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刊《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札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梁启超论文,林献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7）02-0022-012
新发现的这一批书札以梁启超（1873—1929）与台湾士绅林献堂（1880—1956）往来书札为主，并且收录相关的梁、林二人的知交亲朋的书札，凡四十余封。上起1907年，下迄1914年，先后达八年。信函作者除梁、林外，尚有台湾士绅林幼春（1880—1939）、洪弃生（1867—1929）、林痴仙（1875—1915）、汤觉顿（1878—1916）、梁思顺（1893—1966）、林荣初（1877—1944），凡八位。信札原无排序，信函亦多仅署日期。笔者通读全函，设法排比整合，编辑成书，史料难得，清晰地反映了梁、林两人的情谊，尤其对两岸文化文学的交流，对梁氏的政治活动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据《林献堂先生年谱》可知梁、林二氏缔交始末，先由献堂族侄林幼春对任公道德文章备极倾倒，居恒称道其人，以未获识君为恨，引起献堂留意。二氏在丁未年（1907）订交，如果观察台湾对晚清知识分子或对梁任公的认知途径，大抵可从甲午战败后，清廷允诺割让台澎，举国哗然开始。康、梁联合十八省一千二百余名举人“公车上书”①，慨陈时局，力言台湾不可割让。这是梁启超与台湾建立关系之始。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鼓吹变法图强，发刊三年中，该报与台湾一些人士有关联，如郑鹏云、丘逢甲及署名台湾旅客的诗文不少，在“外国近事”栏中，亦报导台湾消息。从中日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梁启超已是台湾知识菁英亟欲认识的风云人物。章炳麟（1869—1936）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二月四日避祸抵台北，主编《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时，发表了一些同情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的变法，抨击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文章，也都在台湾流通，不仅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当重要的资料，也可了解康、梁在台湾被认识的经过。
从林痴仙在1906年3月30日的日记中的购书清单，可以理解台湾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新知的渴求欲望，足以证明他们对晚清（文学）思潮并不陌生。书单中包括“晚清时事、报纸、小说：《廿年目睹之怪现状》、《血史》、《戊戌政变记》、第三年《新民丛报》……世界史地：《汉译西洋通史》、《世界近世史》、《汉文日俄战记》、《中西伟人传》、《新大陆游记》、《欧洲十一国游记》；科学读物：《汉译酒井物理学教科书》、《日清对译算数教科书》、《汉文论理学讲义》；其他：《东语读本》一册及汉文地球仪一个。”② 购买汉文地球仪，正是呈现其世界地理观，《戊戌政变记》、第三年《新民丛报》表示对康、梁的仰慕。
梁氏与近代台湾悲怆历史的几度邂逅，确实让人感怀不已，他一生和台湾历史的交会，可概括为关键性的三次：第一次如前述，康、梁坚拒和议，反对割台，声动中外。第二次是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未六月，林献堂与之邂逅于日本奈良旅次，二人入室笔谈攸关台人的前途、命运以及抗日运动的路线、策略和手段等议题，梁氏曾写道：“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夕之遇，诚非偶然。”第三次则是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春，梁氏应雾峰林家等台湾遗老之邀来台，虽仅短短十余日，却遗下近百首诗词，与遗老和新一代台籍知识青年产生了相濡以沫的情感交流及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当梁氏将来台时，此消息早由林献堂函告《台湾日日新报》，该报当年新历3月28日“编辑日录”即说：
顷接林献堂氏来函，谓梁任公欲至台岛观光。二十四日经搭笠户丸出发。同行者汤觉顿君及其令爱。拟于二十七日即驰往欢迎，并邀集该地有志者尽地主之谊，而表欣慕之心云云。闻此外，尚有专函达知洪以南、李汉如两氏，藉重其周旋。
这则消息登出，台湾文士莫不以满腔热忱期待梁启超的来临。其后也如梁启超《游台第三信》所说：“遗老之相待，有加无已。”
一、梁启超访台始末
（一）访台缘由
梁启超曾自述“游台蓄志五年”③，致林献堂信函亦云：“仆游台之志，蓄之已久，汤君既返，必当联袂奉造，何时首涂，更当相闻，期与足下作十日谭，共抒胸臆耳。”及其为事所耽搁，又致函林献堂表明心迹：“今迫岁暮，亦稍有人事，拟至春初始乃首涂，尚欲挈小女同游，俾一增故国之思，行期既定，当先驰书奉闻，斯约终必践耳。”之后另函复云：“缘既作此游，辄欲于彼都人士之施政详细察视，以为警策邦人之资。”④ 从这几封书信，可以理解来台之由如“共抒胸臆”、“一增故国之思”、“施政详细察视”以“警策邦人之资”，此外，梁启超离台后的两人书信往还，也透露了另两件事：募款筹报及为国民常识会劝募。对于视察台湾实情，在《游台第一信》有所披露（文长不录），可知梁启超来台是对于日本统治台湾仅十余年，却可以有近二十倍于清领时期的年岁收入感到好奇，并且对于台湾的许多行政制度、农事绝盛、币制稳定、租税周密等等之所以成功的因素感到好奇，因此产生亲自访台的念头⑤。
