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坚持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观——毛泽东、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一个重大问题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坚持论文,重大问题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涉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性的一个重大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实践表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作为一个客观法则存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任何把它们割裂开来，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观点和做法，都会给实际生活造成重大的损害。今天，在我们已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尤其显得重要和突出。因此，深入探讨毛泽东、邓小平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探索及其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统一观的坚持和丰富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在最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在1933年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就强调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一最大的政治，同时他又指明，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不改善群众的生活，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就会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而在经济建设中，他又强调要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6页）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从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的政治高度上，提出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接管城市后的中心工作，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任务。1955年，他又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重要思想。1958年，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3页）虽然这个时期在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有过严重失误，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毛泽东阐明的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的原理及其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观。他领导全党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明确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同时，邓小平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要讲政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当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战线上一度出现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时，他一再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同上书，第48页）。他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最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同上书，第306页）他要求全党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毛泽东、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都对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思考，它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从而确立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他们又指出：“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同上书，第701页）这就进一步确立了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的观点。上述原理告诉我们：其一，当旧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人们进行变革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和改变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并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基础之后，就要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坚持了马恩的上述观点，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页）在他们看来，只有大大发展生产力，有着比旧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获得巩固新制度所需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才能最终战胜旧世界。
列宁根据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实践经验，对政治的含义作出了新的概括：一方面是原来意义上的，即作为各阶级之间斗争的政治；另一方面则指“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他指出，无产阶级统治获得巩固以后，就要把“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并使之成为“主要的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这就明确地把经济建设提到政治的高度上，作为一项最主要的政治任务，这就是列宁所强调的要“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经济方面的政治”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对无产阶级政治内涵的深化。
其二，指明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这既包括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政治，也包括“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恩格斯曾指出：“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这对任何阶级都是这样。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不同点在于：它在确认经济决定政治这一唯物主义命题的同时，又充分肯定政治对于经济的巨大反作用。这不但表现在无产阶级要通过自己强大的政治力量，夺取国家政权，完成剥夺资产阶级的任务；而且也表现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要运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反对“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是基于对这种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认识，列宁作出了“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著名论断。他强调，如果“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页）。
列宁提出的“经济方面的政治”和政治“占首位”这两个命题，深刻说明政治和经济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前者强调经济的政治功能，指明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后者则强调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是完成生产任务的根本的政治保证。列宁运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原理，强调“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政治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页）。说明政治占首位同生产为中心任务是一致的，即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坚持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对此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理解。后来毛泽东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提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生命线”的重要思想，正是坚持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思想。这同那种认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错误思潮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在排除了过去对它“左”的曲解之后，应当充分肯定它的真理性，这对于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
其次，坚持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要求。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政治“占首位”的关系，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在这里，政治既有经济方面的政治，又有阶级斗争方面的政治。对于前者，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这表明，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的需要，获得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表现。对于后者，是指我们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是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的客观事实。这种斗争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决不能放弃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决不能放松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
再者，坚持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强调政治对经济的能动性，归根结底是重视人的作用，激发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一贯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重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地位，使人民主权真正由概念转化为实际生活。他非常赞赏列宁的一句名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9页）建国后毛泽东就发现苏联社会主义生活中存在的民主不足的问题，并由此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作出反应的直接可能性。”（参见［南］卡德尔：《苏南会议·莫斯科宣言·会见毛泽东》，载《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2期）这讲的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
