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初年“义利之争”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利论文,中统论文,初年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法”与“回回法”之争是元世祖时期政治的主题。①但在汉族士大夫内部，或因出身地域的不同，或因学术思想上的区别，②导致政治上的分歧、矛盾乃至冲突也在所难免。史籍记载中，中统初年汉人士大夫之间最激烈的冲突要数窦默、许衡、姚枢等人与平章政事王文统之间的“义利之争”了。然笔者经过初步考察，认为在所谓“义利之争”的幕后，似乎还有微妙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在起作用，特为辨析如下。
一、史籍记载的“义利之争”
中统初年的“义利之争”，见于《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卷一五八《姚枢传·许衡传·窦默传》、卷二○五《王文统传》和《元朝名臣事略》引《窦默墓志》、《鲁斋考岁略》、《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及《中堂事记》等。主要有如下数事：
(1)姚枢、许衡、窦默言王文统“学术不正”，不可用为相职
《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载：“帝曰：‘在昔潜藩，商订天下人物，亦及文统，姚公茂言此人学术不纯，以游说干诸侯，他日必反。’”③《元史·许衡传》：“时王文统以言利进平章政事，衡、枢辈入侍，言治乱休戚，必以义为本。文统患之。”《窦默墓志》：“（中统）二年，公言于上曰：‘……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家基本，为子孙久远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计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警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别选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则天下幸甚。’时王文统用事，故公言之。”（据《元史·窦默传》此系“上书”，非面对！）④
(2)窦默面诋王文统不宜在相位
《元史·王文统传》：“默尝与王鹗及枢、衡俱侍世祖，面诋王文统曰：‘此人学术不正，必祸天下，不可久居相位。’世祖曰：‘若是，谁可为者？’默以许衡对，世祖不怿而罢。”此事据《元史·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六月己酉记事是：“（窦）默与王鹗面论王文统不宜在相位，荐许衡代之，帝不怿而罢。”许、姚俱不在场。《元史·窦默传》则言王鹗与姚枢在场，未及许衡。
(3)王文统排斥许衡、窦默、姚枢
《鲁斋考岁略》：“时王文统秉政，……及窦公力排其学术之非，必致误国，文统始疑先生唱和其说。（中统二年）五月，授雪斋（姚枢）太子太师，窦公（默）太子太傅，先生（许衡）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实不欲顾问也。”⑤（此事又见《元史·许衡传》）。
二、王文统之受重用
要辨别“义利之争”的真相，还须从中统初年王文统受重用与姚枢、许衡、窦默受冷遇说起。
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合罕位，是为元世祖。元世祖即位后，“励精图治”，立中书省，以总内外各司之政，“首擢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委以更张庶务。”同时，以张文谦为左丞。⑥
王文统字以道，《元史》本传谓其益都人，王恽《中堂事记》记其“大定府人，金朝经义进士”。王文统被元世祖任用为平章政事前，为山东诸侯李璮幕僚，且以女妻璮，李璮攻取宋涟、海二郡，皆王文统之谋。王文统非元世祖潜邸旧侣，又是一介“布衣”，却在忽必烈即位之初，超越忽必烈诸多旧侣，被“拔之布衣，授以政柄”⑦，其中必有重要原因，但王文统因李璮之乱被诛，因此元代人多讳言与王文统之关系。明初修《元史》，将王文统列入《叛臣传》，对王文统之进用，也多所避讳。然考诸元初史籍，推荐王文统者，大有人在。
《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王）文统之相，参知政事商公挺实誉之。”⑧
《元史·廉希宪传》云，平章赵璧因与廉希宪不睦，在李璮叛后，“因言文统由张易、希宪荐引，遂至大用”。廉希宪本传又载廉希宪此后向元世祖表白：“昔攻城时，贾似道以木栅环城，一夕而成，陛下顾扈从诸臣曰：‘吾安得如贾似道者用之？’刘秉忠、张易进曰：‘山东王文统，才智之士也，今为李璮幕僚。’诏问臣，臣对曰：‘亦闻之，实未尝识其人也。’”廉希宪为自己开脱，不免将刘秉忠、张易“供”了出来。
