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及其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洲论文,宗教信仰论文,入关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2)04-0040-08
满洲先世信仰的宗教主要是萨满教。至清入关前，满洲的宗教信仰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满洲萨满教的研究在近30年来一直是一个热点，各种论著层出不穷，成果众多。但以往的研究往往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在满洲形成和清朝崛起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笔者钩沉各种史料，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求教于方家。
一、努尔哈赤时期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
满洲形成于17世纪30年代，其族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曾说：“各民族的世界无论在哪里，都是从宗教开始的。”满洲同样也不例外，其先世很早就开始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出现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阶段，[1][p.4]其特点是认为“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其神职人员亦称为萨满。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满洲的先世虽然在某些时期也曾受过其他宗教的影响，但从整体上看，萨满教在其宗教信仰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延至明末，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仍然虔诚地信奉萨满教，其影响遍及女真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恩格斯有句名言：“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2][p.112]在明亡清兴的历史转折之际，女真人的宗教信仰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始于努尔哈赤时期，完成于皇太极时期。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开国创业的过程中，对女真人传统的萨满教进行了重新整合，对汉、蒙、藏等民族的宗教则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
(一)整合、规范本民族传统宗教——萨满教
1.毁禁女真别部堂子，杀掉其萨满
明中叶之后，东北女真人处于部落分散的状态。当时的女真各部，相继设立了祭祀本部祖先神祇与本氏族世代守护神祇的“堂涩”，这就是后来清宫“堂子”的雏形。各部落遇有重大事项，都要叩拜堂子。据努尔哈赤族系家传秘录、珍贵的满洲民间长篇英雄说部《两世罕王传》记载，曾经强大一时的哈达部首领万罕曾为其母庆祝80大寿，当时来参加寿宴的其他各部的首领要率众先拜“侠倡唐舍”，后为万罕母祝寿。“侠倡唐舍”便是万罕族中的“堂子”。又如，建州右卫首领王杲曾向东海窝稽部借兵，其首领先引王杲拜“堂谒”，后又将其女许配给王杲为妻，方允借兵。[3][p.51]除了堂子，萨满对各部族的影响也十分巨大，甚至当时建房的选址，也要由萨满来决定，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时的都城赫图阿拉就是萨满用野鸡占卜决定的地址。[4][p.62]
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13副铠甲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征程。当时的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5][卷，p.20-21]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也是统一萨满教信仰的过程。因为在当时，各部信仰的萨满教各成体系，并且成了为各部军事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各部的堂子已经成为各部的精神支柱，而萨满在其中更是起到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的重要作用，有些部族的萨满甚至就是由该部的首领担任。因此，努尔哈赤灭掉哈达、朱舍里、长白山、辉发、叶赫、董鄂、乌拉、斐攸等部时，兵马先破“堂色”，“掠祖像神器于贝勒马前”。各部的神、神辞或被烧毁或被改造，以此割断人们同以往世界的联系。[3][p.53]在摧毁堂子的同时，努尔哈赤还屠杀了大量萨满。在攻灭一个部族的时候，首领或许能留下，而萨满则不能。根据满洲传世口碑，乌拉部被灭后，被杀萨满近千人，别部也多遭此厄运。[5][p.116]