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就把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作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而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作保证，否则，就有可能被损害和破坏，甚至严重的还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出现实际上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9页）在他看来，劳动者是不是切实有效地参与企业和国家的管理，不仅关系到能不能发挥广大劳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还关系到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既包括要通过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切实保障包括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企业和国家在内的主人翁地位，也包括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社会主义时期党在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上的曲折历程及其历史经验
在理论和实践上正确把握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党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曲折发展的历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对这个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是交融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的总的探索之中。
建国之初，党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在面临严重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和极端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党坚持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两手抓，有效地实行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不仅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的稳定局面，而且创造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奇迹。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的八大及时地指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规定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这就是说，从这时起，我们已经由过去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了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虽然还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还要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时，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永远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他告诫全党：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3页）。这个时期，从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看，在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民主和法制建设也有一定进展。“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的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这十年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出现的曲折，主要是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错误，随后又把阶级斗争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不能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这种“左”的指导思想的恶性发展，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在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可以冲一切”的煽动下，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历经曲折后重新回到正确路线上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使党有可能更加自觉地把握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形成了更加完善和稳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确指引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丰富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条基本路线的正确性。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也出现过偏差。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主要的错误是发生在忽视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方面，那么在这之后的一个时期则主要是忽视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们在处理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这些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一，实现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键是党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历史经验表明，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其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就是必须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制定和全面贯彻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毫无疑义，我们的事业要靠党的正确路线引航。在社会主义时期，要确立一条能够体现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基本路线，就必须紧密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这就首先要求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所决定的。如前所述，依据列宁的思想和我国的实际，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是包括阶级斗争方面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政治这样两个基本方面，而重点则已转到后一个方面。所谓经济方面的政治，除了说明经济建设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及人民的切身利益之外，还主要是指党和国家制定的指导和规范经济活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这不仅要保证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要通过它们来调整各阶级、务阶层、各部门、各地区、各种所有制之间、各种所有制内部的利益关系，以及保持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正常的比例关系。当然，经济方面的政治，也包括在经济、技术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自发地产生和发展，它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加以规范和指导，如果说上述第一个方面的政治是从经济外部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第二个方面的政治则是在经济活动中更直接地发挥它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事实证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把经济方面的政治提到首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也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正确。
第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如前所述，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客观上存在着阶级斗争方面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政治，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坚持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也关系到能否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过去，我们所以一再发生离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错误，从认识论上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始终如一地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夸大阶级斗争，继续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不懂得这时进行的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是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同样，如果否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被激化，用阶级斗争熄灭论误导群众，也会犯严重的错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不能得到坚持。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因而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妥善进行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反对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国际上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统一，也才能保证把经济方面的政治提到首位。
第三，要正确处理物质利益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实现和保障人们的物质利益，是人们进行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马克思曾说：“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9页）。“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同上书，第82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社会活动，归根到底，也同样是为着他们的物质利益。与过去不同的是，人们之间存在着既相联结又相区别的整体利益、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这三者的利益以及它们之间的正确结合，推动着我国社会向前发展。我们强调社会主义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就包含着要重视和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不但要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广大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与此相联系的劳动分配权，维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且还要通过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确立正确的利益观，既要克服那种漠视甚至损害劳动者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现象，更要纠正那种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一味追逐局部和个人利益的倾向。