《元史·赵良弼传》载，蜀人费寅以私憾诬廉希宪、商挺有异志，元世祖曾召赵良弼诘问：“会平李璮，得王文统交通书，益有疑二臣意，且责良弼，无所不至，至欲断其舌，良弼至死不少变，帝意乃解。”可知，赵良弼与王文统之进用亦有关系。
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都是较早进入忽必烈潜邸的汉族士人，廉希宪是汉化较深的西域人，十九岁入忽必烈的潜邸，忽必烈对他“恩宠殊绝”。王文统之进用，固然由其足智多谋、才智超群，但深受忽必烈宠信的刘秉忠等人的举荐是重要的外部原因。
其实，据《元史·王文统传》，元世祖早在潜邸时期，访问才智之士，就“素闻其（文统）名”，可见除了上述诸人外，推荐王文统者更有人在。据《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五月，史天泽出任右丞相前，忽必烈于十八日己卯，召前济南宣抚宋子贞、真定宣抚刘肃、河东宣抚张德辉、北京宣抚杨果于内殿，以用辅弼为问：“杨果等前奏曰：‘王文统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然以骤加登庸，物论不无新旧之间。如史天泽累朝旧臣，勋硕昭著，使宅百揆，大厌人望，令王文统径画其间，则省事成矣。’”过后，当月二十一日，在中书省“庆新除”的宴会上，史天泽却说：“天泽武臣，何克负荷？但物务未安者，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
《中堂事记》这两条记载反映出：史天泽虽以“累朝旧臣，勋硕昭著”出任右丞相，只是用他的“人望”摆个门面，实际上还是“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的王文统董理省政。史天泽的一席话也并非完全是自谦之词，其间亦含有对王文统的支持、抚慰之意。史天泽对王文统的实际执政有一种保护伞的作用。同时还反映出，称誉王文统者并非仅有刘秉忠、张易、廉希宪、商挺等人，史天泽、刘肃、张德辉、杨果之辈对王文统之材略亦十分膺服。
杨果等人的奏言还透露出另一种信息，那就是王文统以一介“布衣”，“骤加登庸”，不免引起了物议和嫉妒。所谓“物论不无新旧之间”，当指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物论”而言。
王文统在任平章政事近三年的时间里，主要是在财政经济方面进行改革，即推行钞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忽必烈的赏识，⑨但也会因此而引起“正统儒士”集团的嫉忌。
三、窦默、姚枢、许衡的遭冷遇
和王文统的受重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窦默、姚枢、许衡等“正统”儒士却受到了冷遇。《元史》卷一五八是姚枢、许衡、窦默的合传（附李俊民传），都是根据他们的《神道碑》、《墓志》或《考岁略》之类文章编纂的，《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的作者是姚枢侄子姚燧，《鲁斋考岁略》的作者是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元朝名臣事略》中的《内翰窦文正公》是节引李谦所撰的《墓志》和《神道碑》。《元史·李谦传》较简，特别是中统初年事迹，非常简略。因此难详他与窦默之关系。《中堂事记》记他中统初为翰林侍读学士，与窦默当有同事之谊。《窦默墓志》、《神道碑》既由他来撰写，足见其关系非同一般。大凡《神道碑》、《墓志铭》之类文章，溢美之辞常有，甚至有掠人之美、夺人之功者。比如设计平定李璮叛乱之策时，本是王磐知李璮内情，姚燧却写成是姚枢料敌神妙。⑩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三人的《墓志》《神道碑》之类文章中窥见三人之进用与中统初年之遭遇。
其实，许衡本是以“占候卜筮之术”进用，窦默以医术精湛进用，并非靠其所学儒家道学进用。姚枢为窦默荐引，未审姚枢是否精通医术、占卜或方技。(11)《元史·姚枢传》记姚枢被赵璧奉命召至忽必烈潜邸，忽必烈“大喜，待以客礼，询及治道，乃为书数千言，首陈二帝三王之道……。”其中，删去了《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中的一段。姚枢之《神道碑》说，姚枢既至忽必烈潜邸，忽必烈“大喜，及客遇之，裨居卫从后列，惟不直宿，时召与语，随问而言。久之，询及治道……”。由此可见，姚枢初入忽必烈潜邸也只是作为宿卫士被“客”遇。窦默《墓志》记窦默至忽必烈潜邸，“首以三纲五常为对”，忽必烈对他“接（《元史·窦默传》改“接”为“敬”）待加礼，不令暂离左右”，又赐以玉带钩，极尽抚慰之意。窦默何时离开忽必烈潜邸，史无详载，《墓志》说：“逮公请南还，命大名、顺德各给第宅田土，冬夏皆有衣物，岁以为常”。《元史》却将“逮公”删去，加为“久之”。可是到中统二年八日就有命大名等路宣抚使岁给窦默衣粮的诏令（《元史·世祖纪一》），可见窦默在忽必烈面前并不得志。