2.独尊爱新觉罗氏堂子
在摧毁女真其他部落堂子的同时，努尔哈赤确立了爱新觉罗氏堂子的独尊地位，并对堂子祭祀的神灵作了调整。其采取的做法是在“各姓普遍信奉的神祇中找出几个有代表意义的，并结合本族少数的几位神，组合成一个新的堂子祭神群，通过皇族祭祀上的影响和强制性的祭礼大法进行推广新神、限制旧神的运动”。[3][p.53-54]
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时，即设祭天祠堂，当时还比较简陋，仅为“五椽，盖瓦”。[6][p.14-15]后在赫图阿拉时，其“之所居五里许，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奴酋及诸将胡必往礼之”。[7][p.43]天命六年(1621)，后金迁都辽阳东京城后，在东京也建了堂子祀神。十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又把堂子“建筑城东内治门外”。[8][卷85，p.2553]遇重大事项，努尔哈赤必率众祭堂子进行祷告。例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等九部联军进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率众迎敌前，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复再拜”，并拜祝曰：“愿敌人垂首，我军奋扬，人不遗鞭，马无颠踬，惟祈默佑，助我戎行。”[9]逢重大节日如天命九年元旦(当时元旦指农历正月初一)，努尔哈赤也“往祭堂子”。[10][p.570]祭拜堂子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活动，《清朝文献通考》载：“太祖高皇帝建国之初，有谒拜堂子之礼。凡每岁元旦及月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诣堂子行礼。大出入必告，出征、凯旋则列纛而告，典至重也。”[11][卷99，p.5719]通过对祭堂子的高度重视，可见萨满教在女真人心目中的至高地位。
(二)对儒释道和喇嘛教采取了包容政策
在整合并尊崇萨满教的同时，努尔哈赤对汉族的儒释道三教采取了比较开明的包容政策。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即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当时女真尚未进入辽沈地区，努尔哈赤就在赫图阿拉“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12][卷2，乙卯年四月，p.332]“七大庙”具体是哪7座寺庙，未见史料详载，但可以确定的是，其中有关帝庙、文庙、堂子、玉皇庙和地藏寺。在尚未建立政权之际，在当时人力物力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耗时3年，同时修建7座寺庙，显然是一项极其巨大的工程。而且已知的5座寺庙，囊括了萨满教和儒释道三教。其中堂子属于萨满教，文庙属于儒教，地藏寺属于佛教，玉皇庙、关帝庙属于道教，可见努尔哈赤不仅对萨满教，而且对儒释道三教都尊崇有加。努尔哈赤对佛教、道教的尊崇，留下了许多相关的传说，清人对此也有记载：“相传太祖在关外时，请神像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国初称为‘关玛法’。‘玛法’者，国语谓祖之称也。”[13][卷3，p.60]萨尔浒大战后，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寏看到努尔哈赤“常坐，手持念珠而数。将胡颈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7][p.43]显然是一个佛教徒的形象。努尔哈赤还十分注意保护寺庙，他曾下令“不准任何人毁坏庙宇，不要在庙里拴马牛，不要在庙里出恭”，违者“将逮捕治罪”。[14][p.74]