募款筹报一事，根据丁文江（1887—1936）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六，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廿九日任公致徐佛苏（1879—1943）书信可知，梁氏欲藉由访台的机会，亲往筹募资金，作为筹办《北京日报》和《上海日报》的经费。关于筹划开办《江汉公报》和江汉公学的经费曾云：“其开办费现虽无着，尚有台湾林君（按：指林献堂）者，亦热心故国，而崇拜吾党，弟拟亲往运动之，当有所得。”[1—p263] 又《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一“年谱”中亦载，1907年林献堂于日本结识梁启超后，同年12月23日侯雪舫（1871—1942）（为任公拟定《江汉公报》之负责人）致任公一书亦有“先生台湾之行如何，念之”⑥。同日任公致康南海书中亦有“又欲往台湾筹款，奈何奈何”之语[2—p16]。宣统三年（1911年），即梁启超游台前，在2月13日给徐佛苏的信中也提到筹款之事，曰：“……仆顷欲筹十万金，办两报馆，（原注：以七万办沪报，以三万办京报）今虽未有眉目，然可希望者数处，日闲将为台湾之游，亦为此事，……。”[3—p333～334]由此可知，梁启超游台此行对台湾经济抱着非常热切的期待，对筹款之事亦是身负重任⑦。
至于为国民常识会劝募一事，起先梁启超于清宣统二年（1910）二月，在《国风报》（第一年第二号）发表《说常识》一文，解释“常识”的意义和说明其所以不可或缺的原故。是年11月发起组织“国民常识学会”。当时，筹备已臻成熟，除三千金开办费已经筹得外，并已向商务印书馆张菊生氏接洽印刷事，未底于成。梁氏11月26日致佛苏、黄与之一书云：“前书言国民常识学会事，今将章程寄上，此事殆全属慈善性质，窃谓欲救国活，无急于此，一年以来与荷老念兹在兹，苦力不克举。今以筹得三千金为开办费，（原注：璧泉之力也）可底于成矣。惟当广募会员，担任颁布所印小册。故同人意欲先觅多人为发起人，二公勿论，此外如伯兰、搏沙以及凡公等所知之各同志，皆望为之广觅，限得信半个月内将姓名开寄，俾得印布，将以正月杪即出书也。”[4—p326]可知梁氏筹办常识学会的主旨是“欲救国活，无急于此”。后来在翌年游台时，梁氏曾将国民常识学会的缘起与章程交与林献堂，表明欲倡办之心意。梁启超回日本后致林献堂的书信中，亦有具体之说明⑧。复据林献堂先生寄给梁任公信件，内有“阻力横生，蜚言渐布”以及“所恨、有力者不如人意、同心者不必有力”等语，可知当时对于劝募入会之事，确受种种阻碍，以致不能达到目的。其中细节究如何，今灌园先生日记自1927年起，之前事情已无法多了解，只能期待他日有新的史料。
（二）早春来游旧河山
梁启超访台对当时台湾各界造成不小的回响⑨，全岛都有欢迎梁启超的诗文吟唱、集会活动，尤其是与栎社诗友的唱酬。先是梁启超和女公子令娴一行于宣统三年二月廿四日乘笠户丸由神户启程，28日抵基隆。首途时，繁樱盛开，令娴以辜负一年花事，大有依依不舍之感，任公有诗云：“我生去住本悠悠，偏是逢春爱远游。历劫有心还惜别，樱花深处是并州。” ⑩ 25日舟泊马关，他抚今追昔，万感交加，赋诗云“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
楼下晚涛哀。”既抵基隆，“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幸首涂前先至东京乞取介绍书，否则将临河而返矣。台湾乃禁止我国人上陆，其苛不让美、澳。吾居此十年而无所知，真梦梦也。”（11）他来到台北，见台北故城在日据下已捣毁，日渐残破，赋诗表达了山河破碎的忧伤之情：“清角吹寒日又昏，井干烽橹也无痕。客心冷似秦时月，遥夜还临丽正门。”他感叹写下《台北节署，刘壮肃所营，今为日本总督府矣》：“几处榱题敝旧椽，断碑陊剥草成烟。伤心最有韩南涧，凝碧池头听管弦。”阴历3月3日，遗老百余辈设欢迎会于台北故城之荟芳楼，敬赋长句奉谢：“侧身天地远无归，王粲生涯似落晖。花鸟向人成脉脉，海云终古自飞飞。尊前相见难啼笑，华表归来有是非。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阴历3月4日，梁氏搭火车南下台中，中部各界士绅三十余人在台中火车站等候迎接。梁氏抵达住进丸山旅馆后，下午五时与栎社社员及中部士绅合影留念，晚上并由栎社设宴款待。张丽俊（1868—1941）《水竹居主人日记》详述当天晚上的宴会情形是：
燕饮之间，社发痴仙君起而述：“此日之会，得诸贵宾光顾，实敝社之光荣。”少顷，梁任公亦起而答词曰：“台湾之风土民情，我本欲来领略，恨无知己之人，今与献堂君相契，故得与诸君晤面；又逢贵栎社开会，殊属幸遇，但今夜酒席中俱文雅之人，只好谈风月，国家政治不必提及。”道罢，俱拍掌称快。少顷，又谈及推敲，甚为有趣，佥曰：“请先生命题。”公曰：“追怀刘壮肃公，不拘体，不限韵。”燕饮至十时罢，才敏捷者先提七律多人，予亦呈一律[5—p36～37]。
从这段描述可确定：梁氏访台，主要是由林献堂居间安排，当天晚上则是以栎社的名义设宴款待梁氏，故由林痴仙致词欢迎。而梁氏发言所透露的讯息颇耐人寻味，由于担心触及政治话题，引起日本官方的干涉，他特别提醒在座诸人：今夕“只好谈风月，国家政治不必提及”[5--p34～39]。据叶荣钟（1900—1978）《梁任公与台湾》一文说：梁氏出席在台北的欢迎会时，日本特工在暗中监视，散会后并侦骑四出，到处质问参加者为何出席？在台中的公开欢迎会上也有一位父老询及任公政治问题，梁氏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6—p25～28]。甘得中也道及当时情景：“是会也，日官民无一参加，而侦探特务则四伏矣，翁（即林献堂）毫不畏缩，起述欢迎辞，继而任公致辞谢，兼作一小时之讲演，因隔窗有耳，辞意委婉，非细味之，不能知其底蕴……。”[7—p30] 因此梁启超以诗代言的方式，表达当时与遗老们相见的心情。在当时情境下，梁氏不得不小心翼翼（12）。在《游台第五信》他说“昨日乃集百余辈，大设欢迎会于台北故城之荟芳楼。吾席间演说之辞，真不知如何而可。属耳在垣，笑颦皆罪耳。”当日情境可想见矣。