许衡与忽必烈的关系尤其微妙，耶律有尚《鲁斋考岁略》中的有关记载非常暖昧。中统元年五月，许衡应诏到上都，入见忽必烈，《鲁斋考岁略》记载了许衡第一次与忽必烈见面的情形：“问所学，曰：‘孔子。’问‘所长？’曰：‘虚名无实，误达圣听。’问：‘所能？’曰：‘勤力务农，教授童蒙’。问‘科举如何？’曰：‘不能。’上曰：‘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七月还燕。”这次谈话并不投机，场面尴尬，忽必烈对许衡的冷淡是必然的了。时隔一月，许衡便返回燕京，未见任何除拜。
姚枢、许衡、窦默诸人以“正统儒士”自居，以“济天下”为己任，却遭冷遇，由此对出身“布衣”，“学术不正”，而又“骤加登庸”的王文统产生妒嫉与矛盾以致与其争权，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四、对“义利之争”的辨析
(1)关于姚枢等人言王文统不可用为相职
唐长孺先生《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一文业已指出，所谓姚枢言王文统“学术不纯，以游说干诸侯，他日必反”，只不过是姚燧“为其亲者讳”。(12)至于许衡入侍，“言治乱休戚，必以义为本”，并不见许衡《神道碑》和《鲁斋考岁略》，当属《元史》编纂者的粉饰之辞。
王文统因李璮之乱被诛后，元世祖对近臣说：“曩言王文统不可用者，惟窦汉卿（默）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宁不思之耶？”正说明《元史·许衡传》与《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所载姚枢、许衡言王文统不可用事皆系不实之辞。
(2)关于窦默面诋王文统之事
《元朝名臣事略》引李谦撰《墓志》：“一日同在上前，复面斥之：‘此人学术不正，必将坏天下后世，不可久成相位。’”所谓“同在上前”应是窦默与王文统同在元世祖前。此《墓志》本未言许衡、姚枢、王鹗等人在场。
《元史·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六月己酉）默与王鹗面论王文统不宜在相位，荐许衡代之，帝不怿而罢。”这里加上了王鹗，然《元史·王鹗传》及《内翰王文康公》皆不载此事。(13)
至《元史·窦默传》：“他日，默与王鹗、姚枢俱在帝前，复面斥文统曰：‘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在场人又加上了姚枢。
这样层层加“码”，至《元史·王文统传》，在场人又加上了许衡，然《元史·许衡传》及关于许衡的《神道碑》、《考岁略》之类皆不言许衡在场。
所以，假使窦默真的曾经面诋王文统的话，也没有王鹗、姚枢、许衡诸人在场。既然修史者可以随意加上几个在场的人，那么窦默面诋王文统一事也很值得怀疑了。
据王恽《中堂事记》，王文统以中统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受命行中书省事于燕京，于六月十二日离开开平南去燕京。而窦默面诋王文统一事，按《元史·世祖本纪一》的记载，是六月己酉，即六月十九日，王文统此时已离开开平七天，窦默何得在元世祖前面诋王文统？
假使《元史·世祖本纪一》记时有误，窦默面诋王文统之事在王文统离开开平之前，然王恽何以未记此事？且不说王恽把王文统与前省官祃祃的辩论作了许多记录，也不说王恽把他本人与三相的义利之辨作了记述（见下），就连“详定官杨威以星变陈书省官，宜解机务以避贤者，不然且有大咎”这样的政争苗头也作了记载。(14)如果窦默真的面诋王文统，王恽不会不作记录。是否王恽慑于王文统的权势讳而不书呢？也不尽然。《事记》虽是当时的“直省日录”，但只是个人的日记，并未公开，直到至元二十四年，王恽才把它“略为修饰”并题名为《中堂事记》，仍然“藏之箧笥”以待异时“索野史”者之用（该书序言）。此时王文统早已死去，用不着避讳。《事记》记中统二年四月十日，王文统、张文谦、廉希宪三相“会议政事，因论功利”等事。且曰：“世代下衰，其势有不得不尔者”。王恽却说：“功利既不能弛，心与术亦不可不辨也。”三相听后，“愕而起”。王恽这一直率的话，与窦默的意见基本一致（《秋涧集》卷六十七王恽撰《太子少傅窦公制》称其“询治体以纲常为言，论人臣以功利为末”亦可证），假若窦默果然面诋文统，把他的话记下来，不更显出王恽的品德与卓识吗？
再据王恽《中堂事记》，中统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王文统在私第置酒，“会刘才卿（肃）、姚公茂（枢）、王百一（鹗）、窦汉卿（默）、张耀卿（德辉）、许仲平（衡）、李士都（昶）”。“盖留别故也”，即临别的宴会。王文统与窦默等人之间的矛盾如果激化到“面斥”的程度，王文统恐怕也不会置酒招待了。
