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心理辅导与治疗迈向专业化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中国论文,心理辅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心理辅导与治疗，乃现代行为科学中较新的一门学科，在中国人聚居的几个主要地方，也的确是一新兴的事业。在中国内地，真正的发展只有约15年的历史。在香港约为25年。至于在率先引进这项事业的台湾，亦只不过是40余年。各地发展的情况与步伐有所不同。但发展到今天，可喜的是无论是参与工作的人员，还是政府当局与社会群体，都越来越重视这专业，因而亦对此专业产生更大的期望。故此，我们很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努力，朝着专业化方向作出改善、发展与开拓，以期有效并及时地回应时代带给我们的任务与挑战。
二、心理辅导的概念与功能
什么是心理辅导？在心理健康的范围中，我们该如何给它定位？在香港，心理辅导的地位逐渐清晰。在台湾情况亦颇乐观。惟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内地，情况则较为复杂和混乱。除了偏重医疗与病态取向之外，还夹杂着与思政教育和德育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搞清楚心理辅导是什么之前，首先要明确，心理辅导不是什么？聚焦于内地热门的争辩，我要首先说明，心理辅导不是思政教育。心理辅导亦不等同于德育。心理辅导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教导，但倘若只有教导或只是在说教，却又不是心理辅导了。心理辅导也不是仅仅进行逻辑分析，给予忠告与建议，更不是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在心理辅导过程中，虽然往往会包括资料的提供，但单单提供资料，并不是心理辅导。心理辅导也不是普通的会见，不是社交式的谈话，更不是指责、批评、游说、嘲讽或恐吓；至于用同情的态度、行为去安慰与开解等，也都不是心理辅导。
多年来，学者专家纷纷为心理辅导作出定义。从狭义看，心理辅导最简单的定义是“帮助一个人自助”。若从广义看，心理辅导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多年的工作中，我也曾尝试为心理辅导下一个定义：“心理辅导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致力与当事人建立一个具治疗功能的关系，来协助对方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进而欣赏自己，拥有自尊自信，以克服成长的障碍，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使人生有统合并丰富的发展，迈向自我实现。”（林孟平，1998）
当我们将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心理辅导所作的定义作出整理时，会发现其中无例外地都包括有改变、发展和成长的含意。个人身心发展，传统上是心理辅导的核心（Mytick,1987）。Remley（1991）曾指出， 心理辅导专业已否定了在服务工作中的医疗和疾病取向的模式。论到心理辅导在心理健康领域的独特性，他认为诊断并不是人们接受心理辅导的必经步骤，并强调人人都可以透过心理辅导而得助益。他深信一个建基于发展取向、聚焦于预防和身心健康的信念，会让当事人达至明天会更好的人生。Ivey（1991）等的看法与Remley相同，他相信心理辅导的核心是发展取向的（Van Hesteren & Ivey,1990 ）。 不过， 不同于Remley的是，他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去促进人的发展。人生中免不了有问题发生，故此，我们应该珍惜问题的出现，因为它也是一个发展与成长的机会。
论到心理辅导在中国的定位，我很认同以上的信念。医疗模式的心理健康服务，其功能往往只是将人的病医治好。不像发展与成长取向的心理辅导，其功能是促进人整体上积极的改变与成长。我乐意委身心理辅导工作，是因为我个人深信，它是一项优化国民素质的重要而庄严的专业。
三、研究与本土化
心理辅导的本土化，自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课题。杨国枢（1993）强调，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是一种学术运动。在此运动中，所有有志于此的心理学者应当同心协力地促进中国人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他建议内地、台湾及香港的心理学者，应各自在当地努力。同时也要不断分析与比较三地民众在各种心理与行为上的异同，然后加以组织与统合。不过，在1994年，他又补充指出，过去40多年来，内地、台湾和香港的变化和发展很不同。结果是使三地的中国人在心理、行为及生活等方面各有特点。故此在心理学的探究上，他提醒大家，除了要留意三地中国人的共通性外，一定不能忽略其独特性（杨国枢等，1994）。
