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带引号的“左”的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左派”带引号的由来
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是谋求无产者、劳动者和全人类解放的世界性、长期性、群众性的斗争。在斗争中，由于对客观形势、主观力量、面临任务、方针政策等问题有不同看法，领导人之间不免时常发生分歧。经过讨论、辨析、争议，有的达成较为正确的共识。有的人固执自己的偏见，形成较为系统的错误看法，并且硬要在实践中加以贯彻，这样便产生了错误路线、错误倾向，使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偏离正确的航道和航线，触礁撞滩，遭受挫折。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本来是把坚持革命主义、坚持正确路线者称为左翼或左派，而把坚持改良主义、妥协主义、投降主义者称为右翼或右派。
在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左派和右派的说法，但是却有尚右贱左或尊左卑右的传统。①政治上左派与右派的划分源于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统治之后，1791年召开国民议会时，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制的革命派恰好坐在议会左边席位上，而拥护君主立宪制的改良派则坐在右边席位上，双方争论激烈，形成左右两派。另一种说法是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末至18世纪，在英国议会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辉格党的议员常坐左方，而代表土地贵族的托利党的议员则常坐右方。到19世纪，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左派与右派两词已较为流行，左派指革命派、激进派，右派指反动派、保守派。
但是，这两词还没有引用到指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同派别。当时工人运动内部的不同派别，有的是以其主张著称，如宪章派、工联派、无政府主义派、可能派等等；有的是以其首领命名，如蒲鲁东派、布朗基派、巴枯宁派、拉萨尔派等等。到19世纪80-90年代，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内部，已开始使用“机会主义”一词，指那些随机应变、投机取巧的主张和派别。当时“机会主义”常与“无政府主义”并提，专指工人运动内部两个对立的、各走不同极端的两种错误思潮和错误派别。1889年第二国际建立后，世界无产阶级导师弗·恩格斯一直为拨正第二国际的航向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部出现了以柏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革命的工人运动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放弃革命的目标，转而从事点滴的改良。
到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已经明显划分为三派，即革命派、调和派和改良派。也就是从这时起，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内部才开始较多地使用左派、中派和右派这三个词来代表这三个派别。左、中、右的划分本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这三个词都没有另加上引号。只是列宁等左派在揭露、批判中派时，经常指出中派实质上是附和右派、袒护右派而并非不偏不倚、居于中间，所以他们曾对中派一词加上引号。
那么，左派一词从什么时候起才加上引号呢？其涵义是什么呢？现在报刊上有的文章解释得并不准确。例如《党史文苑》（江西出版）1992年第1期刊登的湖南浏阳党史办姚文奇同志写的《“‘左’倾”和“右倾”溯源》一文这样说：“本世纪初，列宁和斯大林就开始用左倾的概念来指现代无产阶级内部的激进派，因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还比较薄弱，激进派常给刚刚萌芽的无产阶级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失，因此激进派是极端错误的。为了表示贬义，特在左字上加个引号，而当时的保守派虽然延缓了革命的进程，但并没有给革命带来明显损失，因此右字不含贬义，也就无需加上引号。到本世纪20年代末，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强大，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会给革命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于是便用‘左’倾机会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来划分无产阶级政党内的政治路线错误。并且由于习惯，‘左’字上的引号一直没有去掉，右字上也一直未加引号。”以上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还被发行量很大的《资料卡片杂志》（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主办）1993年第8期和其他一些文摘报所摘引，以讹传讹，实在很有必要加以订正。
据我所知，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在使用左派一词时都是指革命派，都没有加上引号。虽然左派中某些人或某些集团，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召回派、前进派等也犯过过激的错误并给革命造成损失，但是他们并未自命为唯一正确的左派，所以列宁等在批判他们的错误时，一般并未给他们加上带引号的“左派”的头衔。②而当时的孟什维克派、取消派等右派，的确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右派一词本身就是贬义词，他们又都是名实相符的右派，所以无需对右派另加引号。