为了彰显这是一个非政治性的文人集会，梁氏乃应众人之请出诗题：“追怀刘壮肃公”。据《水竹居主人日记》说：“才敏捷者先提七律多人，予亦提一律。”栎社在次年举办十周年大会时，又以此一诗题向全台各地诗人公开征诗，所得作品俱收入《栎社十周年大会诗稿》中。全部内容共收录三个诗题《洗砚》、《新荷》、《钞诗》，百余首作品。梁启超说“又逢贵栎社开会，殊属幸遇”，考察栎社此次诗会的集会时间，从梁氏到达台中的前一天开始可知。4月1日晚上栎社举行第一次的击钵吟会，以“洗砚”为题，4月2日梁氏到达台中当天，晚宴后众人请梁氏出题：“追怀刘壮肃”，即席赋诗，因并非击钵吟，既不限体、不限韵，亦未规定当夜缴交作品（13）。4月3日下午栎社再以“新荷”为题，开击钵吟会。晚上则由吴鸾旂作东，再次设宴招待梁启超。晚宴结束后，同仁回瑞轩开第三次的击钵吟会，诗题是“钞诗”。
梁启超在台诗词之作不少，如《拆屋行》、《垦田令》、《公学校》、《斗六吏》等等，对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惨况，有所揭露。梁启超本拟南游，后因接康南海电报，不得已提前返回日本，遂有遥吊南台湾之作。梁启超因居雾峰林家，与栎社诸人多所酬唱，林幼春有《奉和原韵呈任公先生》之作：
忧患余生识此人，夷吾江左更无论。十年魂梦居门下，二老风流照海滨。
一笑戏言三户在，相看清泪两行新。楚囚忍死非无意，终拟南冠对角巾。
诗中“楚囚”一联，胜国之悲，兴复之志，溢于笔墨。任公青眼相加，誉之为“海南才子”，并以诗赠之：
南阮北阮多畸士，我识仲容殊绝伦。才气犹堪绝大漠，生涯谁遣卧彰滨。
呕心词赋歌当哭，沉恨江山久更新。我本哀时最萧瑟，亦逢庾信一沾巾。
林痴仙称幼春“千金一字不轻下，文成每有惊人语”，亦是任公诗中所说“呕心词赋歌当哭”之意，幼春诗作每有惊人之语，亦有真挚情感，写到伤心处，真是以歌当哭。诗才特高，又逢沧桑，任公乃以子山、稼轩目之，可见真赏。而梁启超对林痴仙同样赞誉有加。诗卒《梁启超游台记》记载一次击钵诗题“蔡文姬”，栎社诸君推梁启超为词宗，“差不多选了一半，忽见他把一首诗塞进衣袋里，大家以为是任公自己的，为了避嫌所以收将起来，都不以为意。待他点选时，竟从第二名写起，依次写下去，而没有首名的。大家正在莫名其妙，只见他从衣袋里掏出刚才那首来，作为抡元。原来是林痴仙的。它能够抡元，是后面的‘去别家山归别子，临歧碎尽美人心’。”[8] 林痴仙《赠任公》原诗：“脚底烟云大九州，南来又作御风游。姓名端礼门前石，儿女蓬莱海上舟。天地无情飘断梗，江上有恨缺金瓯。一杯酒话人间事，犹喜英雄未白头。”梁启超有回赠《次韵酬林痴仙见赠》诗：“十年魂梦断中州，一往沉冥得此游。顾我不才成落瓠，对君无语似虚舟。过江人物仍王谢，望眼山川接越瓯。且莫秋风怨迟暮，夕阳正在海西头。”离台后不久（1911年4月4日），梁启超还致林痴仙、林幼春函谈论诗学诸问题，皆可观知他与雾峰林家交游之情谊。
二、梁、林书札中几个相关问题
第一，梁、林二人语言近似，尚能通达？
台湾文学馆文学文物数字典藏，有1994年4月15日访黄开基的一段录音，黄氏认为梁启超、康有为都是隶籍广东近潮洲府，是闽、客杂居之地，梁启超来台与雾峰林家语言上尚可通。唯此说甚不明确，疑点重重。考核所见史料，皆谓语言不通，故需笔谈。
梁启超致函林献堂“两接光宇，敬慕逾深，虽重译通辞，有怀不吐，然深知足下品节高尚，怀抱悱恻，窃自欣得一岁寒良友也。”（1910年10月8日）所谓“两接光宇”宜指1907、1910年两次的会面，“重译通辞，有怀不吐”即是因两人语言不通，无法尽抒情怀，唯靠笔谈以沟通。甘得中先生（1883—1964）之回忆之一：
当夜之谈，余为翻译，国语既不太高明，而先生广东腔之国语，亦实难懂。间杂以笔谈，先生笔锋锐利，议论雄伟，见识卓越，固非寻常者所能企及。……先生初落笔则曰：“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其伤时怀世之情感，早已动人，几使我们为之泪下。翁临别，特请任公将当日笔谈之稿底携回，以便转示族侄林幼春一阅，任公点首称善[9—p216～219]。
叶荣钟在《林献堂与梁启超》一文说：“先是由甘氏用不甚纯熟的北京官话翻译，但因不能够畅所欲言，乃改用笔谈。……以上是甘氏生前对笔者所谈的，因为甘氏平素极端倾倒于任公的道德文章，所以那一天的情形印象深刻，所谈的和事实可能无多大出入。”[10—p183]梁启超致林献堂函（一九一一年三月晦，新历4月23日）云：“此词颇自得意，字字皆为台湾人写以事也。词之为道专取诗人比兴之旨，故意内而言外，美人芳草皆所寄托也。公试细读之，当能察其用意所存。痴仙好此道，请出示之，并索其属和也。……吾辈言语既不甚能相通，音信正达意之具也。”梁令娴信函云：“今春得侍家君子漫游台湾，始克一瞻故国风俗，加以府上各位殷勤招待，至今思之，犹觉神往，惜言语不通，未得畅谈为憾。”（1911年8月23日）综合以上观之，悉言言语不能相通，黄开基之说实待商榷。
第二，梁、林二人初识时间
关于林献堂第一次见到梁启超的日期，记载不一。日人编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载：“适于明治四十二年渠到日本内地观光之际，在奈良市与中国亡命政客梁启超邂逅”，明治四十二年即公元1909年。叶荣钟执笔《台湾民族运动史》引述该文时，附注“其实是明治四十年”。他为林献堂所编的年谱记载为1907年。是林献堂第一次赴日，意义重大。叶氏在《台湾民族诗人——林幼春》说：“任公与灌公接触开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暮春。”特别点出是“暮春”。林献堂早期秘书甘得中在《林献堂先生纪念集》中记载为“民前二年翁偕含侄盛昌及余赴日京某日访任公先生于横滨新民丛报馆，迄无要领。”民前二年即1910年。陈昭瑛《台湾诗选注》：“1910年，林献堂曾会任公于日本。”[11—p215]《台湾文学辞典》所录词条“梁启超”谓：“古典文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晚清与其师康有为鼓吹维新变法，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1910年与林献堂相识于日本横滨，建议台人效法爱尔兰放弃武力抗争，改采成立议会的方式争取岛民权益。1911年4月应林献堂之邀访台两周，受到台湾文化界热情接待。”（14） 即使梁任公本人说法，都因记忆模糊而错记，他在《林太恭人寿序》中说：“岁丙午，余始获交台湾林子献堂。时余逋居日本既九年，而台之改版且十二年矣。”丙午年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较丁未年早一年。关于林、梁二人初识时间之叙述，可谓众说纷纭，因此试着就书信梳理一番，希能见真章。