杨中芳（1992）多年来对本土心理学努力不懈。她指出本土心理学致力于把历史、文化和社会体系放入我们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架构中。至于如何将这个体系放入研究架构中，则是目前许多研究者在探索的问题。令人遗憾与担忧的是，对于以上的问题，当大家仍然未有把握的时候，已有不少人在本土化的心理辅导有关课题上，作出了结论，其中包括“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心理辅导理论和实践方法，不适用于中国人”这样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心理健康受到重视，公众亦纷纷要求此专业提出研究的实证。为了能给当事人提供有信誉保证的优质服务，也为了发展高学术和专业水平的培训课程，使新的心理辅导人员有能力在事业发展上与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竞争，我们除了要将研究成果整合于心理辅导的培训课程外，还要将它整合于我们为人们提供的服务中，来保证工作的质量（Sexton等，1997）。
心理辅导的从业人员不重视研究成果带来的知识，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许多人声称心理辅导既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而实际上，心理辅导的科学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表现之一是心理辅导从业人员很少做研究，
同时也不会研读有关研究报告（Morrow-Bradley & Elliot,1986;Norcross,Piochaska & Gallagher,1989）。如果我们不努力改善工作，将研究成果带来的知识整合于临床的工作与培训中，则心理辅导专业的信誉将会出现危机（Kanfer,1990）。
前述西方学者指出，不少心理辅导从业人员忽视研究工作，往往过分依靠个人的直觉与经验，与此同时，江光荣也指出，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出现的文化讨论热潮中，有相当多是谈论中国人的心理与性格的。但在这些讨论中，却有几个值得引为鉴戒的消极特点：1.研究死人多，研究活人少。2.思辩研究多，实证研究少。3.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4.文史哲学者参与研究的多，心理学工作者参与研究的少。我个人很认同江氏的观察，而且发觉近年参与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研究人员，良莠不齐。不少人既缺乏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理论基础，又缺乏临床经验。在根本未弄清楚什么是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情况下，就草率作出种种素质有问题的研究。亦有些号称专家的研究者，自己对某些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理论并未有所认识和尝试，更未具体验证，就草率地作出否定。
就本土化的重点来说，情况亦不乐观。有些人强调文化的差异，在未经实证检验的情况下，就言之凿凿地作出了结论。只凭直觉与个人臆测，就肯定地宣告：西方建立的心理辅导理论，绝对不适用于中国人！与此同时，一些欠缺实证支持的、新颖的、甚至流于哗众取宠的新模式亦应运而生。在眼花缭乱之余，想到我们这专业必须承担的专业职责和服务质量的保证，难免感到担忧、不安与焦虑。
在个人的观察中，多年来，我反复思考的一个重点问题是：不同民族、国籍、地域的人，在心理、认知与行为上，到底是相同的多，抑或是相异的多？不过，在这问题未经实证检验之前，一些学者专家们就纷纷在认定差异较大、较多的前提下立论和操作。
可以肯定的是，不同民族的人，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体系的不同，其心理与行为自有一些差别，我们的心理辅导与治疗总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对于由文化、社会环境造成的群体或个人的差异需要心理辅导从业人员敏锐地观察、知觉和关注，如此才可为当事人提供最高效能的服务。但过分注重差异，而忽视相同相似之点的时候，许多流弊也就随之出现；而且许多基本的课题，看来亦难以解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美国在心理辅导研究和服务上，通常将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印尼人、印度人等都归入亚裔美国人。这一个人口类别（Paniagua,1994;Corey,1996;Ivey,1997）内的不同民族，是在历史、文化、 社会上差异极其巨大的群体，却就被视为一个定型，实在很有问题。心理辅导的一个很基本的信念，是接纳与尊重个别的差异；而上述的文化定型所引发出的理念和操作上的矛盾与问题，就变得十分严峻。
