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六十年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0)04-0033-10
一、起步阶段（1949-1986年）
重视社会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1949年以前，学者们在社会史研究方面就程度不同地有过相当不错的理念和著作。吕思勉、顾颉刚等人曾在自己的研究中涉及到社会史的内容。1948年，吴晗、费孝通等人组织过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讨论班，历时半年，中心内容是在中国传统结构中皇权与绅权怎样合作和冲突，它们的性质如何，又如何演变，旨在运用功能学派的方法，通过分析权力结构来认识传统社会。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曾把他们当年结集出版的论文作为社会史丛书予以再版。[1]据冯尔康等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所载书目，1911年至1949年，国内学者共出中国社会史书籍114种，1949年至1966年共出58种。不过，这些著作绝大多数属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范围。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发展起来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在从政治史角度研究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的过程中，不少学者继承前人的成果，在民间秘密结社尤其是天地会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卓越的成就。天地会研究开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先河，也为80年代社会史研究的普遍兴起，奠定了相当基础。
20世纪30年代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近代会党问题的著作，例如荷兰人施列格的《天地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日本人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2]等，今天看来，他们对秘密结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并作了初步分析，但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第一，发现并出版了一批秘密会党的内部文件，例如1934年发现的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1936年首版的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新版本为岳麓书社1986年版），1937年发表的《守天阁天地会文件》[3]以及辑集记述天地会的历史、组织、规条、口号等内容的《海底》，[4]这些史料为展开对会党的研究提供了依据。第二，罗尔纲、萧一山、周贻白、王重民等学者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罗尔纲，他的主要贡献是在1943年整理出版了《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1943年版）一书。几十年后，人们评价道，“本书之编刊，对于保存天地会文献，促进天地会研究，其功实不可泯”。[5]此外，他在有关论文中，结合清朝刑法的制定和人口增加与土地兼并问题阐述天地会的起源，富有启发性。但会党问题研究真正取得重大发展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在1950年至1976年期间，出版的资料主要有《天地会诗歌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金钱会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南通军山农民起义资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等。发表的专著主要有《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苏松太会党起义》（云庐丛刊之八，1959年刊印）、《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等等。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大陆学者就会党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参加讨论的有荣孟源、俞澄寰、郭毅生、戴逸、魏建猷、袁定中、邵循正、陈守实等人。争论问题主要集中在会党的成分、会党的性质两个方面，讨论中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例如荣孟源、魏建猷、邵循正对天地会成分和性质的分析，陈守实对明末遗老创立天地会的传统观点的批判，都有相当的意义。不久中国发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政治动乱，学术研究被迫中断。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会党史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这表现在：第一，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关于秘密社会的史料，例如《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自立会史料》（岳麓书社1983年版）、《广西会党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合编辑出版的《天地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部天地会资料书，全书共计7册，约240余万字。上述资料为中外学者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便利，带有基础工程性质。第二，形成了一支学术队伍。1984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会党史讨论会”，这次会议讨论了会党的起源、性质、地位、作用等问题，会后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关于会党研究的专题论文集。这次会议还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会党史研究会。1988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届中国会党史讨论会”，会议讨论了会党的阶级结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民国时期的帮会以及会党与其他民间结社的关系问题。20世纪从70年代末以来，一批富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出现。第三，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论文、专著和工具书，例如魏建猷主编的《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对1983年以前发表的约700篇论文和70余种专著（包括资料）逐一作了提要说明，很有实用价值。这个时期学术界掀起了学术争鸣，许多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更早时候提出来的问题，在这一时期进行了讨论。有时候，学者们围绕一些观点针锋相对，互不退让，达到了非常热烈的程度。