除了儒释道三教之外，努尔哈赤对蒙、藏地区盛行的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僧侣也优礼有加。天命六年，囊苏喇嘛从蒙古科尔沁部来到后金，努尔哈赤与其握手相见，并设宴款待。[10][p.203]10天后，囊苏喇嘛属下两个小喇嘛来归。[10][p.208]第二年元旦，努尔哈赤就让这两个小喇嘛随同后金的王公大臣一同参加新年朝拜。[15][p.88]囊苏喇嘛感念努尔哈赤的优待之恩，临终前叮嘱将其遗体葬在辽东。囊苏喇嘛死后，努尔哈赤为其在辽东城南门外修庙治丧，将其后事料理得十分周全。[10][p.365]
二、皇太极时期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
皇太极继位后，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使后金的政治焕然一新。同时，他在宗教事务方面也颇有建树。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既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的主导地位，同时对汉、蒙、藏等民族的儒释道和喇嘛教也有所吸纳，使满洲的宗教信仰逐步趋向多元化。
(一)继承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并将其置于主导地位
皇太极继承了萨满教祭拜堂子的传统。天聪元年(1627)元旦，他即率众贝勒大臣诣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10][p.805]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后，正式规定：每年元旦，皇帝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还宫。此外还规定，凡官员庶民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16][卷65，p.3355,3357,3358]从此，萨满教祭堂子的仪式为皇帝所垄断，官员和百姓祭堂子的权力被取消。并且参加祭拜堂子的人员构成也有深意。以崇德七年元旦为例，“卯刻，上率和硕亲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文武大臣及朝鲜世子、外藩来朝蒙古王、贝勒并其大臣等谒堂子，行礼。”[17][卷59,崇德七年正月辛未]从中可看出，除了清朝君臣外，属国朝鲜、外藩蒙古的王公贵族也要参加祭拜堂子的仪式，以此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对清朝的臣服和忠诚。
皇太极时期是有清一代对堂子最为尊崇、使用最频繁的时期。除重大节日外，遇有大事，如军队出征等，都要祭拜堂子。例如，天聪六年(1632)四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征讨察哈尔。临行前，他先“出抚近门，诣堂子毕”，大军始西行。[17][卷11，天聪六年四月戊辰]崇德元年五月，皇太极派阿济格等领兵往征明朝。出兵之日，他“列大驾卤簿，诣堂子行礼。又于堂子外列护军八纛，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17][卷29，崇德元年五月癸酉]仪式极其隆重。遇有喜庆之事，也要祭拜堂子。例如，崇德七年(1642)，皇太极因攻克锦州，特率众“陈设卤簿鼓吹，辰刻出抚近门，谒堂子”。[17][卷59,崇德七年三月庚辰]可见，祭堂子已不仅仅是一项宗教活动，同时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活动，颇有“政教合一”的意味。
(二)重视儒教，实行儒家礼制
皇太极对儒教比较重视。早在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即下令改建沈阳孔庙，[18][卷43，p.762]开始崇祀孔子，此举极具象征意义。同年，皇太极便开设文馆，还举行了后金建国以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并录用考中的生员。由此可见，建孔庙，祭孔子，是皇太极重视、振兴文教，并开始采用儒家思想治国的一个显著标志。崇德元年，皇太极定文馆三院之名，分任职掌。其中，秘书院的一项职责就是遣官祭祀孔庙。[10][p.1403]同年八月初六日，皇太极遣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于孔子神位，称颂孔子“圣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10][p.1561]三年二月初六日，皇太极又派官员祭祀孔庙。[19][p.53]但在当时，祭祀孔庙的时间并没有正式固定。五年，遂又规定，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行释奠礼。皇太极首开了清朝崇文重道的先河，正如乾隆帝在《文庙诗》注中称：“我太宗初创大业，即敕建文庙于盛京，行释奠礼，[20][卷353，p.5693、5694]开创规模，崇文重道，已肇一统文明之盛也。”[18][卷17,p.304]
