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工会组织的观察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会组织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产业工人”便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之一。作为这一群体的联合组织形式，“工会”一直被认为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组织，并得到各领域研究者的重点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世界制造业格局的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效应的快速扩散，各类制造行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均出现了相应的结构调整，这些都影响着基层工会的具体职能及其表现形式。①工会组织的职能更显功利，其原有的阶级意义逐步消解，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传统社会，基层工会及其领袖在国家、政党以及工人之间所扮演的角色也正变得愈发微妙，这些变化都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本文详细梳理了近年来西方学者有关各国工会组织发展情况的实证研究观点并总结相应经验，以期为新形势下我国工会组织的完善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关于工会组织职能变化的分析 整体来看，西方学界对于“工会”的组织职能、表现及其社会意义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强调工会组织的“垄断性”特征，认为工会协助会员工人以非竞争形式获得额外经济收益及发展机会，在会员工人与非会员工人之间采取了不对等的处理态度，同时阻碍了所在企业整体经济发展的可能。与此相对，另一批研究者则强调工会组织的积极效用，认为该组织为企业职工扮演了“代言人”角色，这不仅有助于缓和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更为双方的日常化交流提供了平台，对双方利益达成及企业整体经济效益的增长起到了积极效应。②在这一总体分析框架下，研究者对工会组织职能的发展情况予以了具体梳理。 第一，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会组织的职能讨论中，最为强调的便是工会对于工人群体“阶级意识”的培养作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及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会职能关注的重点。③但这一职能在当代社会已发生明显转变，“阶级”“阶级意识”等带有强烈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概念、词汇已很少出现于西方工会的日常工作报告中。 就此，研究者对美国社会工会做了具体观察，指出基层企业工会往往设有双重组织目标，按照具体任务与日常工作的契合程度，将任务目标分为“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在“短期目标”达成过程中，工会主要负责为企业职工提供日常性服务，如改善福利待遇、完善工资制度及提供技能培训等。这些任务设定都以满足会员职工现实需要为依据，表现为阶层工会与职工群体的直接互动关系。与之对应，所谓“长期目标”即包括工人群体的整合、共同意识的培养以及提升工人群体社会阶层地位等。面对这类工作任务，基层工会多强调其执行过程中的“社会性”因素，即认为这类工作超出基层工会能力范围，需要全国性行业工会或社会性机构担任，因而对此类工作任务的目标达成多采取回避态度。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工会“长期目标”达成机制的讨论中，研究者对于其所呈现的差异化表现予以了重点强调，指出当前美国的工会对达成“工人团结”目标的手段已不再单纯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阶级斗争，由于各州政治立场存在差异，各州工会利益表达亦有明显的形式差别。工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会的团结程度都可能因为具体负责人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换言之，一个仍在强调“阶级”或“阶级意识”的工会，其工会领袖必定是一个相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⑤ 第二，在实践层面，工会组织对于企业职工起到的“职业技能培育”作用得到了研究者的集中关注。在这类研究者看来，工会对职工的最直接帮助即在于提升其具体技术能力，并强调这一职能同时对职工个人及企业生产起到了积极效应。⑥ 在工会组织“职业技能培育”职能的发展方面，弗兰斯·格林(Francis Green)等人对英国早期企业工会的实证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系统分析了工会组织的职能转变机制，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社会企业工会已不再单纯强调“被动”的利益提升(即代表职工与资本所有者进行“讨价还价”)，而是表现出更为主动、积极的利益获取意愿，其中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形式，即由工会组织承担相应会员工人技术能力培育职能。⑦ 通过与其他类型技能培育机构的比较分析，研究者对基层企业工会职工技能培育职能的效果予以了高度认可，指出在(英国)政府投入行政力量提升国内职工技术职能的过程中，各企业工会扮演了重要的信息传递者角色，利用贴近职工群体的先天优势，为相应培育项目的具体执行提供了组织力量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具体企业工会进行个案分析后，研究者强调工会有能力更好地调动、利用企业外部培训资源，并指出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将逐步成为企业工会开展日常工作的优势所在。⑧这一观点恰恰与工会逐步与外部非政府组织(NGOs)联合发展的事实相验证。 第三，在关于企业工会职能表现的具体分析中，研究者也对工会职能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职能进行了类型比较。