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是学术界比较重视的两个问题。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影响最大的是“康熙甲寅说”（1674年）和“乾隆二十六年说”（1761年）。
康熙甲寅说的首倡者是罗尔纲。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陆续发现了一批天地会秘密文件，罗尔纲据此发表文章提出天地会在康熙十三年由汉族反清志士创立于福建。[6]1956年，荣孟源在《天地会》[7]一文中认为，天地会创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在福建最早立会、创始人是郑成功部下的说法大概可信。1957年，俞澄寰在《反清的秘密结社——天地会》[8]一文中认为，天地会的创立应在康熙十三年，起源于福建沿海一带。荣、俞所用史料，基本上还是已发现的天地会内部文件和部分官方文书，只不过他们对天地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了更为客观的分析。直到20世纪80年代，罗尔纲仍坚持这个观点。1984年，罗尔纲改写了《〈水浒传〉与天地会》[9]一文继续肯定天地会的具体创立时间就是康熙十三年，他的理由是：(1)清顺治十八年规定异性结拜者正法，康熙十年规定异性结拜者照“谋叛未行”定罪；(2)道光元年广西巡抚奏报所搜获的天地会会薄，“俱系抄袭百余年前旧本”，由道光元年上推百余年，应为康熙年间。他强调，这些都是说明康熙年间已有天地会的“铁证”。1983年以后，郝治清发表文章多方面地论证了康熙甲寅说。
1964年，蔡少卿提出了乾隆二十六年说。他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10]一文中认为，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1761)由漳浦和尚万提喜创立。由于当时有关天地会创立年代的资料还不够充分，因而此说的论证尚不周密。从1979年起，胡珠生、郝治清、张兴伯、陈旭麓等纷纷提出异议，[11]归纳起来有以下意见：(1)不应置大量天地会传说史料于不顾；(2)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档案大都散失，不能排斥目前未发现但能证明天地会出现早于乾隆时期的档案；(3)福建巡抚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中的说法缺乏根据；(4)洪二和尚和洪二房和尚不是同一个人，也许洪二房和尚是天地会一批创始人的总代称；(5)涂喜与朱鼎元、李姓及马九龙的关系不清楚。
1979年起，秦宝琦连续发表文章支持乾隆二十六年说。[12]他在自己的论著中，依靠新发现的档案资料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1)涂喜就是提喜，也就是洪二和尚，初步证据是，江西会党分子周达滨供认三点会系天地会改名，而天地会“系洪二和尚起立”；江西巡抚奏称，提喜“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2)汪志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其根据就是乾隆五十四年接任闽浙总督的伍拉纳与巡抚徐嗣曾审讯行义和陈彪之后向清政府上报的奏折。这份奏折解决了以下问题：确认涂喜就是提喜，即郑开又名洪二和尚，为天地会创始人；因漳浦土语万与洪同音，故万和尚就是洪二和尚；肯定了天地会重要骨干严烟供词中所说朱鼎元、李姓就是指朱鼎元、李少敏，他们与桃元都是提喜的弟子。
从1964年乾隆二十六年说提出，到1986年这个观点得到初步证实，其间经过了20多年时间，许多学者为此付出了劳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学者做出了贡献；对新观点提出批判，发起善意的“学术攻击”，同样起了推动研究的积极作用，同样反映了严谨的科学作风。
在天地会的性质问题上，影响最大的是“反清复明说”与“团结互助说”。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反清复明观点进行了广泛渲染，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对这一观点作出学术解释大约要从罗尔纲开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罗尔纲、萧一山、周贻白分别写了《（水浒传）与天地会》、《天地会起源考》[13]、《洪门起源考》[14]等文，都认为天地会是明朝遗民或郑成功创立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团体。罗尔纲的“反清复明说”通过对史料的研究来得出结论，这在20世纪80年代他改写的《〈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中反映尤著，因此，这一观点有许多支持者。
在天地会性质问题上，曾经掀起过两次讨论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有人拥护天地会创于康熙十三年的说法，认为反清复明是它的政治纲领。也有人试图打破这个传统观点，把它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提出天地会较多地反映了城市平民阶层要求的看法。这个看法有利于证明会党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的观点，但似乎过于看重了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似乎过分提高了天地会的规格，从而遭到不少人的反对。魏建猷指出天地会的成分大多为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即农民中的游民阶层，不能把这类人的江湖义气和近代民主主义挂起钩来。[15]邵循正指出天地会的阶级成分仍然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主。[16]因此，把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是不妥当的。邵循正文章中有两个极有价值的观点，第一，不应把天地会看作是一贯的有明确革命目标的组织。第二，破产劳动者有要求互助的一面，又有反抗压迫的一面，前者是它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陈守实从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的关系方面论述了秘密结社的性质，指出，如果民族矛盾产生秘密结社，必须民族矛盾占有全部社会生活的关键部分才有可能，换句话说，就是民族矛盾迫使群众无法生活下去，才会起而组织这种团体。一些不甘屈服的明朝知识分子可能会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但广大分散的农民不一定有这种情绪。在天地会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分歧更多，主要有四种意见：(1)天地会是下层劳动者的互助团体；(2)会党是游民的秘密结社；(3)天地会的阶级成分因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4)会党没有统一的阶级属性，即使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各地会党的阶级性质也有不同。[17]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掀起了第二次讨论高潮。1979年胡珠生在《天地会起源初探》一文中认为，天地会早期原是反满派地主进行反清复明斗争的根据；天地会拥戴明后裔而以郑成功为创始人；天地会起源于清初郑成功经营的福建、台湾，再转入广东、四川，因而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不应轻易否定。