到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18年初，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内形成了以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为代表的反党集团，他们自称“左派共产主义者”，创办有《共产主义者报》和《共产主义者》杂志，公开反对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党中央和党代表大会制定对外对内政策。他们对外反对俄国同德国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认为德国军队不可能进攻俄国，要促进德国革命及早爆发；对内反对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主张“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他们自命为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左派，自称“左派布尔什维克”，而攻击党中央是“右派布尔什维克”；他们还曾经控制党的莫斯科区域局，通过了不信任党中央的决议。为此，列宁于1918年2月21日在《真理报》发表的《论革命空谈》中，把他们自称的“左派”一词加上引号，并且在括弧中加上了“（别叫我难受了）”③这样的揶揄之词。列宁在同年3月5日写的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文章《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中，一开头就提出“我们可怜的‘左派’”④。这样给“左派”加上引号，就是表明他们是极左派、假左派。随后，列宁又撰写《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彻底批驳这些带引号的“左派”的种种错误，并且分析其根源和危害。给“左派”加引号，正是从此开始的。
当时不仅俄共（布）党内出现“左派”，而且欧美一些国家新建立的共产党内也形成“左派”。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后，在德、英、意、法、奥、荷、美等国共产党人中都有人以“左”的最革命的面目出现。尤其是德国“左派”大力鼓吹“不作任何妥协”，反对在黄色工会里做工作，要另起炉灶建立红色工会，拒不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斗争，主张立刻根本推翻“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议会制度，反对党专政、领袖专政，宣扬群众专政、阶级专政。这些“左”的观点严重阻碍了新兴共产党的健康成长，不利于开展反对第二国际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斗争。预计到在1920年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同各国“左派”将会有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列宁于6月间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并且很快译成德、法、英等国文字，分发给与会代表。列宁在这部名著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国“左派”就加上了引号。可见，列宁对“左派”加引导，以此表示贬义，最早是在1918-1920年间，而不是本世纪初；他是针对俄国和国际的过激派，而不是指一般的激进派。无产阶级内部的激进派一般是指真正革命的不带引号的左派。
至于斯大林对“左派”加上引号，以此表示贬义，要比列宁稍晚一些。十月革命后，起初他只负责局部工作；1922年4月他担任党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之后，他才负责全局工作。他于1923年6月10日在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第十二届中央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内的右派和“左派”》的演说中，才开始对“左派”加上引号（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46页）。他在这里所说的“左派”，是指当时俄国边疆民族地区党内持过激观点的同志。他们歪曲党的要团结国内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路线，不善于灵活地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和对苏维埃政权比较忠顺的分子，不善于吸收这些人参加苏维埃国家机关队伍，不能灵活地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污染了宗派主义习气，醉心于简单的轻率的“共产主义”。1923年以后，斯大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时还继续使用带引号的“左派”，并且指出了托派常常以革命词句为掩盖，“从左面”来攻击党的特点。在斯大林以后的著作中，更多是使用带引号的“极左派”。
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上，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批判了“左派”的错误。犯过“左派”幼稚病的一些同志及时读到列宁的论著后也表示认错。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8月7日大会闭幕词中还说：“所谓‘左翼反对派’的组织出席了我们的代表大会，但事实上，它决不是这种反对派，因为对于共产主义来说，不可能有任何左翼反对派；它的‘左’倾，事实上只不过意味着它的某种落后性。”⑤后来，在1921年共产国际三大、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上都继续批判极左派。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策略问题提纲》中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从成立时起，“不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且也反对‘极左’倾，后者往往只是从反面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⑥1925年3-4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又重申：“如果不反对极端左倾，布尔什维克化便也将成为不可能，因为这种倾向常常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机会主义。”③如前所述，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使用“机会主义”一词本来就是指右倾机会主义，所以并没有另加上右倾二字。可是十月革命后又冒出一个“左派”的“左”倾。它实质上也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随机应变，投机取巧。因此，从1924-1925年起，共产国际的文件就开始并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斯大林于1926年1月22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两种机会主义的实质和特点作了深刻说明。他说：“不应当忘记，右派和‘极左派’实际上是双生子，所以他们都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不同的只是右派并不经常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左派却经常用‘革命’的词藻掩盖他们的机会主义。”⑧可见，到20年代初中期，而不是到20年代末，不论是右派或“左派”都已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所以从那时起就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说法。