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随着企业人事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特别是相应劳资关系处理机制的正规化，企业工会对劳动者的保护职能将被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所替代，工会组织的意义也将随之淡化。另一方面，有研究者则认为上述观点过于片面，强调工会组织对于职工个人利益，特别是非物质性、情感需求的满足依赖与工人组织本身的“共同体”效应不能被其他组织或机构完全替代。更为重要的是，持这类观点的研究者多强调工会组织对职工群体情感性需求的满足，认为其效应不仅有益于企业本身，更直接表现为对于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充。⑨ 此外，在部分以特定群体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还注意到当代基层工会对企业女性职工、少数族裔工人、贫困工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工人具有相应的保护职能。但与此同时，这类研究者同样强调工会对这类群体的保护往往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固定式”特征，即职工群体本身很难对所在工会的相应职能及其具体表现予以完善或改变，而是更多地表现为被动接受。⑩ 二、西方国家工会组织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各国经历多次经济危机，各类制造企业生产效益出现频繁波动。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劳资关系也在承受不同形式的冲击与挑战。对具体工会组织而言，只有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才能适应新型劳资关系所带来的组织发展要求。从现有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各国工会呈现出三大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 第一，差异化发展趋势。行业差异、同一企业职工类型的多样化，使得“工会”组织的组成变得愈发复杂，相应的职工之间达成“同意”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为了克服这一点，基层工会必须实现有针对性的发展，满足特定职工群体的需要，这就使得工会组织之间的差异越发明显。通过比较传统制造行业与新兴行业、高科技行业企业工会组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类型职工对工会的需求期待、参与度及满意度有较大不同。(11) 在这些研究案例中，关于印度电子信息、网络技术行业工会的研究最值得借鉴。通过对该类企业进行参与式观察，研究者发现，相比传统制造业职工，这类行业中年轻、高学历、高技术能力的职工对工会组织的认可程度更高，主要原因在于该群体有着更为强烈的彼此支持的需要。同时，研究者指出，在类似产业及从业人员结构的企业中，工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多数并不表现为与企业资本所有者的博弈、抗争，而是更多地体现在职工群体内部社会关系网的连接与各类资源的整合上。通过加入工会并参与工会活动，这类从业者能够与所在企业、工作同事达成更为积极的互动关系，满足其情感需要，这是该类行业工会组织效用的直接体现。(12) 虽然目前大多数个案或数据研究仍不足以证实劳动者类型与工会组织差异性表现之间确实存在直接相关关系(主要原因在于不能排除工会外因素的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随着生产技术复杂性的提升，行业以及劳动者类型之间的差异会愈发明显，而要实现具体企业工会有针对性的发展，工会的发展就必然呈现整体的差异性趋势。 第二，工会组织内部成员关系连接的个体化发展趋势。在10～15年之前，工会工作仍较多地表现为“动员”与“抗争”，即集中于组织职工群体与企业资本所有者进行利益博弈以获取更多物质收益及福利保障。这一组织特点决定了工会组织内部成员关系连接更多表现为集体形式。然而，这一关系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由于组织服务个体性色彩的加重，工会成员与工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也表现出“去集体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一点，欧洲国家相对于美国表现得更为明显。(13)研究者以丹麦工会为例，认为地区内企业工会的职能聚焦点已从社会、社区层面逐步收缩至企业及职工个人层面，职工个体与工会组织形成了直接的对接关系。换言之，工会承担的社会职能正在逐步消解，对会员对象的个体需求满足成为工会组织的主要职能。也正因如此，职工对工会的评价以及参与表现带有明显个体性特征，很多时候直接表现为其本人对所在工会领导的认可与否。(14)研究者强调企业职工对工会组织的参与程度很大程度取决于自身个人意愿、行为偏好与所在组织的符合程度。(15) 在这类观点基础上，一些研究者进而提出工会组织活动的发生场地已经从工厂单位实现了向外转移，工会对于职工的日常关注也不再局限于工作本身，对职工个人家庭生活、情绪、情感的关注以及帮助职工实现“工作—生活”之间的平衡，这些都是工会在当下吸引职工加入的重要手段。(16) 第三，联合外部社会资源共同服务的趋势。这一点主要表现为基层企业工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正在逐步加强，前者对后者力量的整合与利用，正在成为工会发挥管理效用的主要手段。 在研究者看来，工会与特定的社会组织都以维护工人权利为组织任务目标。虽然有研究者认为两者之间在目标达成手段方面存在分歧，(17)但更多研究者相信工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交流可以有效克服这一问题，并且后者在特定服务领域内所具有的专业服务能力能够为工会日常工作的开展提供专业性技能支持。(18) 当然，研究者也对工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异性予以了特别关注，认为前者更多表现为“利益主导型”组织，后者则多表现为“理想主导型”组织，这一特征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双方的合作表现。在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中，研究者指出克服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服务方案设定、问题解决及两者关系处理，双方都应以服务对象(企业职工)为核心，围绕职工实际需求进行项目运作内容的具体协商，实现各自认定社会目标的综合达成。