秦宝琦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在1982年发表的《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质疑》[18]一文中对胡进行反驳，指出：天地会系明遗老为反清复明而创立的论点，并无确凿的史料根据，在现存史料中，未见有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记载，这个口号直到嘉庆初年才在天地会逐渐出现。1984年的讨论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天地会的立会宗旨和阶级属性两个方面。关于立会宗旨，仍然是团结互助说与反清复明说两种意见的争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关于天地会性质的讨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注意使用计量统计的方法，更加实证地揭示会党的阶级结构。例如蔡少卿分别对乾隆、嘉庆、咸丰年间和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江湖会成员身份的统计，秦宝琦对天地会创立初期漳浦卢茂起义成员的身份统计，对于论证天地会的性质，无疑大大地增加了说服力。第二，对天地会的一些秘密文件、隐语进行破译，旨在为说明天地会的性质服务。
二、发展阶段（1986-1999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全面发展起来。1986年10月，由南开大学、天津人民出版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这次会议大致上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地组织和推动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由于社会史研究刚刚起步，会议的规模不大，讨论内容集中在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问题上。1988年10月，由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天津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社科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市社联等11家单位联合发起，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是一次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并对社会史研究起到有力推动作用的会议。会议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观点和课题，着重讨论了中国社会史的学科对象，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状况、价值观念及其对社会文化、政治的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近代中国的人口、城市结构与管理方式、商人及其社团、秘密会党、社会风俗等问题。出席会议的专家有120人，包括来自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哲学、社会学、人口学、文化学、档案学、民族学、博物馆学等各学科的学者，从而较强地体现了当代人文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此后，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1990年在成都、1992年在沈阳、1994年在西安、1996年在重庆、1998年在苏州不间断地召开每两年一届的全国性社会史研讨活动。1993年6月，南京大学还举办过一届专题性的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校所先后组织了一批社会史研究课题或建立了研究室，不少高校开设了社会史课程。1986年至199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社会史丛书”4种。1989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历史系蔡少卿教授等人合作，前后历时7年，组织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20种。据粗略统计，仅1986年至1994年间，各出版机构出版的中国社会史图书就有120多种，同期发表论文700多篇，其中中国近代社会史240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呈现更加强劲的势头，每年均有数百篇论文发表。1992年，乔志强等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出版。1995年前后，上海文艺出版社逐步推出“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已出版的有乞丐史、典当史、赌博史、奴婢史、小妾史、流氓史、缠足史、优伶史、风水史等10种。199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亦与南京大学合作，出版“中国秘密社会丛书”，两年内已出8种。似乎可以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阶段已经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繁荣，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史学工作者的思想解放和主体意识的加强。1978年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文革”结束后对长期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第一轮反思。由它所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使1978至1982年的四年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准备阶段，也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走向精神自主的契机。这正是近代史研究获得科学价值不可缺少的前提。过去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专制下，人们凡事都要先考虑政治立场问题，然后根据政治立场来决定采取何种态度。这种思想方法注入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扼杀了人们的创造能力，迫使他们或者按照某种经典的政治结论来描述历史；或者时刻窥测风向，随时准备跟风倒；或者不断告诫自己要绕开禁区以免犯错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精神潜能的释放，使史学工作者增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这是当代学术拥有活力的重要条件。
第二，历史学的深刻危机和变革需求。对于历史学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人们普遍感到危机的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又在历史学各个领域中最令人深切地感受到它的价值动摇，因为近代史的叙事体系基本上是按照20世纪40年代的某些政治论述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个领域早在战争年代就与政治建立了过于密切的关系（例如对农民战争的重视、对曾国藩的评价等等），因为这个领域内在新中国建国后发生过许多重大学术问题上的全面的是非混淆（例如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所谓路线斗争神话等等）。这一切，使人们对长期以来以政治或直接以阶级斗争覆盖一切的中国近代史的本来面貌和学术功用发生根本的怀疑。近代史研究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风格、新的视野、新的面貌、新的结论去获得人们的认同和信任。