林幼春致梁启超函文云：“家叔东游归，亟云于途次曾拜几席，并有渡台之约，不禁距跃三日”，复谓“年廿八”、“割台后之第十三年”，可知此信函时间为丁未年（1907）。幼春于信末署“六月十五日”，由此可推知梁、林二人初次相见时间约在六月初，非一般所谓“丁未秋”。林献堂致梁启超函：“尝窃自惟，向者未尝奉教之先，如闻麟凤之名，以为当斯世终莫之见也，何图天假之缘，丁未东游，造次遂谒先生于旅次。尔时之快，直乃云雾睹青天，何区区之足瑞哉！”此二则信札可证时间是丁未年，1907年6月二人初次相识。
第三，梁启超来台时间
台湾文学辞典《梁任公游台考》词条：“学术研究。黄得时著。系著者接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计划之研究成果，完成于1965年6月10日。作者自述父亲黄纯青引起他少年时对梁任公的兴趣，进了中学，又陆续读其文章，随后又在连横主编的《台湾诗荟》读到《海桑吟》，知道梁任公曾在1912年访台，因而决定于未来调查梁任公游台行踪。”（江宝钗撰写）然则任公来台时间是1912年吗？根据林幼春信札可知两人初识，林献堂即邀请梁启超来台，所以幼春信上说“并有渡台之约”，而甘得中之回忆亦说“继请先生来台一游，梁先生曰：我早有此想”。但1907年时并未具体成行，直到1910年春，林献堂率长子攀龙（十岁）、次子犹龙（九岁）往日本东京游学，又再次邀请访台。林献堂致梁启超函：“此番游日之计划曰携儿游学，亦由切于亲炙几席，戴盆之人见星而喜，矧望云霓耶！……尔时适接先生初八日所发诗函，读者作色，累叹重欷。既又知大驾将来，则复欢喜无量。”（1910年10月，新历11月（15））但1910年仍未能启行，梁启超致林献堂函：“今迫岁暮，亦稍有人事，拟至春初始乃首涂，尚欲挈小女同游，俾一增故国之思，行期既定，当先驰书奉闻，斯约终必践，13-02耳”（1910年11月22日，新历12月23日）及至1911年1月15日，新历2月13日函：“不佞游台之约屡负息壤，至用惶仄，今兹本已束装待发，……是用复稍濡滞，大约行期当在春半耳。”后据梁启超游台书牍及来台诗词可知其来台出发时间是1911年阴历2月24日（阳历3月24日）。
第四，梁向林献堂商议过筹款办报否？何时告贷千金？
黄得时《梁任公游台考》：“任公既然抱那么殷切的期望来台募款，为什么不能满载而归，变成一无所获呢？其原因和经过，至少在我现在所搜集的资料范围而言，任公没有片言只语提及。所以现在只好由我们来推测其原因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林献堂先生和林幼春先生业已逝世，不能请他们两位出来作证。我们的推测可分两点：一、任公在基隆登陆之前，已受到日本警察盘诘，几为所窘。这使任公得到了很坏的印象。加上任公登陆后，始终有警察暗中跟踪，监视行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任公对于募款事情不敢轻易开口，怕捐款的本地同胞会受政府的干扰与压迫。二、任公的游台，是在辛亥年，也就是台湾割让日本仅历十七年而已，一切经济力量，在殖民政策之下，都握在日本人手中。本省同胞，除了祖先传下来的一些业产（田地）之外，别无其他事业可作。任公看到这种情形，认为遗老们的经济力量，负担不起捐款，遂放弃原意。以上仅是推测而已。”（16） 叶荣钟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一《年谱》“31岁”下附注：“梁任公来台目的，对于筹款办报，有极殷切之期望。然此事在台湾方面，未能获得任何资料。对于筹款问题，梁、汤两先生来台时，是否曾对灌园先生或幼春先生提起，而不能如愿，或见在台湾所接触诸遗老经济实力，微不足道，乃取销筹款原念，未曾启齿，诚难悬揣。盖灌园、幼春两先生生前，皆未提及此事也。唯幼春先生曾对笔者谓：‘任公游台后，于是年九月间为应袁世凯之电邀，将就任财政总长，因旅费无着，曾由横滨致电灌老先生告贷千金。灌老先生已如数汇奉。’当时林幼春先生并曾致函任公，极力反对其就任财政总长，并力劝其与国民党合作。”（17）
今据梁启超致林献堂函：“前在台时，曾商议办日报于北京、上海，兹事所需资本太多，筹措较难，只得暂从缓议”（1911年4月18日，新历5月12日），可知梁启超来台时确实曾与林献堂商议办报之事（18），而该函希献堂为国民常识学会劝募五千元内外，其词云“知公近年扩充事业，所费颇巨，流动资金当亦无多。然勉竭大力，佐以劝募，冀尚克举耳。”此数言正透露出梁启超来台后必然提起办报筹款之事，献堂曾如实告知其事业资金流动状况。然笔者迄今不详黄得时存藏不少梁、林两人往返书信，此信亦其一，何以需另揣测？是撰文时尚未得见，或一时疏忽了？以致无中悬揣。至于后来林献堂先生寄给梁任公信件，内有“阻力横生，蜚言渐布”以及“所恨、有力者不如人意、同心者不必有力”等语，宜是对于劝募国民常识学会之事，备受种种阻碍，以致无法成事。至于叶氏文章后半云“任公游台后，于是年九月间为应袁世凯之电邀，将就任财政总长，因旅费无着，曾由横滨致电灌老先生告贷千金。灌老先生已如数汇奉。”亦启人疑窦。叶氏又于《台湾民族诗人——林幼春》一文中说：“民国元年任公应国内各方面之敦促，拟由日本归国，因旅费无着曾电幼春先生代向灌公告贷千金，幼春先生除遵办外，又专函劝告任公不可受袁氏之笼络，切须与国民党合作，可见他们之间并非泛泛之交可比。”[10—p221～222] 叶氏这两段文字彼此有出入，一是时间究竟是1911年还是1912年？是梁启超直接电告林献堂还是托林幼春代向献堂告贷？