事实上，对于偏重差异的取向，90年代初权威学者已作出了总结性的说明。在1991年，Pedersen与Ibraham 不约而同界定心理辅导是共性的。在此之前，Pedersen（1990）已提到，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心理健康辅导都是多元文化的心理辅导。同时他亦曾针对问题的症结指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理与行为，其差异被过分重视；而相同之处，则过分被忽略。至于Sue & Sue（1990 ）亦清楚地对多元文化心理辅导作出结论。他们认为心理辅导重在治疗过程中所提供的接纳、尊重、同感、信任和关爱，这些令心理辅导产生成效的基本条件，是超越了文化的限制的。
早在1978年，Patterson 就已经指出心理辅导与治疗过程中的辅导人员必备的一些基要的本质。他强调具有尊重、真诚和同感等条件的人际关系，是一般心理辅导的核心。它也适用于多元文化的心理辅导和治疗。
总的来说，约20年有关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辅导的争议中，主流的声音是：面对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社经阶层、年龄和性别组合的人，学者专家曾主张依个人之不同，选用特别的理论、方法和技巧来处理和治疗。然而，到了90年代初，这信念开始动摇。转变的结果是：视所有的心理辅导治疗都是多文化的。而成功有效的治疗，其关键乃在于心理辅导员本人的素质与修养。
在个人的临床经验中，无论在美国面对美国人、美籍华人，还是面对现代化社会居于香港的中国人（杨国枢，1994），或者是面对内地出生与成长的中国人时，我当然会发现各人之间有所不同。但更多的是，我发现各人有更多相同相似之处。Vontress （1988）就提醒大家： 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人。在人性与感情需要上有众多的共通点。同时，他亦曾指出，文化可分为五个层次，最基本的是普遍性的文化。在其中，人类乃具有相类似的需要和权利（Vontress,1986）。
随着科技与现代化生活的进程，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人跨地域的互动和沟通，令人类的同质性不断增强；而地球村的概念，亦日益显著。在今天，心理辅导与治疗在中国要向本土化发展，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前述西方学者所走过的路，可以做我们的参考和借鉴。的确，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人。在我的工作中，我重视与专注的是来谈的这个人。而这个人最基本的特性和需要，乃来自他身为一个人的本质。其次，才是文化、历史、社会与他所处的现实环境。固然，我对后者保持敏锐的知觉，但却不会与前者先后倒置。
面对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本土化，我们要对西方的理论存有一种开明的态度，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以实证方式如结果研究，来检验有关理论在中国人中之有效性，然后去芜存菁。同时，通过吸收、借鉴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在个人与集体的努力下，发展或创造出适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特点的心理辅导和治疗体系。
四、政府的认同、支持并专业的制度化
基于1966至1967年香港出现的动荡不安，在香港政府回应市民的需要与问题的过程中，心理辅导的概念第一次正式出现。1970年香港大学聘用了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心理辅导员，第二年还增聘了两人（Educators'Social Action Council,1980）。随着香港大学的倡导，香港浸会大学（当时为浸会学院）亦于1971年第一次聘用了两位部分时间工作的心理辅导员。至于在中学，虽然完全欠缺专业的心理辅导员，却早在1966年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者曾提出应该聘请心理辅导员来协助学生的成长。可惜，直到12年后，政府才回应此需要。当时，社会工作者被安排在中学工作。至于小学， 则由学生辅导主任来负责（林孟平， 1997）。
香港的心理辅导，已有将近30年的历史，可是发展很不理想。虽然从服务的层面与多元化上，应该是所有华人社区中情况最好的一个地区；但在质与量方面，较诸其他先进国家，则仍需要大力改善。在研究与培训上，政府认可的学位课程，时至今天，仍然只有一个。虽然中文大学的课程，除了提供硕士学位的研读外，还有哲学博士与教育学博士的研读，但为硕士与博士学位提供的名额，每年不多于10人，无法回应需求。持有高等学位的心理辅导与治疗学者，屈指可数。香港的心理辅导专业协会（前为亚洲教育与心理人员协会·香港分会）虽然已有超过20年的历史，但由于政府的支持很不足，人力并其他资源的限制太大，往往是举步维艰，但却仍然在学术与专业上为专业人员提供支援。其中包括开设培训课程、从事研究与出版学术期刊“亚洲辅导学报”。此外，亦于年前完成了香港心理辅导专业人员的道德守则。