关于窦默面诋王文统同时又荐许衡，以致引起元世祖不悦之事，《元朝名臣略》卷八《内翰窦文正公》引述的《窦默墓志》中并没有荐许衡的记载，是否被苏天爵删掉了，已不可知。但同一《墓志》却记载了元世祖即位后窦默推荐许衡的事：“上即位，首召至都，问曰：‘朕尝命卿访求魏征等人，有诸乎？’对曰：‘许衡即其人也，万户史天泽有宰相才，可大用。’遂拜天泽为丞相。”却不见许衡下文。
许衡虽在甲寅年(1254)被忽必烈征为京兆教授提学，但并未被忽必烈召见。中统元年五月，许衡被召至上都，前已述及忽必烈召见许衡的情形，却未见窦默所谓许衡“犯颜谏诤，刚毅不屈”的性格。当年七月，许衡即由上都返还燕京，未见任何授拜。至元初，元世祖曾与翰林待制孟攀鳞论王鹗与许衡优劣，孟攀鳞对曰：“百一（王鹗）文华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经传道，可为后学矜式。”“帝深然之”(15)。元世祖对许衡如此了解，许衡在中统二年被征为怀孟教授，就不足为怪了，许衡之不能取代王文统更是情理之中的事。
(3)关于王文统排斥姚枢、窦默、许衡等人
至于王文统排挤许、窦、姚，笔者以为亦不见得，按《中堂事记》，中统二年秋八月辛卯（即八月一日）“征君许衡怀孟路教授……窦杰（杰乃默之误）授太子少傅，……宣抚姚枢授太子少傅”，可知《鲁斋考岁略》所记“五月”实误。耶律有尚、姚燧等人对许、窦、姚之讳饰，于此可见一斑。再按《中堂事记》“（八月）七日丁酉，许教授改授国子祭酒”，“八月戊戌（八日），太傅姚枢改授大司农”，而窦默“仍翰林学士承旨”（《元史·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八月七日、八日距王文统离开开平已近两月，许衡等三人除授之事与王文统又有何干？
王文统之超群才干，在中统初年之卓越政绩，特别是推行储行钞法的成功，不仅获得了元世祖的信任，也得到了皇太后和皇太子的敬重。《中堂事记》记中统二年六月十二日未刻，王文统陛辞皇后及皇太子，“太子慰奖甚厚，有元老克壮谋猷之谕”。窦默虽在潜邸时期就教授皇太子真金，后来真金又为汉法派领袖，与阿合马作斗争，但未见中统初年真金对姚枢、窦默的任何奖谕。《鲁斋考岁略》所云“窦公既以言文统不中，欲依春宫以避祸”之事与许衡一番“姑舍其不安于义者，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来，傅与太子相见则就西位东面，太子东位西向，公能为此事否？不然，是师道自我而亡也”的议论，未免虚诞之嫌。因为其时王文统早已不在上都，至于三人不愿拜命的真正原因，想是因为真金象元世祖一样，正信任王文统，而窦、姚、许则显然遭到了冷遇，此亦耶律有尚为许衡等人之讳饰。
史称王文统“为人忌刻”，除前揭王文统排斥窦默、姚枢、许衡一事外，又记王文统忌刻张文谦、郝经等人。《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记元世祖即位之初，张文谦与王文统共事，“文统素忌克，谋谟之际，屡相可否。积不能平，公遂求出”。(16)然张文谦以本职出行大名等路宣抚司前，对王文统所提蠲免赋税的建议，亦能采纳。《中堂事记》记中统二年王文统与廉希宪、张文谦三相共商朝政，常轮流在三人府第议事，三相关系甚融洽，未见任何抵牾。《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记中统二年五月，姚枢被任命为东平路宣抚使，“制下，受命即南，或劝其无行，当入觐陛辞。公曰：‘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为夺其位’。”(17)当时人对王文统才干之称赞，已如前揭。而姚枢之才干，除窦默稍有称道外，未见当时人的称许，王文统何能怕他夺位？这显然又是姚燧为其亲者讳。至于王文统忌郝经重望，排置异国，阴属边将违诏侵宋，沮挠使事，欲假宋人手害之之事，亦未免有耸人闻听之嫌，不足为信。王恽曾与王文统、廉希宪、张文谦三相辩论“功利心术”，但不久王恽即由详定官进为翰林修撰，王文统并未对王恽忌恨报复。
综上所述，言王文统不可用者，仅窦默一人。窦默言王文统不可在相位，起初只是上书影射，后来可能向世祖直言之，并推荐许衡取代王文统。至于窦默面诋王文统一事，笔者认为没有发生；谓王文统忌刻，未免污蔑之嫌。这些不过是后人的夸张，是对窦默、姚枢、许衡等人变相的谥美而已。
姚燧、耶律有尚等人为“亲者”“贤者”粉饰的做法，丝毫也不奇怪，试看刘秉忠在王文统被诛杀前后的态度可知。刘秉忠本是王文统的推荐者，其关系当非同一般。王文统南下行省燕京之际，中统二年六月七日，刘秉忠“令僧逸以良马二匹来饯”，(18)六月十二日，王文统到南平时，刘秉忠“令左右迎侯于道者，踵相接也。上人（按：“上人”是对刘秉忠的尊称）待遇甚恭，极宾主之礼”。(19)刘秉忠对王文统何等敬重！何等殷勤！李璮之乱后，刘秉忠的态度如何呢？《元史·王文统传》记忽必烈亲自审讯完王文统后，召来窦默、姚枢、王鹗、僧子聪（即刘秉忠）及张柔等人，示以李璮与王文统交通书说：“汝等谓文统当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无将，将而必诛。”张柔独疾声大言曰：“宜剐！”世祖又曰“汝同辞言之。”诸臣皆曰：“当死。”刘秉忠的态度和其他文臣的态度一样坚决。刘秉忠尚如此表态，其它省臣与幕僚更是唯恐与王文统划清界限不及。如有人在王文统执掌朝政时就曾反对王文统，不是更能表现出他的先见之明吗？姚燧、耶律有尚之褒此贬彼的笔法，大约正出于这种心态和动机。