皇太极还仿照汉族封建王朝的传统做法，筑坛庙祭祀天地和祖先。天聪十年(1636)，他设圜丘(即天坛)于德盛门外，方泽(即地坛)于内治门外，并祭告天地，继帝位，改国号为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8][卷85，p.2503]同年，皇太极于盛京建立太庙，祇告太祖山陵，并“定四孟时饗，并每月荐新，每岁圣诞及清明、孟秋、望岁暮、忌辰，均于太庙致祭”。[20][卷341,p.5087、5088]在崇德元年，历代封建王朝所拥有的天坛、地坛及太庙等祭天地和祭祖场所，都已齐备，表明清代的祭祀制度逐渐向汉族封建王朝的儒家礼制靠拢，并趋于完善。
(三)尊崇汉传佛教
皇太极非常尊崇汉传佛教。《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载：“我满洲国自昔敬天与佛与神出于至诚，故创基盛京，即恭建堂子以祀天，又于寝宫正殿恭建神位以祀佛、菩萨、神及诸祀位。”[21][卷1，p.3103]盛京皇宫为皇太极所建，皇太极在自己的寝宫清宁宫供奉佛、菩萨，并将其作为萨满祭祀的朝祭神，足见其敬佛的虔诚。
皇太极还兴建和修缮了许多佛教寺庙，并给寺庙划拨僧人、供给衣粮，对有功人员还给予褒奖。例如，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见有僧人为正黄旗修建寺庙，则“发帑金二百两，为庀材鸠工之费”。[22][卷260，p.5792]同年，又敕建莲花寺。后来，又陆续下令重修广佑寺、栖云寺和无垢净光舍利佛塔等古寺、古塔。六年，皇太极给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修建的地藏寺“拨僧居之，岁给衣帽”。[18][卷37，p.1456]崇德元年，皇太极给辽阳州的大安寺“拨僧人十名，给衣粮”。五年，又给辽阳州的龙泉寺“拨僧人九名，给衣粮”。[18][卷97，p.1463]崇德三年(1638)，皇太极以罗礼迎请玛哈噶拉佛有功，将其授为一等甲喇章京。[17][卷42，崇德三年七月丙戌]七年，以三等甲喇章京臧国祚有“修复北舍利佛塔”等功劳，将其“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承袭照旧”。[23][p.489]
(四)崇敬道教
皇太极对道教也较为重视。天聪三年，皇太极经过辽阳时，发现努尔哈赤修建的玉皇庙被“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属下庄屯人拆毁，造棺槥市卖”，他十分恼怒，命“追讯毁者，偿值重建”。庙宇建好后，皇太极“给办香火牲祭银百两”。[17][卷8，天聪五年二月壬戌]皇太极经过盖平城时，发现娘娘庙年久失修。娘娘庙是道教中的重要女神碧霞元君的庙宇，皇太极“以王神人凡一民失所，且曲为之轸知，兹神栖之域，安忍任其久敝”，于是下令将其重修。[22][卷259，p.5750、5751]城隍也是道教俗神之一，皇太极继位后，把旧沈阳城隍庙“升为都城隍庙”，提高了其规格。景佑宫，原名三官庙，建于明代，在盛京皇宫大清门东。崇德六年(1641)，皇太极“敕选道士在庙住持”。七年，又“给人役园地，道士给衣粮”。同年，皇太极又在努尔哈赤修建的兴京(即赫图阿拉)显佑宫“置道士”。[18][卷97，p.1456]皇太极喜读《三国演义》，并对关羽十分景仰。天聪初年，皇太极立纛祭天时即“附祀关帝庙”。[8][卷84,p.2543]崇德八年，皇太极敕建关帝庙，还赐额曰“义高千古”，并“岁时官给香烛”。[18][卷97，p.1457]关圣帝君还成为清宫萨满祭祀的朝祭神之一，享有很高的地位。
(五)推崇喇嘛教
皇太极对喇嘛教尤其尊崇有加，还修建了著名的实胜寺和四塔四寺。皇太极征讨察哈尔时，察哈尔林丹汗战败出逃，走死于青海大草滩，其国人纷纷归顺后金。有墨尔根喇嘛载元代所铸玛哈噶拉佛，投奔后金。皇太极对此高度重视，特命工部卜地，在盛京城西修建寺庙，供奉玛哈噶拉佛。该寺于崇德元年起建，崇德三年竣工，皇太极赐名曰“莲花净土实胜寺”。[17][卷43，崇德三年八月壬寅]实胜寺(又称“皇寺”)是盛京最大的喇嘛教寺庙，“是为喇嘛教入沈阳之始”。[24][卷13，p.15]皇太极对修筑实胜寺极为重视，曾专门致书朝鲜国王，让其提供建寺所需的颜料。[27][p.91]实胜寺落成后，皇太极几乎每年正月上旬都要率众来实胜寺礼佛。除了实胜寺外，皇太极又修建了东塔永光寺、南塔广慈寺、西塔延寿寺、北塔法轮寺。这几座寺庙，“皆岁给茶烛，所住僧岁给衣帽有差”。[18][卷97，p.1458]