总的来说，香港的心理辅导仍在始创阶段。未能做到专业上的制度化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是政府虽然认可，亦一再强调心理辅导在学校教育、家庭、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但却欠缺具体计划与实质上的支援。反观台湾，它除了是所有华人社区最早（1960）开展心理辅导的地区外（Hwang,1972;Kuo,1977），也是本专业领域人才最多， 发展亦较佳的一个地方。探索其原因，关键是从6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政府一直重视，并且实际上提供了相当有力的支持。
早在60年代末期， 台湾心理辅导的服务已经有了高速的发展。 到1983年，台湾所有学校，包括小学至高校，都已开展了心理辅导与心理治疗的服务（Barclay & Wu,1986）。此外， 政府亦强调心理辅导与治疗在社会发展方面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Ministry
ofEducationDepartment,Taiwan,1991）。
一门新的科学与专业，其发展往往与学术机构的支援、经济条件都有关。台湾由于省政府的认可与推动，高校中的心理辅导培训课程专业点有好几个，质量亦不错。持有高等学位的学者专家，数目相当可观。至于资源方面，除了长久以来的支援外，在1991年至1997年实施的“教育部辅导工作六年计划”中，政府所提供的经济支援，数额高达约24亿元人民币。虽然此计划的开始，是针对台湾近年青少年罪犯人数急剧上升的现实，惟计划的总目标是“结合家庭、学校、社会及国内外资源，建立全面辅导计划，统整规划辅导工作发展，亦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培养正确人生观，促进身心健康，增益社会祥和。”从总目标中，喜见计划的目标没有局限于解决问题的层面，而且确实是反映了心理辅导的哲学与精神。例如前述的“发展”与“成长”这两项特质，就具体整合于总目标之中。
香港的心理辅导专业人员，曾经透过专业协会，尝试在专业化的重要课题上跨步前进。香港迫切需要建立专业人员的证照制度。很可惜，多次的努力，因为种种因素，包括缺乏官方的支援，至今毫无进展。再看台湾的情况，由于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教育部辅导工作六年计划”中，在第二阶段就包括了这一项重要的项目。事实上，证照制度的建立，是将专业上监管工作制度化，的确是心理辅导专业服务质量保证的重要关卡。在人员的编制上，由于资源充足，台湾今年在此一方面的发展，亦不断完善，吸引和培育了不少优秀的人才。
在日本，教育界人士对辅导的诠释纵有不同，但未闻有否定辅导功能者。而早在1956年文部省已经对学校辅导作出肯定和支持。从所出版的《辅导手册》亦可窥见，文部省对辅导的定义已经有正确的掌握。手册中说明了辅导的意义并非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对策而已，应该在积极方面促进各个学生的性格发展。同时，文部省强调“辅导是达到学校教育目标的重要功能之一。”（文部省，1956）
日本70年代教育核心问题“学校人性化”，亦直接间接催化了学校辅导的良好发展。“学校人性化”是回应日本社会之非人性环境。面对这挑战，教育工作者所厘定的学校辅导目标为：根据人性尊严的观念，重视每一个学生。辅导是帮助具有内在价值之个人迈向自我实现的过程，以发展人性为目的。因为政府之认同与肯定，心理辅导的正确概念，很快落实于教育界，更得到校领导与决策者的认同。例如在全国中学校长中，有94%相信心理辅导是教师培训中最重要的一环（仙崎武，吉田辰雄，1980）。
让我们再看辅导与治疗发展得最好的美国。虽然早在1932年，在明尼苏达大学就已经设立了具有辅导功能的机构（Williams,1939）， 但这一专业发展的转机，却要等待四分之一个世纪。1957年俄罗斯（当时的苏联）在太空科学上的一次超前，给美国政府带来极大的震撼。在检讨该次竞争的失败过程中，教育的检讨是其重点。结果是第二年，美国政府推出了一项“国防教育计划”（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Act）。此计划为当时学者专家正努力推展的辅导专业， 带来了一次大跃进，且成为美国教育史，并学校辅导的界石。此计划不但有效地回应国民之个人需要，同时，还确认了心理辅导乃国家富强并教育生命力所在（Gibson & Mitchell,1995）。
“国防教育计划”使美国教育从根本上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意义是深远的。它令美国教育从传统的大量生产形式转变为重视每一个个体，在尊重个别差异的教育原则下，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个人化的关注与教育。在辅导这一领域，其支持力度大而且是多方面的。例如：自计划开始推展的1958年至1964年的六年内，在人员编制上，高中的心理辅导员由12，000增加到30，000，增幅达150%。在实质工作上， 亦由1 ∶960的心理辅导员与学生的比例，改善到1∶510 。 而在培训方面， 在1964至1965年，此计划支持了480 所高校改进了他们的培训质量与数量，共有15，700位中学辅导员接受了培训。
在中国内地，心理辅导真正萌芽始自80年代中期。1985年3月，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再次正式成立。协会的成立，为内地心理卫生展开了新的一页。在协会的组织推动下，相继成立了协会属下的专业委员会、分会与地方协会。与此同时，心理卫生工作人员亦在各地不同人群中积极开展了宣传教育和学术研究（马建青，1995）。