就王文统和窦默、许衡等人之间的矛盾而言，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学术争执。而就他们各人的学术来说，王文统是金朝经义进士，并非不懂儒家的义利之辨，只不过他不是一般的书生，他有朝士罕见的材略规模和很强的务实能力。至于王文统是金朝的经义进士，亦大可不必怀疑。虽然除了王恽的《中堂事记》外，尚无旁证，然王恽在王文统属下工作一年有余，朝夕相处，记载当不会有误；至于没有旁证，也不难理解，既然明初修史者将他列入《元史·叛臣传》，对他是金朝经义进士自然也就忽略不记了。(20)
窦默、许衡、姚枢与王文统的矛盾，除了“义利之争”的表象外，更多地带有嫉妒和争权的性质。窦默影射王文统而推荐许衡，可能是许衡本人的意思，许衡的《神道碑》说：“时相王文统用事，（窦默）在上前屡斥其学术不正，……盖窦言本出于先生，文统亦颇疑之。”(21)这是深可玩味的。
从来烜赫一时而因事被杀者（确系冤死，后被昭雪者除外），多半蒙受恶名。而生前反对过他或自称曾反对过他或被其“迫害”者则引以为荣，或称有“先见之明”，或谓为“嫉恶如仇”，其亲朋后人为其立传时不免有粉饰夸大之嫌，（如记窦默由“上书”改为“面诋”，由“少傅”改为“太傅”）这几乎是历史上习见不鲜的事了。窦、姚、许与王文统之争似乎也难逃这一历史“成规”。本文的写作，并非有意贬低窦默、许衡、姚枢诸人而抬高王文统，只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史籍记载的中统初年的“义利之争”作一些辨析。是否有当，尚祈专家学者有以教之。
注释：
①这是杨志玖首次提出的论点，见其《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绪言》，载《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1-244页。
②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将忽必烈潜邸人物分为邢台集团、正统儒学集团、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源遗士集团，文载《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艺出版公司，第274-281页。
③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④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⑤苏天爵：《无朝名臣事略》卷八。
⑥《元史·世祖本纪一》、《元史·王文统传》。
⑦《元史·王文统传》。
⑧《元文类》卷六十。
⑨参见杨西丽《忽必烈与王文统》一文，载《历史教学》1987年第9期；陈学霖《王文统“谋反”事件与元初政局》，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⑩《元史·王磐传》；《元史·世祖本纪二》。
(11)参见唐长孺《蒙古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载《学原》第2卷第7期，1948年，收入其《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4-581页，本文引文在第552-556页、第570页。
(12)参见前揭唐长孺文。
(13)《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14)王恽：《秋涧集》卷八十，中统元年十二月。
(15)《元史·孟攀鳞传》。
(16)《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17)《元文类》卷六十；《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18)《秋涧集》卷八十二，《中堂事记》卷下。
(19)《秋涧集》卷八十二，《中堂事记》卷下。
(20)前揭陈学霖文认为：“王恽《中堂事记》说他是‘经义进士’，但未有旁证，显然并非正统儒学出身”。
(21)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许文正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