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就针对当时的情况，大力倡导各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干部特殊化。他说：“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党中央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各级党委也紧随相应地作出了规定。邓小平不但十分重视一些具体规定的的制订，并且关注把反腐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党中央相继制定的一大批反腐倡廉的法规，为纯洁党的队伍，规范党员行为，树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时，邓小平指出，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这是因为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我们虽然是一个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为彻底消除腐败现象创造了制度、社会的保证，但仍存在着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特别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更有可能使一些不坚定分子滑进腐败的泥坑。正是从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思考，邓小平一方面坚信“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谆谆告诫全党“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邓小平这两段话可以说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与历史上很多思想家、人才家相比，邓小平从来不是就人才论人才，而是把选拔好接班人，看成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他不但从战略高度阐述了选拔接班人的重要性，而且从我们党干部队伍的现状和新时期对领导班子的要求，提出了选拔标准。1979年11月，他提出要选这样的人，即“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另外，从精力上说，能够顶着干八小时工作，这一点切不要忽略。”在后来很多讲话和指示中，邓小平不断地告诫全党注意选好接班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
为了推进组织干部制度的改革，建设起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魄力和光明磊落的胸怀，提出了“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这一重大改革举措。他认为“实行退休制度……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他提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必须有步骤地和稳定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这一富有远见的决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也得到了党内广大老干部的理解和响应。
三
邓小平的党建思想围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题展开延伸，科学地揭示了新时期执政党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基本方针、指导思想、战略措施，等等。这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推向了一个新境界，同时还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
（一）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基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邓小平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最能体现他的思想行为和品格风貌的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小平自己就把他的建党思想牢牢树立在这块基石上。他多次明确指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他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把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提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我们党正是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大胆拨乱反正，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完全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没有党的基本路线。可以说，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盖源于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二）敢破敢立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战斗风格。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否定应该否定的，同时也要肯定应该肯定的，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在解决一系列关系到我们党的前途的重大问题面前，邓小平敢破敢立，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风格。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党内的思想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十分严重，邓小平果断地提出要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要破除党内存在的思想上僵化半僵化的状态，率先与“左”的一套作斗争，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主义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可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正是由于邓小平带领全党破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我们党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改善党的领导既是党的自我改进，也是党的自我完善。邓小平始终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去揭露党的各种制度上的弊端和作风上的腐败的。而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又是最坚定的悍卫者和倡导者。他反复强调这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是使我们党永葆青春的内在动力。
（三）服从于服务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基本思路。邓小平把服从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粉碎“四人帮”后，是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拨正党建思路的航向，把党的建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紧密地粘合在一起，克服了党的建设与发展社会生产“两张皮”相脱离的倾向。邓小平明确地提出：党的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然经济建设是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无疑包括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服从于服务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旋转，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其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离开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党的建设就偏离了基本目标，失去了意义。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了要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党的建设的主要标准。他指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邓小平还在领导活动中，全面、系统、具体地提出了党的建设服从于服务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办法、措施、途径和要求，所有这些，都使党的建设更加充分体现和突出了党的政治路线。
（四）制度建党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目标模式。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根本途径，但长期以来，我们党注重于采取思想教育和在一定时期内集中时间、统一口号和目标，以非制度规范约束的党内群众性运动，来集中解决党内矛盾和重大问题的治党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治党模式曾经在一些时候极大地推动过党的建设，但毋庸讳言，运动治党的办法也曾给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邓小平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入手，一方面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要坚持和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另一方面，他又基于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任务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果断地否定了那种“运动治党”的模式，提出了关于制度建党这样一种全新的治理和建设党的目标模式，即指主要依靠、运用或通过制度的功能和机制，处理党内矛盾，解决党内问题，监督党的自身运转，协调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从而稳定有序地推动党的全面建设，促进党的自我完善。它的实质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遵循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适应党的领导方式的变革，使党的总体建设逐步实现制度化。邓小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大声疾呼，要改革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并作出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论断。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改革和健全党的领导、组织制度，不仅是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知道，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必然需要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遵循邓小平制度建党的思想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不断地开创着党的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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