近十几年来，内地的心理辅导和治疗发展相当快，除了精神疾病防治机构以外，各类医院、许多大中小学校、群众团体，纷纷设立了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服务单位。目前，卫生系统的心理辅导与治疗是内地的一个主要方面。而心理辅导的另一个主要领域是学校，尤其是高校。不过从整体来说，多数学校尚处于自发阶段，缺乏制度上的保证，因而工作开展出现重重困难，包括人材不足、流失与设施上的匮乏。至于在理念上，人们对心理辅导与治疗仍然模糊不清。例如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价值观的急速改变，人们的心理矛盾与冲突以新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出来。一些关心政治思想教育的人感到传统的“思想工作”模式似难以收效，寄望于心理辅导。甚至有人视心理辅导为“思想工作的现代化”（钟友彬，1995）。至于心理辅导与治疗的另一重要范畴——评鉴与测量，虽然已有专业协会，但由于未能制度化规范化，故心理测验与评鉴工具随意售卖和被滥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学者们对种种问题作出分析，指出主要原因为：政府有关部门认识不足，行动迟缓。除卫生部门外，教育、民政等有关行政机构未采取得力举措来推动这项专业的发展；专业人员奇缺；教育和培训工作，尤其是正规的心理辅导人员的培养跟不上；治疗和咨询效果参差不齐等（江光荣，1995）。不过，近两年来，喜见教育部已确认心理健康的重要，主张思政工作人员采用不同的策略，包括了心理性的干预方法，来协助学生（中国卫生协会，1995；国家教育部，1997）。基于官方的认同，时至今天，有越来越多省市的学校开始将心理辅导与治疗纳入课程，或者设立服务单位。
五、专业系统培训课程
香港心理辅导专业的发展，相当差强人意。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专业的系统培训课程，远远未能回应专业和社会的需求。即使是全港唯一开设心理辅导学位课程的中文大学，多年来挣扎求存至今，无论在开设的科目，还是在教导人员的编制上，都有待进一步改善。由于该课程的名额有限，培训的人员亦不能满足社会急剧转变所带来日益增多的心理辅导需要。幸而多年来有不少人在外地获得适当培训后，回港参与此项重要的专业。不过，由于心理辅导和治疗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密切，长远来说，我们仍需要在香港本土上开创更多的培训机会。
至于台湾，前文曾说明了，由于四十年来省政府对此专业的认同与大力支持，各方面的发展相当可观。在内地，随着社会的转变，心理辅导与治疗的需求日益增大和迫切。最急切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开展专业的系统培训。钟友彬（1995）对这个问题有相当透彻的分析，他说：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合格从业人员太少了。尽管全国各地办了许多讲习班、培训班、派人出国或请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并于1990年成立了全国性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专业委员会，出版了一些书刊，培养了不少从业人员，但水平参差不齐，至今还没有培养心理咨询人才的专业机构和系统的培训课程，也还没有正规的资格考试制度。（江光荣，P4）。
据过去几年个人在内地的访学中所见，具有心理辅导与治疗系统本科培训资历的人，真是凤毛麟角。不少已担任培训的人员，通过自学，理论上的知识往往很充实，令人钦佩与尊敬。但问题是，心理辅导与治疗是心理学中一门实用科学。上述的学者专家因着他们缺乏了临床实践经验，实在带给他们很巨大的限制，甚至是流弊。另一批负责培训的主力，来源是心理学本科毕业生。遗憾的是，在心理学这庞大的领域中，各个专门领域的主导哲学与理念并不一定协调。其中部分的信念，与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潜能、主导性和创造性的心理辅导与治疗，正恰恰背道而驰。故此，个人要强调：一个人若已具有心理学本科基础，再研读心理辅导，往往事半功倍；但并不是每一位心理学本科的学者都适合从事心理辅导与治疗。一个人是否适合作心理辅导工作，是因专业而异，更是因人而异。后者正是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上学者专家公认的信念：在辅导与治疗过程中，产生成效的关键是从业者本人的素质与修养。换言之，心理学其他专业方向人员的培训，往往不像心理辅导与治疗的培训那样重视学员个人的素质与修养。
中国心理辅导与治疗的发展，若要迈向专业化，专业系统培训的设施，乃燃眉之急。一个专业系统性的培训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Carkhuff,1987;Walkins，1997；）：首先是理论学习。 心理辅导与治疗既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既是科学，自然少不了理论基础。一个专业工作者，不能只懂操作。他必须清楚，并且能解释他操作行为背后的理念。其次是从业员本身的素质与修养。故要为学员提供自我探讨的机会。在深层次的自我反思中增强自我认识和自我觉察。第三是心理辅导的方法和技巧的训练。第四就是实习。学员要有机会实际为人们提供心理辅导与治疗。同时，他会接受导师严谨的督导。在专业的评核上，通常对实习的时间和接受督导的时间，都有相当严格的要求。而负责督导的人员，在学术、临床经验与督导的资历上都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与水平。
