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变化趋势研究：2003/2011_人力资本论文

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变动趋势研究：2003—201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毕业生就业论文,变动论文,因素论文,趋势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4)02-0132-07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下，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就成为必然。自1999年高校扩招的政策施行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由高校涌入劳动力市场。2003年到2013年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12万迅速增至699万。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每年都有大量的毕业生在离校时没有实现就业。当人力资本不能及时在劳动力市场中转化为就业时，现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会由于知识的更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出现老化的现象，人力资本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所应起到的各种正面效应将逐渐消失。

       就业是民生之本，促进就业是安国之策。201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着重提出要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本研究基于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对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结果的各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尤其关注了与高等教育结构相关的学校类型、学科结构、学历层次以及高校教育质量因素，并分析了2003年至2011年间各种因素对就业结果影响的变动趋势，以期为有效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以往研究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并没有取得共识，主要分歧在于大学生就业难究竟属于供求总量问题，还是属于结构性的问题，抑或是两者并存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总量失业理论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过快的扩招速度导致了大学生总量供过于求。但实际上，我国扩招以前的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与国家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要求不相称。即便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快速的规模扩张，高等教育仍处于大众化阶段的中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足10％，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依然明显。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带来对高等教育人才需求的增加。因此，从大学生总量和高等教育扩招上寻找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解，与国际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趋势相违背。

       结构性失业理论认为，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和需求在地区、产业、职业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从而引起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的现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依然较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这一特定制度背景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是相对的，具有转型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即在某些大中城市，大学毕业生的供给量是相对过剩的，但在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他们则是绝对不足(赖德胜，2001)。一些学者认为在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的情况下，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如果选择到西部、到农村等基层就业，其就业渠道将大大拓宽。但随着大学生就业体制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主导大学生就业行为的选择由以往的集体主义取向转为追求个人目标和实现自我价值，要实现毕业生的充分流动，特别是自觉向西部地区、艰苦行业的流动，仅靠市场本身的力量还难以实现。

       造成大学生供求结构失衡的原因很多，不但涉及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个体选择偏好，高等教育内部存在结构失调问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学校类型、学科结构、学历层次等)是高等教育从整体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首先，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近几年来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等多样化办学形式共存的局面，以满足就业市场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但有些高校的观念依然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上，一些普通本科院校盲目追求成为研究型大学、综合型大学，一部分高等专科学校热心于“专升本”，从而导致高校的精英定位与社会的大众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其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后果就是职业、职位和岗位的变化，就业市场的需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高校专业的设置与调整。相对于灵活的人才需求，传统计划体制以及供给导向的教育体制导致了高校的专业调整始终存在明显的滞后性，高校专业人才培养的速度远低于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的变化速度，高校设置的某些专业与社会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是摩擦性失业(郑功成，2006)。再次，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3个层次，武毅英(2011)发现扩招后高等教育的学历层次结构表现出一定的问题：高等教育的学历层次比例失衡，各层次教育定位不清，层次结构间衔接性差，从而误导了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并减少了大学生的就业机会。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其质量关系到国家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一国要想增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必须大力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而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高等教育需要大力提高质量，这样才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需求(Harvey，2009)。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张使得教育资源摊薄，这无疑会影响教育质量和大学生就业。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存在毕业生求职难和用人单位招聘难并存的局面，从供给角度看，核心问题是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曾湘泉，2004)。《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8—2010》也指出，高校毕业生能力普遍达不到用人单位要求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扩招后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的问题更加明显，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专门机构，理应为此负相应的责任。

       研究者还从个体层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孙志军(2013)使用2000年和2005年的全国性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分匹配的方法发现，高校扩招后大学毕业生相对于高中毕业生在就业上仍旧延续了优势地位，现实中观察到的扩招后大学生失业率的上升更多的是由于个体因素和家庭背景等因素造成的。《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普通高校女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从1997年的37.3％，2000年的40.9％，升至2005年的47.1％。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大学生总体的就业状况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此外，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生就业也很有代表性(岳昌君等，2004；赖德胜等，2012)。关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衡量，对大学毕业生求职结果和起薪的影响、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参照孟大虎等(2012)的研究综述。

       我们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是供给、需求及供需匹配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解决就业难也应从不同方面着手。对于高等教育的总量而言，教育部从2006年开始将我国高校招生规模增长速度控制在5％以内。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的就业难，需要促进城乡与地区协调发展，逐步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乡分割等就业壁垒，为公平就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这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对于个体层面的因素而言，毕业生的一些个体特征(比如性别)以及社会资本很难进行干预，而一些人力资本指标(如获得奖学金、成绩排名等)只对提高个体就业情况有效，而对提升毕业生整体就业水平没有明显作用。综合而言，只有高等教育的结构以及质量可被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进行干预，从而成为改善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突破口。但以往能综合考虑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质量以及个体层面因素对毕业生就业作用的实证研究非常少。此外，自高校扩招以来，不但毕业生的供给不断增加，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政府的相关政策等也在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以及教育质量也处于不断调整与改进的状态。利用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纵贯数据进行趋势研究，不但可以考察高等教育的结构以及教育质量对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影响，还可以通过逐年比较来了解各种因素对就业结果影响的变动趋势，从而更好地为高等教育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提供针对性建议。