二、“左”可以不带引号吗？
既然从1918年以来，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为了区别真假左派，一般对假左派、极左派、超左派都加上引号，那么这个引号是否可以取掉呢？我们还是先从客观事实出发，然后再从道理上进行分析。
列宁在1920年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左派”绝大多数都加上引号，但是讲到德国、英国、荷兰的左派时，也有少数场合未加引号。⑨在斯大林著作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情况。例如，在1925年3月27日《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讲话中说：“如果说高涨时期产生了革命的幻想，使左的危险成为主要危险，那末平静时期则恰恰相反，它会产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幻想，使右的危险成为主要危险。在1920年，当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列宁写了一本论《“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为什么当时列宁写的恰恰是这本小册子呢？因为当时左的危险是最严重的危险。”⑩可见，在明显指明或批判带引号的“左派”时，也可以省略去引号。
当然，还可以作另外一种解释。斯大林于1925年写的《问题和答覆》中曾经说过：“有人以为列宁主义者对每个左派空谈家和神经衰弱者都一定会支持，以为列宁主义者在任何场合下都是共产主义者中间不变的左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同工人阶级的非共产主义政党比较起来是左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像已经死去的帕尔乌斯曾一度要求的那样，一定要‘比一切人都左些’，而他当时因为这一点是受到过列宁的严厉斥责的。在共产主义者中间，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就是列宁主义者。列宁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即在既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又反对右倾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无怪乎列宁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题写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11)按照这种解释，只能说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共产党是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中的左派，而在党内既反对左派和左倾，又反对右派和右倾，党内是不分什么左派和带引号的“左派”的。可是，斯大林在1928年写的《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列宁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左的（没有引号的）一派。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前的时期，我们列宁主义者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极左派加入国际的。我们没有留在第二国际，我们在第二国际中宣传分裂，是因为我们正是极左派，不愿意和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以及社会沙文主义者处在一个党内。”“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是唯一没有引号的左派。因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党。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不仅同那些被我们叫做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分子的人作斗争，而且同那些想比马克思主义更‘左’，比列宁主义更‘左’，以‘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右的机会主义本质的人作斗争。”(12)“看不到我们党内的‘左’倾分子和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个唯一的左派（没有引号的）之间的全部深刻差别，就是反党的罪恶行为。”(13)可见，斯大林自己前后两种说法是不一致的，应该说只有后面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准确的。所以，在斯大林的著作中也和在列宁的著作中一样，在指明和批判党内的“左派”和“左倾”时一般都加上引号，只在个别不加自明的情况下才不带引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著作中，对于“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关门主义、“左”倾急性病等等，一般也都是加有引号。只有在建国前刘少奇的著作中，对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关门主义，有时不加引号，(14)但在其涵义都是贬义。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一段批驳“左”比右好和区别左派带不带引号的论述十分精辟。这里不妨引证如下：“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15)由此可以看出，左派同带引号的“左派”是有原则区别的，通常引号是不可省略的。