(19) 此外，在大多数欧美国家，工会组织在当代的弱势发展趋势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贡献比例仍占绝对优势，且这一比例仍在持续增大。在这一格局下，工会组织对企业资本的依赖程度将会愈发明显。研究者较为忧虑地提出，一些大资本公司、跨国公司所建立的工会组织虽然规模庞大，却往往不能实际体现、维护职工群体利益。相反，原有多元小型工会组织却会因为无力与之竞争而陷入发展困境。在这一组织格局下，工会会员劳动工人本身的抗争能力便会受到实际冲击。(20)在针对诸如比利时这类工会发展看似相对稳定国家的研究中，研究者也作出特别提醒，指出不能被其相对稳定的工会组织“数量”迷惑，因为这类数字及表面稳定发展的格局往往掩盖了类似国家基层工会无力应对新形势下职工需求的现状，是类似工会组织发展实际上趋于式微的一种表现。(21) 三、对非欧美国家工会的观察 以上研究主要是针对欧美国家工会发展现状的讨论，研究者集中关注这类国家工会在新形势下的组织发展变化。与此同时，部分西方研究者对非欧美国家工会组织发展情况也予以了研究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以非欧美国家为关注对象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工会组织的讨论往往直接回应一个问题，即工会组织如何与这类国家的新兴市场环境相适应。换言之，研究者往往将这类国家(地区)的工会认定为原有国家行政运作的产物，而在国家整体实现市场化的过程中，工会本身存在如何与之适应的问题。海外研究者对这类后发市场国家(地区)工会组织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于了解原本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工会组织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22) 对应这一研究主题，研究者多选取“后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组织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在传统认识中，这类国家工会组织的角色、意义往往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且多发展、成型于经典社会主义阶段，因此，这类特性与意义势必将随着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逝去而消解。“工人”“资本”“党政”这类概念的性质变化，将直接改变原有工会组织的存在意义。 但是，一些新近的观察却动摇甚至否定了上述判断。以波兰为例，研究者发现，自2011年起，该国工会组织已对原有偏激进的政治运动方式进行了整体修正，建立了全新的“工人委员会”，并恢复了工人“同意”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这类工会革新并不单单满足于工人群体需求的达成，而在于通过整合自身组织形式整合与国家所推行的市场经济的逐步对接，实现工会在国家新形势下的再发展。(23) 除此之外，对非欧美国家工会，研究者同时关注资本类型差异对于工会组织可能产生的影响，即讨论不同资本类型企业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过程中的具体表现。这部分研究也是该类国家(地区)劳动关系、劳资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 研究者发现，在越南、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国家(地区)中，那些由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韩国资本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存在“老板工会”现象。受投资所在国家(地区)法律及政策限定，这类企业往往设有工会，但与西方国家企业工会不同，这类外资企业所设工会并非表现为劳动工人的自由联合，其所反映的利益诉求及日常所实现的管理功能也大多并非出于职工利益考虑，而只是企业实现“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不仅如此，研究者对这类工会组织的具体职能也提出质疑，认为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发生劳资纠纷时)，这类工会往往站在企业或地方政府一边，忽视对会员职工利益的保护。这也导致大量基层工人对其所在企业工会失去信心，工会组织原有组织效能难以得到实际发挥。(24)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国家、地区研究相比，在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工会组织表现的观察中，海外研究者对工会组织内部的层级关系抱有浓厚兴趣。有研究者提出，在中国工会组织系统中，“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的机构角色及职责尤其值得关注。在浙江、广东、山东以及其他沿海城市总工会逐步推行工会领导选举制度的情况下，全国总工会一直未有跟进，工会领导选举改革也未有推进表现。基于这一情况，研究者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更多受到国家行政力量的管理控制，而不能被视为各基层工会“自下而上”的联合组织。通过对全国总工会进行行政管理，国家对各基层工会实现“自上而下”的行政领导。(25) 对此，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意见。在对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各级工会(特别是基层企业工会)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者强调大陆地区工会组织的具体表现呈现多样性特征。中华全国总工会只是一个整体性国家代理机构，并不对旗下各基层工会工作的开展起完全的领导作用。由于存在地区、层级、行业类型、职工规模差异，各基层工会的日常工作表现各有不同。国家整体控制与基层职工的具体需求，在影响基层工会实际表现过程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四、对中国工会工作的启示 上述研究讨论了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在当下的职能表现与发展趋势。