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逻辑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2－0072－05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P11)这表明两点：一是这个理论体系现在包括的主要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二是这些理论成果构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里需要研究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来理解它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个理论体系要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一般来说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够正确回答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而多方面丰富发展了已有理论；二是理论体系自身具有系统性和相对完整性；三是能够全面指导和推进实践。这三个条件概括起来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要求，即不仅在内容的结构上，要从理论体系的整体高度上来研究它所回答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来审视它所回答问题的系统性和相对完整性，而且在观点的理解上，要从理论体系的整体高度上来认识它对已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问题也是如此。
但有的同志认为，由于这个理论体系就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的，因而把这些理论成果分阶段地加以连贯叙述，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科学理论体系。按这个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时间顺序，把邓小平理论看做是创立者，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做是推进者，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看做是丰富完善者。也有的同志按时间顺序分别从中概括出三大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分别围绕这三个问题的探索和回答而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
然而，上述理解不论是“分阶段”的形式，还是“分问题”的形式，总体都属于“历史的方式”，而非“逻辑的方式”。“分阶段”的理解形式属于“历史的方式”，它强调的是理论成果产生的“时间”和“过程”，而不是理论体系本身。“分问题”的形式也还是按照理论成果产生的时间而非从理论体系的整体高度来思考，所以仍属于“历史的方式”，而且这种理解方式还容易产生误解，似乎某个理论成果只是探索和回答了某一个基本问题，而没有探索和回答其他基本问题，因而不仅抹去了某个理论成果在其他基本问题上的贡献，而且可能在对某个基本问题的理解中，忽视该问题在其他理论成果中更为成熟和典型的观点。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历史的方式”是人们常用的理解方式，因为它跟随着“现实的”发展，因而显得比较明确、通俗，容易理解。但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问题，不能只是“历史的方式”，而应当是“逻辑的方式”。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的进程；……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逻辑的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因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P43)马克思也指出过：“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P111)因此，叙述的方法表现为“综合的过程”，是“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P18)而叙述的方法就是逻辑的方法，只有通过逻辑的方法，才能使科学内容符合逻辑地展开。
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问题，适用的理解和叙述方式不是“历史的方式”，而是“逻辑的方式”，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这个理论体系的整体性高度上来理解和叙述它的内容结构，并从它“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来考察它的每一个要素。一是在内容的结构上，可以撇开“历史形式”的纠缠或干扰，从逻辑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括和表述为四个层次的内容，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探索和回答了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和回答了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内容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探索和回答了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理论与核心理念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探索和回答了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建理论问题。二是在观点的理解上，可以不必顾忌某人或某个理论成果说了某个什么观点，而是“对理不对人”，即按照观点的“成熟和典型性”来考察相关思想在每一个基本问题中的地位。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把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置于首位，是因为它既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从历史起点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是从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的；从逻辑上说，则集中表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思想路线问题即哲学路线问题、指导思想问题，其正确与否，决定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也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否创立。因此，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逻辑，应以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起点。
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突出之处，是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的，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认识论的原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理论精髓。但这条思想路线在后来的得而复失又启示我们，“实事求是”需要有“解放思想”的保证，不“解放思想”就难以坚持甚至会背离“实事求是”。这不仅在现实中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就是从理论上看也是如此。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认识论的理解，若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基础上并牢牢坚持这一观点，就仍有可能滑入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时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纳入其中，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3](P278)根据这个思想，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如下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样，就十分明确地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之与“实事求是”结合在一起，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强调“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且为我们“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前，我们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态度。这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观点和态度。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从概念的本质内涵看，“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3](P364)。另一方面，从具体的认识过程和认识目的看，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实事求是，而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实事求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3](P141)实践证明，邓小平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归根到底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时，把“解放思想”看做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1](P2)。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个层次，也是它的主体内容。这个理论体系之所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叫别的什么理论体系，就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要探索和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党之所以要首先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要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破除思想观念的障碍。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模式，产生了许多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观念，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贫穷落后和动荡不安。因此，在正确解决思想路线的问题之后，首要的也是基本的任务，就是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率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并通过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初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又通过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推进和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历经几代共产党人的努力，通过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一国两制”论、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一系列理论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系统完整地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理解和阐述上，我们不应割裂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并且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因而就要把完整的思想内容包括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中。例如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解和阐述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P373)这一概括，当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就完成了，或者说，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就是这“五句话”？恐怕不是。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不断深入，我们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继邓小平理论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5](P294)这一观点、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都内含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新理解，也都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发展。特别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观点，在笔者看来，是达到了恩格斯所说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高度。因此，如果我们能站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把上述这些观点联系起来思考，就能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如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等，但它有一个根本的质，这就是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以人为本”；而这个根本的质规定着其他方面的质，其他方面的质服从和服务于这个根本的质，即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其实质都是人的全面发展或“以人为本”的体现。所以，在社会主义本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谈邓小平理论的观点，而不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观点，应把这几种观点联系和贯通起来，作整体的、有理论高度的理解。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科学发展的理论与核心理念
把发展问题单独列出并摆在这样一个层次上作集中探讨，是因为它虽然内在地包含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和回答中，但又具有相对独立的重要意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个发展问题，而且因为发展问题有其相对独立的问题域和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容。因此，从逻辑上看，在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在比较全面系统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后，我们就应当集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发展问题真正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当代中国的主题。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都对发展问题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就是一种关于发展的理论，它明确提出了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之一、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意义、只有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要思想，并科学谋划了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步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理念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把党的先进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上来，以此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集大成，它通过高度凝练表达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P14)的观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这一系列有关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就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高度看，是否应当把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也看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问题的核心理念。从“历史的方式”看是不能，但从“逻辑的方式”看则是必须。我们应把“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作为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说，“以人为本”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实际也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问题的核心理念。虽然它们没有明确提出和使用“以人为本”这一概念，但“以人为本”的思想已经体现在它们的观点中。如邓小平理论中反复提到的“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都可归结为“以人为本”的问题，其论述的思想观点，也都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可以进一步地说，正是有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方面的前期探索和打下的思想基础，才可能有科学发展观概括提炼出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属于恩格斯说的那种“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观点，因而应在这个高度上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党的建设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承担者和完成者。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也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因而，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逻辑中的重要一环。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3](P276)的问题，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新思想。江泽民在邓小平党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为党的建设理论作出了新贡献。进入21世纪后，针对党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对执政党建设的认识，形成了以改革开放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布局，丰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概括起来，就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总结的六点基本经验：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二是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三是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四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五是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六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这些基本经验，体现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6]这表明，党的建设问题是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问题，因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就不仅仅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而且也内含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不能对它作孤立的理解，而必须把它置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来理解。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逻辑，是围绕着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四大基本问题建立起来的。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贯通，总体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但它又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封闭自足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丰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的内容也必将进一步丰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