皇太极还通使蒙藏上层，延请高僧宣讲佛法。崇德四年(1639)，皇太极派人往谕西藏土伯特国汗和达赖喇嘛，恳切“聘请圣贤者”来宣讲佛法。[25][p.431]七年十月，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皇太极亲自出怀远门迎接，还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达赖使者在盛京“凡八阅月，至是遣还”。临别时，皇太极又派人同来使前往达赖、班禅等处，致书各一函，表达了“敦礼高僧”、“以宏佛教，以护国祚”的心愿。[17][卷51，崇德八年五月丁酉]皇太极还派人去蒙古地区“延请圣僧”。[17][卷51，崇德五年二月辛酉]据史料记载，自崇德三年至八年，蒙藏宗教领袖13次派人觐见皇太极，其中包括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信使。[26][p.199]
努尔哈赤时期，只是经常祭祀堂子和庙宇，并没有形成一些制度性的条文规定。皇太极执政后，对宗教祭祀仪式及管理制度都做出了详细规定，使祭祀仪式从无序、随意、临时性走向规范化，使宗教管理制度从无到有，并逐步走向完善。
三、宗教信仰的嬗变与满洲形成和清朝崛起
女真作为一个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偏居于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在明末能与汉、蒙等民族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并建立起强大的后金(清)政权，为最终成功地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充分重视并发挥宗教的作用，无疑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女真宗教信仰的嬗变在满洲形成和清朝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促进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和满洲共同体的形成
明末女真各部居住分散，互不统属，虽然都信仰萨满教，但所信奉的神灵各成体系。女真各部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体现在宗教信仰上，自然就体现在萨满教信仰上的分散状态。这种宗教信仰上的分散状态，反过来又成为影响政治统一的巨大障碍。因此，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时，不仅要在政治上，同时也要在萨满教信仰上完成统一。所以，他在灭掉一个部族的同时，就要毁掉其堂子，杀掉其萨满。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独尊爱新觉罗氏的堂子，并根据需要对其供奉的神灵重新作了调整，使女真人只能信奉爱新觉罗氏的堂子，从而在萨满教信仰上实现了统一。萨满教的统一又促进和巩固了女真人政治上的统一。
统一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又开始进军辽东汉人地区。天命六年，后金连克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70余城，并于天命十年迁都沈阳。进入辽沈地区后，女真人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对汉族宗教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进入辽东前，人们立誓往往是到堂子，或者是面对天地。例如，努尔哈赤起兵前后，其族人两次要害他，都是“至堂子立誓”。[9][卷1，癸未年二月甲申、六月辛亥]而进入辽东后，人们结盟立誓和焚烧誓词一般都是面对佛像进行。例如，皇太极之兄莽古尔泰等人图谋夺取政权，立誓并焚烧誓词都是在佛像前。[25][p.147]立誓时面对佛像，表明女真人已经接受了汉族的宗教。
除了汉族地区外，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蒙古许多部落也逐步归附后金(清)政权。尤其是努尔哈赤父子还通过联姻的方式，与蒙古结成了牢固的联盟。除了喇嘛教之外，女真人受蒙古族原始宗教的影响也很大。例如，在清宫萨满祭祀的神灵中，就有蒙古神，[21][p.3098]这应当为努尔哈赤、皇太极之蒙古籍后妃的祖先神，以示帝后并重之意。努尔哈赤有两位妃子为蒙古人，皇太极五宫后妃则都为蒙古人，她们的宗教信仰无疑会对努尔哈赤父子产生极大的影响。正如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所指出的：“每个氏族的姑娘出嫁到外氏族家去，都要携带娘家氏族祖神神偶到婆家供奉，这是母系氏族祖神与女性联系牢固的古俗遗风在父系氏族社会的延续。”[27][p.158]努尔哈赤父子不仅接纳了蒙古籍后妃为家庭成员，同时，也接纳了她们的宗教信仰，从而使女真人与蒙古人在宗教信仰上也有了共同点。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8][p.64]按此标准，满洲形成的条件当时都已具备。