据黄得时《梁任公游台考》：“今查任公年谱，任公任财政总长，乃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组阁时之事，而任公联袁，乃辛亥翌年事，幼春先生致任公之信，当在其时方合情理。然当民二任公回国，系经全国军政显要社会名流之敦请，袁大总统亲电敦驾，始见成行者，区区旅费应无问题，何至遥电乞援，幼春先生之言恐系记忆之误。若然，灌园先生汇款之事，当在辛亥，而幼春先生致书当在翌年乎。盖辛亥年间，为任公经济最拮据之时，且曾于九月十九日潜回大连，欲倚吴禄贞而谋大举。因事不谐而遽返日本也。”（19）其推论部份可信（20）。如再据林献堂致梁启超函则所谓“灌园先生汇款之事，当在辛亥”，更无可置疑。林献堂书函草稿云：“今辄于○日由邮奉饷○○，聊备从者之费，数既不巨，情无可嫌，即有猜嫌，亦非所计矣。有不如意时相报闻，区区之诚，惟力是视。”（1911年9月18日，新历11月8日），此信主要是函复梁启超旧历9月8日函之所求：“冒耻求假千数百金暂以相济，局势稍定，不敢忘报。”梁氏此信寄达台湾时间是新历11月3日，林献堂收信即照办。待林氏由邮奉饷至须磨时，梁氏已返中国，由女儿梁思顺先回函致谢，信见“梁思顺致林献堂函（1911年11月15日）”，内云“奉西十一月八日手示及千金，一切敬悉。”然则梁思顺早在9月17日去函“君子于昨日起程北上，冀组织政党，世乱方殷，行色匆匆，竟不及专函辞行，不胜遗憾，命令娴代达此意，俟到京少暇，当自作函，尚乞先生谅之。……前日家君曾函请先生筹款，今已有所得，请即作罢。”可知梁氏去向林氏资金不久，即另获他处之筹款，便火速于9月16日启程返国，仓促之间无暇去函说明，转请女儿思顺代为致意。思顺17日之函尚未寄达献堂，而献堂于18日由邮奉饷千金寄上。
梁启超于1911年9月由日本归国，19日“天草丸”号驶抵大连，适汤觉顿来，谓梁氏拟运动的吴禄贞已于数日前被袁世凯暗杀，北京形势对梁不利，促梁即返日本。20日为旅顺之游，夜乘汽车往奉天，住日租界内。原拟入京掌握政局之愿落空，且闻革命党人蓝天蔚欲对其不利，乃于23日折返大连，乘原船回日本。此时作者有《归舟见月》、《舟抵大连望旅顺》、《由大连夜乘汽车至奉天》、《由奉天却至大连道中作》等诗。再根据《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所云：“公等又屡称吾尝以无担保品而借金于日本之正金银行，以是为吾受日人贿赂之确据。夫借金则诚有其事也，然此事之由来，人多知之，吾十余年播越于外，负债山积，债主以数十计，前年欲清理之，乃托神户一有力之商人，为介绍于正金银行买办之同乡人叶某者，求借数千金以清宿通，约按月以卖文之资分还，其初则与叶某交涉，非与正金交涉也。乃无端而叶某破产失职，于是吾乃骤变为正金之债务者，正金日夜责偿，吾无以应，其极则处分吾家产耳，而敝书数麓，处分之曾不抵债务之十一，乃再四与婉商，觅得我公使馆员之一友人为担保，而负彼四千金，限六个月偿还，其后尚得三四良友之助，居然销却此债务矣。公等所谓无担保品而得借金者，其即比耶？我所受莫大知会落于日本人者，其即此耶。”可知1911年确实是梁启超颇为拮据窘困的一年。
从以上书信观之，梁启超于旧历9月8日致函林献堂，告贷千金。献堂收信后于9月18日即寄上，可见是收信后立即照办，猜测极有可能是先电告幼春转知献堂，后又致书长文诉其心衷。至于叶氏谓幼春“专函劝告任公不可受袁氏之笼络，切须与国民党合作”云云，观之梁启超1911年9月底（新历11日20日）时致函林献堂书信：“弟欲著一长文，付印将成，成当奉寄袁氏，弥缝残局，欲揽人望，乃以弟承乏阁僚一席，在彼固不得已，在我则安可以不自重，已电辞之。”可能即是对幼春之答复，梁启超返日后不久，袁世凯组阁，即邀任副法部大臣（21），梁启超当时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主虚君共和论，辞不就，故书札云“已电辞之”。综言之，叶氏之说有其部分事实，只是其误说成是1912年，导致黄得时推论的时间也产生问题，黄文“任公联袁，乃辛亥翌年事，幼春先生致任公之信，当在其时方合情理。”今就林献堂致梁启超信札，宜指1911年10月10日前后之信，信札多半是幼春代献堂草拟，因此叶氏才说是幼春先生致任公之信，此信云：“阅各处报纸，颇谓袁氏组织新内阁，一方面收罗才杰之士，一方面渐确立宪政基础，然此不过谬为求悦于民，以潜消革命风云之气，中外知机之士，皆知此举非满廷真意，使一旦兵革既靖，彼袁内阁且不自保、能保其咄嗟之宪法乎？今议者纷纷，复谓实权不在袁氏，即皇室亲贵亦四分五裂、各竖旗帜，此直伏机未发耳，苟吴楚之间旦夕无事，则宫廷咫尺方有萧墙之忧，所可虑者，汉水既扬，义师再挫；党人内讧、失其中坚，而张勋、冯国璋之徒复出死力以捍卫垂倾之厦，此其影响甚大，非早图补救，将有灰心短气者矣。大抵随声附和、真志士少而伪志士多，形见势绌，彼不难于幡然改计。顷者厦门之举，起事诸人半属市井无赖，此诚仆之隐忧，亦志士之所固耻也，且号称举义而急难无赴敌之师、唇齿无转输之济；私其所有、观望一方；事成则可以图功、事败欲急于避祸者，比比皆是，若十旬以内率此不变、统一之机关不立、指臂之号令不伸，则当公私交困、鹬蚌两伤之际，必有乘其后而起者，其险状曷可思议！”那么，黄得时推测是1912年就值得商榷了。
第五，连横是否在基隆迎接梁启超？
连横（1878—1936）子连震东（1904—1986）在《先父生平事迹记略》，称梁启超是保皇党，连横是同盟会员，两人政治立场不同，所以连横与梁启超有距离。（22）此后学界有云连氏当时未曾迎接梁启超之说。而连震东此话或因碍于国民党员身份立场及与雾峰林家撇清关系。梁启超来台由雾峰林献堂邀请，当时，连横与栎社诸君、林献堂交情深厚，1909年加入栎社，然因1930年连横附和总督府撰阿片一文，连、林交恶。但不足以说明前因。又如连横《大陆游记》卷二所论（23），连氏在梁启超未反对袁世凯之前，认为梁“雅负时望”。但这些都无法说明两人在梁启超访台时不相往还的原因。依据甘得中先生回忆，他在追思林献堂文内，提到当日任公船抵基隆时，林献堂与连横及他三人去码头迎接，因船大不能靠岸，另乘小艇进舱会任公，适有总督府外事课警察在盘问，并问任公寓何旅社，任公视甘，甘乃答称已订定日之丸馆，警始离去。可知梁启超搭船抵基隆，连横是迎接的一员。隔天，连横向梁启超央赠两首近作之诗。
郑喜夫《民国连先生横年谱》综合可见之史料，云：“林献堂邀先生及甘得中迎于基隆埠头。启超一行登岸后，由献堂及先生等陪同乘火车往台北。二十九日，启超应先生请，书二幅赠之。其一写其近作怀潘大京诗：‘不见故人积岁月，苍然怀抱与谁同？归欤我记乌头白，行矣君宜马首东。杯酒或关天下计，园花待吐去年红。莫令憔悴忧伤意，损尔飞扬跋扈雄。’落款为‘雅堂大兄方家属写近作，辛亥二月梁启超’。另一写其《海桑吟》舟中杂兴之一‘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楼下晚涛哀。’落款为‘辛亥春游台过马关之作，写似剑花，当同兹怀抱’。”[12—p70～71]目前此二幅墨迹可见《台湾文学百年显影》一书[13—p22]。