这些外部经验对于中国工会发展的启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理解工会“群体组织”性质意义，促进中国工会实现“去行政化”发展。在对中国工会组织与欧美国家工会进行比较分析时，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两者性质的差异。在中国，工会被行政定义为“人民团体”，是国家、政府及共产党执政实现基层职工管理的重要抓手。正因如此，工会往往被视为“单位制”企业党政管理架构下的内部组织，其群众性组织特征被部分忽视。(26) 进入新时期，随着国家整体“单位制”消解，工会原有的“行政化”工作模式弊端也已逐步显现。在国家提出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发展方向后，对各基层企事业单位工会组织而言，如何实现“去行政化”发展就显得尤为紧迫。 如何帮助基层工会(特别是基层工会干部)实现工作观念转变，关键在于明确并强化工会原有“群众性组织”身份。西方大量关于工会组织的研究，其根本立足点往往都在于工会“工人群体组织”性质的坚持以及相应完善建议的提出，这些正是中国基层工会在实现“去行政化”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有益经验。 第二，明确职工群体需求多样化发展趋势，促使中国工会实现整体服务能力的专业化。在关于工会职能转变的论述中，研究者已就西方职工群体需求多样性问题予以了论述，这一点也是中国工会发展在目前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在传统“单位制”环境下，工会对于职工需求实现整体性保障，但其本身则存在服务单一、保障能力低下等问题。在打破“单位制”后，国家对于各类型工会的要求也主要集中于职工基本劳动权益的保护。且不论工会保障的实际效用如何，长期单一保障服务事实上影响了职工对工会活动的参与热情及组织认同，工会“团结职工、凝聚职工、发展职工”的组织效应难以达成。这一点在那些技术型、高学历、高收入的职工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关键在于各基层工会切实提升自身服务能力，为职工具体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化服务。正如弗兰斯·格林对英国工会的观察中所指出的，工会对于职工的吸引不纯粹表现为对其劳动权益的“被动”保障，更为重要的在于“主动赋权”，即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予以会员职工更为直接的权利保障，并通过有效的专业化服务帮助职工获得相应能力的提升，促使其实现自我成长。基层工会对于职工情感、技能、社会关系等方面需求的回应，正是这一发展方向的具体表现。 值得强调的是，相比以往“单位制”工会行政化的发展模式，在“去行政化”发展阶段，对于工会服务能力的提升及其专业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将变得得更为迫切。在新的发展环境下，职工对于工会服务的认可将成为基层工会存在价值的现实体现，这也是类似组织获取日后发展资源的基础。 第三，消除工会与外部组织合作的阻碍，促成工会与社会力量联合的发展机制。与第二点相对应，工会服务能力以及专业性的提升，势必对现有基层工会工作提出更高要求，甚至已实际超出其能力范围。(27)如何解决这一现实问题，西方社会工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联合发展模式值得借鉴。 正如西方研究者所观察到的，工会与社会组织的联合需要大量的前期铺垫，离不开社会整体环境的支持。在中国，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在对相应劳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观察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中国大部分企业对于引入社会组织服务形式仍抱有迟疑态度，不少企业甚至直接表示反对。(28)不仅如此，部分企业工会对于如何联合社会组织同样抱有疑虑，认为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占用原有工会资源，架空工会在具体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这些观念的存在都影响了工会对于社会组织服务力量的整合与运用。 改变上述传统认识，关键在于实现工会工作机制创新，走出“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第一步。关于这一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可被视为一个范例。该区总工会在2014年推行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试点，以区总工会与基层街道(工业园区)工会配套出资购买项目形式，为企业工会免费配套社会组织专业服务项目，帮助基层工会及企业工会与社会组织实现第一次“亲密接触”，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在试点过程中，浦东新区各基层工会与参与提供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之间同样存在西方研究者所谈到的工会与社会组织目标、手段及活动形式差异等问题，但是，彼此之间在活动过程中实现了相互了解，从而也为日后进一步的合作创造了可能性。 当然，关于工会与外部社会组织的联合发展问题，中国社会还有更长的路要走。相比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中国工会、社会组织两方面的服务能力都有待提升。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基层工会对于外部资源的整合利用无疑已成为其自身实现专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①A.K.Roy,New Economic Policy and Old Trade Union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1,No.44,1996,pp.2905-2907. ②[美]理查德·B.弗里曼、詹姆斯·L.梅多夫：《工会是做什么的？美国的经验》，陈耀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此外，关于马克思相应理论的原理分析，也可参见John Foster,Marx,Marxism and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Some Continuing Issuers for the