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了满文，这是满洲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有了共同的语言。至天命四年(1619)时，“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12][卷3，p.358]并且经过努尔哈赤父子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后金(清)逐渐统一了东北绝大部分地区，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地域。在这个地域内，人们从事农耕、畜牧、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有了共同的经济生活。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构成民族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宗教则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当时，加入满洲共同体的除了女真人之外，还有一部分汉人和少量的蒙古人。正是因为女真人在宗教信仰上接受了儒释道、喇嘛教等宗教，从而使其与汉族和蒙古族等民族在宗教信仰上有了交集，由此形成了“共同心理素质”，进而促成了满洲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天聪九年十月，皇太极正式定族名为“满洲”。从此，满洲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民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二)促进了清朝的崛起
一个政权的崛起和兴盛，离不开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在客观上，赢得了各族人民对清朝的认同感，增强了各族人民对清政权的向心力，促进了清朝的崛起。
1.促进了满洲与汉、蒙、藏等民族的不断融合，赢得了各族人民对清朝的认同感。
满洲共同体形成以后，因为与其他民族在宗教信仰上有共同之处，所以又通过宗教这个媒介，与汉、蒙、藏等民族之间不断地互相融合，并在文化的互相认同中，促使各民族归附清朝，认同了清朝的统治。
满洲因为吸收了汉族宗教的诸多因素，与汉族产生了文化认同。例如，堂子本是满洲萨满教的祭祀场所，但由于受汉族宗教的影响，在每年岁末年初的时候，堂子也供奉汉族信奉的佛、观音、关帝。并且在每年四月初八日浴佛节，都要把佛像请到堂子处，举行浴佛仪式。[18][卷19，p.329，p.330]此外，萨满教的阴间观念，特别是死后善恶惩罚的观念，显然来自佛教因果报应学说的影响。而灵魂元气说，将灵魂活动说成气化、气运的修炼过程，当是道教影响的结果。[29]满洲对汉族宗教的接受，也使汉族在满汉文化互相认同中，认同了满洲，接受了清朝的统治。
满洲因为尊崇喇嘛教，还得到了蒙古族的认同和真心归附。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天聪八年(1634)，察哈尔部战败后归附后金，蒙古墨尔根喇嘛用白驼载玛哈噶拉佛投奔后金，此举意义十分重大。因为，玛哈噶拉佛是元世祖时八思巴喇嘛用千金所铸，先“奉祀于五台山，后请移于沙漠。又有喇嘛沙尔巴胡土克图，复移于大元裔察哈尔林丹汗国祀之”。[16][卷43，崇德三年八月壬寅]玛哈噶拉佛是察哈尔民众顶礼膜拜的喇嘛教神像，携此金佛归顺，对全民信奉喇嘛教的察哈尔部而言，这标志着其在政治上的完全归附。
也是通过优礼喇嘛教，满洲还使一些藏族喇嘛和民众认同并归顺清朝。例如，来自西藏的囊苏喇嘛曾在蒙古科尔沁部多年，后来投奔努尔哈赤，临终前叮嘱将其遗体葬在辽东，[10][p.365]表明他已经将辽东视为故土。还有一些来自西藏的喇嘛最初投奔的本是蒙古科尔沁部，后来“因不堪蒙古诸贝勒之虐待，慕汗之养育”，遂于天命十年(1625)来归，“喇嘛下之萨哈尔察等亦皆背井离乡，随喇嘛来归”。[10][p.648]
宗教的影响是相互的，不仅满洲吸纳了其他民族的宗教，其他民族对满洲萨满教的一些习俗也有所接受。例如，汉军旗人在祭祖时，也“佐以跳神”，[22][卷92,p.252]甚至还出现了“汉军萨满”，也“戴神帽、穿神裙”，其表演的“绝技令人惊叹”。[4][p.144-145]汉军烧香祭祀有上三坛、中五坛、八大本坛之分，各自师承，可请不同姓氏萨满同坛烧香。[30][p.328]汉族也有“烧香祭者或曰跳单鼓”，也是“沿满俗为之”。[22][卷98,p.2324]凡此种种都说明，满洲与其他民族在宗教上已经互相接纳，互相认同，满洲和其他民族融合的程度在不断地加深。