林文月（1933— ）《青山青史——连横传》，亦说外祖父连横曾参与过接待梁启超，毕竟梁氏访台，能躬逢其盛，亦有荣焉。何况当时连横与雾峰林家之交情匪浅，迎接梁启超亦是人之常情。但林氏对于“革命”、“保皇”之争，仍然小心翼翼加以解释。梁、连二人政治思想既不相同，连横何以全程陪同呢？林文月谓此非关政治，只是文学上的意见相投：“雅堂与梁启超，一主革命，一主保皇，他们二人在政治方面的观点与立场并不相同，但是，在学问文章方面却是彼此钦慕，而且意见也十分沟通。他们在文学方面，不可否认的，都是属于比较保守的一派。梁启超曾对雅堂说：‘少时作诗，亦欲革命。后读唐、宋人集，复得赵尧生指导，乃知诗为国粹，非如制度物采，可以随时改易，深悔孟浪。’……在这十数日期间，连横几乎始终与一群文士追随陪伴在梁氏左右，他又是一个喜欢赋诗赠友的人，然而，独不见赠送梁启超的诗章，这真是一件很奇怪而值得注意的事情；或许竟是因为政治的根本立场不同所致吗？”[14—p70～71]
但在这批新发现的书信里，有几件与连横有关，一是梁思顺信函云“再者，前曾借连横君大作，久欲奉璧，以事遗忘，兹别封寄上，请转交为幸。”（旧历1911年9月17日）梁启超何以借连横之作？内容是哪些？史料不足，难以解说，但可知梁、连二人仍保持交游。二是林献堂致梁启超函云：“雅堂之去，初无所闻，不
行六百，少劳从者，幸勿齿冷。”此信函时间1912年6月，林献堂托雅堂游大陆之便带六百日元赠梁启超。（24） 从仅见的两封与雅堂相关的信件，可知梁启超游台之后，二人仍有往还，连横游大陆之际，应该拜访过梁启超，至少献堂托转的款项要面交梁启超。
第六，林幼春在1907年前即获知于梁启超吗？
叶荣钟《台湾民族诗人——林幼春》：“任公与灌公接触开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暮春，是年任公作《赠台湾逸民林献堂兼简其从子幼春》长篇”。此诗今可见原稿墨迹，诗末署日期：宣统二年庚戌九月。宣统二年即1910年。当年春天，林献堂携二子往日本东京就学并拜访梁启超，梁有《赠台湾逸民林献堂兼简其从子幼春》之作。
廖振富《栎社三家诗研究——林痴仙、林幼春、林献堂》，谓：“叶氏又猜测1907年献堂结识任公之前，幼春与任公已有书信往来，这个猜测并不可信，只要看过今存“中央”图书馆的幼春致梁氏涵的内容，便可知那是两人以文字结交之始。……至于他引为旁证的梁启超长诗《赠台湾遗民林献堂兼简其从子幼春》（按：“遗”，叶氏原文作“逸”），他也将写作年代（1910年），误以为是1907年，才会错认幼春在1907年以前已获知于任公。”（页77）其说甚是。但廖氏进一步说“献堂于1910年回台时，曾带回梁氏所作之《赠台湾遗民林献堂兼简其从子幼春》长诗一首，痴仙、幼春皆有次韵之作。”[15—p47]谓是“携回”，恐需再斟酌。梁启超致林献堂函（1910年10月8日，新历11月9日）：“惟别以来，循绎足下所言，愤结莫可自解，昨辄成一长歌奉赠”，由林献堂回函可知此诗并同信函奉邮，林氏1910年10月信函云：“尔时适接先生初八日所发诗函。”可知此诗非当时携回。今观当时往还书信，皆可一一还原真相。
第七，《海桑吟》是否有定稿（本）？数量多少？
梁氏在台期间所作诗词，究竟有多少？据连横所编之《台湾诗荟》载56首，名曰《海桑吟》，茶陵彭国栋所著《广台湾诗乘》卷十云：“梁任公于辛亥二月游台。有诗56首，名曰《海桑吟》。载《台湾诗荟》中。林痴仙曾手录一卷，见许天奎《铁峰诗话》。闻庄幼岳先生尚存钞本。中有荣县赵香宋点窜处。任公于诗，本喜推敲。或于脱稿后，就正于香宋也。《饮冰室文集》未录此诗。晚年多学术论著，别无诗集行世。”[17—p235]又据叶荣钟先生所写的《梁任公与台湾》一文说：“他的《海桑吟》诗（任公所编其游台所作诗38首，及梁令娴五古一首，林痴仙五古二首、七律一首，林献堂五律一首，林幼春五古二首、七律一首，命名《海桑吟》，并将该集寄给北京赵尧生侍御删正），传诵一时。”梁任公游台诗，《台湾诗荟》载56首，叶荣钟先生说任公手编38首，数字相去甚远，而内容也不尽相同。宜是任公本身编定的《海桑吟》未正式以此名出版，后人谈其《海桑吟》之作时，想当然尔以其游台诸作视之，而所谓游台诗作，其实包括来回舟行时之诗作及来台返日前后相关台湾之诗作，各人之认定遂有出入。吾人从《诗报》第六十七号有王清渠编的“遗稿”，辑录梁启超二题6首诗，《辛亥二月二十四日，偕荷庵及女儿令娴乘“笠户丸”游台湾，二十八日抵鸡笼山舟中杂兴四首》、《海桑吟》2首即可知此一情况。《海桑吟》2首是：“沧波一去情何极，白鸟频来意似阑。却指海云红尽处，招人应是浙东山。”（笔者按：《台湾诗荟》“阑”作“闲”）“汉家故是负珠崖，覆水东流岂复西。我遇龟年无可诉，听谈天宝祗伤凄。”但此《海桑吟》2首，一般是列入《辛亥二月二十四日，偕荷庵及女儿令娴乘“笠户丸”游台湾，二十八日抵鸡笼山舟中杂兴》10首里，王清渠所标诗题应有所依据，今虽不得而知其依据为何，但正呈显了当时《海桑吟》确有多种版本，似乎与《台湾诗荟》文字亦有出入。
梁任公离台东归，于赞岐丸舟上所发《游台第六信》末段云：“此行乃得诗八十九首，得词十二首，真可谓玩物丧志，抑亦劳者思歌，人之情欤。拟辑之曰《海桑吟》，有暇或更自写一通也。”则任公来台得诗89首，得词12首，梁启超自己说“拟辑之曰《海桑吟》”，“拟”字表示予定或打算之意。以上是将所作不加筛选所得，后来大概有所选择才誊钞请赵尧生修改，数量宜有所减少。梁启超致林献堂函十（1911年4月13日，新历5月11日）：“游台诗词共得七十余首，可谓玩物丧志，已蠹笔半月，不复为此矣。”1911年5月22日，新历6月18日致献堂信札云：“拙作《海桑吟》经赵侍御改定，谨以奉呈，中所论义法可助学问也，改本弟极宝之，阅后务乞掷还为感。”同年闰6月9日，新历8月3日致献堂函又云：“日来颇有吟咏，今将原稿寄上数纸，请与痴仙、幼春共是正之，此系原稿，阅后仍乞与前所寄赵侍御改本一并掷还为盼。”皆可见梁氏极珍爱经赵尧生润色过的《海桑吟》改本。据今可见之《海桑吟》钞本，上署叶荣钟先生所藏，则叶氏应很清楚其内容，然而叶氏说词包含任公游台诗38首，梁令娴五古一首，林痴仙五古二首、七律一首，林献堂五律一首，林幼春五古二首、七律一首，并曰梁启超将该集寄给北京赵尧生侍御删正。从目前可见书信观之，任公极力游说林献堂等人将诗作寄去给他请赵尧生删定，寄还献堂时亦一并奉上《海桑吟》改本以供参酌，叶氏遂将这些诗作统称之《海桑吟》。