第三，中外学术交流和年鉴学派理论的影响。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得到恢复和发展，各种西方学术思想和史学成果被介绍进来。就社会史而言，年鉴学派史学理论影响深远。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年鉴学派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张芝联于1978年在《法国史通讯》第1期发表《法国年鉴学派简介》。1979年至1986年间，《世界史研究动态》、《法国史通讯》、《国外社会科学》、《世界历史译丛》、《历史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先后发表了一批我国学者或日本、法国、苏联、美国等国学者介绍年鉴学派和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史学成就的文章。198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蔡少卿教授组织翻译出版了《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收集了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勒高夫以及英、美社会史专家的17篇论文。这表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已经注意到与国际学术接轨。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念、方法，对中国学者是一种很好的参考。
第四，有关方面的共同推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还与各方面的重视和协力推动有关。在有关高校中，无论它们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还是中国近代社会史，都尽可能地把社会史研究列为专业特色，给予种种扶持。由于社会史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学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当代史、中共党史等诸学科，还涉及到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学、哲学、人口学、档案学等各个学科，因此，自1986年以来两年一届的社会史年会人气很旺，活跃非凡。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各大学术刊物和出版界多年来对社会史一直保持浓厚兴趣。《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先后发表过多篇社会史年会述评和专栏文章，许多出版社不仅十分重视出版社会史丛书或单本著作，而且积极参与发起社会史年会，对此类活动直接给予经济资助。1998年在苏州召开的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与杂志社、高校、博物馆、出版社22家发起。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中国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的势头，当然，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秘密社会。这个领域是建国后中国会党史研究的基础上拓展起来的。1987年，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会党史研究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完整地揭示了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中叶近200年间会党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哥老会、斋教等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作者对会党和中国民主革命关系问题的探索，为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开辟了新领域。次年，秦宝琦的《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出版，该书对天地会起源问题作了有力的论证，并对嘉、道年间天地会的各支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叙述。1993年，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揭示了近代帮会与秘密宗教、民间武术、游民的关系，它们在历次社会反抗运动和民族危难中的表现以及国共两党对它们的政策。中国秘密社会通常分为会党与教门两大门类（也有的分为会、帮、教三类），20世纪90年代起对教门的研究趋向繁荣。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再版了李世瑜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次年李的助手濮文起所著《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出版。该书对元明清以来白莲教、明代8种教门支派、清代19种教门支派以及白莲教的经卷、教义、社会成分与组织形式等问题作了大致的叙述。1992年，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民间宗教的历史。1999年，徐小跃出版《罗教、佛教、禅学》（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对罗教经卷《五部六册》作了开创性专题剖析，对罗教与佛教在教义方面的联系，分析比较独到。此外，苏智良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提出了从租界社会华洋杂处、多轨异质的特点方面来认识上海黑社会成因的看法，比较有启发性。黄建远的《清、红、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对近代青红帮与西方黑手党进行对比研究，也很有新意。刘才赋的《通天教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叙述了流氓大亨杜月笙的一生。