香港心理辅导与治疗，迈向专业道路漫长而工作艰难。我们一方面继续致力于专业化工作的改善和发展。另一方面，自垦荒工作之始，就同时尝试脚踏实地地开展半专业和非专业的心理辅导与治疗的培训。这一层面的培训，由于需时较短，各方面的资源要求亦较易解决，故此在量的供应方面，确实是舒缓了香港社会多年来工作人手的短缺问题。不过，无论是高校和社会团体所主办的半专业和非专业培训课程，都相当严谨认真。各有关方面对他们服务素质的评估，相当不错。
举例来说，在香港中文大学为香港教育署所主办的中学心理辅导教师证书课程，为期一年。上课的时间约相当于研究院三学科的要求。在课程的中段，学员要实习，并且以六人一小组的方式，接受督导，进行学习。此外，课程还设计了三次工作坊与个人成长的小组活动，整合于一年的学习中。学员获得的证书与资历，有助于他们职称的提升。
中文大学所提供的心理辅导课程，虽然有一定的限制，但由于求过于供，往往可以甄选出一些优秀的人才，纳入课程。在多年的培训经验中，前述的半专业和非专业培训，实在是为我们的研究部课程作了不少准备工作。凡有此类背景的学员，学业上表现往往相对地良好。故此类课程，在心理辅导与治疗迈向专业化的道路上，事实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内地辽阔的国土上，在可见的将来，心理辅导与治疗的需求会日益增加。面对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化的挑战，香港的经验，应该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六、总结与建议
前文初步讨论了心理辅导和治疗的概念与功能，研究与本土化，政府的认同、支持和专业的制度化；专业系统的培训等四个课题。当中固然有值得雀跃与欣慰之处，但同时亦有不少令人沮丧与担忧的事实。不过，透过反思与自省，肯定会帮助我们对现实有较清晰的洞悉和觉察。个人深信，这会引发和促进我们更有决心、更有力地向着专业化的目标努力。面对这艰巨的任务，个人有以下九点建议：
（一）透过学术与专业的研讨，澄清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概念，并且界定心理辅导与治疗在心理健康领域中的位置与功能。我们的专业，在本质上是对人类个体的重视与尊重，是发展与成长取向的，而自我实现则是不同学派最能协调与认同的终极目标。
（二）心理辅导与治疗（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在中国不同的地域，名称各有不同。多年来，无论在学术交流与沟通，甚至在日常的运作上，已导致了不少的混乱与问题，实在是我们迈向专业化的障碍。故此，有必要尽快汇聚才智精英，以彼此尊重、欣赏的态度，超越各人的习惯与传统的限制，从学理上为这专业找出最正确的名称。
（三）为了专业的信誉和对社群的负责，我们必须留意监察培训质量与从业人员的工作水平。不同地区的人员，应加速专业制度化与规范化。工作要项包括设立专业道德守则，建立专业人员的证照制度，并对培训课程订出审核的标准等。同时亦配合实务，发展心理辅导法规。
（四）组织各地人才，有计划地整理现有测验与评鉴的工具，尤其是常用的、重要的测验等。务必要建立中国人的常模。同时，将工作人员的资历规范化，并严格禁止测评工具随便售卖与滥用。
（五）探讨不同层面的心理辅导课程设计，规划各级学校心理辅导课程，亦配合实务与实况，编制与修订各级学校心理辅导工作纲要。
（六）在学术与专业上，我们应面向国际，努力发展国际网络。同时摈弃不必要的民族偏见，在尊重学术无分国界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心灵与开明的态度，透过个人并集体的努力，进行跨文化与多文化的研究。认真探索与发展本土化的心理辅导与治疗。
（七）吁请政府当局，肯定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理念，并且在编制与经费上，对我们有实际的支持。在培训工作方面，鼓励与支持已有一定基础的高校，开设硕士课程，进一步发展博士课程。为有志投身本专业的人，提供足够的研习机会。此外，设法培育高素质的培训人员，以期保证培训课程的水平。至于在研究上，人力的配置与经费的支持，亦有待政府的鼓励与支持。
（八）心理辅导与治疗，既然是一个专业，就有责任回应有关方面的需求。故此，各地人员要针对不同地区的情况，作持续研究，以便能界定不同群体在心理辅导方面的需要，并作敏锐地回应，令我们可以及时拓展工作与服务的新领域。
（九）内地、台湾与香港的从业人员，应设法增加沟通的渠道与机会。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互助互补，以伙伴合作精神，共同为心理辅导与治疗工作的发展尽责。这无论是对个别国民，还是对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国家富强，都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值得我们为之献身的、严肃而重要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