2.宗教活动的主旨是祈求军事胜利和君主长寿、国泰民安等，不仅使满洲有了精神寄托，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各族人民对清政权的向心力。
满洲统治者对各种宗教的尊崇，不仅仅是出于安抚、笼络汉、蒙、藏等各族人民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了祈求神佛保佑自己长寿，保佑清朝国泰民安，一统天下。宗教虽然属于唯心主义，但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对满洲而言，确实也起到了提供精神动力、增强信心和斗志的积极作用。例如，军队出征前，必拜堂子祈求获胜。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领兵进攻抚顺之前，即“率诸贝勒及统军诸将，鸣鼓奏乐，谒堂子而行”。[9][卷5，天命三年四月壬寅]崇德元年，皇太极领兵征讨朝鲜时，也率众“谒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17][卷32，崇德元年十二月壬申]统治者患病时，也竭力祈求神佛保佑。例如，崇德八年(1643)四月初一，皇太极病重，他“命祷于盛京寺庙，施白金”。[16][卷64]第二天，又“复祷于境内各寺庙，施白金”，[17][卷64，崇德八年四月甲子]以祈求身体康复。据地方志记载，皇太极这次在各寺庙赐银数量从十两到五十两不等。①除了给寺庙赐银，户部还在铁岭修建了两座寺庙，分别为延寿寺和慈寿寺，意在为皇太极祈福祷告。[31][卷上，p.770]也是在崇德八年，皇太极开始在盛京修建四塔四寺，其中西塔为延寿寺，也是为了“虔祝圣寿”。[24][卷15，p.11]并且建四塔四寺，也是因为皇太极相信喇嘛的说法，即“每寺建白塔一座，云当一统”，[18][卷97,p.1462]目的也是为了保佑清朝一统天下。皇太极敕建或下令重修的寺庙，目的也都是为自己和清朝祈福。例如，皇太极赐银修筑的永寿寺，其碑文曰：“祝国祚于亿年，佑民庥于九有……佛日增辉，国祚永延，皇祖式灵于万斯年。”[22][卷260，p.5791]
皇太极时期，很多官员和百姓以及僧人修建寺庙，在碑记中也都表达了祈求国泰民安及君主长寿的愿望。例如，天聪四年，额驸佟养性、石国柱等人修建奶奶庙，在碑文中提到，其目的是“佑国泰而民安，使家家享太平之福，人人荷乐利之恩”。[24][卷259，p.5748]崇德元年，僧人果证等重修了保安寺，在碑记中开篇点明：“立寺名曰保安，非保一人之安，而保天下国家之安也者”，并“愿保皇图巩固，更重华于尧天舜日，家家享无疆之美，岁有乐利之鼓舞”。[22][卷259，p.5751]六年，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范文程等众多官员在辽阳东京城修建弥陀寺，在碑记中赞颂皇太极“仁恩惠政，乃大慈大悲之主”，并祈求“助我哲后，大业早就，千万斯年，而臧而寿”，最后表示“佛力君恩，并自难酬。天高地厚，怀抱悠悠。永享茅土，永守藩职”。[32][p.214]类似的文字，在新建寺庙的碑文中几乎随处可见。由此可知，修建寺庙已经成了官员和民众向皇帝和清廷表达忠心的一种手段，它不仅只是宗教活动，同时也成为一种政治效忠活动，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各族人民对清政权的向心力。
清入关前，满洲在面对汉、蒙、藏等其他民族的宗教时，能正确处理本民族宗教与其他民族宗教的关系，既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的主导地位，同时又积极吸纳其他民族的儒释道和喇嘛教等宗教，做到了既内外有别，又有机结合，反映了满洲不仅具有努力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精神，而且对其他民族文化又具有很强的兼容精神。清入关前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不仅对满洲的形成和清朝的崛起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清入关后的宗教政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清入关后对各民族实行的宗教政策是“因俗而治”，它对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促进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这一被历史证明为极其成功的政策，也是深受清入关前满洲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影响。
①据《辽海从书》中的地方志及《盛京通志》等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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