黄得时《梁任公游台考》举任公从台中丸山旅馆所发《游台第四信》云：“余旬日来刿心怵目，无泪可挥。拟仿白香山秦中吟为诗数十章记之，今先写三首奉记，以当面语。”并谓：“这里所谓‘拟为诗数十章’之中，除《斗六吏》《垦田令》《公学校》三章之外，其余数十章内容如何，皆不得而知。假使此数十章，是指由在赞岐丸舟中所发第六信之《台湾杂诗》而言，《台湾杂诗》一共只有十七首而已，不能说‘数十章’。况且此杂诗，系咏台湾风物掌故，不能以《秦中吟》视之。或者这是由于仿《秦中吟》诸篇，皆是讽刺或批评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殖民政策，有所顾虑，未便公表，亦说不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任公在世之中，决没有正式编成《海桑吟》的定稿。所有的《海桑吟》，皆由后人就其搜集所得诗什而定名。”[18] 所谓“拙作《海桑吟》”除林家外，外人都无缘得见，亦无定本流传下来，因此其确实内容、数量迄今仍难以确定，今仅于《饮冰室合集》的诗、词及《游台湾书牍》中见到相关的游台作品70余首。
除以上诸问题，台湾“国家文化资料库”文物数字典藏亦错误极多。如梁思顺和梁令娴，汤明水和荷庵都视为二人。
傅锡祺《栎社春会席上次韵呈梁任公启超先生》：“草木犹留战血腥，海山非复旧时青。喜公来又增吾感，禁泪相迎出驿亭。”“烈士何堪长去国，英雄不幸竟工诗。可怜琐尾流离日，未是风云际会时。”“廿年风雨苦相摧，樗栎几难保弃材。翘首天涯望怜惜，东君无力不胜哀。”“豆箕本是同根物，胡越今成异国人。不料无聊文酒会，芝眉也许一回亲。”[19—p455～458]“国家文化资料库”诠释栏“活动注解”谓：“光绪丁未年公元1967年（明治四十年）鹤亭稿。”“1907年”明显是错误。
梁任公十余天的游台，却在多方面产生多种不同的说法，其重要原因即在于史料不足征，致使研究者难有可靠之凭藉，相信这一批书信之梓行，对于推动梁启超或林献堂的研究可以更进一步的深入。
注释：
①此事或有不同意见，如康有为虽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至都察院上书，康、梁等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见欧阳跃峰《“公车上书”康、梁等蓄意造的历史神话》，《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
②林痴仙日记影本由廖振富提供，黄美娥《文学现代性的移植与传播》一文亦应用过此则日记，《重层现代性镜像——日治时代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域与文学想像》，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12月，页289。
③1907年6月梁、林论交，林献堂邀请梁启超来台，1910年献堂携子游学东京并拜访梁启超，又再度邀请，终于1911年春成行，时间前后约五年，故云“游台蓄志五年”。在这之前，他演说、撰文亦时时念及台湾，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说：“新史氏曰：我国有不世出之英雄郑延平，凭藉无置锥之地，而能夺四万方里之台湾于当时炙手可热之荷兰人之手，传子孙三世……直至最近数年间，其人物之价值，始渐发见。”字里行间，充满对台湾历史、民族之情感。
④《甘得中先生回忆录》亦云：“继请先生来台一游，梁先生曰：我早有此想，因曾闻后藤新平说：台湾如何进步，极事铺张，且云非如李鸿章所谓台湾人强悍难治也。如果后藤所说，将来或可为我国借鉴。”
⑤日本统治台湾十数年，在经济等方面都有相当的进步。日本当时著名的杂志《中央公论》中宣扬其成就者。梁启超在其主办的《国风报》中刊其译文，并加译者识语曰：“此本登载日本《中央公论》第七号。于治台先后次第之方，述之历然。意在纪实，不涉夸大，故撮取其意，译为斯篇。中间颇附鄙说，以媿赠为台之主人公者。”并于同年又载译《日本势力之增进》一文，表述日本对台湾统治之绩。梁启超对日本的大肆宣传半信半疑，但由其载文中可知，梁启超对于台湾之重视与关心。李筱峰亦言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在各方面的进展。
⑥侯延爽（雪舫）向梁启超说明办报事宜。关于侯延爽致梁启超一书全文，可参阅《梁启超知交手札》，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5，页174、175。
⑦然“先生这次游台的结果，对于筹款方面，一无所获。”《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稿初编》卷十六，1911年4月6日“徐佛苏致荷、任两学长书”说：“知此行一无所得。二十九日又读来示，所见略同。弟此行甚欲筹贷办报，游台既无所得，不知他处尚有可图者否？”可知任公在台募款，一无所得，甚觉失望。
⑧此信件日期是1911年4月18日，即返日后一个月所写。关于国民常识学会之缘起与章程，改定后之章程及说略并梁启超于宣统三年四月十八日致林献堂的全书内容，可参阅黄得时（1909—1999）《梁任公与国民常识学会——留存在台湾的一些珍贵资料》，《东方杂志》复刊第一卷第三期，1967年9月，页66—73。
⑨关于梁启超访台之经过与影响，详参黄得时《梁任公游台考》一文，《台湾文献》卷十六第三期，1965年9月。汉文《台湾日日新报》载：“梁任公滞台约两星期。今日（即4月11日）已首途东归。润庵与林献堂、洪以南、郑鹏云诸氏等，送往于基隆。闻任公此次来台，其赴中南也，各地诗人皆为欢迎会，唱酬甚多，今之归，奚囊必为盛满矣。”（1915年4月12日）
⑩此诗载《汉文台湾日日新报》结语原作“稍惜樱花时节过，一团绛雪望中收”，后经赵尧生删定。
（11）见《游台第二信》阴历2月29日。《游台第五信》阴历3月8日复云：“彼言台湾总督招我往，岂知我亲往东京求介绍书，费尔许周折耶。岂知吾至鸡笼，几于临河而返耶。”《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而此次之行，乃不知托几多人情，忍几多垢辱，始得登岸。”《甘得中回忆录》记载1907年梁、林相见时情景：“翁继云：‘大驾如果光临，必请日本中央政府显要为先生介绍。盖日人深忌我们与祖国人士接触’。”后得伊藤博文（1840—1909）之介绍，乃顺利登岸。