第二，婚姻家庭与社会风俗。任寅虎认为家庭属于经济基础，婚姻与家庭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个生产、消费和生活单位，其基础决定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19]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大致叙述了中国近代风俗的演变。他的《中国鼓文化研究》是一种十分有意思的文化子元素研究。不少学者对戊戌维新运动对近代风俗的进步作用持肯定态度。[20]王奇生分析了民国时期的离婚现象，指出了它对民国社会风气、婚姻状况和妇女运动的影响。[21]邵雍研究了民国时期女性土匪首领的婚姻问题，认为她们私生活放纵，人格低下，精神扭曲，但与男性的关系仍不平等，是一种病态的婚姻形式。[22]朱小田认为近代江南妇女职业的变动与家庭棉纺业的没落有关，这个过程从19世纪70年代上海近郊开始。[23]苏智良多年从事日军侵华期间慰安妇问题调查，确认上海杨家宅娱乐所是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慰安所，中国慰安妇达20万人以上，[24]对这一特定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三，人口与人口流动。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人口的数量、人口分布迁移、人口结构三方面入手勾勒了近代中国的人口状况。行龙分析了近代人口中儿童所占的比例，揭示了近代依然盛行的溺婴现象。[25]王笛认为四川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出现于晚清。[26]陈克对天津人口的分析大致与此相同。[27]池子华的《近代中国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流民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其双重效应，即抛弃土地无序流动的负面效应和推动城市化近代化的正面效应。李良玉提出了近代人口城市化的分析模式，即从流动性质上看有知识性流动、雇佣性流动和寄生性流动，从流动起因上看则有交际型流动、灾变型流动、非农型流动和出口型流动四种类型。[28]这对研究人口流动问题有一定参考意义。
第四，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于何时，这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前提问题。姜义华、李喜所、李良玉等人认为萌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催生于洋务运动，甲午至本世纪初大致形成独立群体。[28]李良玉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意识是长期社会生活积淀的结果，其基本特征是经学意识、功名意识和封建纲常意识，而代表早期近代知识分子意识的主要标志是资本主义民主意识的形成和传统纲常意识的淡化。当然，近代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从总体上看，它具有缺乏理论思维的必要准备、传统经学意识经常回潮和政治实践中的异化三个特点。这是近代知识分子数量不足、受市场经济哺育不够的原因造成的。李长莉认为，19世纪60年代后，知识分子开始向科举制度外寻求出路，这导致了他们的趋利之风的养成，对于促进近代思想解放有利。[30]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是研究清未知识分子社团史的较好著作。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结合近代知识分子社会构成和群体意识的分析，研究近代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走向的关系，富有新意。高瑞泉等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透过中西文化冲突并在精英文化的层次上阐述了近代思潮。吴雁南等长期从事思潮研究，前有《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后有4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规模最大的作品。
第五，商人与商人社团。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是研究商人问题的重要著作。它们已经涉及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近代商人及其社团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第二，原有中国宗族组织在近代商人促进商品流通、构建市场网络方面的作用问题。由这两点出发，中国市民社会问题和近代化形式问题将有可能出现极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第六，近代绅士和其他社会问题。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研究绅士问题的专著。前者界定了这一社会集团，并描述了它的历史命运；后者对绅士阶层与日本士族进行比较，指出了绅士集团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再社会化的过程。至于社会问题方面。蔡少卿等人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至今仍然是国内研究民国土匪问题的重要著作。蒋跃明、朱庆葆的《中国禁毒历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是研究近代毒品问题方面的作品。
三、拓展阶段（2000-2009年）
2000-2009年的10年，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不断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在中国社会史学会、《历史研究》杂志社、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各高等院校、出版机构、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通力合作下，每两年一度的全国性的社会史学术年会坚持不断地召开。2000年在武汉市、黄石市举行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2002年在上海举办了“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研讨会”，2004年在厦门举行了“仪式、习俗与社会变迁研讨会”，2006年在黄山举行了“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研讨会”，2008年在珠海举行了“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国际研讨会”等。除了这些大型讨论会之外，还有许多相关学术单位单独举行或者少数学术单位联合举行的研讨会、座谈会或学术沙龙。比如，2003年“山西区域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地点：山西大学）、2003年“中国医学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地点：北京大学），2004年“1920年代的中国研讨会”（地点：银川），2005年“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地点：成都），2005年“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国际研讨会”（地点：青岛），2005年“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作用与影响学术研讨会”（地点：西安），2007年“晚清以来的经济与社会”（地点：乌鲁木齐），2007年“经济—社会史专题研讨会”（地点：天津），2008年“汉学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地点：杭州）等，这些会议为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积累，这个阶段的社会史研究，更多地带有国际化色彩。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就非常重视及时介绍和引进国外学术信息与成果，除了零星翻译之外，先后有多家出版机构组织过相关丛书。