       二、数据与变量

       为及时准确地了解我国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就业状况，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于2003年、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1年进行了五次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五次调查的样本数据说明详见岳昌君(2012)一文。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一个是否就业的二分变量，1为是，0为否。当前教育管理部门采取的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的计算方法是(毕业生总人数—未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这种计算方式中的分子包括毕业生考取研究生以及毕业生出国学习及出国工作，因此初次就业率的提法改为“毕业去向落实率”更准确。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考察高等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相互关系，由于毕业生升学或者出国群体在毕业后并没有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直接关系，因而本研究采用曾湘泉(2004)对于就业率的定义，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人数/(大学毕业生总数-读研人数-出国人数)×100％。在2003年至2011年5轮调查中，读研和出国人数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5.1％，19.1％，16.8％，21.5％以及16.3％。由于读研和出国的毕业生大部分来自“211”大学或者普通本科院校，因此落实率和就业率的不同计算方法会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就业结果统计产生一定影响。

       高等教育结构与质量对于毕业生就业结果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学校类型分为“211”大学、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学科结构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学历层次分为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毕业生对于学校总体教育质量评价的均值被视为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的内部保障指标(使用里克特五分量表进行测量，1=很差，5=很好)。此外，学校所在省份被划分为东、中、西部。

       个体层面影响就业结果的人力资本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对所学专业感兴趣，学习成绩是否排在班级前25％，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是否是党员，是否有过实习经历，是否考取过职业技能证书，是否获得过奖学金；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和民族；个体家庭背景因素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由父母的受教育背景、职业层次以及家庭收入计算所得，是一个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复合变量)和生源地(省会或直辖市、地/县级市、农村地区)。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

       要有效对高等教育结构失调问题进行调整，就需要了解各种结构类别对于大学生就业结果的净效应。以学科间毕业生起薪差异分析为例，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发布的《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薪酬调查报告》发现，2006届北京高校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为2262元/月，哲学类专业的毕业生月起薪最高，为2823元/月。《2012广东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白皮书(本专科)》中显示，本科生平均起薪为2795元/月，其中哲学类专业的毕业生平均起薪最高，达3649元/月。造成哲学类毕业生起薪最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哲学专业毕业生大多来自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自身能力和综合素质都较高。邓峰(2013)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将学校差异和个体差异进行控制后发现，哲学类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在所有学科中排名倒数第一。同理，将各学科毕业生就业率的简单描述统计作为学科结构调整的依据，在研究方法上并不严谨。

       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非常常见，学生嵌套于学校是一个最经典的嵌套结构。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可以很好地处理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Raudenbush & Bryk，2002)。本研究中，学生还会同时嵌套于某一学科，因此本研究会采用HLM的一种高级形式——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Cross-Classified Multilevel Model)，二层方程包括一个横栏的学校分类以及一个纵栏的学科分类。此外，由于本研究中的因变量为是否就业的二分变量，模型还应继续扩展为广义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HGLM)。

       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将就业结果的总变异在个体层面、学校间和学科间进行划分，传统回归分析中的误差项也被分解为三部分，每个毕业生都有自己的误差(

)，来自同一学校的毕业生具有相同的截距误差(

)，来自同一学科的毕业生都具有相同的截距误差(

)。研究者可以在不同层次的模型中引入相应的自变量对就业结果进行解释：个体的学历层次、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和家庭背景相关变量会被引入层一模型，代表高校特征的变量会被引入层二的横栏方程中，代表学科类别的变量会被引入层二的纵栏方程中。在本研究中，不同水平的变量都以总均值进行对中处理(grandmean centered)。具体的模型设定为：

      

       四、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不但关注各种因素对于毕业生求职结果的影响，更关注其影响大小在扩招后的变动趋势。由表1可知，学校类型在某些年份对毕业生的求职结果有显著影响。2003届“211”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概率显著高于专科院校毕业生

。对于2009届毕业生而言，“211”大学毕业生

以及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

的就业概率都要显著低于专科院校毕业生。除此之外，“211”大学以及普通本科院校的系数在2005年，2007年和2011年基本上都为负，但是并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211”大学以及普通本科院校对于毕业生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除本研究采用不同的就业率计算方式外，还与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很好地控制了学科以及个体层面因素有关。此外，高水平大学的毕业生更倾向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而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将导致毕业生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相对机会减少，从而致使其失业率增加。

       高等教育结构中的学校类型以及学历层次对就业的影响是相互交缠的。我国存在相当数量的本专科并招的高校，因此专科生有可能来自专科院校，也有可能来自本科院校。而公众在比较不同类型学校的就业率时，一般比较的是本科院校的本科生同专科院校的专科生之间的差异。以2003届毕业生为例，普通本科院校(