（12）在梁启超的游台行程中，一件恶意中伤事件，使得日本长期对台湾人思想的严密监管之卑劣手段暴露无遗，对于梁启超的台湾行，日本《神州报》报导其为受台湾总督府之邀请，是为日对台的治绩歌功颂德而来。梁启超对此造谣之事大为恼火，立即写了《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刊登于《国风报》上，表其心迹曰：“……谓吾受日本台湾总督府之招，将往颂其功德，殊不知吾游台之志，已蓄之数年。凡稍与吾习者，谁不知之。而此次之行，乃不知托几多人情，忍几多垢辱，始得登岸。而到彼以后，每日又不知积几多气愤。夫阅贵报之人，皆未尝与吾同游，则任从公者颠倒黑白，亦谁能辨者。然吾之此行，台湾三百万人，皆具瞻焉。一举一动，莫不共见。吾能欺人乎。……无奈此行乃以伤心现象，充塞吾心目中，若有鲠在喉，非吐之不能即安。……公等日日惟以闭门捏造新闻为事，不转瞬而所发现之事实，适与相反，其毋乃太心劳日拙矣。”梁氏自登岸始即受盘问，因此在台公开的聚会活动无不刻意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
（13）梁任公出此题动机及诗会相关经过，如洪弃生对刘铭传有所批评，因此欢迎宴上并未撰写《追怀刘壮肃》等缘由，详细可见廖振富《日治时期台湾古典诗中的刘铭传——以栎社征诗（1912）作品为主的讨论》，《东海大学文学院学报》四五卷，2004年7月。
（14）廖振富撰写。其《栎社三家诗研究——林痴仙、林幼春、林献堂》所述无误，或时隔数年另撰写词条时，参考甘得中之说而致误。来台时间4月亦应改为农历2月底或阳历3月。论文为1996年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智慧型全台诗知识库》“梁启超”介绍亦皆沿袭错误，云：“宣统二年（1910）与林献堂相遇于日本横滨，建议台人效法爱尔兰放弃武力抗争，改采成立议会的方式争取岛民之权益。”实则至横滨未得见，于奈良旅次方戏剧性相会，时间是1907年。对梁氏“个人简介”复云“1913年返回中国，先后在袁世凯、段祺瑞政府任职。”今从书信可知1912年10月归国，非1913年。
（15）本文凡注明“新历”，则此“新历”前之日期都为旧历。
（16）《台湾文献》十六卷三期，1965年9月。叶氏在《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一亦如是表示：“此事在台湾方面，未能获得任何资料，对于筹款问题，汤、梁两先生来台时，是否曾对灌园先生或幼春先生提起，而不能如愿，或见在台湾所接触诸老经济实力，微不足道，乃取消筹款原念，未曾启齿？诚难悬揣，盖灌园、幼春两先生生前，皆未提及此事也。”页20。
（17）收入叶荣钟著，李南衡、叶芸芸编注：《台湾人物群像》，台北：时报文化出版，1995年4月，页81。另见叶氏在《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一，页20。梁启超于1917年，段祺瑞组阁，任财政总长。叶氏后半引幼春之说，问题较多，未知是幼春原意或因时间久远，叶氏误记。
（18）今所见诸论文，对办报筹款之事，大抵皆沿袭叶荣钟之说。如郑淑莲《梁启超之游与林献堂（1907—1911）》：“到底是曾对林献堂、林幼春等人提及，而未能如愿；或者是盱衡其经济力量之不足，乃取消念头，未曾启齿？则未得知。”《弘光学报》三十期，1997年，页170。邱白丽《梁启超在台湾》一文引梁氏《游台第六信》，揭示台湾经济状况不如日本表面宣传那样进步富裕，台湾遗老能提供的金钱援助，许是微不足道吧！恐怕梁启超亦难以启齿筹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台湾2》，台北：万卷楼图书出版，2002年10月，页74。大抵都是根据叶氏之说而来，这是因为当时无法见到书信的原因造成。
（19）《台湾文献》十六卷三期，1965年9月，页41。文中云任公民二回国，宜是民国一年十月归国。
（20）不过黄氏推论“任公来台筹款未能如愿，一无所得。其真正原因以及经过情形，无法得知。不过，据林献堂先生寄给梁任公信件，内有‘阻力横生，蜚言渐布’以及‘所恨，有力者不如人意，同心者不必有力’等语，可知当时对于募款办报之事，确受种种阻碍，以致不能达到目的，是没有疑问的。”则将国民常识学会劝募一事与募款办报混淆。而“而任公联袁，乃辛亥翌年事，幼春先生致任公之信，当在其时方合情理。”则时间点上有问题，请见下文。
（21）1911年11月19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载“编辑剩录”（11月18日）：“梁启超本年春来台时，曾与人谈清国大局。闻其语气，似有不忘其故国者。阅十六日之北京电。已任为法部副大臣。不知其能挥其大手腕。以维持危局乎。”同日另有“清新内阁成立”之名单，“总理大臣/袁世凯……副大臣/梁启超”，当时台湾方面的消息皆谓梁氏任“法部副大臣”。直到11月27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又载《梁氏在门司一夜话》：“袁世凯入京。余以十四日在大连阅新报号外始知。袁此次上京。胸中必有成竹。惟当此时局艰危。不知若何收拾。据北京近报。袁已组织新内阁拟予为法部副大臣。此予所不与知者。假令袁果以予为该大臣。予亦不甘受也。”（标点为笔者所加）整个事情才明朗。
（22）文云：“宣统三年辛亥任公来台湾时，先父曾往迎接，并于台北、台中两度欢宴，与台湾诗人颇多唱酬之作，但先父没有诗文留下，原因是梁为保皇党，而先父为同盟会，政治立场不同，彼此便有了距离。不过，任公先生曾应先父之请，书二幅相赠。”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已出面具名指证连横不可能是革命党人，但坊间仍溢美是“吾国老民党”（徐炳昶序）、“加入同盟会”、“参加同盟会”，甚至还有连横因张继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之说，都是有违史实。
（23）文云：“梁启超又为司法总长者也。启超雅负时望，以法治国自期许，乃见此破坏约法之命令，欣然从之，则其所自期许者何在？……故为司法总长者，而稍有人心，拒之可也；争之可也；则不能去之可也。而启超乃任其蹂躏，其能免于春秋之责乎？”
（24）一般均谓连氏1912年3月游大陆，1914年冬结束为期三年的大陆游历。然献堂此信为农历5月，新历6月，与3月时间不符，连横游大陆时间或需再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