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的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国城市出版社的“西方思想经典文库”，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国家清史工程·编译丛刊”等，其中有的无论在出版界还是在学术界已经拥有极大品牌价值。就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领域而言，《万历15年》、《停滞的帝国》、《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叫魂》（上海三联书店）；《文化权力与国家》、《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与生活水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多卷本的“剑桥中国通史”（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两种译本）等，都曾经对中国读者和学者产生相当深刻的学术影响。另外，19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邀请境外学者参加，开展平等的讨论切磋已经习以为常。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9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教育的开放，留学政策的恢复，大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其中不少人学成之后或者留在所在国家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或者回到国内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工作。国内高校也经常地大批地有教师出国做短期进修、访学或合作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相当程度上受到国外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影响。这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显然是有利的。
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1990年代后期以来，还是一个大力充实扩张的时期。国家先后实行了高校扩大招生规模、“若干所”重点投资工程、“211”建设工程等发展策略。由于高校经费注入的大幅度增加，科研条件改善，使得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师有可能积极召开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著作，集中力量，形成一定专业特色。因此，有些高校在过去积累的基础之上，开始发挥一定的规模效益。北京、天津、太原、广州、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学者，出现了相当活跃的态势。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经过10多年的建设，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特别是宗族、家庭、明清经济社会、华北区域社会等方面具有特色。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建10多年来，在山西区域社会史、华北农村、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研究方面着力较多，注意开展方志、档案、家谱、笔记、日记、民间戏曲、碑刻等民间资料的收集和积累。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部分学者，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潮汕地区、闽南地区的相关研究，继承和发扬了华南地区学者经济社会史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学术传统，具有一定影响力。南京大学历史系社会史方向毕业的一批年轻学者和在读博士，在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中国当代农村经济社会和当代思想文化研究方面有一定特色。
2000年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队伍已经形成。其实这也很自然，除了一些资深学者之外，这个领域中有一些学者，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开展起来的时候，还处于中青年阶段。他们年富力强、意气风发，经过20多年的潜心钻研，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大批年轻的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充实到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队伍。他们朝气蓬勃，锐意进取，前途不可限量。应该承认，最近1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主要地是以这个领域的老中青几代学者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标志的。谭松林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秘密社会》，除总论外，有清代教门、清代会党、民国会道门、民国帮会四卷属于中国近代史范围，作者包括谭松林、秦宝琦、邵雍、欧阳恩良、潮龙起、陆仲伟、曹新宇、宋军、鲍齐等人。常建华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邵雍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刘平的《文化与叛乱》、吴善中的《晚清哥老会研究》、赵树好的《教案与晚清社会》、梁家贵的《抗日战争与山东秘密社会研究》、房列署的《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周建超的《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朱小田的《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徐茂明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王先明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周育民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唐力行等人的《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行龙的《走向田野与社会》、《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张静如等的《中国现代社会史》、林济的《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黄州个案研究（明清-1949）》、邓惠君的《青海近代社会史》等，是比较重要的著作。