)本科毕业生

的就业概率要显著高于专科院校的专科毕业生，但这种就业概率上的优势在随后几年中却越来越小，直至显著低于专科院校的专科毕业生。对于研究生就业概率的变动趋势，该群体相对于专科生的就业优势逐年减小

，显示了研究生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就业压力。由于本科学生的扩招，研究生教育也大量地扩大招生，但过度地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既超出了学校的培养能力，也超出了社会的合理需求，不仅造成了精英教育不精，而且造成高层次人才低层次使用，既给研究生的就业带来很大困难，也给本科生就业带来巨大冲击。

       对于地区而言，东部高校

和中部高校毕业生

在2003年的求职成功概率要显著高于西部高校毕业生，然而这种优势在随后几年也逐渐消失。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上限制流动的制度因素(比如户籍制度)在逐步解除，不同地区间就业机会以及工资收入的差异刺激高校毕业生跨省流动的比例逐步增大(岳昌君等，2005)，又或者是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效地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而为高校毕业生创造出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2009届毕业生而言，东部高校

和中部高校毕业生

的就业概率要显著低于西部高校，这可能是因为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外贸行业和外向型制造业造成比较强大的冲击，而这两个行业又恰恰是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比较强的，因而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受到很大的抑制。

       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是影响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重要内在因素。本研究发现，对于人文类学科，文学、历史学和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大部分年份的就业概率都显著低于工科毕业生。对于社会科学，法学毕业生历年的就业概率都显著小于工科毕业生，经济学、教育学和管理学毕业生的就业概率在某些年份显著低于工科毕业生，而在某些年份则没有显著差异。对于自然科学，理学、农学和医学毕业生的就业概率在2003年同工科毕业生都没有显著差异，随着扩招的推进，三个学科同工科毕业生在就业上的差距也逐渐显现出来。当前我国高校的收费和拨款基本上仍然只是根据学生数量决定，很少体现学科特点和对学生培养成本的区别，导致了一段时期内法律、会计、文秘、外语等低成本的“热门”学科大量扩张，最终热门变成了冷门，毕业生就业自然就增加困难了。

       本研究另一重要发现是高等教育质量对毕业生就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且这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扩招后，大学生就业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在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的原则下，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发展需要对毕业生精挑细选。对于具有相同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其内在素质和潜在劳动生产率都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用人单位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已经不会对其所获得的文凭和学历过分迷信，大学生是否具备适应岗位需要的就业能力成为人力资源部门关注的重点。而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又与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质量息息相关，因而造成了高等教育质量在就业中的作用逐步凸显出来。

       本研究发现，很多人力资本指标都会对个体的求职结果产生显著影响，比如学科兴趣，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是否是党员，是否获得技能证书，是否获得过奖学金等。由于就业于城市、国有部门等主要劳动力市场能获取明显的分割性收益，这就导致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位竞争相当激烈(赖德胜等，2008)。主要劳动力市场一般由用人单位来主导设定招聘条件，大学生的谈判能力是很弱的。而用人单位在筛选过程中，除了关注学校声誉、学历层次、专业类别这些基本要素之外，还会更倾向于挑选综合素质强的学生，于是学习成绩好、获得过奖学金、是党员、有过兼职经历的大学毕业生就会更受用人单位的青睐。本研究还发现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毕业生的就业概率在历次调查中都显著高于女性毕业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毕业生，其顺利就业的机会也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扩招后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的结构与质量存在的问题，对有效地配置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形成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发现，学校类型对毕业生就业并没有表现出稳定而显著的作用。不同类型学校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不应都唯“就业率”是瞻，它们在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时所采取的策略也应不同。高校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大致分为对口与适应，对口指的是高校的人才培养以劳动力市场中各种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为主，重视技能性的培养；适应是指高校培养的人才合乎整个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而不是直接按照岗位进行订单式的培养(谢维和，2004)。研究型的综合大学承担着发展学术、传承文化的重任，因此研究型大学同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应该以适应为主；而高职高专院校以培养应用型的技能人才为主，其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应以对口为主。对于学历层次，本研究发现，专科生的就业形势逐渐好转，本科生和研究生相对于专科生的就业优势逐渐消失。教育部2012年印发《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以后将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为促进就业，我国政府近年来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引导建立了一批“应用型本科”，在研究生层次，更强调实践性的专业硕士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对于高校类型以及学历层次，教育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对其结构进行调整。但对于学科结构的调整以及教育质量的提高，教育管理部门则应该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学科结构失调的根源恰恰是政府的行政干预对市场反应失灵从而导致高校毕业生与市场需求脱节。《意见》中也强调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为此要落实和扩大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本研究还发现高等教育质量对毕业生就业的促进作用逐渐凸显。《意见》也强调了高等教育要坚持内涵式发展，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是对传统精英教育一统天下单一格局的突破，高等教育的多样性要有多样化的培养目标和规格，从而也应当有多样化的教育质量标准(潘懋元，2000)。这也意味着无论学校的性质和层次如何，学校只要针对社会和学生的需求，强化特色，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各展所长，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都可以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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