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活动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的重要体现，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同群众的物质利益相结合，那么不但群众的积极性难以持久，甚至会使我们陷入唯意志论的错误。同样，如果只是片面强调物质利益，一切以金钱为导向，放松甚至放弃思想政治教育，不对群众进行正确的引导，那就会使拜金主义盛行，社会风气低迷，那就会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盛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很显然，在新的历史时期，后一种倾向更值得我们注意。
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政治与经济辩证统一观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需要强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处理惩治经济犯罪、惩治腐败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1982年4月，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党内和社会上腐败现象滋长蔓延趋势，首次提出了“两手抓”的方针。他说：“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页）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多次强调要“两手抓”。1986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次讲了两手抓的问题。他说：“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1989年，他进一步强调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同上书，第314页）并指出要摆正两手的关系，初步提出了“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到1992年初，他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则更加明确地提出“这两只手都要硬”，从而对如何摆正两手的关系问题做了更加明确的回答。
邓小平关于“两手抓”的思想是十分丰富、深刻的。“两手抓”的思想，他在不同场合曾使用过不同的概念，诸如，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开放政策，一手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展开的。在他看来，一方面，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又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同时必须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如果忽视或偏废了精神文明建设，不严厉惩治腐败，不抓法制，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建设将会迷失方向，最终导致失败。他提出的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重要思想，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展示了政治与经济辩证统一的关系。这里特别指出，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把两个文明统一起来的中心环节，只有把这个中心环节抓好，就会激发人的思想觉悟和创造能力，两个文明建设就会相互促进，全面、协调地发展。所以，这两手决不是互不相关的，更不能把它们互相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而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就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两点论”。
邓小平运用辩证法的观点观察事物，指导工作，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和指导思想。这对于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健康、顺利地进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摆正这两手的关系，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关系，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应当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包括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丑恶现象，是并不奇怪的，有国际的和国内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的和具体制度上的各种复杂的原因。但对这种现象惩治不力，抓得不紧，出现一手软的问题，则主要是我们主观上的认识和工作指导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应当是有能力、有办法解决这类问题的。邓小平曾说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他提出要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
毫无疑义，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这是我们应当坚持的。但是，有些同志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产生了片面理解，把物质文明建设当作“硬任务”，把精神文明建设当成“软任务”，甚至只看做是“一阵子”的、装饰门面的活计，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他们不了解“两手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在实现经济繁荣的同时，还注重社会公正的实现，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及严惩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社会丑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任何轻视精神文明的做法，任何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的念头，都会在实际工作中带来严重的后果，会使我们自食苦果。这是我们必须记取的严重教训。
同时还应该看到，之所以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第一，同错误的思想导向紧密相关。党内腐败现象的出现，是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观念侵袭我们党，使一些不坚定分子背叛了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的人生观，在社会上泛滥开来。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大公无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私奉献，雷锋精神等等庄严的口号，都成为他们嘲弄、揶揄的对象，一一加以否定。正是那些精神海洛因毒害了人们的灵魂，使一些人失去了理想、信念，失去了精神支柱，以一种末世的心态，“不捞白不捞”，明知腐败是死亡的陷阱，却趋之若鹜，纷纷落马。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也使一些领导干部嗅觉不灵，是非不明，香花毒草不辨，惟利是图，言不及义，这又怎么可能做到两手都硬呢？第二，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干扰造成的干部队伍思想的极大混乱紧密相关。这股思潮使一些干部思想受到严重腐蚀，它不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如果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自然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了。第三，也同党内生活不正常相关联。中共中央强调党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其实质是为了建立健康的、正常的党内生活，使党性和党的优良传统得到充分的贯彻和体现。事实证明，只有真正做到了“三讲”，才有可能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也才有可能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侵袭，健全党的肌体，发挥党的战斗力。一些地方党内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社会风气低迷，道德水准下滑，究其原因，都同这些地区党的组织软弱无力，党内生活不正常紧密相关。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的结果，不仅不能带出一个好的社会风气，而且也必然使自身失去抵御诱惑的能力。近些年揭发出来的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以及腐败团伙化的倾向，便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自然只能是一句空话。
综上可知，在“两手抓”的关系上，抓一手放一手不行，先抓一手后抓一手不行，一手硬一手软也不行。惟一正确的处置，就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要“两手抓”，“两只手都硬”。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都必须始终坚持的。
这种“两手抓”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在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上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两手抓“就是两点论”（同上书，第306页）。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要求人们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要抓住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能只抓住一个方面而不顾其他。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目的在于克服只抓一手、不顾另一手，或一手硬一手软的片面性。“两手抓、两手硬”决不意味着可以不分主次，抹煞重点和非重点的区别。相反，邓小平强调两手抓的同时，仍坚持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决不允许有任何的动摇。当然，这是就工作部署的全局上说的，具体而言，“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这里还要指出，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硬”的观点，是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他不仅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抓住工作重点，同时又善于在抓好重点工作的同时又抓好非重点工作，以非重点的方面促进和保证重点方面的实现。他把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就体现了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娴熟运用，从而发挥了我们的政治优势，保证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正确导向。
邓小平认定只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在他看来，经济建设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但经济建设并不就是一切，只有使其结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才会是有意义的。他指出，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是获得人心、使人民满意的事情。惩治腐败一定要取信于民，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我们的党和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有失败的危险。在惩治腐败的同时，还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拿事实给人民看，真正干出成绩来取信于民。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加获得人心。在这里，他把“两手抓”看作是能否获得人心的问题，这是富有创见，很有教益的。
总之，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重要保证，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辩证统一观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标签：政治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辩证关系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