当然，例外的情况也会不时出现。1981年7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两处提到建国以前、有九处提到建国以来党的领导人犯过左倾错误，都不加引号。这是因为决议都已写明“左倾冒险主义”、“左倾观点”、“左倾错误”，既已指明是背离正确路线的左的倾向，所以加不加引号都属贬义。这犹如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到左倾共产主义、左倾学理主义时不加引号一样。(16)可是从这个决议对左倾不带引号的写法，引申出另一个极端性的结论，那就不对了。上海《解放日报》在决议发表之后不久刊出的竺乾威同志写的《左字不带引号才是科学的》一文（见该报1981年9月30日第5版“新论”第49期），就是突出的一例。此文曾被一些国家机关印发供干部学习，还被一些文摘报摘登。可是，文中从材料、引文到观点都有差错。例如，作者认为：“左字带引号，源出于斯大林同志。他在1926年写的《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中就是这样使用的。”如前所述，“左”字带引号是列宁于1918年首先使用的。作者还引用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的一句话，来论证左倾一词完全没有必要加上引号。他特别引证1947年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出版的中文本《列宁文选》两卷本下卷第803页的一句话：“现在若不消灭左倾教条主义，不完全克服和摆脱左倾机会主义（列宁原书是左倾教条主义，不知为何作者把它改为左倾机会主义──高放注）底错误，那末，目前这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走上能够保障先锋队在革命中得到胜利的新立场这任务，同样也就不能完成。”作者引完列宁这句话之后接着这样说：“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之所以引用两卷本，是因为它准确。而在以后出版的《列宁全集》或《列宁选集》中，左倾机会主义这一词，有的地方给左字打了个引号，有的地方则没打，这并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译者理解上的错误。”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列宁在这本著作中，没有用过左倾机会主义一词，只多次用过左倾教条主义（后来改译为左倾学理主义）。凡是列宁本人未加引号的，中译文也都未加引号；只有列宁自己加上引号的，中译文才加上引号（如《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中文版第245页）。我核对过俄文原文和各种中译文，并未发现有因译者理解上的错误而随意加上引号的。实际上因作者自己对列宁著作中有时不给左倾的左字加引号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给左倾的左字加引号作了错误的、绝对化的理解，才做出了“明确不给左倾的左字带引号才是科学的”这一错误的结论。
应该说，作为错误思潮的“左”倾或“左”派，一般都要加上引号（个别情况不带引号也是特指错误思潮）。细读经过邓小平同志亲自审定的《邓小平文选》三卷本，我们就会看到，从第一卷1943年发表的《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这一篇起，到第三卷最后一篇1992年发表的南巡谈话为止，凡是讲到“左”的现象、“左”的东西、“左”的政策、“左”倾机会主义，甚至讲到“左”右摇摆时，“左”字都带有引号。只有个别地方讲到“过左行动”(17)、“极左思潮泛滥”(18)时，对左字才不加引号。其原因这里可以不说自明了。所以，“左”一般是不可以不带引号的，“左”带引号才是科学的。带引号的“左”，特指过左、极左，这与通常所说的革命左派是有原则区别的。
注释：
①在上古官阶序列中，位尊职重的称右职，如右丞相高于左丞相。名门望族称右族，皇族亲戚称右戚。左还引申为下降、低下之意，如贬官称左迁，左道指歪门邪道，左计指阴谋诡计。但是从魏晋起，又变为以左为尊，如吴侯孙权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即正副统帅。
②列宁在1908年4月间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中曾经把“革命工团主义”斥为“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以等同和区别于伯恩施坦主义等“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8页）；在翌年9月间写的《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中提出：“我们现在要向右的取消派和左的取消派宣战，同他们作最坚决、最无情的斗争，因为他们正在用理论上的修正主义，用政策上和策略上的市侩方法腐蚀工人政党。”（《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107页）可见，列宁在1908-1909年间已经把左、右修正主义、左右取消派视为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实质同样错误的一路货。只他当时尚未对左字加上引号。到1918年初，他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时才给召回派补戴上带引号的“左派”的帽子。如在1918年2月底写的《错在哪里？》一文中说：“左派”共产主义者攻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投降，这“正像当时我们唱高调的‘左派’所说的那样。”（《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89页）当时召回派也把同意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与沙皇政府内务大臣斯托雷平媾和说成是投降。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363页。
④《列宁选集》第3卷第446页。
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⑥⑦《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3、118页。
⑧《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9页。
⑨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05、218、224、227、257页。
⑩《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53页。
(11)《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58页。
(12)(13)《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40、244页。
(14)《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180、185、189、296页。
(15)《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7页。
(16)《列宁选集》第4卷第245、247、256页。
(17)(18)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75页，第2卷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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