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与苏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亲密的同志加兄弟到剑拔弩张的敌人，再到战略合作的伙伴，毛泽东对苏联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全面学习苏联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与苏联充满了恩怨，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总体而言，中共党人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和苏联是完全信任和敬畏的，把他们当作亲密的朋友、兄弟。正如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朋友呢”？谁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把我们当作兄弟看待的”呢？“就是苏联人民，就是斯大林”。“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毛泽东的结论是——“走俄国人的路”。
“一边倒”就意味着新中国的发展方向锁定在苏联模式上。建国前，毛泽东多次表示希望访问苏联，就建国问题向斯大林请教，虽未成行，但他对斯大林的意见和建议极为重视，特意委托刘少奇于1949年6月秘密访苏，就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向苏联学习等问题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商谈。当时的中共面临着由革命到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的转变所带来的挑战，毛泽东深知全党学习生产工作的紧迫性，强调党要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管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就建设而言，他认为苏联“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拜他们作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建国后，毛泽东访问了苏联，双方缔结了条约和协定。回国后，谈到访苏的观感时，毛泽东说：“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此时，毛泽东对苏联是充满向往的，尤其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是乐观地期待。之后，1952年8月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率团带着试编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赴苏征询意见。10月，毛泽东又委托刘少奇访苏，向斯大林询问关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和条件问题。到1953年，随着中国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中全会上强调：“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的方式是“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学习的态度要“真心真意的态度”；学习的内容“不但包括马列主义的理论，而且还学习他们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虚心学习”；学习的目的只有一个“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毛泽东决定倒向苏联一边，其实是水到渠成的。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中苏两党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是统一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峙，各自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环境下，中国必须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要么是兄弟，要么是敌人，中国的选择非此即彼，“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其次，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曾也不可能离开苏联的援助。苏联的援助并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方面，它更多地体现在理论指导上、政治上、组织上乃至许多具体的战略和策略上。建国伊始，恶劣的国际环境，落后的经济基础，更决定了苏联的援助对中国而言是必需的。最后，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苏联一向是尊敬的，认为苏共与中共之间存在某种师生关系。即使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要树立自己的权威时，仍表现出这种敬畏。整风运动中，毛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奉为经典，反复讲解，要求全党认真学习。七大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另一方面，毛泽东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深知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向苏联学习。他解释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后才在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苏联作为兄弟、朋友和老师等多重身份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的榜样。
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自上而下的推动下，五十年代中国形成了学习苏联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五十年代前期的几年里，中国翻译出版了数千种和数万册苏联书籍，广泛介绍宣传苏联经验；大批苏联专家来华，直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传播苏联的科技和经验；苏联还通过接收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培养中国专家。此外，苏联还援助了大量的经济物资，援建了大批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为我国工业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应该说，这一时期我们学习苏联的运动是有成效的，苏联的帮助也确实是雪中送炭，其国际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中国人民。薄一波回忆当年情形，无不感慨地说：“每当回顾‘156’项工程的建设，总是想到不要忘记斯大林，不要忘记苏联人民，不要忘记那些来华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
全面学习的结果是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整体移植。理论指导方面，中国强调苏联经验的规律性，突出斗争路线；经济建设方面，建立高度集中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计划经济体系；政治组织方面，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文教方面则实施突出工科，削弱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高校院系调整。这一高度集中的制度模式，在建立之初，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能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但其僵化、封闭的弊病在不久后的实践中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1956年中苏都进行政策性调整的现实因素。
苏联的错误难免，“以苏为鉴”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发生变化。首先，苏共党内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争论，对农业、手工业的投入加强；随后，一批重要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宣传中出现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也发生改变等等。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病提出改革方案，引发了国内外的震动，各国共产党开始破除迷信，公开质疑苏联模式。反观中国国内，很多部门出现了对苏联经验的依赖心理，照搬、硬搬束缚了生产力，制造了浪费，制造了官僚主义。所以，毛泽东要求大家要动脑筋，多考虑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不要受苏联模式的束缚。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开始更多地强调为以苏为鉴，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就理论层面而言，此时毛泽东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其一，难免论：即苏联所犯的错误是难免的，有一定的必然性。1956年3月在讨论苏联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到：“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的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
其二，鉴戒论：即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对苏联经验进行科学分析。一方面，要求对待苏联经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不从之”。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苏联要结合本国国情，不能照抄、硬搬。毛泽东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特点结合起来……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也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所以“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实践层面，毛泽东以苏为鉴，认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的国情。他开始具体调整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方法原则。
首先，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针对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毛泽东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要求“国家和工厂的关系上，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方面，强调继续进行适当的调整，更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其次，关于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毛泽东鉴于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的错误，强调扩大民主，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反对个人崇拜。
最后，关于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方针问题。鉴于苏联文化体制僵化、教条主义的弊端，毛泽东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毛泽东专门批评了斯大林的哲学，说他“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这样，毛泽东对苏联的错误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及时作出了调整，帮助人们对苏联经验有了更科学的认识，也保证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苏联辩护，“反对修正主义”
1956年是中国大张旗鼓地学习苏联的高潮期，也是毛泽东强调“以苏为鉴”最集中的时期。毛泽东指导方针的转变，引起广大干部群众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某些部门出现了“一种对苏联专家冷淡、疏远，不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甚至傲慢无理的现象”。与国内情况不同，国际形势较为复杂。西方掀起反苏反共的运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波匈事件，全面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铁托于11月11日在普拉演说中第一次提出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斯大林分子，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这股反苏反共高潮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切。
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全面否定斯大林。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卡尔、匈牙利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这把刀子)我们中国没有丢掉。我们第一条是保护苏联，第二条也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我们不像那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实际情况办事。”在12月23、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认为“现在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并开始把十月革命上升到规律的层面加以维护，不再提“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而是指出“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的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特别讲到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的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对苏联有批判有维护，但关注点是逐渐转向维护苏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关注点的转变？除了当时的客观环境外，更重要的是与毛泽东本人的认识和判断有关。其一，毛泽东始终是维护斯大林的，即使在集中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时候，这种态度也不曾改变。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坚持三七分，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错误而不自觉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当国内外对斯大林、对苏联的批判演变为全盘否定时，毛泽东给予苏联有力支持。
其二，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或者说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坚信不疑的。他所总结的苏联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包括：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共产主义政党；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国有化、集体化；实行有计划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原则等。这些原则都是毛泽东倾其一生所追求、所维护的。从全面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再到维护苏联，他的出发点始终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囿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毛泽东反对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作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当赫鲁晓夫从局部的政策调整转向全面推行“三和政策”，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时，毛泽东认定其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搞修正主义，并由此对赫鲁晓夫进行批判。曾经劝赫鲁晓夫“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也正是为了维护马列主义的纯洁性，维护传统的社会主义事业，他开始在国际上反修，在国内防修，进而将中国推向越来越左的道路。而历史却证明，赫鲁晓夫关于现代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判断，关于在和平竞赛中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点，以及其触动斯大林模式的某些改革措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
总之，毛泽东这一时期对苏联的认识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其基本判断一直没有质的变化，即认为斯大林模式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纯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带有普遍意义上的规律性。但是，事实上斯大林模式也仅仅是历史的产物，它所具有的规律性是有特定的时空条件限制的。二战后，当世界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新技术革命浪潮迭起，提出经济管理科学化和政治决策民主化的更改要求时，它日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就中国国内而言，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显现了出来。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选择更应该是创新、求实的改革，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言：“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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