分析以上学术著作可以发现，这个阶段的研究，具有人类学方法、区域研究、当代研究和年轻人异军突起四个特色。许多研究者深入低层社会，走村串户，收集民间文献，充分吸收了人类学的方法。不少研究者把眼光转向区域经济社会，获得了相当丰硕的成就。某些课题直接接触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领域，显示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除了知名学者以外，一些40岁左右，甚至3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初露锋芒。曹锦清等对浙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于建嵘对乡村基层政治生态的研究（《岳村政治》）、贾艳敏对大跃进运动中政治卫星的研究（《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碴砑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陈有静关于城市旅游的研究（《扬州文化与旅游研究》）、吴渊关于乡村基础教育的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办学研究：大别山区宣村小学考察》）、翟洪峰关于城郊农村现代化的研究（《城郊农民的现代化：扬州市何村研究》）钟霞对山东日照东邵疃村经济社会的研究（《集体化与东邵疃村经济社会变迁》）、张惠卿对福建漳州村落秩序的研究（《乡村民众的利益调整与秩序变迁》）、谭松林、彭帮富的《中国秘密社会·当代黑社会组织》、吴东升的《邪教的秘密》等，都程度不同地得到好评。以上作者中，贾艳敏、钟霞、张惠卿、吴渊、翟洪峰都是博士研究生刚毕业或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也许他们的作品还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无论是从肯定其成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爱护年轻人、鼓励其继续努力的角度出发，都应该给予足够的褒奖。
四、几个学科理论问题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人们对社会史的有关理论方法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
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这是社会史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1986年和1988年讨论会上，都有过详细的讨论。后来，也有过一些其他形式的讨论，《光明日报》、《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报刊杂志刊发过多篇文章，归纳起来，大致有6种意见：
(1)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亦即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认为社会史应当是一种全面的历史。因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史学研究应当注意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而，由此延伸出来的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3)认为社会史的专门研究领域是社会，亦即不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此种观点认为，社会史的内容应当包括三个层次，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近似的观点认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环境、社会构成、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七个方面。
(4)认为社会史应以社会为中心，从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运行机制方面入手，广义的目标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狭义的目标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期普通人的经历，其中，必须对社会的日常生活给予较多的关注。
(5)认为社会史不是一个特定的史学领域，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路径，亦即一种“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的史学范式。
(6)认为社会史应当关注社会的宏观文化背景并对其作出价值取舍，以便真实地发掘、认识和再现历史上的人类社会生活。有人甚至提出，社会史研究应当以人为轴心，注意自觉地造就人、准确地把握人、真实地再现人、合理地评价人、强烈地感染人。还有人指出，社会史以“人”为核心，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整体意义的人。所谓注意人，就是注意不同历史背景下处于不同地位、从事不同职业，保持不同传统和风格，坚持不同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追求不同理想的人的日常行为、相互联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
关于社会史的学科地位。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问题相联系，人们自然而然地就要思考它与历史学的关系。大致有6种看法：
(1)社会史是社会的历史，反映过去时代的全貌，因此，它应该是通史。
(2)社会史旨在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经历，揭示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反映社会变迁时期各个方面的面貌。
(3)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有交叉的内容，因此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
(4)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相并列，构成历史学的“3+1”格局。
(5)它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在历史中有它的专门研究内容，因此，它是历史学的专史，但目标是面向整体史。
(6)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
关于社会史的科学方法。关于科学方法的讨论尚不充分，从人们已经发表的意见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社会史反映了当代史学变革的时代需要，也为历史学的创新提供了现实机遇，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实现学术方法上的革命，这是一次从外延到内涵，从观念到方法的全面的、创造性的转变。
(2)社会史拥有历史学的根本特性。因此，历史学的某些基本的学术方法永远不会过时，比如重视史料。要大力挖掘系统整理中国社会史资料，将散见于地方史志、文集笔记、轶文野史、戏剧小说、诗词歌赋、民族俚语、家谱族谱、墓志碑文以及社会考察、民俗调查中的资料收集整理出来。
(3)田野调查在社会史方法中应当大力提倡。在某些社会史课题中，尤其是在小社区研究中，通过实地调查可以增加对社区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联系的了解，增加对当地宗教、宗族、风俗、基层组织和生活方式的直接感受，收集到在各类图书馆无法看到的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例如族谱、碑刻、书信、账本、契约、民间唱本、宗教书籍、日记、笔记等等，并且可以听到大量关于族谱、村源、村际关系、区内关系和其他方面的种种故事或传说，从而有助于站在社区传统的本来立场上达到对它的文化理解。
(4)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一样，社会史必须十分注意消化吸收相关学科的学术方法，比如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哲学、宗教学、统计学，甚至数学等等。在途径方面，可以采取各学科联合、课题整合和理论方法融合等办法，来形成多学科的综合优势。
(5)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活力，在于它的理论逻辑和它诞生时期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视、对阶级问题的重视、对社会形态问题的重视、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整体的辩证的分析方法等等，不仅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应当自觉遵循并灵活运用的基本方法之一，它还受到西方学者包括年鉴学派学者的普遍重视。
(6)应当注意有机地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中国的历史、国情、社情、民情与西方有很大差异，西方学术理论的范畴、概念、体系、方法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国情、民情、社情、历史总结概括出来的。无论作为一种观察社会认识问题的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现代学术范式，它对我们都是有益的。但我们拿来分析本土时应有一些调整，亦即进行西方学术理论与我们的本土情况之间的对称性校正。
(7)学术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扎扎实实地深入研究，用有说服力的作品赢得读者，证明社会史的生命力和对当代学术的贡献。
以上关于社会史理论方法的讨论成果是有意义的，他们代表了学术界的革新意识，体现了作者各自的学术实践和风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状况。我们感到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应当正确理解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最容易导致误解的是年鉴学派“总体史”、“全面的历史”等等口号。我们似乎应当更多地从年鉴学派对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布罗代尔说：“事实上，近百年来的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间，这也许是近百年来科学家们为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严格的研究方法所付的赎金。”[31]勒高夫在回忆《年鉴》杂志创刊的动因时也批判说：“经济几乎被传统历史完全抛在一边。”勒高夫赞扬伏尔泰的史学思想，认为他力图通过人口、贸易、手工作坊和工场、工艺技术、习俗、法律的演变等因素去说明历史的方法造就了全面历史：“这里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伟人的历史，而且是所有人口的历史；是结构的历史，不只是事件的历史；是有进化有变革地运动地看历史，不是停滞的图标式的历史；是有分析有说明的历史，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无所不包的历史。”[32]因此，所谓“全面的历史”、“整体史”，是指抛弃传统政治史概念，全面关注经济、文化和人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达到对历史的全面的总体性的认识。这更多地应当视为一种史学观念和方法，而不应当理解为某项具体的史学成果——著作或者论文。
第二，开放人文社会科学是时代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当代史学。历史学处在全面的进步之中，无论通史、断代史抑或各种专史，无不发生着重大的变革。社会史提出的那些变革主张与历史学各领域所要求的变革，肯定具有相近相似或相通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由于片面学苏联，划分过细或相当程度上的封闭性，形成了过于强烈的学科意识。现在需要适当淡化这种意识。历史学需要扩大知识面，改良知识结构，融会多学科的知识方法，以达到新的境界，社会史也不需要对历史学自我封闭，以求得自成系统为目的。当然，它也没有必要在历史学的广阔园地中实行“井田制”，以垄断其中一块乃至几块为荣。
第三，创造性地实现多学科的综合。应当承认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科学功能、科学规范和学术方法方面是有差异的。提倡多学科的互相借鉴互相渗透，并非主张千篇一律地实行拼凑，甚至套用概念、术语就完事。重要的是利用相关学科的范畴、概念和研究路径健全新的解释体系去表达研究对象。就方法论而言，应当因课题而异；就内容而言，应当有不同特色；就作者而言，应当有不同风格。
鉴于以上三点理由，我们更加倾向于认为，社会史是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个具有极大学术穿透力并将对历史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流派。社会史在历史观念、史学方法和课题之间应有一致性，这对保持它的历史学的基本特性非常有益。可以给予社会史一个比较宽泛的界定，承认它的研究成果容许知识性描述与范式性描述并存、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存、总体性研究与部类性研究并存、群体研究与社区研究并存、社会运动研究与社会心智研究并存，等等，以形成一个开放的全方位的学术场所。这将是一个百花齐放、群芳争艳的史学新园地。
以上理论归纳，大致反映了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的讨论情况。最近10年来，这方面的讨论继续开展，不时有文章发表出来。但是，从整体上看来，没有超出以上总结归纳的范围。看起来，社会史研究学术理论的科学建构，最好不要匆忙结论，而要继续等待实践的深入发展。
本文对最近6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作了一个初步的回顾，可能有些方面的介绍并不全面，但仅仅这些已经足以令人欣慰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界恢复社会史研究以来，只有短短的20多年时间，就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而言，不能不承认它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拓宽了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这个领域中，基础资料的建设有待加强，有分量的著作有待更多涌见。除了就某些社会生活面或社会问题进行描述性研究之外，还要更多地提倡通过社会生活条件、方式、精神状态、技术、市场、物价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来立体地观照社会进程。我们预祝学术界的同仁继续解放思想，兢兢业业，瞄准国内外学术前沿，埋头苦干，拿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果，这是当代学术事业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1999年，笔者曾以《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一文，综述新中国建立五十年内的近代社会史研究。本文为简便起见，在上文基础上加写了1999-2009年间的情况，特此说明，并祈鉴谅。）
收稿日期：201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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